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人都知道：笃慕是自己的祖先。他的六个儿子武、乍、糯、恒、布、默，在滇东北的尼罗山祭祖分支，史称“六祖分支”，这才有了广布四省区的彝族。然而，要问，笃慕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六祖分支之前，他领着一大帮儿子都生活在什么地方？“六祖分支”是怎么一回事？笃慕部族在整个彝族社会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些艰难困苦，为彝民族的发展壮大做出过怎样的贡献？等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本文试图就以上诸多问是作一些探索，有不对之处，敬请有识的志士同仁学者批评指正。
一、笃慕部族的生活地域
在《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文古籍中，笃慕，除了“谱牒世系”，很少见他们的生活状况、活动地域等记载，只在文中依稀透露出他们原先生活在巴蜀之地，因为蜀地遭遇到了很大的“洪水”灾难，无法在那里继续维生，才举家南迁，搬到滇东北的“尼罗山避洪水”。汉文史书上，有些关于巴蜀远古时少数民族的活动记载，但与彝文的记载大相径庭，很少能与彝文相对应。因此，在彝、汉学者之间有关巴蜀之民的族属问题，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如：
《蜀王本纪》载云：“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是时，人萌椎髺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墮。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并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世本》载云：“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华阳国志·蜀志》云：
“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塚也。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为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廓，江、潜、绵、洛为泽池，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鳖灵）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鳖灵），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农务，迄今巴蜀农时先祀杜主君。”这些记载，并非作者所亲历，多半都是传闻，或相互传抄，真假难辨，问题不少。
从引文可见，蜀国的历史，史家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有说是“肇于人皇”。中原素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即“天皇”、“地皇”和“人皇”。“人皇”，一般指的是“伏羲”。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属于伏羲时代的遗址，距今七八千年。也就是说在距今七八千年的伏羲时代，蚕丛就在蜀称王了。有人又说，“周失纲纪，蜀先称王”，这么说，蜀国的历史是周朝开始的。我们知道，周朝建国，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距今不过三千年左右，两者相差近五千年。“周朝”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汉文古籍《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夷中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国，都派人参加，怎么能说，周失纲纪蜀才“称王”呢？“肇于人皇”的说法，还比较接近真实。实际上，巴蜀建国，远比学者们想象的要久远得多，伏羲部落原先就是生息在巴蜀的古夷（彝）人部落，近万年前，即地球第四纪冰期后的世界性“大洪水”时，蜀地也遭了“洪水”之害，为避“洪水”，古夷（彝）人祭祖分支，伏羲部落就是向北迁徙进入甘南，后乘洪水后人口空虚，趁机进入中原发展的一支。
