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按50年代普查研究，彝语划分为六个方言区，即东部方言、东南部方言、南部方言、西部方言、中部方言、北部方言。北部方言(即四川彝语下同)区内分为两个次方言，即北部次方言，包括圣乍、义诺、田坝三个土语；南部次方言(即凉山彝族习惯称的“所地”话)分为东部土语和西部土语。
四川彝族加上云南省宁蒗、永胜、华坪、永善等县的彝族，总计使用彝语北部方言的约近500多万人。在这块区域内，除与汉区接壤的边缘地带的彝族懂得少量汉语外，其余一般都不懂汉语。
（本文为叙述方便，以下彝文作品及名称先用汉文翻译后，再作叙述。）
在北部方言区内，从历史上长期实际交往的感受和解放后通过普查比较研究的结果均证实，北部方言区内各地彝语在语音、词汇上虽有一些差别(语法差异极小)，但能通话，互相交际没有问题。其中以使用圣乍话的为最多(50%以上)，所以圣乍话代表性强，这为北部方言区内各地所公认。
彝文起源于民间，是彝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千百年来彝文古籍卷帙浩繁，历史悠久。《中国彝族通史》中说，“彝文至少有3000年以上”。1980年，国务院颁布了《规范彝文方案》，并由四川省负责推广实施。
（彝文长诗《妈妈的女儿》封面）
彝文在彝族的文化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彝文抄本古书的种类甚多，有许多具有史料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传说、伦理、天文历算、故事、诗歌、格言、谚语、医药、宗教经典等方面的书籍。还有大量的为人民喜闻乐诵的文学作品。在四川彝族地区用彝文书写和记载的《勒俄特依》、《玛木特衣》和《妈妈的女儿》等脍炙人口的长诗，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四川彝区的彝文基本字的字形各地是相同或相近的， 书写习惯，一般是从右到左，排列呈横行或竖行的均有。
解放前彝族中虽然识字的人不多，但是彝文一直流传使用。从1951年起，凡政府机关用章、匾牌以及重要布告均使用彝汉文对照。
彝文文学的发展从1980年规范彝文推行开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以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为主，这一阶段在《凉山文学》、《凉山报》、四川民族出版社等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诗歌等。1980年创办的凉山文艺》彝文版第一期中，除了传统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以外，据主编阿鲁斯基介绍，发表了一篇西南民族学院沙马拉毅用彝文创作的新诗《ꉸꉹꂢꌠꈀꄸꉬ》（是谁弹口弦），并称这是第一首用规范彝文创作的新诗。
广大彝文工作者深入彝区民间，大量搜集整理彝族民间文学，并在凉山报、凉山文艺及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和发表。代表作有冯元蔚整理的《勒俄特依》198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凉山州编译局整理的《我的幺表妹》1983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沙马拉毅翻译的《猎村的歌声》
第二阶段是以翻译文学为主，在这一阶段发表和出版了许多翻译作品。代表作有沙马拉毅翻译的《猎村的歌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罗家修翻译的《返老还童的扇子》（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阿库史格等翻译的《欢笑的金沙江》（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彝文文学进入了创作高潮，以阿鲁斯基为代表的老一代彝文作家拉开了诗歌创作的序幕。他们以传统诗歌为基础，创作出了反映时代风貌的大量诗歌。这些诗，脍炙人口，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群众喜闻乐见。在同一阶层，一批年轻的彝文作者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他们在《凉山文学》和《凉山报》上发表了许多题材新颖、反映彝族乡村生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展现出一幅幅彝民族的生活风俗画卷。深受彝族人民的欢迎。
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古彝文献中，几乎都是用五言体的诗句形式，表现了政治、哲学、历史、经文、文学等内容。彝文文学创作作品中，诗歌创作也非常繁荣，不少诗歌的创作继承和吸收了民歌的成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彝族地区社会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少是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反映彝族人民精神面貌的。如：阿鲁斯基的《彝族人民歌唱共产党》、吉赫丁古的《国旗颂》、甲什吃布的《人民乐》等。
到了90年代，彝文诗歌创作出了民歌体的传统表达形式，在继承的基础上，大胆冲破旧框框，不拘于传统的比兴手法，不受旧体诗格律的束缚，追求诗的意境、诗的意味。如：吉赫丁古的《明天》、《花蕾》、《乌子的情歌》等，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彝族青年诗人阿库乌雾的新诗，阿库乌雾致力于彝文新诗的探讨，创作出许多新诗，引起了诗界的关注。他从1984年开始彝文新诗的创作，曾在《凉山文学》、《凉山报》上发表过许多彝文诗歌。1994年，阿库乌雾的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这是出版的第一部彝文诗集，彝文诗歌的创作，从此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彝文小说体，在彝族文学史上不曾见过，彝族作者用汉文写作的小说也从20世纪30年代才始于李乔之手。用彝文创作的小说则是80年代开始出现的。一批具有汉文水平的、有文学修养的彝族青年，借鉴汉文小说的手法，把小说文体移植到彝文文学园地中来，喻为彝文大花园中一株夺目的新花。从80年代中期开始，《凉山文学》、《凉山报》陆续刊载了彝文小说作品。彝族青年女作者阿蕾的处女作《山茶花》是第一篇彝文短篇小说。《山茶花》描写了彝族女青年茶花不顾“四人帮”的爪牙，公社革委会主任史达对她的威协引诱和迫害，带领社员们坚持作田间育苗试验，终获成功的经过。有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破坏农业生产的罪行，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培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彝族青年。
《情系山寨》是彝族青年作者贾瓦盘加用彝文创作的第一部彝文小说集，199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贾瓦盘加的小说创作重在继承彝族民间故事的叙事模式，通过一个个发生在昨天的和今天的故事的讲述，把彝族社会的深层和表层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来的人情、人伦、人性的某些反射在最灵敏的年轻一代彝人身上的具体表现串联起来，生动地描绘出了彝人世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胸襟、智慧、才情。
时长日黑彝文短篇小说集《山魂》
