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凉山；彝族地区；反贫困实践；脱贫攻坚
基金资助：四川省社科规划2019年度项目“社会组织党建研究”(SC19B018)； 成都市2018年社科规划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家庭流动路径研究”(2018L18)； 成都市社会科学院2018年院级课题一般项目“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2018YB1-03)阶段性成果。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899万人减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至1.7%。仅2018年，就有1386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①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其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比较大。如“三区三州”还有贫困人口172万，贫困发生率8.2%，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2017年的10.7%上升到2018年的12.5%。[1]2018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大凉山深处，到彝族贫困群众家中了解当地精准脱贫情况。在十九大后首次将脱贫攻坚为主题的考察活动安排在凉山州，说明国家领导人心系凉山发展，作为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典型代表，凉山州扶贫开发成效关系到当前脱贫攻坚战的全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凉山彝族地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民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反贫困研究是一个重点领域。当前学界对于凉山州彝族地区贫困原因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共识，认为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具有历史文化、地理生态、经济社会和制度排斥等方面的综合原因，存在农村市场发育不充分[2]，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低等突出问题[3]。在反贫困路径方面，有从产业扶贫的角度，关注凉山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减贫成效。[4]有研究从电子商务和互联网的角度研究凉山州扶贫，如从“互联网+扶贫”的逻辑路径分析凉山彝族地区网络扶贫的成效、困境与成因。[5]有学者认识到凉山彝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滞后，提出大力发展健康扶贫，提高凉山州居民健康水平。[6]针对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状况，有学者提出要评估彝族地区教育扶贫政策绩效，促进教育发展和提升群众素质。[7]有研究从现代和传统这一关系入手，认为一定要把现代文明生活方式构建作为一项长期的扶贫政策在彝区开展。[8]因凉山州彝族群众多聚居在生态脆弱地带，移民扶贫被认为是有利于生态保护、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构建的重要举措。[9]有研究探讨了国家扶贫政策和扶贫发展实践之间的关系[10]，也有研究以凉山州县域扶贫实践为例，总结了当地扶贫发展工作机制[11]。总体来看，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凉山州的贫困问题和反贫困实践，但尚不全面，特别是在精准脱贫政策环境下，凉山彝族地区需要构建能够发挥国家扶贫政策优势，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吸收有益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脱贫攻坚机制。
一、凉山州彝族地区深度贫困原因及特征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80个县中，民族自治县占61.9%，共421个。[12]这表明，当前我国自上而下开展的脱贫攻坚重点在民族地区，而“三区三州”的扶贫开发则是重中之重。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是国家领导人最牵挂的地方。因地理生态，社会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凉山民族地区贫困呈现整体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特征。自2014年以来，凉山彝族自治州共1454个村退出贫困村序列、累计65.94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9.8%降至7.1%，截至2018年底，全州脱贫攻坚总体任务完成70%。但仍有美姑县、金阳县、昭觉县、布拖县、雷波县、普格县、喜德县、盐源县、木里县、越西县、甘洛县在内的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发生率20%以上的贫困村达557个，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一)凉山彝族地区贫困原因探析