那么，“蚕丛”、“柏灌”、“鱼凫”，这些人是当今哪个民族的先民呢？汉学者，一般都认为是“羌人”。如《蜀王本纪》云：“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岷山，即岷江上游的山区，向来被中原学者当做是“羌人”活动的地方。“羌”，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云“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氐羌乞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字从羊从人，意为牧羊人”。其实，不过是溢美之词，实际是从羊从儿，意思是羊羔子，是民族歧视的遗留。“羌人”也不自称“羌”，而以“尔梅”、“尔玛”自称。只因为岷江上游被认为是羌人活动地域，才被说成是“羌人”。认为“羌人”顺岷江而下，入主蜀地，这些人“失国”之后，也都“升隐西山”，又回到岷山去了。成都广汉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之后，开始专家们也认为是“羌人”创建的王国，但许多青铜文物，在羌文化中找不到原型与根据，于是汉学者们只好把他们说是“古蜀族”。其实，他们都是古夷（彝）人。古夷（彝）人从云贵高原进入巴蜀盆地的时间，起码是一万多两万年前，之后，巴蜀盆地就成了除滇池周围外的又一个古夷（彝）人生息繁衍的中心。“三星堆”文物，充满了彝文化特征，如“多神崇拜”、“神树”、“虎龙图腾”、“三崇拜”等等。
彝族创世史诗《查姆》、《梅葛》等说的“直眼（纵目）人”、“刻画形态的古彝文”在出土文物中，可谓是比比皆是就是证明。史学界常将彝族说成是“氐羌后裔”，照此观点，“三星堆遗址”就该与彝族相联系，可是在这里，他们却有意回避了。所谓的“氐羌”，本人曾作过深入探索，写过《一段被颠倒了的历史》一文，实际上，不是彝族源于“氐羌”，相反，“氐羌”是彝族先民古夷（彝）人的分支，是整个西南古夷（彝）族群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可以从羌文化与古夷（彝）文化有众多相同相似得到证明。“伏羲”部落原先就生息在蜀地，在近万年前的地球第四纪冰期后的世界性“大洪水”时，为躲避“洪水”才分支北迁甘南的。最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伏羲进入了中原，两千年后，发展演化成炎、黄两个大部族，成了汉民族融合的核心。正因为伏羲部落在巴蜀生活过，有故土情结，黄帝居轩辕之丘，却千里迢迢地娶“西陵氏”（在岷江上游的蚕陵）之女嫘祖为妻，生了青阳、昌意两个儿子，长大后，青阳降居“江水”（岷江），昌意降居“若（黑）水”（雅砻江）。昌意又娶蜀山氏女，生高阳。黄帝认为高阳“有圣德”，黄帝死，高阳继承了其位，就是“顼颛帝”（见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墮”。“杜宇”是一个人吗？显然也是错误的，既然只是一个人，他怎么能灭了原在蜀地称王的“鱼凫”部落呢？可以肯定地说，“杜宇”是一个部落王，而且是一个势力强大的部落王，他的部落一旦进入巴蜀，就摧枯拉朽，很快把在蜀地称雄数百年的“鱼凫”部落给灭了，将整个巴蜀之地据为己有。他的地盘不仅是整个巴蜀，而且还包括南中（云贵高原），多大的一块地盘呀！难怪他不仅称王，还要称帝了。
“杜宇”是谁？“杜宇”与“笃慕”，从语音看，只一字之差，陈英老先生、易牟远等学者都认为：“杜宇，就是笃慕”。“杜宇”在“洪水”后“升西山隐焉”与从西周末年蜀地“洪水”，彝族先祖笃慕为避“洪水”，从蜀地南迁入云南时间一致，从这点看，似乎不无道理。“从天墮”，这里的“天”，并非指虚无飘缈的太空，而是指地理位置比巴蜀盆地高的朱提（即昭通），乃至整个云贵高原。从这里，我们知道，杜宇部落原生息于云贵高原，后来入主蜀地，在那里称帝，最终因蜀地“洪水”，才又重返云贵高原的。
