摘要：自汉晋到清末，彝族都以自己的文字记录着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生活，其遗存就是尚存于民间的部分古彝文文献。乌蒙山区的黔西北是我国彝族居住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彝族古文献的富集区。彝族古文献中有许多涉及自然生态环境等内容的记述，主要体现为高寒自然地理条件下的生态特征生计方式、生态灾害、生态退化及其应对等多个方面。记述内容丰富，问题深刻，仰赖与保护生态环境的情节、观念及其地方性知识闪耀其间，既是古彝文献的重要价值呈现，也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对其进行整理与分析，既有助于反思乌蒙山区的生态灾变因由，又有助于提升人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意识，并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其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实践中的功能价值。
关键词：民间古彝文献；黔西北；生态环境；生态灾害；生态治理
一、古彝文文献中的生态特征与生计方式
乌蒙山是中国西南部云贵高原上的主要山脉之一，位于滇东高原北部和贵州高原西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系由断层抬升形成的年轻山地，大部分由上古生界的石灰岩组成，长250千米，总面积近400平方公里，包括云南省曲靖市和昭通市，贵州省毕节市的威宁、赫章、毕节、大方、黔西、纳雍、织金等县（市）和六盘水市的水城区和盘县，亦即文中所指的“黔西北”均属此区域。乌蒙山是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分水岭，海拔一般在2000～2600米。区域喀斯特地貌发育，残丘峰林、溶蚀洼地、石灰岩溶蚀盆地、灰岩槽状谷地及溶洞、地下河等广布。位于赫章、水城交界处的韭菜坪海拔2900.06米，是乌蒙山的最高峰，也为贵州最高峰，素有“贵州屋脊”之称;威宁草海是乌蒙山区著名的湖泊，也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域面积46.5平方公里;在六盘水设立的、总面积为388平方公里的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是乌蒙山区的又一国家级“名片”。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赫章可乐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上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的盘县大洞遗址是这一区域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
在乌蒙山区的黔西北区域，在先秦时属夜郎国，两汉时设置有犍为、平夷、朱提等郡县，三国到元时主要为罗甸国（罗施鬼国）境，明时为水西宣慰司所辖，晚清时期主要为贵州省大定府行政区域。元代以来惯用乌蒙、乌撒、水西（亦溪不薜）等来指称这一范围。
生态环境，是由土地、森林、水资源、野生动植物等构成的一种生物的原生分布状态。自然环境高寒与脆弱特征，是黔西北生境状态的决定因素。黔西北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古代汉文献只有简要叙述，而古彝文文献内的记载则较为详细而生动。《古彝风歌》是云贵高原民间流传的彝族歌谣诗篇大成，被彝学家称之为彝族的《诗经》。其中许多诗篇对当地风物有很生动的描述，如对高寒地区植物生长周期的解释：“山顶不长树，为何不长树，一是白雪势力大，二是坚冰势力大，三是霜冻势力大，它难扎根，为此不长树。”[6]114这一解释深刻地揭示了高寒自然环境下植物生长期缓慢的生态特征。而《古彝风歌》于生长其间的物种种群则有特别的表达：
无家啊无家，是谁啊无家？是云雀无家。说无家是假，草丛是雀家。有云雀在时，草丛绿茵茵，云雀离开后，草丛枯焦焦。……无家啊无家，是谁啊无家？是麂子无家。说无家是假，山是麂子家。有麂子在时，山间绿茵茵，麂子迁离后，山间枯焦焦。
齐整的黄松，成排的青松，中间是杜鹃。黄松未开时，青松未开时，杜鹃开三回，给黄松福份，给青松福份。齐整的燕麦，成行的小麦，茅草在中间。燕麦未开时，小麦未开时，茅草开三回。送燕麦福份，送小麦福份。
葛姆大山上①，开出三组花，是哪三组花？第一韭菜花，第二箭竹花，第三绿葱花。离开这三样，不成三组花。在巴底的白海草海，开出三组花，是哪三组花？第一白鹤花，第二杜鹃花，第三雄鹰花。离开了这三样，不成三组花。[6]369-370，446-447，448-449