脆弱的地理生态环境是致贫的客观原因。凉山地形复杂，海拔范围从305米至5985米，相对高差在5600米以上；地貌以山地为主，80%的地貌为山地，海拔1500米以上的中、高山占70%，河谷平原和盆地少，立体气候特征明显。凉山地区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到3000米的二半山区和高寒山区，彝族农村贫困人口占多数。[13]复杂的地理生态环境导致凉山地区灾害频发，灾害损失大，常见的灾害类型包括干旱、洪涝、风雹、地震、森林火灾、病虫害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脆弱的地理生态环境导致凉山高海拔地区土地贫瘠，作物产出低，再加上各类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居住在中、高山地带的农村居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注重文化消费而不善于积累财富的民族特质是致贫的社会因素。彝族村民市场经济和储蓄意识较弱，畜牧业生产更多是服务于社会文化消费，而非获取市场价值收益。在彝族的民族文化体系中，节庆消费被赋予重要意义，年节、待客、作毕、婚丧嫁娶都是重要的消费节点，导致彝族家庭饲养的牲畜大部分被自我消费掉。如彝族过年家家户户要杀年猪，除了自家食用外也是亲戚的串门礼物，无论年猪大小，过年期间都基本消耗殆尽；在人生重大事项和日常生活中的治病、解惑、农事等都会求助毕摩，而这种宗教仪式无不要求屠宰牲畜；另外，待客和婚丧嫁娶也要宰杀大量牲畜。牲畜是彝族社会的重要物品，除了商品属性外，常被当作相互馈赠的礼物，既是家支成员履行义务的表现，象征着个人身份和名望，也是宗教祭祀仪式的必备品。在彝族的消费文化体系中，主导牲畜饲养和买卖的并非商品市场逻辑，而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民族社会关系网络体现。[14]以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为代表的奢侈性消费，传统婚俗导致天价彩礼等也被认为是彝族致贫的文化因素。
跨越式社会制度变迁是致贫的历史原因。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一步跨千年的“民族直过区”[15]之一，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适应中难以跟上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节奏，还处在型塑现代经济社会体系的过程中。家支文化是彝族地区重要的地方性社会制度，个体成员对于家支有高度依赖性，与此相关的是，彝族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仍然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彝族地区以农牧生产为主，生产技术整体落后，现代产业体系要素缺乏，经济产业发展任重道远。现代生育和教育观念还未深入人心，区域生育率高，家庭负担整体偏重，人均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二)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特征
凉山彝族自治州各县(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稳定的结构特征。以相对贫困标准来看，凉山州整个处于落后贫困的状态，并表现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特点。[16]凉山彝族自治州共17个县(市)，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2010年、2015年和2018年三个时间节点，GDP排名前八位的县(市)没有发生丝毫改变，第八名以后的城市排位也只是小范围浮动。扶贫工作重点县的GDP排名整体靠后，且实现排位上升的县较少。相比于2010年，在2018年末凉山州内GDP排名上升的县仅有三个(详见表1)。也即是说从GDP排名来看，凉山州的贫困是一种结构性贫困，扶贫工作重点县很难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突围。
表1 凉山州各县市年度GDP统计表②
凉山州农村地区具有整体性贫困特征。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5919元，而凉山州只有4565元，比国内水平低1354元；全国592个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73元，同期凉山州共木里县、布拖县、金阳县、昭觉县、喜德县、甘洛县和美姑县等7个县低于这一水平。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772元，比凉山州的9422元高出1350元，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000元的县达11个。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凉山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54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69元，全州这一指标低于10000元的县共9个。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指标来看(详见表2)，凉山州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凉山州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收入还处于较低水平，表明凉山州农村地区还处于整体贫困的状态。
表2 凉山州各县市年度农民人均收入统计表
从凉山州内部来看，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县市排名与GDP呈现较强的相关性。2010年排序前八的县市在2015和2018年两个节点依旧维持了先前的格局，木里县从第14升至第9，布拖县从排名第15升至第13位，喜德县从第11降至15位，其余几个县的排序变动则不大。各县农民人均收入数据表明，凉山彝族自治州在整体贫困和结构性贫困的格局下积极推进扶贫攻坚战略，实现了竞相发展和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局面。