《蜀王本纪》说的“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这句话没有引起多少学者的注意。实际是有道理的，蚕丛王蜀“肇于人皇（伏羲）”（甘肃大地湾遗址证明，伏羲生活的年代距今七八千年）到杜宇在蜀称帝，中间有近5000年时间，由此看“蚕丛、柏灌、鱼凫三代各数百年”，是毫不奇怪的。当然，“三代各数百年”与5000年之间差距也很远，因为逼迫古夷（彝）祭祖分支的万年前的那次世界性“大洪水”后，很长时间，巴蜀盆地水患严重，当不适宜于人类生息繁衍，蚕丛部落重新进入巴蜀盆地，该是晚些时候的事了。蚕丛、柏灌、鱼凫，它显然不是指三个人，而是三代部落，其中每个部落延续了多少代王？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中原的学老者们常把远古的“伏羲、炎、黄”都当做是三个人，其实，他们都是部落或部族名，每个部落都延续了很多代王，如著名历史学家何光强，潜心考证三十多年，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确有炎帝、黄帝其人。炎黄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裔。太昊伏羲氏在距今六千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甘南）境内，其部落后东迁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今宝鸡市），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称谓载入史籍的各有八代。最早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兄弟，均生于宝鸡市境内。炎帝神农氏部落第一、二代均在宝鸡境内，从第二代开始，其后裔迁徙四方……”“杜宇”与炎黄相似，绝不是一个单个的人，而应该是一个部落，这是可以肯定的。古夷（彝）人常以部落王的名字作为部落名称，才被不知内情的外族人当做是一个人。
“杜宇”是一个部落，那么，“笃慕”该是“杜宇部落”中的最后一代王了。这也符合彝族的历史，据《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载，彝族先祖从希慕遮到笃慕，共三十一代人是在蜀地度过的，希慕遮的第二十九世孙武洛撮时，先圣密阿迭就已“发现了天地根源，兴祭祀、立典章、设科律”，总结出了《治国安邦经》。即便按照陈英先生的说法：“希慕遮”、“希度佐”等都是后人为先人取的名字，并非实有其人，“人始道孟仪”。“道孟仪”排在十四位，到“笃慕”也有十六代人在蜀地度过。因此，将“杜宇”当作是一个人绝对是错误的。
《华阳国志·蜀志》里说的，杜宇称望帝，后“改名蒲卑”。这里隐藏着一个奥秘，其实，不是杜宇改了名，而是杜宇部落中，杜宇帝之后的一代王名为“蒲卑”，中原人不知其情，出现一个新名“蒲卑”，就以为是杜宇改了名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杜宇并非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
二、笃慕及其世家
滇、川、黔、桂的彝族人都知道，笃慕是父系始祖希慕遮的第三十一世孙。
这多半是出于《西南彝志》的记载。按陈英老先生的说法：“‘希慕遮’、‘希度佐’、‘道孟仪’，都是先民们根据彝族的‘父子连名制’替古时的先人取的名字。有如汉文古籍中，为驯服野兽作家畜的，取名叫‘伏牺’；为神奇农艺师，取名叫‘神农’；为钻木取火者，取名叫‘燧人氏’类似”。这是一种新奇的说法，想想，也不无道理。按《彝族源流》的说法，“哎哺时代”属原始母系时代，时间在万年前；“尼能时代”进入到父系部落时代，时间在近万年前，也就是说彝族进入父系时代，时间相当久远，而从“希慕遮”到“笃慕”才三十一代人，按30年一代算，也不过千把年时间，与近万年的父系历史相差太远太远。
