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马克•本德尔和阿库乌雾合译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2019）为例，探讨其选译背景、选译标准、译前准备、翻译过程、译后出版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翻译伦理观。指出选取原汁原味的一手源文献，可尽量避免经过二语转换人为“格式化”的影响；“五个在场”的田野考察译前准备模式可使译者以研究者的身份近距离观察、体验和参与彝族叙事史诗的演述传统、场域和现实活态；译中探讨式跨国合作翻译模式为主译准确理解彝文原文提供了必要的方法保障。中美大学校际合作为我国彝族文学文化“走出去”建构国际彝学共同体提供了制度基础，二者互相促进；马克•本德尔 “以译助研，以研促译”的方式以及这部诗集基于“五个在场”的田野考察的译前准备翻译模式与多方合作的出版过程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与传播提供了思想、方法和实践上的启示与参考。
关键词：《勒俄特依》；五个在场；探讨式合作翻译；田野考察；翻译伦理
前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因其本身的异质性、稀缺性与民族性成为中华民族文学大家庭里璀璨夺目的明珠，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外译已成为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热点。众多学者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外译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研究，大致可分为如下两类：1) 宏观理论研究：如魏清光、曾路（2017，2016）、谭志强（2018）、黄立（2016）、刘雪芹（2014）等；2）个案研究：赵蕤（2017）、李彬（2016）、王治国（2012，2014）等。
彝族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南大小凉山、云南、贵州和广西。作为我国为数不多，有着自己语言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其民族文学自然有着独树一帜的特点。以彝族文学外译为研究对象的典型代表——赵蕤（2017）探讨了《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研究。已有研究多从宏观角度探讨译介策略、成效不足、出版现状等问题，鲜有聚焦翻译本体——围绕译前准备、翻译过程、译后出版等翻译全过程来探讨彝族文学的外译与传播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美国俄亥俄州大学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下称“马克”）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阿库乌雾（下称“阿库”）教授合作翻译的《勒俄特依》（2019）为例，聚焦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行为本体，探讨其选译背景、选译标准、翻译过程、翻译模式、译后出版以及由此折射出的翻译伦理观，为彝族文学进一步走向国际，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提供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参考。
一、选译背景——《勒俄特依》独特的民族文化价值
彝族（诺苏）民间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主要流传于金沙江南北两岸川滇大小凉山地区，与云南彝区流传的《阿细的先基》、《查姆》、《梅葛》一道被称为彝族“四大创世史诗”。它主要由五音节彝文诗句构成，间或杂以三﹑七音节或七音节以上的诗句，多在节日及婚丧场合吟诵。吟诵方式或独诵，或以相互考问的方式对诵。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使得它在彝族（诺苏）人民心里有着 “圣经”①一般的地位，类似于美国中学生熟知的《坎特伯雷故事集》②。这部承载着诺苏彝族共同文化、历史、情感记忆的创世叙事史诗，主要以彝文手抄本流传在各地。“从抄本内容而言,史诗有极为严格的文本界限与文本性属, 整体上分属于‘公勒俄’与‘母勒俄’两种文本系统③, 这与彝族古老的万物雌雄观有密切关联。以口头演述而言,史诗又有着严格的叙事界域,分为‘黑勒俄’与‘白勒俄’④, 并按‘说史诗’与‘唱史诗’两种言语表达方式进行比赛, 由具体的仪式化叙事语境 (婚丧嫁娶与祭祖送灵)所决定。”（巴莫曲布嫫，2004：149）因此，《勒俄特依》并不是传统一般意义上的书面文本，而是几千年来活在诺苏彝族人民口头之中，并且适用于不同仪式化情境和语境进行说唱表演的“仪式化史诗”（ritualized epos）。