《山魂》是彝族青年作者时长日黑用彝文创作的短篇小说集，1998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小说集中收入了作者多年来创作并发表了的28篇彝文小说，作品内涵丰富，思想性、文学性强，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彝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时长日黑自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他能用彝、汉两种文字进行文学创作，并取得了可喜成绩。
小说集中的《爱在此时》，讲述了山里一对相爱的青年男女，双方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相爱，女方父母的理由是，男方的家族骨头不硬(势力不强)，结果女方被父母打发给一个比她年纪大的一个男人。这对恋人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来往。一天，男方被女方的两个兄弟暴打一顿。一对恋人情割不断，为了爱情的忠贞不渝，两位年轻人对旧的婚姻观念、旧的世俗偏见展开了坚决斗争。县委县政府领导对其父母进行了耐心地教育，一对恋人终于走到一起，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带领彝族群众走上致富道路。小说控诉了旧的婚姻制度和婚姻意识，揭露批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小说创作中的这类题材作品还不少。如：阿说伍萨的《一封绝情信》，倮边木果的《木萨和阿依》等都是这类作品。
在彝文文学创作中，儿童文学的创作相对少一些，《凉山文学》、《凉山报》上也很少见到儿童文学作品。1986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慕乌故什》(小仙鹤)是第一部彝文儿童文学作品。作品中收集了作者根据彝族民间故事改编创作的三十四篇短小精悍、寓意深刻的儿童文学，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教育儿童爱祖国、热爱集体，培养儿童不怕困难、克服困难、乐于助人的高尚品质。《凉山报》曾刊登书评，称“该书是有史以来彝族少年儿童看到的第一本彝文儿童文学，深受小读者的欢迎。”
彝文文学创作中，散文体创作的发展很快，散文短小精悍，反映生活迅速及时，作者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用美妙的语言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这些散文，无论从语言艺术，题材结构方面达到了很高境地，如马海黑呷惹的《春天来了》、《家乡的雪》，丁长河的《花儿开放了》，阿巴乌呷莫的《百花盛开的时候》、《啊、阿嫫》，阿鲁斯基的《滇池游记》，阿说乌萨的《峨眉山游记》，沙马拉毅的《索玛花前的怀念》、《嘹亮的歌声、《村寨的夜晚》等。
这些作品，不少是以彝乡山水人情为题材。这些作者长期生活在生他养他的大山深处，对彝乡的山河、草木，人情和风俗特别熟悉，感受深厚，因此，这些作者常常以细腻的笔调，娓娓动听地向人们诉说彝乡的人事和情景，让人们与作者一道平静地而又潜心地去品味其中的深意和真情，去触及人们灵魂世界，从而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彝文创作文学是彝族文苑里娇艳夺目的小花，它萌芽于80年代初，几十来年，从小小说到短篇小说，到中篇小说，从报刊发表到集子出版，一发而不可收，彝文文学创作的兴盛，涌现出了像贾瓦盘加、阿库乌雾、时长日黑、阿说乌萨、诺尔伍萨、阿巴巫呷、沙马加加、哈马子初、石一达达、莫色日吉等这样一批有较高文学素养，熟悉本民族社会生活，能驾驭本民族语言的彝语文作者群。
彝文文学的创作水平日益提高，趋于成熟，不断出现优秀作品，许多作品获得了全国、省、州各种奖励。如：阿蕾的小说《根与花》获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二等奖。贾瓦盘加的小说集《情系山寨》获第4届少数民族文学奖，阿胡克哈的《冬天的太阳》、海来木呷的《母亲》、沙马拉毅的《寨子里的那天晚上》、阿巴乌呷莫的《流逝》、贾瓦盘加的《男子汉》等作品获得凉山州1991年征文优秀作品奖。
彝文文学虽然刚刚萌芽破土，但它一开始就遇到了艳阳天。春风拂面、春日融融，为这棵夺目的嫩芽迅速长高、生枝、开花、结果提供了有利条件。可以断言，这朵新花在不久的将来会结出更加灿烂之果，把彝族文学推向新的高峰。
一、彝文作家及其创作
（一）阿鲁斯基
阿鲁斯基，1932年生于云南省永善县一个彝族家庭，从50年代至今，用彝、汉文发表了诗歌数百首，出版了《沃土·花蕾》诗集，他还收集、整理出版和发表了《凉山彝族谚语》、《彝族克智集》、《彝族民间歌曲集》等12部民间文学集。有不少作品荣获全国的和省州优秀成果奖。
阿鲁斯基家乡是彝汉杂居的村落，因而他们家既供奉着彝族祖灵“马都”，又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阿鲁斯基在学校接受的是汉文化教育，同时又从彝族的民风民俗和家乡婚丧时的民间文艺表演中，深受彝族民间文艺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教育。1953年，党和政府保送阿鲁斯基到西南民族学院深造，从此他向文学艺术的天空展开了翅膀。先读书后教书，先当学生后当教师，在西南民族学院送走青春韶华的十年，是阿鲁斯基难以忘怀的。进校最重要的一课也是他学到老用到老的一课是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通过学习和创作实践，阿鲁斯基坚信：生活是文艺的源泉，人民是文艺母亲，从而无比热爱、悉心了解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自己的人民和人民生活。阿鲁斯基在《我的生活和创作》中指出：“金沙江水像脱缰的野马，任意狂奔，两岸陡峭的山岩被冲刷得光溜溜的。显然，作者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想来描绘金沙江的。”他深有体会地说：“好的作品来自于身临其境的平凡生活中。”“写文章搞创作对要写的对象最好是能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凭着自己的文化、艺术和生活、感情积累，阿鲁斯基在教学工作之余，具体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开始了他对彝族民间文学的搜集、翻译、整理和彝、汉文诗歌创作。1956年，他与周光耀合作写的《阿萨》在《草地》第11期上发表了。这是一首约250行的叙事长诗，写一对彝族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和幸福的追求。当时正值凉山民主改革之际，新婚姻法还未在凉山颁布实施，凉山彝区仍被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同族内婚的传统婚姻制度桎梏着。诗中，阿鲁斯基和男女主人公一起，充满激情和理想高歌：“怕枪弹的青年成不了英雄/怕锁链的奴隶得不到自由/怕家庭的姑娘得不到真正的爱情”；“即或是大山挡住了我们道路，要挖通大山来相会/大河隔住了我们的爱情，也要在河上搭桥来相迎。”奏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很快予以播放。继《阿萨》之后，阿鲁斯基接着在《星星诗刊》、《草地》、《四川日报》等报刊发表《怕》、《我愿变》、《翻身奴隶建设天堂》等短诗多首。
