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关键叙述，其话语内容主要包含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党带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当下民族工作开展的现实境况的析要，以及对今后推进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原则方向的诠旨。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始终围绕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回答什么是“民族”，如何在实践中促进民族发展；二是回答民族关系如何协调，如何凝聚社会经济建设与国家发展的共同力量。从党的八大到二十大历次报告文本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呈现出从倡导民族“多元”性转向增进民族“一体”性，进而走向铸牢“民族共同体”的演进轨迹，其中包含由“各民族”到“中华民族”的话语主体转变、由各民族间关系的“平等”到民族“大团结”的话语原则转进、由“支援”“帮助”少数民族到“共促”繁荣发展的话语实践形式转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全国代表大会；文本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历史主动，通过丰富的民族话语阐发了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价值定位与实践布局，其中包含着党对民族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土民族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以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科学把握。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这一重要议题，现有研究主要可归结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话语流变进行历史梳理考察，以近代中国、建党百年、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等重要历史阶段为研究脉络，分析党的民族话语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核心内涵与战略意义；二是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的建构，从思想基础、研究论刚以及能力建构等方面进行阐释与剖析。这些研究多以理论梳理为主，而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党的民族话语进行研究更有益于直观地展现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变迁趋势。鉴于此，本文以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文本为分析对象，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阐释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族话语及其理论关切，结合党的民族话语中的具体内容、核心原则与实践旨向，探赜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演进的脉络，力图实现语言逻辑与历史逻辑的贯通与统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与分析方法
“话语的识别和分析现在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头等大事”。话语分析从话语与社会的双重互动关系出发，主要针对话语运用的情境因素即“语用”和对话语隐含的内在意义即“语义”进行探讨，既重视揭示复杂话语背后的“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因素及各因素间的互动关系，又讲究把握社会交往与对话中的话语生成与传播的主动性，使话语依照社会建设的实际需求进行价值导引与意识塑造。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在有意识选择的特定时间和社会情境性开展的“话语实践”，而“话语实践”又反映在话语主体、话语表述原则、话语推进策略等一系列要素共同作用生成“关系网络”中。“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因此“话语”反映着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同时也能动地“建构”着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话语借社会权力而生成，权力也以特定的话语为载体才能发挥其力量。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依托，提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强调语言并非独立于客观实践的抽象力量，而是作为现实的人的思想外化，产生并服务于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实践活动。也就是说，话语的实质是“一种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话语分析的实质则是对其内在的话语原则与话语实践形式进行分析。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涉及中国各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方方面面，通过话语主体、话语原则与话语实践方式的调整与改进，有效地将各族群众的价值诉求融合于党的意识形态之中，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促进国家政治目标与民族发展需求的同构。于此，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是政党使命践行、社会历史发展与各民族经济文化交融的必然趋向，这种话语演进以更多元的视角与更开放的视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道路汇聚了坚实的理论力量，赋予了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建构了平等融通的民族关系，促使各民族以共同体的形态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同时也为世界多民族国家应对民族问题及民族事务治理的有效推进做出了中国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主要以文本形式呈现，以历次党的相关会议、党的机关媒体刊发的相关报道、主要领导人的相关论述等文献为主要载体。其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内容包含诸多民族话语，既对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成就与政策作出了总结，又集中呈现了党对民族工作建设发展方向的决定。
探赜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演进，核心在于厘清演进过程中的时段性特征与贯穿其中的基本逻辑。为了更严谨地把握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历时性脉络，本文的历史时段划分在参照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等重大历史节点的同时，辅以对研究文本的量化考察，对历次报告全文涉及民族的相关表达进行分析，提取TF－IDF值与共现值较大的关键词，抽出全部文本的共性词后形成历次会议报告文本的差异性关键词，并通过这些关键词的聚合与交叉情况对大会报告进行归类，从而将12次大会报告分成了具有高度关联性的三组文本（见表1）。在此基础上，本文借以福柯“话语实践的关系网络”中的话语主体指向、话语原则、话语实践形式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分析的基本框架，利用gephi软件生成民族话语图谱，从而聚焦大会报告中的核心民族话语，整体上把握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中的关键用语，应对作为民族话语研究样本的“广度”问题。同时，本文从“语意”的角度，回到文本的具体表述中，结合原文语境分析民族话语的深层次意涵，解读其中话语主体、话语原则以及话语实践形式的产生背景、发展动因，力求充分回应民族话语的“深度”问题，剖析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历史演进轨迹。