这里所记载的物种种群，虽然不能视为黔西北彝区全部自然资源的清单，但也是与当地各族群人们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自然资源。它们构成了在高寒自然地理环境下的生态系统。这种受地理环境支配，呈现出鲜明生物特征的自然状态就是黔西北的特定生境。
黔西北自然生态环境，古代汉文献往往用“大山深箐”这样简要的词语来描述，意即高山上分布着茂密的森林植被。古彝文文献多以追忆方式进行描述，如说“在那混沌初开时，辟高山平原。劈开大平原，使地方广袤，就撒播木种，形成密集森林”，密集的森林成为了人类生活的原生态自然环境。《物如纪略》“彝地九森林”一节讲到“那远古之时……造高山平原，八大平坝宽，出现广袤地。撒播树木种，布一片森林，彝地九片林，”②生动地描述了其中的植被、动植物、自然地貌，构成那一时期黔西北的生态系统。
集乌蒙地区古彝文文献的经典文献《彝族源流》“赞秀丽的地方”一节，虽然叙述主旨是对黔西北“九十彝君长”的地理划分，但也在不经意间展示了其间的自然生态状况：
九十彝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秀丽的地方，是柏雅妥洪……地上生奇树、奇树栖奇鸟，有优秀河流，牛成批的杀……堪称好地方，是洛博迤略，阿哲君长家，居住的环境，观它的上面，有大山分布，覆盖着森林。在它的下面，分布着坝子，坝子中有湖……美丽的地方，是葛底翁妥，芒布君长家，山顶林覆盖，林中有虎歇，眺眼望去，竹子遍布着……先祖勿阿纳……迷人的地方，是笃烘洛曲，乌撒君长家，在它的上面，分布着森林，林中虎成群，在它的下方，分布着坝子，坝子有湖泊，……青山巍巍……青松繁茂……草茂盛、果累累，情景是这样……乌蒙君长家，居住的环境。牧场设营。在洪省灯打娄，树木成片，松枝长青，群鸟栖不完……能算好地方，是举娄阿吐启，阿芋陡家，放牧与炼铜。
诱人的地方，是直诺祝雅流域，阿默尼君长，居住的地方，高山下地肥，坝子土沃……宜人的地方，是大革滴索，播勒君长家，居住的环境，左邻阿哲部，右邻阿外惹。大坝连小坝，坝沿布着山，坝中种满稻，稻丰租税足。[7]
上述对“秀丽地方”的描述显示出其时黔西北良好的生态环境：丰满的森林植被、多样性的动物群落、山清水秀的景观。显然比汉文文献中“大山深箐”的简约概括更为具体生动。
在传统社会，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联系最为紧密。农业生产的资源和物质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有很大的影响。结集于雍正时期的《西南彝志》是一部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彝文经典文献，其中许多篇目记叙了生态环境下农业相关事务：
实氏先形成，实勺要祭祖，农业无祭粮，牧民无祭粮。树木旁边，生着八丛禾，实腮怎考虑，勺莫额筹划，请工匠下种，如水里生虫，各处收粮多……情况这样的。[8]
（尼能时）下面天地形成。地上凡间人，种八十坝禾，先插满禾苗，先是造天粮，次是造地粮，后是传话粮。家庭开亲粮，这样犁禾地，是为了这些，吃大量收来物，收需求量物品……南方打铜，北方织绸，中央放牛，是这样住着的，它是这样的，是这样说的。[9]
所引文献首先追记了“实勺”时代发现林边的禾（荞），从此农业生产出现，进而对“尼能”时代形成的“种八十坝禾”的规模、“南方打铜，北方织绸，中央放牛”的布局、“开亲娘”“犁禾地”“收来物”等生产系统进行了展示和解释，描绘出斯时农耕图景的大概轮廓。
基于特殊的高寒山地环境，古彝文文献中还多次强调黔西北农业生产的生态系统的体系特征。如在《古彝风歌》中写道：
山头啊山头，以什么为发？以松柏为发。山腰啊山腰，什么为腰带？藤蔓为腰带。山脚啊山脚，什么做鞋穿？田地做鞋穿。[6]233-235
如果說如上描述“垂直”型立体的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可视为高寒环境下山地“垂直”生态特征在农业生产中的体现的话，那么，“十一坝良田”③则是通过经济地理的状态，反映出牧业与农业主辅相济的生计方式：
犹如火塘马桑灰，叟比达甸，是第一的良田，犹如门槛脚铁打，阿苟洛朵益，是第二的良田，好比浮云在空中，笃卧笃珠，是第三的良田。就象连枷相连着，德列额珠，是第四的良田。就像木墩边斧子，凯堵万都，是第五的良田。就像荆棘围园子，举任堵勾，是第六的良田。犹如手指头，指头样的水，源头七股水，拉甫诺求，是第七的良田。恰如绳子搓了堆，布吐甸略，是第八的良田。就像路边白石头，俄被坝子，就第九的良田。犹竹竿挂水，吼珠合莫古，是第十坝良田。恰如牧羊与牧犬，发窝诺秋，是第十一坝良田。十坝在十处，一处在中间。不如鹤翅羽整齐，不如杜鹃羽漂亮，凡事依长者，父母嫁女儿用米，公婆娶儿媳用粮，白碗同黑勺，在等待盛饭。[6]258