这样，将“希慕遮”算做是父系始祖，是有问题的。“希慕遮”真的是第一代父系始祖，那么，后面的世系就有问题了。问题可能就出在记忆缺失，加之文字发展成熟滞后，很多代人的父系谱系，没有在世系谱牒中得以反映。陈英老先生在他的《从彝汉文古籍记载探索中华远古文明和彝族历史分期》一文中说：“‘笃慕以前360代’、‘希慕遮到道孟义14代，到笃慕31代’都不是具体的父子代数，而是漫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对了，因为记忆缺失，先人们只好根据过去的历史作出大概的估计。他又说：“彝族父子连名世系比较准确的，一般是‘六祖’分支以后各家的世系记载。”按《彝族源流·武僰源流》记载，“笃慕”属于“武僰”系的子孙。“武僰”，是哎卧鲁（东北方人）与哺卧朵（西南方人）相结合，生了鲁乌图、朵默哪，发展成所有的“僰”。记载于史书的有十一个家支。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支格阿鲁，就是其次子里通鲁的第七代孙。按英雄史诗《支嘎阿鲁王》记载，支格阿鲁，原是在蜀地的“鹰国”的国王，那时，蜀地有不少属于古夷（彝）的部落王国，相互之间为了争夺地盘、人口，经常发生战争。支格阿鲁有着非凡的武功，他的部落在部落战争中，南征北战，无往而不胜，可是有一次与“隆王”的战争中，守王城的将军中了敌人的美人计，城池被攻占，支格阿鲁只好带着兵马、子民往南，渡过金沙江，最终在滇池之滨重新建立自己的“鹰国”。“鹰”，彝语读为“滇”，即汉语习称的“古滇王国”。
《彝族源流·阿鲁的后裔》载云：支格阿鲁的后裔，文中记述的有两支，一支是：一代支格阿鲁，二代阿鲁洪吐，三代洪吐洪那，四代洪那羿吾，五代羿吾阿欧，六代阿欧苦鲁，七代苦鲁输立，八代输立阿伍，九代阿伍葛鲁，十代葛鲁尼。文中说：“葛鲁尼氏有九个儿子，分布在各地。先占据了以米吐山为首的九座高山，后占据了八十个平坝地。启逋灵时代，左边从天边起直到天中央，右边抵达地的边缘，并越过了鲁谷，在这广阔大地之内，在啥益卧甸修建高大的阿鲁庙，塑上一尊阿鲁像。葛尼十六国由葛鲁尼主宰，靠天地的威势掌权保境。”“九座高山”、“八十个平坝”意示，支格阿鲁创建的古滇王国后裔，延续到第九代葛鲁尼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葛尼十六国由葛鲁尼主宰”，这里的“国”，显然指的是“部落王国”，葛鲁尼是十六个部落的“部落联盟君主”。另一支是：伯阿依。一代伯阿依，二代依雅博，三代博必杜，四代必杜武，五代武育育。武育育时代，鲁朵两翁潁，斯里两翁潁，塞赤两奋通，六者都是英雄。在鲁古嘎十分显赫，金银权杖竖在洪鲁畏博。默德施家有两代同塞氏塞珠洪联姻，博省奋直从洪鲁畏更嫁给仁邓饶录，阿德藉洪是默德施的母亲，他们如竹木共同繁荣茂密，人间的繁荣要数罄施氏。
与支格阿鲁同时代的彝人支系，见于《彝族源流》记载的，有“武蒂”系，它该是与“武僰”系同时活动在云贵地域内的另一支古夷（彝）人。“武僰”系，除了“阿鲁的后裔”之外，还有“武色呑”、“武古笃”、“武德本”、“武陀尼”、“武濮”、“撮阻艾”、“阿武”、“艾鲁”等支系的谱系，及活动地域。那么，这些支系后代后来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可能是不属于写《彝族源流》作者的同支，没有记载，就不得而知了。但这里有两点值得引起我们注意，一点是“僰”的问题。而今的史学界，将“僰”看作是白族的先民，从《彝族源流》的记载可知，“僰”，也称“武僰”，是支格阿鲁的先辈，他们是今彝族的先民无疑。白族，原先也是古夷（彝）人的一支，白语属彝语支就是证明。白族，是建国初才单列为一个民族。另一点是“濮”的问题。“濮人”，部落众多，汉史书上称为“百濮”。有的彝族学者，不将他们当做是彝族先民，理由是“六祖”的幼子布、默一支入黔时，还曾经与“濮人”发生过武装冲突。同是古夷（彝）部落，分支时间久了，相互之间因种种原因发生武装冲突，彝语谓之“打冤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何况是“六祖”从蜀地南迁回云贵地区重新开辟生息地域呢。“濮”是彝族先民的一部分，这是肯定无疑的，《彝族源流》上都有他们的记载，也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些东西不见史籍记载，如彝族的自称，南部方言中的“尼苏”，在北部方言中称“诺苏”，东部方言称“糯苏”，其实，尼、诺、糯，都指的是“黑”或“黑色崇拜”，语音有异是方言造成的。这都是说，他们都应该是支格阿鲁的后辈子孙，是原来生活在巴蜀的“尼部族”的组成部分。楚雄整理出版的《彝族氏族部落史》载云：“蜀地大虎山，尼部发祥地”。古夷（彝）人以颜色为部落命名，以金沙江为界，北部的族称“尼”，与五行中的“水”相对应，因为在五行中，北方为水，色黑；居住在金沙江以南云贵地区的史称为“能”，与五行中的“火”相对应，因为五行中，南方为“火”，色红。“尼能”是金沙江南北两个部族的合称。这一点，在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王》中给予了充分体现。诗中情节表明，支格阿鲁在“尼”地兵败，才带着兵丁、子民南迁，到“能”地重新建他的“鹰王国”。说明，称“尼苏”（包括诺苏、糯苏）的彝人，是支格阿鲁从巴蜀带过来的。