二、构筑“国家统一”内的“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奠基
党的八大至十一大4次报告共109673字，其中“民族”一词共出现75次，有效词条533个，涉及“民族”条数46个，占报告全文的8％，以“民族”为关键词，对报告文本所涉及的4698个特征词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其中相关性最强的前30位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1），其中，“人民”“国家”“中国”等关键词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带领各民族共同建设人民民主国家的根本立场，也为“民族”的主体范畴划定了基本边界。“团结”与“平等”等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所强调的各民族间关系构建的基本原则。“革命”“斗争”等话语的出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的阶级立场与对民族政治权力的确证，对破坏民族团结的敌对他者开展斗争，也反映出民族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时代特征。“改造”“帮助”“建设”等动词作为高频词主要代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主要实践形式，用以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号召帮助民族地区加强建设等等。
首先，在民族话语主体统一性的表达上，党的八大至十一大的报告中“民族”一词往往前缀“独立”“被压迫”等词。在报告文本中“民族”多以“各族”“各民族”“各民族人民”的表述方式出现，并与“国家、“中国”等词密切相关。”“民族”所表征的话语主体首先是包含“各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一些民族”则是相对于全体人民而言的亚层级上的话语主体。如党的八大报告所讲：“中国各民族共同地创造了我国的历史和文化，今后各民族也一定要共同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同汉族一样，还有一些民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比汉族高，值得汉族人民向他们学习。”此外，党的八大报告中还提到：“各少数民族要发展成为现代民族”“现代民族”这一话语表述，与苏联的民族话语有着密切联系，苏联用以指称民族主体的词语诸多，包括人民（народ）、部族（народнｏсть）、现代民族（нация）等表述。1962年，中央民委组织各界民族理论工作者就“民族”一词的译名问题，决定把多样化的民族的术语统一译为“民族”。因为在党的相关文献当中，“对于我国的少数民族从来都是称为民族的，并没有把民主改革以前还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称为‘部族’”。所以，党的九大开始不再使用“现代民族”这一表述。党的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国家在话语顺序上处于首要位置，“人民”与“各民族”同作为“团结”的话语主体，也表明“中国各民族”与“中国人民”在概念所指上的一致性，进而凸显了国家的统一及国家主权归属的人民性。
其次，在话语原则上，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话语中更重视突出民族多元性的表达，反对“大汉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进而强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地位。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多以“各族”“各族人民”等术语来指称多元的中华民族，从而突出统一基础上民族的多元性。这一时期主要以“中国各民族”而非“中华民族”作为话语主体，也是对中国多元民族间平等关系的强调。其缘由在于，“中华民族”一词语意的历史偏差。自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降，孙中山也曾言道：“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实质是强调文化的一致性，即追求汉族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同化。抗战时期，蒋介石的宗族论更是将这种“同化”放大化，以“种族”的话语形式矮化各少数民族。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实现全体人民解放就必须争取最广泛的团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也表明，民族主义要向着共产主义靠拢，避免成为官僚资本破坏共产主义的工具。于此，党的八大至十一大报告中多次将各少数民族比作“兄弟民族”，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同样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力量，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和发展各民族的团结。”建构多元民族的平等关系既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核心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根本出发点。
最后，在话语实践形式上，党的八大至十一大的报告重点作出了3个层面表述。第一层面是面向包含汉族和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提出“反压迫，谋解放”的共同历史任务。第二层面的话语实践的对象是汉族人民，重点在于“积极地耐心地帮助少数民族当家作主”“团结少数民族，改进汉族人民与少数民族关系”，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传统风俗予以尊重，对民族聚落中的“上层人士”“宗教界的爱国人士和其他有各种社会影响的爱国人士，我们都应当继续坚持同他们的团结。”第三层面的话语实践对象是少数民族，提出开展“少数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民族地区也要积极响应、配合中央的号召与领导，积极“形成自己的工人阶级，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干部和企业管理干部，少数民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才能比较快地达到现代的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党和国家都着力培育并使用少数民族的干部，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给予少数民族高于其人口比例的代表名额的规定，都是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国家层面当家做主，在民族自治地方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与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人民共同管理地区事务的平等权利，从而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要而述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核心问题是：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民族话语如何作用于构建国家意义上的民族认同？社会政治权利、劳动经济分配以及文化生活上的平等是实现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平等是民族间交往的根本前提，共享则是消除各民族隔阂的必要条件，正如列宁所主张的，在民族问题的处理上应当以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弱化民族差别作为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要提防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思想，“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地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构建起了以“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为价值引导的民族话语体系。在话语主体的身份确证上明晰了作为“中国人民”的“各民族”的政治身份边界；在话语原则建构上重点强调各民族政治权利上的平等；在话语实践形式上强调团结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改善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倡导尊重民族多样性，促进各民族平等互助，整合各民族共同力量，在汇聚各民族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三、从“中国各民族”到“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转向