二、凉山彝族地区贫困治理实践历程
虽然全国意义上的扶贫实践始于1984年以后，但国家从1950年代就开始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致力于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实践。我们可按时间序列，大致将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治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8年以前，救济式扶贫阶段。大多数彝族地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生态环境脆弱、农业生产技术落后导致该地区自然灾害和饥荒频发，彝族群众陷于整体性贫困状态，政府主要致力于救灾和济贫。建国初期，国家主要通过技术和政策扶持凉山地区发展。农业技术扶持一方面是通过指导积肥、除虫、选种、农具改良推广、举办示范性农场等传授农技，另一方面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开荒、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和植树造林；政策性扶持一方面是灾害后发放生产生活资料、生产性贷款进行救灾和济贫，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合作化、税收减免和租佃关系调整优化生产关系。[17]据记载，1950到1955年6年间，国家在凉山地区共发放9万套衣服，32亿救济粮款，30多万件农具，30亿农业贷款。③1956年—1977年，凉山州政府共计免费发放救济口粮100余万斤，防寒衣物5万余套，农具35万件，同时辅以无息或低息农业贷款。[13]在这一阶段，国家推动了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造，建立了基本医疗、教育和文化服务体系，填补了基本民生服务缺失的问题，为彝族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体制和社会基础。
1978-1993年，由体制性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过度阶段。体制性扶贫主要是指1978年以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凉山彝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体制改革红利解决了部分人的温饱问题，但仍不足以改变整个区域的深度贫困面貌。伴随着国家扶贫工作体系的建立，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成为了重中之重。如在1986年确定的国定贫困县中，民族贫困县达42.6%[18]，凉山州的昭觉、美姑、布拖、金阳四县被认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同时，雷波、喜德、普格、盐源、木里、冕宁、越西、甘洛八县被纳入省定贫困县。凉山州重点在这些贫困县推进实施开发扶贫，基本实现了年人均纯收入200元和年人均粮食600斤的“二六”目标。
1994-2000年，扶贫攻坚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出台将凉山扶贫开发带入新的历史阶段。凉山州制定了“七二一〇扶贫攻坚计划”，开展以改变贫困农户家庭环境卫生状况，改善居住条件，消除破旧危房，改革陈规陋习，转变观念，树立新的生产观、消费观、积累观为主要内容的“形象扶贫”[19]，针对居住在生态环境恶劣地带的贫困农户开展“移民扶贫”，推进“百乡千村”工程，凉山自治州安排158个帮扶单位，300余党员干部，在全州106个乡开展扶贫工作。截止2000年底，形象扶贫对象达8万余贫困户，30多万人超过既定温饱线，全州绝对贫困人口实现巩固温饱目标。[20]这一阶段是凉山州贯彻落实国家总体部署，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开展的反贫困实践，其实践成效在于凉山州制度性贫困逐渐减少，地缘性因素成为致贫主要因素。[13]
2001-2012年，巩固提升阶段。进入新世纪，国家对扶贫工作战略和重点扶持区域进行了重新调整，凉山州共11个县被纳入国家级贫困县，凉山州在贯彻落实国家扶贫开发规划的基础上提出统筹型、捆绑式的扶贫开发战略。一方面是开展教育扶贫，落实《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重点援助地方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在“百乡千村扶贫攻坚工程”总体框架下开展本地教育扶贫，为提升凉山人力资源素质创造了条件。到2012年，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20余万名寄宿制贫困学生享受生活补助，彝区免费职教计划得到实施，初中毕业生可直接接受职业教育。[21]另一方面是持续开展房屋改造工程。2003-2009年，凉山州按照每户3000元的补贴标准开展“三房”改造工程；2009年，按每户不低于2.5万元的补助标准，进行高标准房屋试点改造；2010年，试点建设47个彝家新寨；截止2012年，凉山州基本结束了贫困群众居住“三房”的历史[21]。在这期间，随着《乌蒙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关于加快推进彝区跨越式发展的意见》《安宁河谷地区跨越式发展总体规划》《大小凉山综合扶贫开发规划总体思路》及10个专题方案的出台，凉山扶贫开发进入国家视野，正式被纳入四川省发展战略。