概而言之，古彝文献的共同特征是对汉晋以来黔西北自然生态环境的记载，它从两种不同角度展现，一方面是生态景观与系统的整体描述，另一方面对特定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关系描述：从农业生态地理看，描写了山高气寒的农业生产环境;从农业发展水平看，描写了牧、农主辅分业的山地农牧生产方式和高寒凉山区形成的“垂直”生产方式。
二、古彝文文献中的多维生态灾害
对生态灾害的敏感记忆是古彝文文献的一个显著特征。不过古彝文文献对生态灾害的记载是多维度的，其中高寒自然环境下“自然灾害”，如凉雾、炎瘴等往往被视为生态灾害见诸载籍。流传于乌蒙地区的明代木刻本《益博且争》这写道：“红岩生炎瘴，命花凋落离开人……邪雾昔搔父”“魑魔雾为衣，魅鬼瘴气饰……邪雾在高山野岭，瘴气在深谷陡坡”。类似记述，既是风调雨顺为彝族传统农业生产的普遍愿望的反映，也是彝族视对农作产生消极影响的凉雾、炎瘴等灾害观念意识的折射。
就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而言，一方面人们期望着茂盛的森林植被，为人类活动营造出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森林植被茂盛的生态环境是野兽的天堂，猛兽的活动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安全也是一种不言而喻的灾难。因而在人类历史上对生态环境的评介有时与今天相悖，对生态灾害的定义是双重的，不光生态环境遭到人为破坏是一种生态灾害，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良好生态环境对人类生产生活也是一种“生态灾害”，如孟子说“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10]。这种灾害在此暂以“自然生态灾害”冠之。以虎患为主的兽害是黔西北良好自然环境带来的自然生态灾害。流传于乌蒙地区的明代木刻本《益博且争》中“一牲献众神”讲到：“野兽莫来害，避去深箐林，深箐密林间，牲畜放不到。深箐老林内，让虎豹去在，减少畜灾害。……虎豹在洞中，怕跑到人户。”[10]名为刘明儒的一篇“吴副公杀虎碑记”写道：“去邑城西五里许，其山曰灵峰，乡民傍山而居，山之麓朴嫩荆榛，深密险仄，……时有群虎潜聚。……吴公时，一林而有四虎” [11]，后杀之。人与自然生态关系原是如此纠葛复杂，本来是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以虎患为典型的“自然生态灾害”形式影响着人类社会。
对于伴随农牧生产发展而引发的生态灾害，明代之前的汉文献中较少记载，但古彝文文献则有较多相关的“洪水故事”。《西南彝志》记载了两次洪水事件。第一次是“四大洪水”淹没了六叟厄、八武古的洪水故事，第二次则是笃米弟兄遭遇了大洪水惩罚④。那么，引发大洪水的原因是什么？
叟厄一度得势，武古一度兴隆。人口大发展，住满了山岗，布满了深谷。种完了平坝，就去毁高山，种尽了高山，就去毁森林，就去毁悬崖，就去毁湖泊。[13]240-241
与此相类，引发第二次大洪水原因是笃米弟兄“无休止开垦”[13]281。两则故事内容很明白，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引发人口增长从而形成人口压力，舒缓压力的基本方式就是扩大农牧业生产面积，而传统农牧业的扩大方式就是向山林要土地;过度毁林开荒势必带来生态破坏的恶果。由过度毁林开荒导致的人文生态灾害故事在彝族地区广泛流传。流传在云贵高原乌蒙山云南、四川一带的彝族史诗《查姆》《勒俄特依》和民间传诵的“支格阿鲁射日”故事，都对洪涝、干旱、虫灾等人文生态灾害多有记述⑤。
实际上，过度毁林开荒原因都与自然人口增长导致物质生产资料需求短缺相关，因此，自然生态灾害以人口膨胀的人文方式出现。西汉时出使西南夷的唐蒙曾上书汉武帝：“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可见秦汉时深处乌蒙山地的夜郎国已是人口“大国”。古彝文文献对各历史时期的人口危机有深刻记忆，如说叟厄、武古时人口“鸟一般繁衍，兽一般发展，成千的户口，成万的人口”“人口大发展，住满了山岗，布满了深谷。”[14]374-377下面是两则古彝文文献中的经典故事：
相传什勺时期，什勺氏寿命很长，起初有生无死，每家人到天睛，都将老年人背到场坝晒太阳，坐满七个大坝，遍地是年迈的老人。一天出猎，伤一猿猴状老得不能再老的老粗人。由于害怕而举行丧祭，惊动了天神策举祖，由是降下病根死神，从此人间有了生老病死。但是什勺家的寿命还是很长。[15]