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6次报告全文共157152字，特征词数5688个，其中“民族”一词共出现92次，词数1710个词，有效词条765个，涉及“民族”条数59个，占报告全文的7％。以“民族”为中心，对报告文本所涉及的4698个特征词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取与“民族”相关性最高的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2）。其中，“人民”“社会主义”作为共现值最高的关键词，表明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人民性基调与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变。“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等关键词则展示出这一时期以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的时代背景。“中华民族”取代改革开放前“现代民族”与“各个民族”的表述，成为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主体。“共同努力”“大团结”等关键词展示出这一时期民族话语所强调的关键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支援”“开发”等词则作为话语实践形式，代表着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等一系列推进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措施。
首先，在话语主体上，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报告中，“各民族”“全民族”的表述方式逐步开始转化为“中华民族”，且与“社会主义”“人民”“中国”等词具有高度相关性。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阐释民族间的平等关系与共同繁荣的发展目标统一于国家命运之中，突出了以“全民族”为民族话语主体的整体性。党的十三大首次用“中华民族”作为民族话语的主体，提出当前时期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由“全民”的奋起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表述将“中华民族”作为“全民”的概念演进。自此开始，“中华民族”逐步成为民族话语的主体，至党的十七大，“中华民族”概念在大会报告中出现51次，成为了对全国各族人民的指称。从报告文本整体结构来看，“中华民族”主要在回顾历史、阐释发展目标和号召团结的表述中出现，在战略构建方面，仍以“国家”“中国人民”等表述作为话语主体，“少数民族”作为亚层级话语，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述“更加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概念应用主要以描述性的话语为主，尚未成为具有规范性边界的政治话语，在话语主体价值上，“缺乏以中华民族作为基本论述单位和历史叙事的政治话语”，中华民族所表征的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叙述，而非各民族的一体格局。
其次，在话语原则上，从共现性关系来看，“团结”“共同”与民族一词的关联性最强，多以“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与“共同奋斗”的表述出现。从文本意涵来看，党的十三大无疑是民族话语原则构建的转折点。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仍强调“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关系重新获得加强”，而自党的十三大开始，在原有的各民族“平等”的原则上，共同发展成为了民族话语表述中的新要素。党的十三大强调：“要继续巩固和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团结”内蕴各民族的统一关系，正是这种民族“大团结”，使中华民族在面对边疆民族地区在境外势力干涉下发生的不稳定事件以及苏联、南斯拉夫解体对社会主义国家造成的压力下，仍能够以强大的凝聚力，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定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动摇。党的十四大报告中继续强调：“民族的大团结是维护祖国统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民族交往中要始终秉持平等合作、团结互助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大团结”的意义作出了进一步阐释：“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维护和加强这种团结，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根本任务，强调了“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于此，“共同团结奋斗与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话语在原有的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民族黏合为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两个共同”也成为了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中的核心原则。
最后，在实践方式上，党的十二大至十七大的6次报告中，呈现制度保障与经济援建两条路线。其中，制度主要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济上则是以西部大开发战略为代表的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扶持。坚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应和保障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在制度保障层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只有真正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才能使民族区域制度发挥出应有的优越性。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失败的教训面前，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正确性，不仅体现在对民族平等与团结的维护，更体现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建设的实践之中。发展的根本在于民族内部的自主变革，这种内生的、自觉的发展能力是推进各民族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是实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对此，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促进各民族经济发展为中心，强调构建爱国统一战线，通过培育民族干部、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增强全民族“自力更生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对当时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了科学判断，明确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在以东部地区为发展先导的战略中，加大力度对西部民族地区予以支援和扶持，“对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要给予必要的支援，进一步研究和制定符合这些地区实际情况的政策，增强它们的发展活力，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由此，国家扶持、发达地区援助、西部各族人民自力更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三位一体”的实践机制，表达着“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民族话语主题。