1980年，阿鲁斯基的人生有了一个闪光点。这一年，《凉山文学·彝文版》创刊了。《凉山文学·彝文版》至今已出刊近200余期，计40万余份，近1000万字，刊出小说散文近600余篇，民间故事近1000余篇，诗歌15000余首。作为创办人的阿鲁斯基，他和他的编辑部同事们用自己的行动结束了彝民族没有以自己的文字出版文学刊物的历史，开辟了繁荣彝族文学的新天地。在阿鲁斯基主阵《凉山文学·彝文版》10多年期间，在为《凉山文学·彝文版》的发展壮大辛勤耕耘的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经历了拨乱反正，有所解放，从而促使其在民族民间文艺的各个领域齐头并进。除出版个人专著及合著书籍，如前所列《沃土·花蕾》、《彝族克智集》《彝族谚语集》等外，各报刊杂志还登载了他很多的作品。彝族民间文学，诗歌如《彝族丧歌》、《飞鹰之歌》、《啊哦黑里》、《求水》；民间故事，如《智慧的牧羊人》、《姿兹尼嫜》、《比特拉格》、《勇敢的阿苏斯惹》、《和野兽打交道的人》、《毕阿什拉者和他的女儿》、《罕亦迪古》等。这些民歌、民间叙事诗和民间故事经由阿鲁斯基翻译、整理，实际上是二度创作，突出了人物及其性格，文学艺术性大增。散文创作如《滇池游记》、《月琴》、《蜜蜂进住我家窗》、《猎取雉鸡》、《锦屏山上人》；诗歌创作，彝文如《美丽的披毡》、《我回到了家》、《白云》，汉文如《火把节之歌》、《喜背新娘》(歌词)、《石柱》等，均堪称佳品。如：
在拉玛阿觉的地方，
有一对情侣，
为了寻求自由和爱情，
黑夜来到这里。
公鸡啼，天匆明，
路到河边断，
锁住他俩的脚，
岩石像堵墙，
拦住了路，
多少个地动山摇，
风啸雷惊，
坚贞的爱情，
盼来了春的黎明。
河上架起桥，
岩上通公路，
牛羊桥上过，
车马岩上行，
情侣依然站立，
但已化成了高高的石柱。
“石柱”，坚贞爱情的象征，理想的象征，更是历史的见证。透过爱情侧面反映建设新貌、变化，显然比直抒“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在艺术上更高明、老道。
在新的历史时期，阿鲁斯还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如《彝族“克智”概述》、《彝族“尔比”概谈》、《新时期，彝族民间文学走向》、《规范彝文繁荣彝族文学》等等，从“克智”、“尔比”的历史发展、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到结构形式、语言技巧一一作了论述，具有相当的学术性，它们表明：到这一时期，阿鲁斯基在学识修养上已达到了“民间文艺家”的水准。
综观阿鲁斯基的文艺创作，总让人联想到他嘴里不断吧嗒的兰花烟，兰花烟看似粗糙、简廉、却很老辣、味浓，让资深的烟民感到很过瘾。阿鲁斯基的文艺创作也是如此，给人的表象是平淡无奇，从思想到行文都受到时代的局限，似乎显得老套，语言也常常显得过分简单和直白，如《石柱》那样给人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东西不多。然而，如果我们站在民族文艺美学和民族文学史的高度去审视和评价他的创作，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同，甚至令人惊羡了。
看啊，要去看
著名都市要去看
北京城里要去看
文化知识要去看
科学技术要去看
——《看啊，要去看》
为适应新的时代内容的表达需要，将原有的民间艺术格式——克智诗歌格式直接运用于表达自己的情思，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旧瓶装新酒”式的彝文诗，固然积淀着相测成习的惰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使阿鲁斯基的歌唱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适应了彝族人民的审美趣味，从彝文诗歌的发展、演变看，阿鲁斯基娴熟地掌握了彝族民间克智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语体结构，在全面秉承传统诗的形式模式的基础上，为表达新的时代内容的需要毕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组重构，即艺术创新，这就使之在彝文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可以说，阿鲁斯基诗歌(主要是彝文诗歌)的写作过程就是他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将自己从一个民间艺人逐渐重塑为一位新时代的民族歌手、民间文艺家的过程，也是他和他的同辈彝族歌手、诗人把自己的母语文学逐渐推向新的时代、新的艺术台阶，从而推向全国各兄弟民族文学之林，进行艺术交流、互补、融合的过程。
（二）阿蕾
阿蕾，彝名阿列阿洛。1953年生于四川西昌大箐乡的一个彝族农民家庭。
阿蕾从1980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1981年《凉山文艺》彝文版第1期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山茶花》。接着又发表了小说《根与花》、《威古家两口》等彝文作品。
阿蕾生在彝乡、长在彝乡，熟悉农村生活，她的几个彝文短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以凉山彝族农村的现实生活为题材，主人公大都是农村的彝族妇女，细腻地刻画出了一个个真实感人，富有本民族特征的女性形象。
她的汉文作品也发表过很多。短篇小说集《嫂子》1998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嫂子》的最大特点是：把本民族多姿多彩的风俗画卷与小说作品紧紧联系在一起，展示了一幅幅优美动人的风俗画卷，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生命力，更发挥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阿蕾以女性特有的机敏，以清新的语言，把民俗和她描述的事物结为一体。如在《嫂子》中，那个温柔善良，端庄俊俏的吉姆嫫尔果，是用服饰来衬托她的美貌的。镶有天蓝色花边的羊毛裙，绕着脖子搭拉在胸前的黄铜针筒，它两边串有各色珠子，末端是一串红头绳做的缨穗。胸前还披挂着闪闪发光的银首饰。与羞怯的脸真是锦上添花。又如在《嫂子》中，对吉姆嫫尔果的婚礼，是通过迎娶仪式表达的。松枝搭喜棚，金黄色的燕麦秸铺地，标志婚事的古朴，也标志岁月常青，多富多贵。喜鹊叫标志吉祥，标志送亲队伍的到来。当第一颗星(长庚星)出现，“婆婆”才有权点亮松明灯仔细端详新娘的容貌。“婆婆”是婆家选的，选丈夫健在、儿女双全的妇女充当，把星星和看新娘连在一起，标志新娘晶莹的品德。
《哑巴尔玛》也是用民俗塑造这一傻呼呼的形象的。她七岁就被换穿童裙，将她嫁给屋角的石磨。哑巴尔玛会说话，说出来的却都是违犯民俗的。她说石磨不是男人，她要嫁男人。她还说，她要嫁弟弟。这就惹来一场痛骂。她找不到男人就唱口弦调，她找不到男人就是怠工，不上山拣柴了。她还撞断磨心，向石磨出气。
是社会的，必须举行仪式得到社会的承认。生有生的仪式，如诞生礼，成年礼；死有死的仪式，如葬礼。彝族的贺生子、狩猎歌、祭奠歌都是教诲。葬礼是隆重的，全体家族的成员都必须参加，青冈林是家族公有的火葬地。凶死者不能在这里埋葬。彝族对凶死有严酷的习俗。自缢、跳崖、服毒，都是凶死，只能葬在乱葬冈。她们把针钉进死者的脚掌，使死者变成鬼也走不动。她们清除死者的骨灰和木炭，把它铲进河里。对在山间苟合的男女，要在那不洁的地方钉马桑树桩，咀咒这一对狗男女早死，免得大地再遭污染。《嫂子》——吉姆嫫尔果殉情自缢了，族人并不原谅她，把她的灵牌和一条公狗尾巴捆绑在一起埋在深坑里。让她永远在地狱里受苦，这就是民俗惩罚。这种惩罚在欧洲早就有了，《奥赛罗》剧本中的主人公奥赛罗和苔丝蒙纳的悲剧，源渊于怀疑。杀人偿命，奥赛罗被系在战舰高高的桅竿上。
民俗并不是凝固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进步，宗教的变革，民俗有变异，也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蒙昧时期的血缘家庭中，乱伦是合法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乱伦要被处死。彝族史上的“女族八代”，在民俗领域曾掀起一场革命，族人拜太阳而不拜月亮，认为太阳是女性。采集兴起，妇女们有了头上插花的习俗，并以花名当做已名。衣裙发明后，妇女有了梳妆打扮的风俗。弓箭发明后，狩猎习俗风起云涌，捕捉野兽还射鱼，崖壁上刻有狩猎的图象。