该故事显然是通过“长寿老人”来隐喻人口膨胀带来的社会问题，希望通过神的干预加以解决，故事本身已透露出对“人口灾难”的深刻反省;据《彝族源流》叙述，笃慕（笃米）时期在经历了大洪水后，笃慕举“家”迁徙到昭阿已夺（昭通），娶三妻生下六子，随后笃慕“举斋将分支，分支得兴旺”。六祖分支可能是家族发展的自然行为，但更重要的是分支后的一连串迁徙：武乍两部“向南楚吐发展”、糯恒两部“在北部鲁朴发展”、布默两部“在中部史益发展”。无论是远距离的迁徙开疆拓土，还是留待中部向四周扩散发展，目的都是“找寻新耕地”。故事在讲述“六祖分支”过程中揭示出人口发展的景状：“六祖分支”显然是与人口增长压力相关，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随着六祖各部人口的增长，乌蒙山核心地带——昭通的土地资源养育人口的承载力在不断降低，只得向外迁徙寻求新的土地。“六祖分支”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也是叟厄、武古时“人口大发展，住满了山岗，布满了深谷”现象的再现。实际上，每一次洪水灾难的原因，都是人口膨胀与生态环境紧张所致，如上述叟厄武古遭遇到的四大洪水，就是记载中的第一次人口灾难，笃慕三兄弟开荒遭遇到的大洪水是第二次人口灾难，而六祖分支实际是彝文文献中所讲到的第三次人口压力所致，也是笃慕时期发生在乌蒙山地区的第二次人口灾难。
虽然彝族民间口传记录文献缺乏明确纪年，故不易分辨所叙述事件的时间阶段，但其中农业生产对生态破坏史实的叙述，其真实性却毋庸质疑，它记述了人文环境下生态破坏导致灾难的事例。因此，在时间阶段性不明确的情况下，对农业生产发展导致的生态灾害的发生及程度只能从逻辑上作些判断，表明至少在明代之前，生态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人类社会生产活动而出现了生态灾害⑥。
三、古彝文文献中人文因素作用下的生态退化及其应对
文中强调的“生态”作为特定词汇，不只针对其生态环境的自然属性，更着意其社会属性，即主要是对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一种评价，在于分析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保护，其意义本身内涵着社会文化，它包含着人对自然环境的开发与利用，如物质生产的方式、人口居住与人口迁移导致的社会人口变量等等一系列人文地理因素。
人口是影响生态状况的主要人文地理因素之一，云贵高原一直呈现出多族群共居的人口地理特征。在明代汉族大规模进入前，这里的本土居民主要有仡佬族、彝族、苗族等，漢族是“少数民族”，通常这一人口构成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夷多汉少”。古彝文文献最早提到当地居民是仡佬族，据形成于北宋年间的彝文文献《天地起源》讲“此地无仡族，无仡族打铁，无刀去开荒。”[4]17意即若无当地仡佬族人打铁，移居此地的彝人就无工具去开荒种地。秦汉时期彝族的进入，并逐渐成为主体民族，至明代，随着政府不断推行军屯制度，汉族移民不断涌入并广泛屯田，原土著居民尤其是彝族与苗族则退缩到到高寒山地，至清代最终构成了“高山住苗、山低田坝住汉、居中是彝族”的族际人口“垂直形”地理分布特征。明至清，黔西北进入人口持续增长时期，呈现出前述的“人口大发展，住满了山岗，布满了深谷”状况。人口增长引发的“无休止开垦”加速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以致形成生态灾害。
由人口增长加速毁林开荒表现出来的生态灾害，实际上内含着一系列相互作用的人文因素。毁林开荒本身是物理行为，但还有社会需要问题，即满足社会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同时，毁林开荒也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生产力水平也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物质生产方式，其次是开荒的技术能力，再次是作物新产品的保障。简而言之，毁林开荒造成的生态问题受生产力水平等人文环境制约。
历史上黔西北人们以何种方式进行物质生产？据当代考古资料看，云南晋宁与黔西北同属云贵高原东部地区，晋宁出土战国至秦汉物四千余件，证明还很少用铁、也不知耕牛;许多出土文物中有放牧羊、马、牛的图像，可知其时畜牧业仍然很兴旺[16]。资料记载，元代在全国设立十四个养马场，今毕节市辖区的古“亦溪不薜牧厂”是元代全国牧场中“牧养国马”的重要基地[17]。解放后编著的《中国马品种志》中“水西马”“乌蒙马”被列为国家良种马，彝族亦被史志称为“马背上的民族”。
