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彝族现代性转型问题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一个具有强烈区域性和民族性特质的群体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传统与现代的割裂，从文化权力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的内卷化与其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紧密相关，同时现代性转型中文化权力主体的置换加速了其传统社会的解构，传统和现代脱节甚至对立，各种外来权力话语体系的冲击，造成当地传统文化断裂，社会结构瓦解文化认同多元泛化，从传统的主体性、主导性族群蜕变为现代性语境中的边缘群体，致使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阻力增大，过程缓慢，任重道远。
关键词：凉山彝族；文化认同；文化权力；现代性；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研究(15BZZ077)。
凉山彝族社会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经历剧烈的现代性转折。从地方强势群体逐渐转向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他者的边缘，从而处于文化劣势地位。文化地位的反转造成该群体文化认同的巨变，从强烈明晰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认同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模糊的文化认同困境，然后再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元的文化认同。
一 内卷化的前现代社会与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
特殊的地理环境通常会造就一个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文化心理。凉山处于汉文化圈西南边缘、藏文化圈东南边缘“相切”的过渡区域，山脉纵横，河谷深切，地理环境因素阻隔了彝族内部与外界民族之间的交流沟通，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凉山彝族保守封闭甚至排外的民族性格，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曾对凉山彝族作出过以下评论：“宁属罗罗……而数千年来，恃其强悍之性，深闭股拒，竟能不为汉族所同化。[1]
秦汉以来，凉山地区便纳入中央政权的版图，“西汉以后历代王朝在凉山设治，采取不同于内地的统治方法，在委派太守、令、长的同时，加封原有土长为王、侯，使他们成为地方政权的世袭统治者。元明以后，这种承认土长政权的统治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土司制度。”[2]但是封建王朝册封的土司在凉山当地并不具有最高统治权，最高统治权一直都掌控在彝族社会的地方首领手中，“这些特权不是来自王朝的授予，而是源于彝族固有的社会制度。”[3]凉山彝族在前现代社会一直实行奴隶制度，尽管历朝历代都有中央政权驻扎，但是并未影响凉山彝族的社会制度，前现代时期的凉山彝族社会呈现“吉尔滋”(Clifford Geertz)提出的“内卷化”状态，整个社会偏安一隅，其社会制度发展到奴隶社会之后便停滞不前，无法转换成复杂多样的社会形态。中央政权在凉山地区的渗透并不深入，该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中占据主动位置。
土著彝族和周边汉族的文化权力博弈充满冲突和抵制，其表现形态便是历史上彝汉民族关系的紧张，彝族社会中流传着“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交朋友”的俗语，在前现代社会，彝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往往是在民族冲突中进行。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社会依然实行传统奴隶制度，社会等级森严，由黑彝、白彝和奴隶组成，黑彝是彝族社会统治者。新中国成立前尽管有大量的汉族进入凉山地区，但是对彝族社会汉化的影响程度微弱，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缓慢，奴隶制度一直持续到解放前。
家支制度是长久以来建构凉山彝族内部族群文化认同的一个关键因素。“家支是凉山彝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其意义是指，出自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具有同一名称，并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而紧密结合成的亲族团体”。[4]同一家支内部互相信任、团结互助，背诵家支图谱是每一个彝族成员必须具备的能力，并且背诵内容越多越能获得族群内部的认可。彝族通过家支图谱来分辨本族与族外人，对同族之人给予充分的信任与帮助，而对家支外人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警惕与防范意识。以血缘关系为情感纽带的家支制度是一种内敛型社会制度，对应凉山彝族保守内敛的民族性格，共同形塑了凉山彝族对我者的高度认同。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社会结构具有地域上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对外界文化持排斥抵制态度。在外延方面，明清时期没有和外部社会建立跨越民族关系的社会联系方式，整个前现代时期彝族社会的文化边界呈现相对稳定状态。在内涵层面，以家支文化为核心基于血缘关系来建立的族群认同给整个彝族社会带来强大的内聚力。对外保守但内聚强大，深刻影响着凉山彝族社会的发展进程与彝族的文化认同。
二 文化权力的置换与传统社会的解构
葛兰西曾指出社会集团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是先取得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体现的是文化领域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是通过教化、引导、规训等柔性手段来对文化权力关系网络中的受众产生影响，最终实现社会的精神变革。“文化领导权是阶级结构变动的内在机制，一个社会集团，不论是要争得统治阶级的地位，还是在取得统治阶级地位之后，都必须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一方面建立本阶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领导同类的结盟集团，清除对抗阶级的意识形态，取得全社会的文化领导权”。[5]所以，当国家政权进入凉山地区时，政府首先是接收将该地区的文化领导权。