马克与阿库的合作翻译始于前者对后者自创彝族诗歌《虎迹》（2006）的翻译。这种多年合作完全出于两个人对彝族文学文化的挚爱。用马克教授的话说：“在翻译他的诗歌时，里面涉及很多凉山当地的物质文化和传统文化……为了搞清楚他诗歌所写的那些文化意象，我就必须亲自去凉山看看，去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他的诗歌涉及了太多凉山当地的传统文化，所以后来我们就想干脆把《勒俄特依》找来一并翻译了。如果要做凉山传统文学，就必须了解《勒俄特依》，这其实也是我翻译它的最大原因。”（马晶晶，2019：88）用阿库教授的话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文本的价值，它蕴含了彝族这个古老民族在大西南生存和发展的智慧，以及他们的天地、自然、宇宙、生命、历史、人际关系等，马克也认识到把这些东西翻译进入英语世界是有价值的。”（同上：91）正是这种对彝族文学的挚爱与情怀，从译介个人诗集到译介彝族创世史诗，两人在没有项目经费资助的情况下，自费用15年时间来完成这项有着人文情怀和温度的工作。
这部由美国华顿大学出版，美国俄亥俄州大学马克教授和西南民族大学阿库教授合作翻译的英文译著《勒俄特依》，由美国著名彝学研究专家斯特凡•哈瑞尔（Stevan Harell）教授作序，内容包括马克教授英译此部史诗的前言、发音指导与规范、凉山自治州地图、导言、29章史诗（包括1、天史；2、地史；3、天地演变史；4、雷电史；5、开天辟地；6、大毕摩；7、灵猴谱；8、支格阿鲁；9、射日射月；10、喊独日独月出；11、雪子十二支；12、石那俄特；13、俄足主系；14、俄足迁徙；15、汉呷主系；16、汉呷迁徙；17、洋热主系；18、洋热迁徙；19、诺苏主系；20、涅维皇帝谱系；21、阿伙谱系；22、阿伙迁徙；23 土司谱系；24、古伙迁徙；25、曲涅迁徙；26、火曲村庄迁徙；27、古伙主系；28、古伙九子迁徙史；29、曲涅主系）、附录（《勒俄特依》音调标识）、术语、注释、参考文献和索引等。
不难看出，这部译著不但是一本译诗集，而且还是全面介绍彝族文学和文化的学术著作，特别是用近三分之一篇幅——近百页篇幅介绍译者为翻译此诗集而多次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的经历的前言以及全面介绍彝族文学、文化和本部史诗内容的序论，使得这部译著兼具彝族文学翻译欣赏和彝族文学文化学术研究的双重价值。同时，该著还配有译者深入凉山彝族地区田野考察时拍摄的照片，使得英美读者能直观地了解所述文字背后的所指和事实，有利于富有异质性的彝族文学和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二、选译标准——原汁原味的一手彝文文献
目前现有的196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勒俄特依》汉文本和1978年《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刊印的彝文原本是两个有代表性的版本。汉语版本有冯元蔚（1986，2016）、朱文旭（2017）、曲比兴义（2013）和王文优、沙永前、沙永才（2018）。目前的汉译本篇幅布局上基本是14章（冯元蔚），13章（朱文旭）和17章（王文优、沙永前、沙永才）。而此次选取的是吉伍作曲⑤手里的彝文版本多达29章（参见上文）。仅从内容篇幅上，此版本就比现有版本充实丰富许多，更能体现彝族历史、文化和文学的全貌。
为了翻译这部彝族不朽的创世史诗，译者马克和阿库并未选择一条现成简单的路径——直接拿现成的汉译本或彝文本一译了事，而是禀承“尊重人类学理念，尊重民间文学的版本”（马晶晶，2019：89）的理念，亲临凉山诺苏彝族腹地——喜德县拜访精通民间文化的民间知识分子，即本著的底本拥有者——吉伍作曲，因为他珍藏的《勒俄特依》版本是“目前比较民间、比较原汁原味的版本”（同上）。这体现了翻译团队对《勒俄特依》这部活史诗的崇敬，甚至膜拜之情，试图采用田野考察的方法，深入珍本流传的地区，亲身参与史诗的演述情境和语境⑥，避免简单选取人为“格式化”的汉语版本，而是旨在恢复其本来的活态和生命气息，再现这部史诗的演述传统和完整风貌。这样的原本选取方法延伸了没有生气的书面文本的边界，让没有生命气息的文本通过现实语境和情境的在场，复活它的生命气息。因为“活鱼是要在水中看的”。（刘魁立，1998：164）