与此相关，在生产方式上黔西北地区必然为农、牧业兼容。畜牧业生产有放牧（游牧）与圈养两种形式，放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有两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敞养导致过渡放牧给植被修复带来了困难;二是对保持生态平衡是一种损害，古彝文文献《益博且争》视自然草场中的硬草为“灾害”：“高山毛辣草，高山宽叶草，羊只放不到那里，到它也不吃，它不是不吃，草硬它不吃。沟边的黑脚秧，牛马放不到那里，到它也不吃，是硬草不吃……山野牧场宽，无一丛硬草，都成为牧场，深山柏密林，这里无硬草。”[18]硬草就不能作为牲畜养料的自然草类。分别牲畜草类的目的是选择对有益牲畜的草类，以根除那些不适宜的硬草。对牧草的选择导致生态多样性的破坏。明清时更为原始的游猎仍是高山居民的一种生态方式，游猎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古彝文文献讲到：“俄索毕猎鹰先破岩”“猎虎先破林”“捕蛇翻土埂”等[19]，都是游猎破坏生态的行为。
生产力水平低还体现在耕作技术落后，魏晋时期牂柯郡“畲山为田”。畲山为田就是刀耕火种。古彝文文献对刀耕火种的生产过程有细致解析：
阿娄阿德，砍了一坡树，大树和小树，铺了一整坡，撒上荞子后，放一把火烧……当年收的荞，没有地方放。从此以后，坡上砍柴禾，放火烧过后，把荞子撒播，称之为火地。平整的地上，或挖或开垦，草皮垒成堆，再用火去烧，耙得平整后，把荞子撒播，从关的习惯，至今还沿袭。种荞的技术，是由什勺家，在待吐山里，传了出来的。[14]98-102
至明清时期高寒山地刀耕火种仍然是一个普遍现象。据著名彝族史学家余宏模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黔西北物质生产和生活状况调查：“土地广种薄收，一般情况可分三种类型。（1）熟土，种玉米、马苓薯、套种豆类。（2）荒土，又称火烧地，实质上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易造成水土流失，主要种苦荞和少量甜荞。（3）生土，即轮歇地，贫瘠土地，两三年轮歇，种燕麦。”并在调查报告中特别指出“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易造成水土流失”[20]。
从古彝文文献可以看到，明清时期人口发展出现的社会需求加速了毁林开荒，长期存在着的牧业为中心的生产方式，以及高寒山地方刀耕火种等欠发达农业生产，加重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负担，并直接导致了生态的退化。
明代以来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生态退化问题，从农业生产过程本身来说单纯的生态保护也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因此人们一直都在努力以相应方法去应对生态退化。实际上黔西北的彝族，本身就是一个具备浓厚生态环境观念的民族群体[20]，如古彝文文献中的大英雄支嗄阿鲁一生有驱散迷雾、移山填水、射日射月等九件伟大业绩，第一件就是“锁雾”，他“降服了雾”，“太阳第一次露出了笑脸”[21]。锁雾成为古彝文文献中避免及治理生态灾害的一种方式。再如古彝文文献《物始纪略》中记载了九把天锁，银锁锁雾霭，雾人关雾门，风人锁风门，“自从这样，果与穗成熟，山林也厚实”[22]古彝文文献中提供许多生态保护与治理生态环境的经验，植树造林几乎是传统农耕社会试图修复生态的不二方式。据古彝文文献记载：“彝乡的九大森林，好比九个湖泊。林中居住的鲁朵，就是守护神，莫去侵扰它，若是侵扰它，若是侵犯它，感受到惩罚，就不得安宁，是这样说的。”[14]62可见保护森林植被是对神的敬畏。当今生态理论主要关注生物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三个层次，保护生态在于控制生态三个层次内在系统的良性平衡发展，这一观念在古彝文文献《俄莫咪》中就有反映。据传《俄莫咪》是支嘎阿鲁所著农书，支嘎阿鲁告诫人们：“若无大森林，就不生老虎，也不生鹿群。若没有大岩，就不生大蜂。若没有水草，就不生野牛。若没有江河，就不生大鱼，也不生水獭。没有密集的森林，就没有长流的江河。”[14]59-62这些文献表明，当时就已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与行动。
四、结语
上述古彝文文献的梳理不难看出乌蒙山黔西北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与环境相伴的传统生计方式，因人文因素变动而引发的生态蜕变及其抗争。也不难看出，居住于该区域的彝、苗、仡佬、布依等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中都有很多对生态环境维护的有效知识要素，而古彝文文献中所体现出的丰富的生态观念及其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吝笔墨的描写，实际是彝族对美好生态环境有更多的愿景”的生动反映，也不失为这一区域的各族民众生计生态行为的实践记录。而对于这一区域由于人口增加而大量开荒毁林、因生产方式落后而为生计所迫的游狩与刀耕火种而带来的生态退化与生态危机、生计窘迫也有着深沉的担忧和思考。