1950年凉山地区解放，在凉山彝族文化的腹心地区昭觉县成立凉山州人民政府，意味着现代国家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凉山地区。长久以来封闭自守的凉山彝族社会正式被纳入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现代化语境之中。凉山不再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半独立状态，而是完全属于中央政权管辖下的地方行政。1956年政府在凉山地区发动“民主改革”运动，废除彝族社会的奴隶制度，在彝族社会中持续几千年的社会等级制度、社会秩序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解构。
在以“先进”“文明”“工业化”为追求的现代性叙事框架下，在马克思的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线性社会发展进程观的影响下，凉山彝族社会的民族性被认定为“封建”“落后”“迷信”，彝族便被贴上了“愚昧落后”“刁顽”等带有现代化意识形态偏见的标签。通过推行汉语向彝族社会推行“先进的现代文化”“汉族的先进文化”，达到“以文化之”的目的。“语言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所有符号系统的内核。”[6]语言使用权的不自主和主体性丧失是凉山彝族文化在现代社会式微的开端。在此之后，毕摩祭祀、火把节、彝族新年庆典等对彝族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彝族传统文化相继遭受类似情景。
“当把权力当做一个中性词使用时，它意味着对各种社会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描述。但由于权力蕴含的控制力优势，在历史进程中往往呈现不平等的状态。”[7]现代性是整个20世纪的宏大叙事，贯穿于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同时也是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霸权，通过“先进”与“落后”定义人们的社会地位，为每一个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民族、社会预设了特定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念。1950年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疆界被打破，与现代社会链接，进入现代性的叙事结构中。到1978年短短的几十年间，彝族社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社会体系被解构。一系列文化权力运作之后，凉山彝族由前现代社会的地方强势群体变成一个急需政府扶持的西南边陲族群，从自我的中心转变为现代国家体系下他者的边缘，从而处于文化劣势地位。
1950年到1978年，凉山彝族社会在“一步跨千年”的跃进式发展中，经历了地方政治权力与文化领导权的更迭，政府对凉山地区的控制不再是前现代时期的宏观疆域控制，而是深入凉山腹心地区直至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地方传统性遭受现代性，原有的社会制度被解构，社会秩序呈现混乱局面。
但是1978年后国家进入另一个宏大历史主题——改革开放。社会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发展。原来与汉族明显的文化边界被国家权力消解，原有的文化关系网络被解构。但是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形成，国家力量便匆忙退出，尚未稳定的凉山彝族社会将在接下来的第二次现代性冲击中经受更严重的冲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时代的洪流，偏僻闭塞的凉山彝族社会也不可避免的跻身其中，跟随经济发展的洪流向前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凉山彝族社会的价值观逐渐转变，经济理性的观念伴随资本入侵，逐渐带动凉山社会实现自我变动。成昆铁路开通，成为连接凉山与外部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无数凉山彝族青年进入未知的现代化城市。但是彝族社会原生性的语言、文化习俗、知识结构与现代社会的知识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到市场体系之中。外出打工的彝族青年虽然踏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离开了熟悉的凉山社会，但是在现代性的外部世界中，他们只能游离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求生。受经济诱惑外出的彝族青年，在现代化社会中经受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身份与地位的落差，导致他们只能在社会结构的边缘来进行身份与地位的争取与认可，以较为惨痛的代价来获取对现代性的适应。
三 个体的脱嵌与身份认同的转变
在前现代社会，由于中央王朝政权的长期缺位，凉山地区远离主流文化中心，彝族文化得到宽松的生长空间，在长期的社会进程中建构了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意义体系，形成了前现代社会凉山彝族的异质性社会结构以及对自我的一种内聚保守而又强烈明晰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认同。
从奴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凉山彝族部分具有强烈民族标识的文化被认为是落后而受到否定，民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和打压，文化持有者一步步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曾经延续支撑这个民族文化认同的体系被瓦解颠覆，凉山彝族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被移走。同时与周边汉族的民族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凉山彝族从地方性强势群体变成边缘性的弱势群体。