十八大以来，精准脱贫阶段。初期，凉山州围绕彝家新寨、基础设施、产业支撑、禁毒防艾、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综合扶贫开发。[22]随着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凉山深度贫困区成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地方和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脱贫攻坚建设小康完善政策体系，以全省选派综合帮扶工作队、凉山州帮扶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等为主要内容的下沉式的扶贫工作机制正在有效运行，在“精准脱贫”思想和工作方法引导下，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扶贫资源不断精准投入到凉山贫困地区。2016年至2018年，共计1454个贫困村退出，44.72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7.1%，④困扰凉山彝族地区几千年的代际贫困问题有望被阻断。
建国70年来，凉山州从地理边陲、文化边缘和经济社会落后地区一步步走向了国家脱贫攻坚治理的中心，其主线是贫困和反贫困治理。从1978年前单纯的民政救济和农技改良发展生产到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开发式扶贫，凉山彝族地区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拉大；虽然在扶贫攻坚期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在21世纪的前十年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但在脱贫攻坚时期，凉山深度贫困区俨然已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脱贫攻坚就上升为凉山州的中心工作。
三、新时代凉山州脱贫攻坚的实践价值
当前，凉山州正处于脱贫攻坚关键时期，也是凉山州反贫困实践的历史最好时期，系统分析凉山州脱贫攻坚实践经验对于阻断代际贫困，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大实践和理论价值。
(一)宏观政策环境
凉山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区域，各级投入了大力资源，但该区域仍然没有摆脱深度贫困陷进。而这或许与缺乏瞄准机制和排斥性的扶贫政策有关。在对凉山州贫困县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央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贴息贷款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显著或影响显著为负，存在贷款投放扶持项目瞄准度低、扶贫资金瞄准到户比重低和配置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23]在实践中，为追求扶贫绩效，一些帮扶项目对贫困户设置了配套资金门槛费，再加上缺乏规避机制，导致真正的贫困群体无力承担而失去了参与机会，扶贫项目被精英获取而使弱势群体失去发展机遇。[24]为修正上述政策，我国进行了政策修正，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确立了“十三五”期间全面脱贫目标和十项聚焦贫困人口的精准扶贫举措。中办和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则再一次明确了重点支持“三区三州”，强调瞄准贫困群体、集中力量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同期，国家发改委和民委《关于支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省傈僳族自治州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加快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若干意见》、国土资源部支持凉山“19条”等系列政策先后出台。习近平总书记选择凉山作为考察脱贫攻坚的第一站，到大山深处了解彝族贫困群众的需求，并表达了他一直以来对彝族的牵挂，对彝族脱贫攻坚事业的关注。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和国家部委意见，四川省出台《关于精准施策综合帮扶凉山州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意见》《凉山州脱贫攻坚综合帮扶工作队选派管理实施方案》，制定34条支持凉山精准脱贫措施，向11个深度贫困县派出由5700余名干部组成的帮扶工作队。[25]
通过政策体系梳理可知，国家层面不但制定了针对深度贫困区精准脱贫的相关政策，还专门制定了凉山脱贫攻坚的系列专项政策，为凉山州脱贫攻坚营造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这样一来，凉山州便充分享受了脱贫攻坚政策红利，成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样板和扶贫开发资源汇集地，受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瞩目。
(二)脱贫攻坚主要经验
坚持特色产业扶贫，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凉山州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着力推进特色产业扶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了如会理石榴、雷波脐橙、盐源苹果、金阳青花椒、宁南蚕茧等一批有影响力、知名度的特色产业，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4]产业发展得益于复杂的产业生态，即产业市场体系。美姑县确立了“三借三还”的产业扶贫思路，通过向贫困人群投放母羊、发放马铃薯，促进发展美姑山羊、马铃薯、核桃三大产业发展；木里县发展以牦牛、毛羊、山羊、藏香猪、藏香鸡为主的畜牧产业，通过培育养殖大户和家庭农牧场，带动贫困农户获得稳定的产业收入。[25]有研究认为贫困的实质是人的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的被排斥，对凉山彝族地区来说，这个机会最突出表现在农村市场发展机会的不充分，农贸市场分散性强、功能性弱。[2]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凉山州在培育本土市场的同时，发挥帮扶体系作用，采取“以购代捐”的方式，2018年实现1.5亿元的认购，转移输出贫困劳动力6.1万，提供公益性岗位4561个，产业脱贫人群达到8.6万人，63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达标。[26]