只不过这种状况在历史时期非但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缓解，却相反地朝着灾难性的方向愈益演绎着。新中国成立后，因各种因素的影响，生态的恶化趋势不仅未获得有效的遏制，反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而更加严重。上山开荒成了维系生计的不二选择，所出现的“开荒开到边，种地种到天”的状况，使本身脆弱的喀斯特生态环境“石头越长越大，土层越耕越薄，晴天尘土漫天，雨天泥沙俱下，庄稼不长石头长”[23]，逐渐陷入了“人进草退林减灾多人穷”“越生越穷，越穷越生，越生越垦、越垦越穷”的怪圈与恶性循环。
综上，从古彝文文献的生态环境内容叙述到当前黔西北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其间的一条很值得重视的经验就是必须在立足地情的基础上，重视对民族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挖掘、整理与领会、实践，从发展的历程中去总结经验教训，从文献与遗迹中去寻找智慧与营养。仅就古彝文文献来说，其间的众多的关于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方式、生产知识的记载以及灾害的忌惮、对生计危机的担忧、对天人和谐的憧憬等的表述实质上即为彝族先民在特定的生境与生产力水平下特有的生态观与发展观的展示，是根植于环境与历史深处的民族智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方土地上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南，其中不少内容于当代的实践价值和影响依然重大。由此，人们不禁要反思，为什么具有如此丰富生态智慧引领下的黔西北大地会出现生态的蜕变而且在蜕变之后势如脱缰的野马而难以驻足，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四十年里也是每况愈下，以致曾一度被联合国冠以“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23]。笔者认为導致这一状况的因素极为复杂。人口增长生存压力大、生产方式落后劳动产出低、制度局限生计渠道单一、资源禀赋薄弱挤压严重等因素都单一或叠加地产生着影响，这是“显现”的因由与症结所在。同时忽视从民族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中去寻找智慧和营养也是问题的另一方面，这一方面不仅上于决策而且下于行动都影响至深而且长远，这是一个观念之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解放后黔西北的“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状况的出现与忽视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典籍中的生态智慧及其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地方性知识有关。前文三个方面的粗浅梳理实际上可以看出古彝文文献内容丰富、价值深远之一斑。
较为遗憾的是，目前可查询到的已有研究成果，不管是基于乌蒙山区，或是基于黔西北或毕节市，抑或是毕节试验区的研究，与古彝文文献、区域内各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相互关系还显得较为薄弱，产出上也较为有限，尤其是将其中的生态文化及其地方性知识与“三大主题”、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研究更是少见载籍，这与该区域长时期的生态危机及其应对、人口生态环境在得到历史性转变后更需巩固和优化而迫切需要文化与理论的支撑和持续作用的企盼尚有较大的反差，也就是说，本文须抛砖引玉、借以引发人们更加关注区域以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献为主体的人文资源，以服务于区域的“五位一体”建设，助推区域实现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葛姆大山，是贵州省赫章县兴发、松林、水塘等乡境内韭菜坪大山，又称大韭菜坪。因乌撒部属的葛姆土目的家得名。
②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物如纪略（第三集）[M].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142-146.另可参见王继超.估哲数（农事篇）[M].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赫章彝文献《把数》，载龙正清，王正贤.夜郎史籍译稿[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483-484.