综而论之，改革开放使得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更加频繁，少数民族的“族内事务”逐渐外溢为地区性事务，边疆民族地区的特色传统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不断交汇融通。与此同时，伴随着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种统一化、标准化的现代交往模式，也不断“内化”于各个民族之中。这种民族间特殊性事务“外溢”和共同、共通性事务的“内化”现象，也是各族人民互相尊重、包容与认同的结果。所以，共同性必然成为民族话语构建的核心原则，也体现于话语主体中具有统一性意义的“中华民族”及话语实践中对“三位一体”发展方式的探索。这种强调共同、共通、共促的话语机制的构建，其目的在于将各民族凝聚为一个发展共同体，而经济基础是决定各民族是否能够有效凝聚的现实条件，所以缩小各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是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点，也是民族话语建构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在党的民族话语中，强调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意义，不是单纯地倡导经济建设，而是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话语相衔接，是对民族发展诉求与民族意志融合的话语同构。推进实现现代化国家目标的整体建设，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西部大开发来加快少数民族及其聚居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格局。实践这一主题，核心内容是“共同”，关键是“团结奋斗”，目的是“繁荣发展”。“共同”既是各民族平等的内涵，也是各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的总体特征。
四、走向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赋新
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的3次报告全文共62319字，其中“民族”一词共出现51次，有效词条323个，涉及“民族”条数34个，占报告全文的10％，对报告文本所涉及的3739个特征词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取与“民族”相关性最高的关键词，生成网络关系图（见图3）。如图所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民族话语以“中国”“社会主义”“民族”“发展”为中心节点，表明了民族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统一性，进而链接着处于网络中间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关键词，也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致性，“共同体”是政治共同、经济共促、文化共有、教育共享等诸多要素的组合，而“边疆地区”“共同”“伟大”等词的出现，也表明“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的现代化，指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首先，在话语主体上，“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的主体，呈现出政治意涵不断加深，语意功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党的十八大报告开篇讲到：“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中华民族”“全国各族人民”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中处于同一话语层级。“中华民族”既代表着具有统一意义的“中国人民”，也表征着具有多元化意义的“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话语。“共同体”内蕴着各民族命运同中华民族命运紧密链接的关系，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融入“一个中国”的发展命脉之中。以“共同体”作为框定中华民族的基本概念，“意味着概念意涵的丰富化，也意味着‘政治变迁已进入另一阶段’”。此前，中华民族多为描述性的话语，罕以政治话语的形式出现，而“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意蕴各民族以平等聚合关系实体，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一元主体价值为导向实现多元民族的共同发展。自此，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各民族的共同“名片”，以统一话语主体表征着各民族当家作主、追求民族复兴的共同性。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文末向全体中华儿女发出共担民族大义的号召：“把民族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党的二十大更是将“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作为大会的主题，进一步表明，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于作为一个统一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脱离共同体而实现“自立”。
其次，在话语原则上，强调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提倡全体人民“共同团结奋斗”。民族“大团结”话语原则既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状态的表述，又展示出“共同”的民族关系架构原则，回应着“民族共同体”话语，反映出二者互构互促的话语价值，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匡助民族团结的大局，以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以“大团结”为主题的民族话语原则嵌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实践之中。党的十八大提出：“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其中“巩固”一词表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已经具有了一定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中的“大团结”不仅指向境内各族人民，也指向具有中华民族血脉渊源的海内外同胞，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是中国人民积极团结的对象。