改善贫困群体居住条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凉山州深度贫困区居住环境极其恶劣，“山坳坳里搭三房，三个石头支锅庄，无床无被席地睡，房破脊寒围火塘”[24]这句谚语被誉为是对传统彝族民居的最好概况。让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对于凉山扶贫攻坚来讲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当地持续实施农危房改造，建设彝家新寨、藏区新居，“室内六件套”普及工程，村道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改善贫困群体居住条件，对于生活居住在高海拔地带和生存环境恶劣的贫困群体则宜实施异地扶贫搬迁。2018年对盐源等10个贫困县17046户的房屋进行新建或改建，易地扶贫搬迁11.2万人，在302个村建设彝家新寨、藏区新居1675户，其中含极度贫困村50个。改造农村危房2.3万户、土坯房8.82万户，66.6%的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26]由凉山州政府网公布的统计数据可知，2018年住房建设投入59661万元，彝家新寨公共服务设施和村内道路建设资金83000万元；对17046户开展室内设施“六件套”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明普及工程，投入8523万元。
大力实施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素质。为此，凉山州实施了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素质提升三方面的扶贫行动。一是促进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社会建设，解决行路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医疗体系标准化建设，实现退出贫困村医务室和村医全覆盖。二是强化对边缘人群兜底保障，将麻风病人、残疾贫困人口全部纳入扶贫帮扶计划，将所有建卡贫困人口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为边缘群体构筑一张社会防护网，避免木桶效应。三是提升群众素质，实行“一村一幼”工程，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解决贫困家庭儿童辍学问题；实施重点人群健康体检，降低疾病传播率；开展系列政策宣讲活动，依托夜校等平台体系，对农民进行汉语、政策、法规、技能培训。
加大对口帮扶，增强外部牵引力。当凉山脱贫攻坚成为国家战略，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就充分显现出来，通过体制内动员措施整合人力、财力、物力，实现扶贫资源和扶贫对象的有效对接。目前，凉山已形成由9个中央国家机关、广东佛山、浙江湖州两个东部地市、三峡集团等大型国企、四川省108个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及11个地市区对口帮扶凉山11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协作贫困治理格局。同时，凉山州内部还形成了对口帮扶机制，安宁河流域6县向其他11个深度贫困县派人捐资，州县(市)两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定点帮扶贫困村寨。根据凉山州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披露数据，2018年投入专项扶贫基金达254亿元，其中佛山协作基金就达6.85亿元，三峡集团年度捐赠3.5亿。大量外部资源进入使凉山深度贫困地区在短期内形成了资源极化效应，有利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低水平均衡局面，形成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正向发展的强大牵引力。
(三)多元参与贫困治理体系
凉山脱贫攻坚是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行为，除了体制内的公共资源投入外，在这场反贫困会战中还有大量社会和市场资源投入。与政府投入的计划性、组织性和规模化相比，市场和社会力量具有随意性、自发性和碎片化特征，往往是由个体或社会(市场)组织发起的公益行为，当然也有公共部门发起组织，个体和社会(市场)组织参与的扶贫行为。如四川省委统战部、工商联等部门从2015年开始启动“万企帮万村”行动，促进4917家民营企业和商(协)会结对帮扶4867个贫困村，捐资64.79亿元，60余万人获益；另外，四川省委组织部在三年内组织1000余人次民营企业家参与“凉山行”活动，募集扶贫捐款5300万。[27]民营企业(家)参与扶贫不但是对政府扶贫的重要补充，企业(家)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实现了与政府和社会的互动，对于优化贫困治理体系有重要作用。