人是在爱的怀抱中生存和发展的，没有爱就没有世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按照习俗，情侣要坐在狗拉的犁耙车上，沿途游逛沿途歌唱，显示风流潇洒。他们认为，爱情、婚姻是大事，走的路越远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靠近北极线的挪威人，按照习俗，在门前搭一块舢板，一跳就可以到达月宫，月宫里有很多姑娘。这一跳可并不容易，要经过冰山雪海，狂风巨浪。每个挪威人都要经过这种考验，考验胆识、勇气、对爱的真诚。描绘山水，刻画个性，塑造“主人公”的形象，都不能远离民俗色彩。民俗整体是不能割裂的，民俗征途千古常青。《嫂子》是彝族妇女的血泪纪录，是“风俗画卷”中最悲惨的一幅，嫂子是善良的，却死于极不相称的婚姻习俗。《春花》中的春花，聪明、活泼、机敏，却被甜言蜜语的“上级”奸污，怀孕，而死于贫穷、孤独、精神错乱，《带锈的镰刀》中的乌沙姑娘死于“换婚”，《哑巴尔玛》总是受习俗的折磨，换童裙，嫁石磨。后来虽然嫁给了一个真正的男人，却是个傻子，而傻子却有权把她休弃。后来，她又嫁给了一个不缺钱只爱儿子的毕摩呷呷。最后，丈夫死了，她还是受“转房”习俗的困扰，没合适的人选，她又被休弃。
阿蕾以作者的良知，写出以对残废妇女，对倍受折磨的妇女，对身陷民俗囹圄的妇女的同情和怜恤，实质是对恶俗的控诉。
阿蕾小说创作的艺术特征。
1、阿蕾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她坚定走着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她的目光，始终投注在彝族文化土壤里，执着地对彝族文化从感性到理性的观照，纵深地而不是表层化地展示彝族的优根和劣根，真实地表现出彝民族的喜怒哀乐和命运的走向。这是她的第一格特征
2情节的叙述与彝乡民俗的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矛盾冲突的展示以民俗活动为背景，民俗活动又推动矛盾冲突的发展，因而增强了小说的民族色彩和生活气息，这是阿蕾小说创作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3、自然流畅，描绘细腻，富有生活气息，富有抒情性和哲理性，这是阿蕾小说创作的第三个艺术特征。
（三）贾瓦盘加
贾瓦盘加的文学创作道路，是从彝文母语创作开始的，然后同时用汉文创作，是能用彝文和汉文双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双料。而且在彝汉文小说创作道路上，成绩显著。
贾瓦盘加于1991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彝文小说集《情系山寨》，在1993年荣获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
贾瓦盘加的小说创作，主要继承了彝族民间故事的叙述模式，作者以一个忠实的、质朴的彝族人民现实生活实况的纪录者和新一代彝人的心理、精神、命运的见证人的高度，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发生在彝乡的故事。其小说创作明显表现出一个“故事人”的姿态，在叙述过程中，叙事结构呈现出典型的线性结构等特点。不论在《情系山寨》中，还是在《滚动的情韵》中，作者在许多篇幅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上述风格，他通过一个又一个“发生在昨天和今天的故事”的讲述，试图营造出一个故事大世界，或者将表层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带来的人情、人论、人性的某些变异反射在最明敏的年轻一代彝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全部给以串连，嵌进一个个具体生动的故事语码。在小说中，作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沉浸于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承诺，参与到文学的社会学意义和建构中，将教化新一代彝族青年，启蒙青年人新的恋爱、婚姻、家庭观念的变革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
贾瓦盘加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来自生活中的自己熟悉的彝族青年形象，这些彝族青年的生命遭遇、生存景况、人生理想、抗争精神等共同构成了贾瓦盘加小说的创作对象。从《猪娃·牛娃》中的“猪娃”、“牛娃”、“妞妞”到小说《垭口》中的“你”和“他”；从《拉铁》中的“吉克拉铁”到《虎仔及其心中之虎》中的“拉莫”，作者在对这人物内心世界、精神面貌、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与新旧文化在灵魂深处的剧烈抵牾作了客观的、切合这一层次的彝族青年人的优势和他的与生俱来的局限的实际描述。比如《猪娃》中的“猪娃”为了让其姐姐“银女”和“汉族老师”成婚，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学习机会和人生前途，听从于“父母之命”的一段：
夜晚的猪娃家。松明火一闪一闪；猪娃爹的烟杆也一闪一闪；银女的眼泪更一闪一闪。
“爹，把二姐嫁给老师吧!老师是好人!”
“兔崽子，什么时候到你说话了?”
“你真的不嫁?”
“不嫁!”
“好，万一你的独儿不慎被水淹，掉下崖，你不要伤心?”
“兔崽子，什么意思?”
“就这个意思!”
“你……”爹挥起拳头。
“打也没用，万一的事谁也说不清。”
他爹山一样高大的身子“轰”地一声瘫坐在地，两扇大鼻孔“呼呼”地乱起十级大风。
猪娃二姐和娘的眼睛瞪得滚圆。
“兔崽子，我服你，但你也得应我一件事。”
“当然!”
“我叫你什么时候归家娶妻生崽，你得什么时候回来。”
“行!”行字刚出口，猪娃眼上“哗”地一声下起了大雨。
我们小学毕业后，老师和银女结了婚，并调到区中心校去了。我和猪娃也进了初中。可到初中二年级，猪娃就回去续香火去了。他是和他爹约定好了的。这都是为了他二姐和老师。要不然，猪娃是很有希望出人头地的。
在贾瓦盘加小说的创作中，特别是对叙述对象的精神实质的描述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方面，“猪娃”的向往自由的、文明的爱情(比如找有文化的人，老师，在这里是有文化、有文明的象征。)；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局限所致，“猪娃”采取这样一种也许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解决方式，调解了传统意识桎梏与新一代自由意志之间形成的尖锐的矛盾冲突。这是一种自我牺牲精神吗?这是一种无私奉献?任何以原始方式换来的文明，其实质比原始本身更可悲，因为它是新的愚昧的温床。作者以唤醒这群小说的叙述对象为已任，用自己温和而又犀利的笔触写“他们”率真诚挚、勤劳朴实、敢想敢干，也写了“他们”幼稚无知、虚妄狂躁、龌龊萎缩。如《牛娃》中的“牛娃”，一方面他是个勤恳好学、积极上进的好学生；另一方面也写他偷看寨里女人沐浴的龌龊之事，以及后来屈从于家庭威逼，不得不与自己相爱的有文化的“妞妞”分手而去按传统习惯给三嫂填房，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措施摆脱束缚。作者一方面揭示新时期青年人自觉不自觉的循规蹈矩，屈服于传统的落后的习惯势力的同时，努力表现出彝族青年在现实社会生活和传统势力的激烈矛盾中，努力摆脱旧势力
的缠绕，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向往美好未来。《垭口》中这样写到：在这崇山峻岭中，再豪华你也不相信豪华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是令人吃惊，起先你认为在这种旅店里碰不上虱子，而被子比较干净都是最万幸不过了。哪想到一跨进房间，你就疑在省城大饭店里了。房间宽敞而布置新颖。两边是崭新的席梦思单人床，床上是两床崭新的丝绸被盖外加一条纯毛毛毯；两架床中间是黑亮的双抽桌和钢制镀铬椅，桌上是名牌台灯和14寸的长虹彩电；门边是一对豪华单人沙发，茶几上的玻璃瓶里是几枝鲜艳的山茶花。
真使人难以相信，刚才他们收你20元钱时，你还以为这是在敲诈呢!