这种无国界、无族界限制的“大团结”展示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消灭一切压迫和剥削，谋求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信念，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推进，也印证中国共产党民族话语“大团结”的基本原则。而要实现全世界人民的团结，首先要铸牢中华民族的团结，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二十大强调：“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并呼吁全体人民“共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族大义”。“同心圆”的圆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的号召意在倡导民族身份的共同性，淡化“民族”关键建构原则中的区别性，不以“政治博弈”“地域区隔”“权力划分”“利益冲突”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破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历史偏见和“民族”的本质主义思维的桎梏，紧密团结在党的领导这个“圆心”周围，同心同德，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最后，在话语实践上，呈现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的中华民族精神阐扬、民族文化认同培育以及民族政策贯彻的话语趋向。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各民族走向团结融合，使多元民族聚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深度阐扬了凝聚各民族人民共同价值指向的中华民族精神，其作为中华民族在历经共患难、共图存、共发展中所积累的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的内在力量，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与凝聚力，能够充分调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民族成员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不断强化“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其路径的顶层设计，调整民族话语的内容与结构，通过加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度认同与实践。于此，党的十九大创新性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全面阐释，在论及当时的民族工作要点时，报告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此为实践导向，党的十九大以来，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宣传，广泛树立了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有力推动了民族精神的进步。党的二十大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表明新形势下发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势，不断完善民族政策，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要应对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必须建构起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民族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不仅是阐释党的民族工作政策方针的话语载体，也是广泛凝聚社会认同的话语力量，是关涉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步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民族话语主体，彻底摒弃了“主体民族”话语表述形式，以代表全体人民的中华民族链接中国各民族共同命脉，建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命运共同体，从话语主体建构的角度使“中华民族”在话语上彻底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影射。从话语原则的演进轨迹来看，呈现出两个大发展趋势，一是以加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导向的话语趋势，二是以推进各民族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话语趋势，两个话语趋势相互交织，关系网越织越密，揭示出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整体升华为自觉主体的历史脉络。在话语实践上，由各民族间经济和政治上权利的平等出发，拓展民族情感的依托、文化的融合、生态的共存等各方面共性话语，主动塑造能够促进聚合的共性特征，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了新时代民族话语实践的核心，为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提供话语支持，以话语力量彰显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显著优势。
结语
中华民族并非“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在千年来“五方之民”交往交融、和合与共生，以深厚情谊与一脉相承的历史传统链接而成的共同体。然则历史的结合并不能决定现代构建和形塑的方向，民族话语需要为多民族的整合创造条件，主动塑造能够促进聚合的共性特征，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既要对历史与当下的民族问题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也要对今后民族发展方向具有正确的引导力。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强大话语自信与话语主动阐扬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实现了民族话语的语义扩充与语用革新、原则巩固与要旨强化、价值诠释与道路阐释的同步共进与持续前进。“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包括过去时、现在时和未来时的动态命题，它是答案，是过程，也是问题”。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经受住了东欧“政治地震”与苏联溃败对多民族国家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考验，抵御了“三股势力”的破坏和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民族问题进行渗透的诸多挑战，有力地驳斥了各类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在应对长期存在的“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的过程中，有效凝聚了各族人民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话语共识。面向未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话语也必将能够应对新挑战，不断增强民族话语的世界影响力与理论说服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更广泛地汇聚人民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持续供能。
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董大仟，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19ZDA009）阶段成果。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