支格阿鲁创建的“古滇王国”解体后，彝族社会就又变得四分五裂，处在部落争雄的时代。生息于昭通一带的“杜宇”部落，也许看准了蜀地的鱼凫部落腐败不堪，才“从天隋”，从昭通进入主蜀盆地，灭了鱼凫，统一了蜀盆地，最终“称帝”。西周末年，蜀地“洪水”，被派去治水的鳖灵（开明）篡了权，笃慕才又带着六个子部落退出成都，过金沙江回到云南。
川、黔彝文古籍，都说：“武之子十二，十一过河变”、“武洛撮不变”。陈英老先生解释：“是说娄侏武的十二个儿子，十一个分支过河发展成各个部族，只有武洛撮不变，传为六祖先世。”这里的“变”，并非民族的分野，只能理解为成了不同的部落，他们仍然是支格阿鲁的后裔，语言、文字、习俗都大同小异，不然“六祖分支”后，不论是进入滇中的，进入昭通的，还是进入黔西北的，都能那么顺利地与当地原住的古夷（彝）人结合，重新开辟新的生存地域，创建属于自己的王国。
“六祖分支”，是《彝族源流》、《西南彝志》记载的彝族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件。“笃慕”之子，武、乍、糯、恒、布、默，于距今2600多年前，在东川、会泽一带的“尼罗山”祭祖分支。为什么要分支？史书上不曾交待，但彝族有每隔十代人左右做一次祭祖分支的传统，因为彝族“同姓不通婚”，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也被现代医学证明是科学的，结婚双方血缘太近，其后代往往会出现畸形、或者是弱智，不利于种族的健康发展。“六祖分支”离上一次分支有几代人相隔，书上没有记载，不得而知。“六祖分支”的原因，可能主要是人口太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地域里，给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才考虙分支的。正如书上说的，分支四下迁徙，又可以“开拓新的疆土”，这样，笃慕六个儿子，分成了三支，长支的武、乍（附带说一句，彝人的长、次、幼，不是按出生顺序算，而是按母亲的地位算的。长房的两个儿子武、乍，自然就成了长支。）迁往滇中发展，重建古滇王国，后部分分别向滇南、滇西发展；次支糯、恒二子，向乌蒙、昭通发展，建立“乌蒙国”，再后“曲涅”、“古侯”两小支，又重渡金沙江进入凉山；幼支的布、默二子，向东南进入黔西北，创建“古夜郎国”。这段历史，许多人都耳熟成祥。这样，“六祖”的后裔就分布到了滇、川、黔的广大地区，与当地原住的古夷（彝）人结合，为彝族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笃慕”部族在彝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而今已有近千万人，分布面广，支系也很多，大小多达三十多个。同是“独姆”的子孙，为何形成这么多支系？自然是分支后长期独立发展的结果，彼此相隔的时间久了，方言发展起来了。人是善于适应环境的动物，审美情趣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这样，不同的服饰便出来了，歌舞也不一样了，这一来，古时同是一个祖宗的后裔，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大了，时间越久，差别越大，“支系”也就形成了。