你深陷在沙发里，在思索，思索着这里的变化，惊叹着这里的勃勃生机，感叹这里的繁华。
在这样一个不毛之地耸立起的现代小镇，使你的心溢满蜜。
这是新一代彝族青年们的理想，也是这些年轻一代的彝人自己动手建成的。在“寨子变城镇的过程中，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新的社会风貌、新的人文景观。新的文化秩序在不断地产生和形成。作者以新的文化旨趣的审美追寻和意识向导进行艺术创作。这种精神愿望和艺术追求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
贾瓦盘加的作品具有较浓厚的乡土风味，表现出对故乡人民的深厚感情，他所写的大多是他熟悉的，甚至是流逝于自己身边的同时代的乡村人物生活，他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美好的理想表现在对故乡人民的热爱。他描绘出一幅一幅彝乡秀美的风景画和清新的风俗画，作品中的人物就在这些画境里劳动、生活、演出各种故事。在叙述和描写的关系上，贾瓦盘加吸收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反描写情景融化在叙述故事中，他执着于人物的动物性、动态美的追求，讲求从故事的叙述过程中和人物眼中写风景、写肖像，从人物自身的言谈举止中写神态和心理。作者创作时，注意读者与艺术形象、艺术画面的间离效果，使读者既沉浸于作者所创造的艺术境界和氛围中，又时常感到一个讲述者“我”的存在。
（四） 阿库乌雾
阿库乌雾能娴熟地用彝文和汉文进行诗歌创作。堪称“双枪手”，1994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彝文诗集《冬天的河流》，相继，又在199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诗集《走出世界》。1998年出版散文诗集《虎迹》。面对彝民族历史，每一个以曲直线条交错组接而成的彝文字，都是一首民族原文化的深沉的颂歌。阿库乌雾的诗，不是浪漫情思的宣泄，而是冷静审度的苦吟，他以哲人般的眼光，深刻地洞察着民族心理结构，把祖先原文化精神特质，用冷峻意象刻写在读者面前，让民族的一种特有品格得到张扬。我们知道，生命是从本能开始的，任何民族都走过了这段路程。先有美丽芬芳的爱情，然后才创造生命，这是荒蛮向文明转型的结果，越是深刻的真理，其本相越是裸呈无饰。阿库乌雾对民族生命源流的揭示，力图还原本相的美。他的诗更多体现的是生命创造的艰辛中生成的崇高美。《百褶裙》、《换童裙》、《命名》、《朵波嘟》、《首饰》等诗，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原始生命创造的揪心撕肺的心动。女性、母亲，在诗人笔下，承担了接受创造和实施创造的双重艰苦，她们默默无语，以韧性精神创造了一个个生命，创造了整个人类世界。
鼓足勇气你想以两滴
偌大的泪水堵住
肉眼以外
那野蜂巢被掀翻后的
世界
可那多产的女人
早已用语言和看不见的绳索
硬将你捆缚于那弯曲的
锅庄石……
——《换童裙》
诗人对生命创造的艰辛做了力透纸背的抒写。
创造常常与寂寞相连，忍辱才能负重。对彝族母亲骨子里负重人格，阿库乌雾以超越后的民族学者的卓识进行了表现，而且，他不以华丽词藻、热烈抒情来向人们宣布他的肯定判断，他是以客观的苦味，来凸现原初文化的真实，这种冷抒情的艺术效果远远甚过一切，“你开始属于石头的女人，石头却更见沉默不语”，诗句中，那创造者母亲的韧性精神，会令你从心底油然升腾起敬佩的律动。
谁说女人不懂得战争
你决意积水成渊
淹死天底下
所有弯曲的
锅庄石。
母亲创造的壮美和开天辟地的意义，在生命的诞生和生命的命名中，更完美地交融成一幅挑战一切的壮丽画卷。“母亲的羊水一度涌流不息/江河里的游鱼大海中的/巨龙洪水时代的葫芦/水养育人又吞噬人的/历史源远流长/你的命名/一次又一次浣沙成金。”开创了生命，才有生命的征服世界。“你的祖先曾经是/迷途的羔羊/四面八方的确认/成为他们最初的功业/生你的女人终将选择/自己的方位你的命名/不能不用前人的弓箭/朝着属你个人的方位/有的放矢。”(《命名》)彝人是山的儿子，民族的每枝箭都向大山汇报着文明的成果，挑战与征服代表了原初民族和力量之美，原初彝人的强悍、开拓世界的进取精神，阿库乌雾在对本民族的历史哲学，对民族历史人格进行艺术本体论的深层追问。他力图在艰难困苦的背景中，写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征服自然的精神美。“图尔博里”山峰上神人“支格阿龙”征服了太阳，生命的源远流长，彝人因而找到了自己灵魂的符号，征服的力量铸造了民族精神品格的核心，彝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大大地写下了光彩照人的一笔，彝人像蜜蜂一样以小抗大，英雄无比，于是才有了大西南四季的“柔情蜜意”。彝人不管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是以虎的形象审视着世界。
一只悍而孤独的虎
以它的睿智以它超群的冷静
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
注视着倾听着……
——《背景》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本体问题，有了生命，珍惜生命，使用生命的力，让生命终结于让路给新生命的路上，这本身就是一种壮美。当然夭亡是特别的结束，只是一支被风吹熄的火把，留给人间无限的惋叹。展开民族对归去的终结态度，是阿库乌雾书写民族心灵的独到视角。死，从形而下的生命个体看，是人的自圆过程，但从宇宙的无限看又是无限历史上的“点”。生命结束与生命的开始，在诗人那里是一幅意蕴深邃的画景：
傍晚一定会有一个女人
目击那正在被追猎的野物
一次生命与生命的游戏结束
青烟送来斜晖般无盐的肉香
女人顿觉自己有了身孕
于是，
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
神话重新上台演出。
——《狩猎》