“悬崖村”扶贫是多元参与贫困治理的典型案例。昭觉县“悬崖村”是当前谈论凉山扶贫绕不开的话题，“悬崖村”的贫困，既有自然因素的不利性影响，也有社会因素的限制，更有来自彝族先民躲避战乱等历史因素的延宕。[28]这一凉山独特地理生态环境下的村庄是经公益人士陈杰挖掘出现在公众视野内并成为精准脱贫对象的典型案例。由于媒体广泛报道和社会持续关注，该村在短期内成为了各界关注的新宠，大量公益组织进入，各类资源也快速聚集，上下山的藤条变成了钢梯，配置了教育、医疗、水和电等基础设施，有了移动网络、商店和农家乐，还得到了6.3亿的文旅项目投资⑤。类似的“悬崖村”在凉山地区还有不少，据介绍，目前奋战在凉山扶贫攻坚战场的社会组织和公益人士则更多，这股社会力量是优化我国贫困治理格局的积极因素，有利于促使扶贫资源更加精准的投向目标群体。
四、结论和讨论
凉山彝族地区扶贫开发实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年反贫困发展历程的生动缩影。1978年以前，在我国的政策体系和机构设置中并没有扶贫相关概念及专职部门，在整体性物质贫乏时代，贫困完全被置于发展这一话语体系中，即使因灾害或饥荒等非正常状况下的政府干预也是救济而非扶贫逻辑。凉山彝族地区因其直过民族特征而从1950年代开始就开展了实质性的扶贫开发实践，为推进民主改革和彝族地区整体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坚实基础。1978年后，彝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底子薄和缺乏市场意识等劣势所带来的贫困效应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被放大，从国家建立扶贫开发体系之初便成为扶贫重点区域。几十年来，尽管凉山州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深度贫困区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精准脱贫时代凉山州成为国家贫困治理重点领域，政策倾斜和资源汇集为凉山州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营造了历史最佳机遇。从新时代凉山州脱贫攻坚实践成效来看，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完善政策体系、科学组织管理、对象精准识别、多元投入和协作治理机制等是凉山州脱贫攻坚的前提保障；改善居住条件等基础保障、贫困群众素质提升和特色产业扶持并举是重要举措；贫困居民的接纳和积极回应是基础；市场和社会力量的持续参与是重要补充。
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短板，其贫困治理水平决定了脱贫攻坚战略的整体质量。时至今日，民族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脱贫攻坚主战场，虽然任务艰巨，但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根据1949年以来我国的反贫困实践经验来看，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除了要用持续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低度均衡状况外，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尊重民族地区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帮扶对象的自主性，让贫困群众参与到居住环境改善、产业发展和素质提升等扶贫项目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来，防止出现外部主导干预，而贫困群众置身事外的被动局面。二是要增强脱贫政策的有效落地性。减少带有门槛条件的排斥性扶贫政策，避免扶贫资源被精英攫取而难以瞄准弱势贫困群众，以科学设计和倡导自下而上的过程参与增强扶贫政策体系包容性，确保贫困群众都能参与和享受国家扶贫政策红利。三是要妥善处理现代性和民族地方性的问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民族地区形成了一套与当地地理生态环境相生相容的生存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不能简单地用现代话语体系标准来审视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要尝试寻求当地群众易于接受的现代性与民族地方性结合点，通过借助和传承地方性知识来达成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总而言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应遵循广泛参与、充分赋能、政策包容和尊重民族文化的原则，整合多元力量和各类资源，为民族地区贫困群众步入可持续发展道路创造条件。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国家统计局：201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386万人》。
② 据《凉山州统计年鉴(2011)》《凉山州统计年鉴(2016)》和凉山州统计局官网披露的相关统计数据。
③ 据凉山工委编《关于凉山区几年来民族工作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
④ 根据《向总书记报告：2018年，凉山19.9万贫困老乡摘下“穷帽”》(凉山日报2019-1-14)和《打赢脱贫攻坚硬仗中的硬仗——党的十八大以来凉山州脱贫攻坚纪实》(四川党的建设2018年第16期)两篇文章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出。
⑤ 据《凉山“悬崖村”引资 计划投资6.3亿元发展旅游》四川日报2018-01-14。
作者：明亮，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王苹，中共成都市委党校。
原载：《民族学刊》2019年6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图片：来自美篇，摄影：聂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