“笃慕”及其先祖，在支格阿鲁时代，只是众多古夷（彝）部落中的一支，但这一支，是举足轻重的一支，可谓是古夷（彝）先民的精华。他们于五六千年前，跟着支格阿鲁，从巴蜀盆地迁徙到滇池之滨，参与了创建“古滇王国”，在“古滇王国”解体后，在云南转战过许多地方，最终落脚在滇东北的昭通一带，在巴蜀地的“鱼凫部落王国”衰落之时，从昭通“从天隋”，打回老家，灭了“鱼凫王国”，入主巴蜀盆地，创建起被汉文史书称为“杜宇”的王国。那是一个强盛的王国，《蜀王本纪》上说的，“鱼凫”亡国后，“升隐入西山，其民亦随王化去”，“杜宇帝”建国后，鱼凫的“化民往往复出”，来投奔“杜宇帝”，甚至连早年分支东迁入荆楚的古夷（彝）“鳖灵”也前来投奔，最后还当了“杜宇帝”的宰相。这些记载都说明，“杜宇帝”在巴蜀之地相当强盛，他心胸开阔、坦荡，性格直率，能唯才是举，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这样的帝王，哪有不强盛之理？这可以说是古夷（彝）人所具有的一种秉性吧。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杜宇像一切古夷（彝）人一样，耿直、坦荡，但缺少了一个心眼，就是疏于防范身边的“小人”。结果，被居心叵测的“鳖灵”篡了权，只好带着自己的儿子们，撤出巴蜀，回到老祖先的发祥地云南，重新开辟生存发展的地域。
要说“笃慕”部族对彝族的贡献，目前，还无法有统一的认识，但有几点是明摆着的。
（一）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凝聚了族内的人心，保证了彝族整体不变，历史得以延续。
正如《西南彝志》所云：“武之子十二，十一过河变。……武洛撮不变”。意思是：武僰子孙十二支，后来都各自独立发展成不同的部族，只有武洛撮一支，继承了“正统”，发展成为笃慕的先祖。那时的人们还没有“民族”概念，认为分支发展成不同的部族，就以为“变”了。其实，这些被《西南彝志》的撰写者认定“变了”的部族，他们照样继承了古夷（彝）先民的传统与文化。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这些“变了”的部族，如果没有笃慕“六祖分支”，迁徙到滇中、滇南、滇西、滇东北、凉山、黔西北，与“变了”的部族重新整合，他们还能否成为“彝”这一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那就很难说了。他们的结果，可能被其他民族所整合，变成其他民族的一部分，也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像藏缅语族彝语支的白、纳西、哈尼、傈僳、拉祜等民族一样。有了“六祖分支”与他们的结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语言与感情的融合，文化习俗的交流，让他们重新变成一个整体，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虽有“六大方言”之称，但彝族的整体性不变。
（二）确保了语言文字的相对统一
彝语，而今形成了“六大方言”，但六祖时，应当是统一的。“六祖分支”是西周末到春秋初年的事，至今已有2600余年。据世界语言学家的依据大量语言变化规律测算，认为，“每1000年左右就能分化出一种语言，尽管那些语言的核心词汇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但超过2000年，甚至更久远的时间，要想判定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非常困难了”（引自甘肃科技报《新七天》第1013期《中国人从哪里来：追寻汉语的祖先》一文）。六祖分支至今已有2600多年了，彝族的语言才分为六大方言，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了。说明，彝语有超强的稳定性。这自然得益于彝文的统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有了符号，对语言就起到了一种固定作用，百年千年，会延续不变。刻画形态的古彝文，创造的时间很早，但种种迹象表明，其发展成熟，可以用于记录生活中各种事物，记录思维，乃至进行论著，是在笃慕手上才最终完成的。“六祖分支”时，彝文被各支的毕摩带到滇、川、黔、桂各地，在六祖与各地原住的古夷（彝）后裔整合的过程中，乃至融合原本不属于古夷（彝）的外族人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字统一了，语言自然也更多地趋于一致了。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常常是按文字记载来追溯的，不属六祖系的古夷（彝）人，乃至融合在彝人中的外族人，使用了彝文字，久而久之，他们按史书记载追溯祖先，自然就追溯到了笃慕，乃至万年前的独阿姆。这样，他们自然以“罗倮”（虎龙图腾的人）而感到自豪。就像历史上被汉族融合的许多少数民族，久而久之，他们早已忘了自已的祖先，一律以“汉族”自称了。