诗中充满了一种生也壮美死也壮美的蕴味。在《老人之死》一诗中，阿库乌雾把民族对死亡本体论意义的认识叙述得特别准确，老人完成了创造的一生，强悍的躯体被黑风卷走，从此灵魂在黑暗的沟谷中亘古地追索，走向天堂是不愿用脚印为自己生命画地为牢。因此，这是一种幸福的归去：“天空中一扇拱门由此洞开/子孙的热泪春播的荞种/同时撒向大地/彩蝶幸福如歌舞，/你创造死亡于是创造时间，/这年秋天/活着的子孙/再度丰收。”诗的创意是哲学的，他把民族的崇高悲剧意识化作了诗语，让人们真实地感受到民族心灵的旷达与雄气、高远与深沉。认识民族的心灵，不是线性思维所能完成的，应该是多维度的交汇。宗教文化，在彝族历史文化和心灵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和意义。宗教不是巫术，宗教是人类童年认识世界和征服世界，在当时所能寻找到的方法之一。巫术，其主体没有任何进取、改造精神存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宗教，其主体则充满了认识、改造、创造的能动精神。阿库乌雾的诗，在神奇的彝族宗教描写中，勾画出了民族原文化的心态结构，在我们看来，阿库乌雾写宗教心态的诗，其艺术运思和艺术处理有以下特点：
首先，诗人毕竟是火车送入都市的新生代，对祖先宗教心态的觅寻和剖解，只能从现实去回眸，现实中保留着的传统文化风俗，是诗人推研童年古风的依凭。诗人在复杂的思维中，思考着现实对信仰的某种逃离和历史对宗教虔诚的演化。《彝海子》一诗是阿库乌雾运思心态的道明，诗分为两节，第一节写原初那种纯净得如雪的信仰的透明。
在神与人开始结合的时代
彝海子一只绿色的眼睛
那位独眼的天神
蓦然回首向着彝山
重重一瞥的投影
楚楚的长睫上
无不结满
会鸣叫的玉露
诗的第二节写过去的原始的纯而神秘的美在现代文明大潮冲击下，只剩下叹息，诗人在其中想要说明的某种慨叹不言自明。
在人与神走向裂变的时代
彝海子铅色的黄昏中
男人长笛上的一个眼
女人在集市任意取舍的
一枚胸花
永远游离于古籍之间
一颗异体字
喧嚣的新寨子上空
定格不祥的
蛇形烟圈
那神话误传给神话的
一次干枯
叹息
纯净的信仰，有时远比真假难辩的迷雾更透亮清澈，阿库乌雾从这里开始深入到民族的宗教心理中去了。
其次，阿库乌雾对彝族宗教心态形成、发展以及深层的文化底蕴的审视，绝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宗教与民族文化的深层根系作了深入的洞悉。民族苦苦追思着对宇宙的认识，虽然宗教的方法是非科学的，但纯净的坚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精神，在这里日积月累起来的韧性品格，如果能获得良好的转化，无疑会成为文化走向科学的一种动因。阿库乌雾看到了这点，从而使他的诗获得了新的地位。
智慧和蒙昧同季节收割的
土壤却成为
肉体与灵魂同途径超释的
祭坛
从此在大西南原始的
莽林间不再有
跪在地面。
——《兹祖普巫》
彝人童年所有的宗教行为，目的都是预测命运吉凶，祈求神力相助，杀红公鸡占卜，心境是投向山林深处的。如《狩猎》：
割断公山羊凸露的喉头
让利角远走
撑开另一幕纷繁草木的世界
血液语言一样流淌
巫师把玩着语言的魔方
所有的这些非科学的探问，在长长的一段历史后，会变成民族的一种创作心理、会成为民族骨头中的精血。
巫师在语言的石级上
轻捷而沉重地爬行
身边带着所有祖传的法器
以及厝火积薪般的学徒
双目微闭造就一面土墙的罅漏
生与死的毡叶从此处切开
流出鬼怪与神灵的混血
全被眼前瘫软的禽兽吸食
只有一根柔韧的青柳
成为长在禽兽身上的绿竹
据说有人曾勇敢地伐了它
做成彝人最早的乐器
——《巫唱》
这是一种辩证的富有哲学意味的诗美发现。辩证思维始终在他诗中闪现着光彩。彝人在宗教思维中，把“绿竹”造成“乐器”，这是文化演进的正极趋势，但诗人也看到宗教文化的负极影响。诗人处处在用深思的语言，告诉人们要有必要的“丧失”，民族文化才会朝气勃勃。“巫咒”发自灵魂深处的颂辞/是惟一出山的路途/带去太多发潮的荞种/却留下宇宙间/第一奇特的苦涩!”(《必要的丧失》)正因为如此，才有“使一个善于迁徙的民族/最终未能铿铿锵锵报/走出日月划定的/弧线”。(《兹祖普巫》)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终于向先祖诉说了：“我们用两颗旧牙/换你两颗新牙。”(《寨子里最后一位毕摩》)这样一种思辩之后，民族文化的特质在阿库乌雾的诗中更显出了特色与活力。
爱自己的民族到了刻骨深情处，思索、解剖才会特别鞭挞入里，才会促使表冷内热的诗人预谋着文化的重构。阿库乌雾的重构预谋是祖先力与美精神的发扬光大，虽只是水滴一点，但却能装下一个太阳，表达了子孙的今朝风流。他远离古道荒野，融会中外路文化，科学地翻洗晾晒着民族文化，然后以“神，从不用嘴唇说话”的姿态，表明着他所有的剖析和剖析后的拓展策略。
彝人骨头中的雄健阳刚之气，证明民族能塑造新的形象，阿库乌雾的诗处处闪现着民族深沉的自信意识。他正视现实，不断剖开民族心态，又不断歌赞着民族优秀品格，呼唤民族重塑自我，走上一座峰巅，放眼未来，接受八面来风。“圣者在土地深处/正接受切割/阳光在我们中间/我们一个个戴着时间的/镣铐/赤膊上阵/我们是武士的后代么/我们是武士身上的甲壳么/阳光像小狗一样/窜进我们的肉体/寻找最后一处恶臭”。(《阳光在我们中间》)这类诗的一个共同主题是呼唤继承创新，弃旧迎新，重塑形象。“用木叶刃割断大山的经脉/让从前忧伤的歌谣/从头唱起。”(《突围》)“我的身体是最后一块，让含备的俎上肉/俎与肉同时成为垃圾/啊!但愿我将成为这个世上/最后一片会说话的/真真实实的垃圾。”(《垃圾》)“大海在远处潮起潮落/惟一的鸥鸟击落海底/海藻如梦中文字的锈/海边刀鞘注满泥沙/贝壳被削去的果皮/划破拾贝儿童的嫩足/在世纪之外。”(《水果与刀》)以上所列举的诗，其深层的所指，像外有像、味外有味，在我们看来，诗人更高的意向是张扬一种新的民族精神。
“火不灭啊人不灭!”其意旨是民族精神的不断更新，只有更新，才能走向辉煌。阿库乌雾笔下新的民族精神实质是自剖又自强不息，汉文化强调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彝文化也与此相通的美质。在《最后的火种》一诗中，诗人这样写道：
你们的婴儿诞生前
险些将木屋毁之一炬
你们六月的绿深处
有战争无尽的遗火
你们巫师的咒辞里
有极深奥的火焰跳动
你们十月收割地里的火穗
生长在殇子的母亲高傲的胸脯
你们老人远通的火把
承提了对历史最新的叙述
——《最后的火种》
阿库乌雾是只“雏鹰”，他想在重构民族上圆成一个更伟大的梦，他把这个梦做在《雏鹰》一诗中了。
鹰之母为了同彝人争夺疆土
从阴冷的岩洞里
毅然叼起自己的蛋丸
放进温暖的鸡窝
孵化雏鹰的黎明
不曾被彝人察觉
鹰之母重又飞回巨杉之巅
俯瞰荣华大地
繁若灿星的饥渴啊
将它牢牢捆缚在杉巅
成就一种高傲的景致
人一天天富足的寨子
雏鹰啄食着
小鸡的影子
与鸡同乐
依旧不会被彝人
察觉
这是一首包含着“拿来主义”思想的诗，预示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某种方向。从诗人对本民族文化的反思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意识是可信的，从这里民族会升起太阳喷薄的风景。