国家政权的进入不仅打破了凉山彝族社会与汉族社会之间的文化边界，同时还打破了不同家支部落之间的社会边界，造成该地区土著居民文化认同与归属感的模糊。社会变动造成凉山彝族社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文化认同的巨大改变。其根本原因在于“改变了传统社会原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人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剧变，不仅使‘我们’必须不断直接地面对越来越多的‘他们’，而且‘我’与‘我们’也不再天然地重合。简而言之，开放和变化，打乱了传统社会原有的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引发了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危机。”[8]
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凉山彝族社会与外界的文化边界虽然被打破，由于当时还处于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凉山彝族居民的社会生活仍然限于世代居住的熟悉空间，整个社会接受现代国家体制的领导，接受标准国家给予的现代文化身份。因此1950年到1978年可以说是凉山彝族社会自解放以来的第一次现代化，现代化“打碎了笼罩于小型社群和传统之上的保护框架，并代之以更大、更为客观的组织。”[9]其结果是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秩序被解构，传统族群文化认同被颠覆，凉山彝族社会在新旧的过渡中处于文化挣扎的虚幻状态。
改革开放意味着凉山彝族社会的又一次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吸引大量乡村脱离原来的乡村社会流向现代化都市，即使是偏安一隅的凉山彝族也无法避免现代化浪潮的波及。加拿大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提出“脱嵌”的概念来形容个体从传统的秩序框架中脱离出来，获得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自由。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个体化的最大动力成了经济因素，个体有了向更大空间拓展的移动渴望，其渴望的时间轴线也是向先进发展移动。”[10]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凉山彝族青年走出大凉山，脱离传统社会嵌入现代化社会，追求更为现代化的生活，主动拥抱现代文化。当面对社会的转型或者多元文化情形时，个体的认同便会趋于多元。彝族青年带着对主流社会的想象进入城市，通过服饰、饮食、语言以及与汉族通婚来淡化民族身份，融入主流社会，寻求外界的认同。同时彝族乡村很多房屋建筑面貌也与汉族乡村越来越像，在彝族原有传统建筑的基础上添加很多汉族文化元素，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攀附来表明融入主流群体的渴望。政府普及义务教育、推行汉语教育逐步弱化彝族传统“地方性知识”，强化意识形态灌输，以此来增强年轻一代彝族群体融入主流社会、寻求主流文化认同的愿望。
所以，纵观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凉山彝族地区文化权力关系网络的变动，可以发现该地区彝族社会的文化认同，从前现代社会时期强烈而又明晰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认同，并走向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时期模糊混乱的文化认同困境，然后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艰难地改变的边缘独特性，寻求一种新的文化身份认同。所以，现代社会下的凉山彝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现代化的认同相互交织。
四 结语
凉山彝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封闭性不断被打破，文化领导权的更迭带来族群文化认同的改变。新中国成立前凉山彝族传统社会呈现明显的内卷化状态，社会形态长期停留在奴隶社会而没有办法转化和突破，长期单一、封闭的社会形态型塑了凉山彝族群体高度内聚的自我认同。伴随着国家政权的建设，掌握彝族地区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发生了置换，国家政权的深入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变迁，传统的社会体系面临很大程度的解构。但在凉山彝族社会内部，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秩序的建构并不顺利，社会重构的过程坎坷崎岖。传统的社会秩序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解构，新的社会秩序却没有成功构建起来，最终导致凉山彝族在现代性冲击下个体与传统社会的脱嵌，族群文化认同遭遇危机。传统和现代的脱节甚至对立，各种外来文化权力话语体系的冲击，造成当地传统文化断裂，社会结构瓦解，精英缺失，文化认同多元泛化，缺乏共识，内源式发展动力减弱，从传统的主体性、主导性族群蜕变为现代性语境中的边缘群体，致使当地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阻力增大，过程缓慢，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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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276.
作者简介：张立（1995—），女，四川雅安人，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治理。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20年3期；文稿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