（三）确保了民族宗教、习俗、节日等各种文化的统一，及由此形成的彝人特有的价值观的传承
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都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认为天上有总管神“策格兹”，其下，东方天有“奴母兹（绿天官）”，南方天有“能母兹（红天官）”，西方天有“图母兹（白天官）”，北方天有“尼母兹（黑天官）”，策格兹坐镇天中央，叫“颉母兹（黄天官）”，系宇宙的总管神，管着各方各路的天神，如气神、风神、雨神、雷神、日月神等等。同时也管着地上的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生老病死。地上有总管神“黑夺坊”，管辖着大小的山神、水神、寨神。彝族认为，人不仅有肉身，还有鬼魂，肉身会死，而魂灵（俗称‘鬼’）不死，能永世存留。人老死了，要请毕摩念《指路经》将其灵魂，沿当年祖先迁徙的路线，一站站，一程程，送回到远古祖先故地，与祖先同在。不然会沦为孤魂野鬼，为吃为喝到处害人，那样，是儿孙的不孝。
天神、地神、祖先神，每年都要择时祭祀，让他们高高兴兴，保佑世界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因此，凡彝人村寨都有专设的祭天场所，有祭地的“咪嘎毫”林地。习俗，都行尊老爱幼，极讲究伦理道德、礼节礼貌。婚姻都行青年男女“对歌谈情，请人说媒，吃酒定亲”，结婚时，姑娘都要“哭嫁”。婚礼各地仪式大同小异，都有“请人说媒、下聘礼、迎娶、祭祖、认亲、回门”等仪式，都有或长或短的“妇女婚后不落夫家”的习俗。节日，主要是“六月二十四”的火把节，和年终的“十月年”。这都是“六祖分支”迁徙到各地与当地原住的古夷（彝）人相结合，进行文化交融、整合的结果。彝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如信奉神鬼、凡事要先由毕摩占卜，预知凶吉祸褔方行事、尊老爱幼、尊君守纪、崇拜祖先、尊左尚黑、乐观向上、能歌善舞、为人耿直、性格剽悍勇武、自尊心强、胸怀坦荡、重情重义、嫉恶如仇、凡事讲究光明磊落等等，都跟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密不可分。
总之，笃慕，是继支格阿鲁之后，在滇、川、黔、桂彝人中家喻户晓，人人称颂的民族英雄。其先民是原始母系时代的“独姆”、父系时代的“希慕遮或道孟仪”及距今五六千年前在滇池周围地区创建“古鹰（滇）王国”的支格阿鲁的后裔，“古滇王国”消亡后，在滇东北辗转迁徙，鱼凫部落衰败时，他们及时出征，打败鱼凫部落，入主蜀盆地。西周末年，蜀地洪水时，被掌握实权的鳖灵（开明）篡了权，不得已又退出蜀地，南迁云南故地，因人口太多，在一个狭小的地域里无法生活，笃慕高聸远瞩，果断地决定“祭祖分支”，让长支武、乍迁入滇中，重新创建“古滇王国”。后部分向滇南、滇西发展；次支糯、恒迁入昭通，创建“乌蒙国”，部分又进入凉山；幼支布、默迁入黔西北，创建“古夜郎国”，开辟了广阔的夷（彝）人的生息繁衍地域。笃慕的后裔六祖，迁徙各地后，将早年分支的古夷（彝）部落，重新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统一而稳固的，在国内横跨滇、川、黔、桂四省区，乃至迁徙分布到了缅甸、印度、越南、老挝的国际性的民族。笃慕部族完整地继承了古夷（彝）祖先万年以来所创建的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如原始宗教、十月历法、语言文字及各种习俗文化等等，同时创造性地完善、丰富了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彝文字的发展成熟上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彝民族的发展、壮大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无可置疑的。
原载：红河州彝学会编《红河彝学研究文集三》，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