诗是代神立言的文体，天籁的美，神思的传递，不是质白所能点亮的火把，“文质彬彬”方可成“经国之大业”的上品。阿库乌雾的诗歌美学，走的是一条色彩斑斓的路，一路上展开的都是另一种迷人的风景，他的“风景”会给读者这样的美感：
第一，“出走”而后“回归”的审视民族历史的视野。
聂鲁达有个著名的论点，认为要对民族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创造出新文化，必然先有一段“出走”，而后再“回归”。出走是吸收外面的先进文化，回归是用新的文化思想来审视民族文化，这样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把握才会更上一层楼。阿库乌雾是从古老彝族山寨“出走”到成都的，他由此吸收了各种优秀文化的养份。从屈原到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再到异域的现代派诗，都不同程度地哺育了他。然后，他带着一种新的诗情诗思，再回归到彝族文化中去。因此，他的诗在浓浓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背后，总是蕴涵着一股审思与关的深旨，他的审思能深入到民族文化的骨髓，他的关怀又不仅仅停留于自大的层面，有一种现代化意识深藏其里。这种视野所带来的美学意蕴，更有一种子孙观念走入诗思，对古老文化作了客观的解析：
那是雷电和雷电被缚的世界
那是六种有气血和六种
无气血的生物的世界
那是石级般铿锵的猴类谱系
无限网织的世界
那是女人跟动物私奔的世界
那是男人被任意放逐
成为兽中之兽的世界
那是生子不见父的世界
在《夜的意象》中又欣然接受现代文明进入彝家山寨：
那夜火车轰鸣着
进入死寂的彝寨
猫头鹰锐利的目光
不能刺痛车灯
火车轰鸣着
离开落寞的彝寨
寨子的幽梦被压碎
血如朝霞
装点黎明
正是这种接受的影响，诗人才树立起了为民族土地纹身的崇高意识：
当我们死去的日子
阳光哗哗啦啦地普照
硬朗的身骨
以烈火的形式
为我们自己的土地纹身
——《为土地纹身》
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与民族历史和文化相交融，一点也不显唐突与浅薄。
第二，本土的克智诗与汉语诗的优秀手法与异域现代派手法的和谐统一。
克智诗是彝族传统诗歌样式之一，大量采用比兴手法，阿库乌雾诗在艺术手法上吸取了彝语诗的这一长处，应用比喻、比兴手法，把诗的审美维度拓展得很宽，留给读者更多的审美空间，比如《虎子》一诗的虎子与羊群的故事，就包含多角度的解读可能。
羊群里长久沉默的老阉羊
一声孤枯的叫唤醒
牧羊人的猎枪里
惟一的树阴
发情的老母虎
像一片垒满山石的沼泽
虎子是大泽中的阿扎花
生生灭灭
此诗可以让你尽情的驰骋想像，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诗人的诗美创造。
阿库乌雾为了把诗写得更多彩多姿，还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艺术长处，装点成了自己的扑朔迷离的艺术世界。比如《伙布格尼》一诗有屈原的上下求索的叙说与追思韵味，《雪史》有郭沫若早期诗巧妙排比的特色，《远去的岁月》(三首)有现代派艺术的苦涩与甘甜，等等，这些都从不同层面增添了诗的色彩与美质。
第三，与自我意识同构的意象美。
阿库乌雾的诗，最迷人处在于创造了意象美，在意象中又往往加入思考着的自我形象，使意象的灵气特别鲜活。不论是在虚写的神象中，还是在实写的物象里，都昂扬着一股彝人的阳刚之气、之美，而这些形象又不是一眼就能透视的扁平形角，它是内蕴复杂的圆形物象、景象。这体现了一个诗人的文化内涵的丰富和一个民族的博大、深厚。
（五）时长日黑
1964年8月出生，男，四川省普格县人、1987年7月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文学学士，同年分配到四川省彝文学校、凉山州民干校工作。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他说：我时刻生活在彝寨深山里固有的古老树木掩映下的彝民及其子女们为走出深山而默默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而寝食难安。更为那里的人们为心中的那朵鲜艳的索玛花和远大的人生路而激动不已。
时长日黑散文集《荞花魂》中的彝人追寻着彝山彝人特有的《荞花魂》沐浴在父老乡亲的情真纯情中,跟随《母亲和水桶》行走在山间小道上，吟唱着浓郁的《慈母情》歌，抒发了人间纯洁的亲情和浓浓的乡情；心中珍藏着浓烈的记忆,追忆《情路》上采撷路边的《索玛》花,书写着美丽多情的《人文与情》,寄托着白酒般烈性的友情为他的《父亲之歌》谱上美妙的曲调,弹奏出美丽极具强烈节奏的《母亲情》乐章；心里包裹着爱的甘甜汁液,聆听《彝人恋歌》中的音乐,抒发并感受着纯真质朴的彝人《草屋情》中发生的故事,运用彝人的心血和汗水缔造出、彝文特有的文化，与《爷爷和我》一道体验那种彝山《半醉半醒的人生》真谛，深情呼唤出《彝之声》，铿锵有力震撼变成《彝山·彝人》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纯洁的情、纯真的意共同绘就的人间最美好的各种情感交织的美丽、奇妙的艺术画面。
这是散文集《荞花魂》散发出的独特的彝家养香味的荞之魂，那种只有彝山才有的甜中带苦,苦中带蜜的艺术之嗅觉和只有彝人才有的豪迈和真挚的感觉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彝人散文的韵味。这是我在散文集中呼唤出的心声，也是新时代。
《荞花魂》由《悠悠山情》、《发生在深山彝寨里的故事》、《一个男人和他婆姨的故事》、《舅舅拉作的人生路》、《尔达和妻儿》、《木嘎和他的450元钱的故事》、《血染情思》、《此岸人与彼岸人》、《云雾下的浓春》、《螺髻情》《深山祖》、《阿果莫和她的人生》等15篇小说组成。是彝族母语文学史上第一部直面现代语境下彝人社会生活中多重人生和矛盾冲撞后反思彝族历史文化问题的中短篇小说集。
文本中的每一篇小说结构复杂但明晰，人物性格各异但鲜明，主题深遂却明白，事与人，人与情交织，由人引出矛盾，以情突出矛盾冲突，引人入胜，令人反思。在现代化背景下生活在彝山中的彝人在传统文化遭遇从未面临的同化和挤压中的坚守与反思、挣扎与叛逆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人与人在追求理想人生中体现的爱与恨、权与利、新与旧矛盾冲突中现代彝人特有的思想情感。各篇小说文本中人物情感表达细腻，在不同环境下人物的喜乐哀怒情怀在感人中令人反思、悲喜交织的情感在伤叹中让人震憾。