③ “十一坝良田”指宋代乌撒部郡长折怒开辟的十一坝种植水稻的基地。大至在赫章、威宁、水城一带。
④ 叶宏、李金发《神话的结构与彝族生态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8期;黄龙光《彝族水神话创世与灭世绝母题生态叙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6期。
⑤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西南彝志（第二十三～二十四卷）[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243-247、251-255.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彝族源流（第十三～十六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5-74.
⑥ 黔西北生态退化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生态灾害（石漠化）问题，据现有文献看，大至发生在明代，经清代到上世纪70年代末达到顶点。笔者论文《云贵高原东部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与生态保护的思考》有详尽论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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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文献采集、研究与利用”（16ZDA156）、2018年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人口·社会·法制研究中心）项目“民间文献中的生态保护意义与实践”（2018jdo1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军昌（1963-），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社会与经济、民族文化与发展;程颖（1982-），女，贵州大学经济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在读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农村与区域发展。贵州贵阳 550025民间古彝文文献，主要指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政府组织专门力量从散布在彝族生活区民间毕摩群体中搜集并整理出的古代彝文文献。其中在贵州乌蒙山区的今毕节市赫章、威宁、大方、毕节等县市和六盘水市的六技、水城等区收集整理出的古彝文文献最为有名，数量可观[1]。彝族文字出現便产生了彝族文献，有学者研究，“彝文早在殷商以前即已发展成为相当完善的文字”[2]。虽然目前收集到的诸多古彝文献本身在“断代”上存在疑难，但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曾说“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而“夷经”则“议论好譬喻物”[3]，可见彝文献在汉晋时期已产生广泛影响。自宋而清，古彝文献均时有发现，大方县抄本《天地起源》文本形成于宋代前[4]，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水西彝族“有文字，类蒙古书”[5]，流传于乌蒙地区的《益博且争》是明代木刻本，水西古彝文经典文献《西南彝志》在雍正时期汇刊而成，《摩史苏》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木刻本。各时期古彝文献不仅记录了彝族的社会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其自然生态环境、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利用与引发的生态问题等内容，是民族历史文献中极其宝贵的组成部分。
原载：《民族学刊》2021年10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