文本体现新时期彝人对社会、人生历程的诠释、反思和演绎，并在诠释演绎中折射出或对人生的不同态度，或面临困惑或追求人生中失意后的深深自责和自省，或反映如何把传承发展民族孝敬文化、道德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化背景下新思想新观念的现实问题。各种新旧矛盾在这里相互交织、相互碰撞。直面生活，剖析问题，反思文化本源，寻求人文思想进步是文本的基本构思点，也是文本创作的出发点。
文本结构复杂但明晰，人物性格各异但鲜明，主题深遂却明白，事与人，人与情交织，由人引出矛盾，以情突出矛盾冲突，引入如胜，令人反思。在现代化背景下生活在彝山中的彝人在传统文化遭遇从未面临的同化和挤压中的坚守与反思、挣扎与叛逆中表现出的一系列现实问题，折射出现代化进程中人与社会、人与人在追求理想人生中体现的爱与恨、权与利、新与旧矛盾冲突中现代彝人特有的思想情感。文本中人物情感表达细腻，在不同环境下人物的喜乐哀怒情怀在感人中令人反思、悲喜交织的情感在伤叹中让人震憾。
文本主要情节内容：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描写 “我”为了与父亲是深山小学校长、且只善读书不乐言语、性格孤辟、成绩却超好的同班同学史薇暗中较劲的稚嫩心理，以童心看着村邻与老师们交往中发生的小故事体现新时期彝人对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洤释和演绎，并在诠释演绎中折射不同人生态度。达合校长视事业为生命，在“迂腐”的表象中透射出把献身山区教育作为自己的生命，却忽略了对女儿史薇的引导和教育。缺少父爱，有一种较强叛逆心理的史薇便在父亲达合校长和老师们每天必须“刻苦学习”、“好好听话”、“做一位循规蹈矩的彝家本份女儿”的口头禅和强迫女儿只能在自己身边读初中的溺爱中逐渐从小学到区中学的人生初步路，而调皮捣蛋、成绩只是一般的“我”却成为彝寨第一个读县重点班的学生，离开深山到了县中学。自尊心极强和在溺爱中长大的史薇便在这种叛逆的自责中失去自信心，以另外一种自甘堕落报复的心态被新环境新观念的引诱走向另外一条路—从以偷“报复”为父，最后的“离家出走”，与读大学的“我”格格不如，使邻里、老师、史薇父亲达合校长对成绩一般的“我”与成绩优秀，“言听计从”的史薇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结果感到不理解之后个个陷入深深的自责和自省中。而这恰恰是身处很少有“走出去”机会的彝家深山老师们落后教育思想长期被彝族传统教育思想禁锢，陷入某种与世隔绝的思想僵化时空中，致使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思想通过“我”与史薇不同的人生道路在深山彝寨中引起广泛议论。各种新旧教育观点在深山里相互交织。怎么爱子女？怎样教育子女健康成长，本族千百年沿用的传统教育思想怎样融入现代化优秀教育思想中等一度成为邻里间讨论和反思的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正也是当前人口流动频率大，留守儿童多的务工潮流下给政府、社会、家庭提出的怎样把传承发展民族孝敬文化、道德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化背景下新思想新观念的现实问题。
作品人物众多，描写的社会背景深刻，选取的事件新颖独特且典型，力求“以典型环境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从深层次塑造富有传统价值观和不甘思想受禁锢、力求走出去的女儿阿呷尔洛及其历经磨难、含莘如苦养育尔洛长大成人的彝族母亲木薇，迫于文革到彝区当知青受尽轻视，迫于生活压力寻找精神寄托却被迫抛女返城成为财产“富”精神“贫”的富婆、尔洛的亲生汉族妈妈李学英为主要人物，并以她们的不同生活境遇、人生价观为核心塑造人物形象。同时，为突出人的精神价值观，选取了性格内向、甘于生活现状又深爱着尔洛的吉俄打一、改变主人公李学英人生命运既有追求人生美好生活愿望历经磨难又迫于传统文化压力、当时彝寨仅有的高中生、尔洛的父亲、知青李学英的精神与生活依托，与李学英末婚先孕被“文革”撤撒后为女儿与木薇组成家庭却自绝于传统文化势力的阿撒，以及把尔洛视为己出的公婆波果，公正且一心为民却在文革中受冤的阿雷大队长，善良质朴、却因集体利益不幸坠崖致死的木薇第二任丈夫吉伦木达，外出务工与尔洛不期而遇、爱雇于李学英的尔洛家乡人阿果拉一、自私却爱着女儿又俱怕第二任妻子、共谋强迫16岁女儿赴彝区当知青又强迫女儿抛女迫城的李学英父亲和二任妻子，远在北京和海外的李学英的两个儿女的大度与善良，彝区农村部分“混混”青年人的冷漠等10余人的不同形象，表现不同人物对社会、人生历程的诠释、反思和演绎，并在诠释演绎中折射出或对人生的不同态度，或面临困惑或追求人生中失意后的深深自责和自省，或反映如何把传承发展民族孝敬文化、道德文化更好地融入现代化背景下新思想新观念的现实问题。
城市文化、都市生活与村落文化、农村习俗与民族文化、传统道德等各种新旧矛盾在这里相互交织、相互碰撞，撞击出的火花热烈中交错着冰冷，温热中夹杂着冷漠，交替互生，在现实缤纷生活与深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一系列事件和人交相辉映中闪弹出一丝弱弱的亮光，却也被淹没在豪华繁荣的都市色里，留给读者的是反思、再反思。
时长日黑在文学创作中，反映生活迅速及时，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用美妙的语言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忠诚。这些作品，无论从语言艺术，题材结构方面达到了很高境地。
总之，1980年国务院颁布了《规范彝文方案》后，一大批彝族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反映彝族社会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长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等，极大地繁荣和丰富了彝族文学。使千百年来的彝族文学真正地被传承和弘扬下来。彝族文学历经沧桑、走过了曲曲弯弯的道路以后又回归了千百年来的本真。让当今盛世彝文文学与千百年来的古彝文文学无缝对接并迅猛发展。让人感到无比欣慰和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