三、译前准备——“五个在场”田野考察下的彝英直译
由于《勒俄特依》这部叙事史诗的文本记述性和现实演述性双重特征，翻译团队亲临原本的发源地，禀承“五个在场”的田野研究方式，去创世史诗所发生的一线地区亲见文本，现场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文本产生的背景、情境和语境，亲身体验史诗在不同情境和语境的口头演述魅力。同时就文中的疑难点向当地精通彝语和汉语的专家请教文本的意义，避免“民间叙事传统的格式化……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 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田野工作模型。”（巴莫曲布嫫，2004：148-149）这种“文本的语境化,大多是为了集合文本之外的新的意义,将已知材料进行动态并置，在某种方式下使文本与田野之间产生互动”，（同上：149）从而赋予死板无生气的文本以现实的活态超文本意义和价值。
笔者根据巴莫曲布嫫（2004）提出的“五个在场”（史诗演述传统的“在场”；表演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演述人的“在场”和研究者的“在场”），依据马克和阿库的翻译实践记述，提出《勒俄特依》译前准备的“五个在场”田野考察模式。详见下图1：
在该著的序言里，马克教授详细介绍了他深入凉山喜德地区进行田野考察研究的经过，期间见证了该著底本拥有者——吉伍作曲对《勒俄特依》的朗诵，了解了这部仪式化叙事史诗在不同场合的演述，完美地诠释了五个关联要素的“在场”。这五个要素“在场”是一种缺一不可的“同构在场”，译者在这个译前田野考察过程中充当了研究者的角色，以研究者的身份记录、观察史诗文本的演述行为、事件、主述和受众。另四个要素都成为他观察的对象，是1对4的关系，而非1+4或5-1的关系。这种译者以研究者的身份“在场”，不仅能够获取一手文本，更主要的是能够亲身参与并体验诺苏叙事史诗《勒俄特依》文本背后的演述规定性、现实存在、动态传习、史诗演述的场域特点和演述者的情绪与表情，为后续译中和译后阶段的文本操作提供切身的体验、感知、认知和理解，有助于其准确把握《勒俄特依》这部史诗文本之外的东西，更好地阐释传译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主译马克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与母语为彝语的演述者与原文为彝文的《勒俄特依》直接接触，避免了转译为汉语后的版本——经过中介语的“再度创作”主观格式化所造成的原义损失，使得他可以用英语去理解彝文彝语的内涵、能指、所指和超语言情绪色彩。这种直接介入原文的翻译方法体现了译者对原文信任、敬畏、甚至膜拜的翻译伦理。
四、翻译过程——团队探讨式跨国合作翻译
《勒俄特依》的英译及出版完成离不开团队合作。这个团队可以分为译中翻译团队和译后出版团队。在译中团队中，主要角色分主译（马克）、参译（阿库）、联络（学生）和顾问（吉伍）组成。其具体翻译流程和模式如图2所示。
在翻译过程中，主译、参译、联络和顾问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任务。其基本作业流程是深入凉山诺苏彝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在了解史诗的演述传统和特点以后，主译就原文不明确或不明白之处向参译发起提问，再由精通英语的联络根据参译的回答向主译进行英语解释。若问题比较深奥难懂，参译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则向顾问进一步发起提问，顾问再将反馈回的信息通过参译和联络转述主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双向信息互动环路，不断地发问与反馈，形成了一种跨国探讨式翻译模式。这种模式既涉及口译，也涉及笔译；既涉及当时在场，也涉及后期笔译过程，延宕数年，以探寻和传达原文本的终极语境和情境意义为目的，是一种依据对传统的记忆与古文字的理解，多主体共构起一种符合语境和情境意义的协商探讨式合作翻译行为。
这种翻译模式有些类似佛经译场合译过程中的“译主、度语、笔受、总勘”，但依据和职责流程不同：佛经译场的目的是“言意分治”（孙海琳，2010：5），而《勒俄特依》合译团队依据的则是经学翻译模式——顶礼膜拜原文，尽量保持原文的原汁原味，去“传达每一诗行的意义”（We made every attempt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each line. Mark Bender & Aku Wuwu，2019：ⅩⅤⅡ）；在具体程序流程上也不同，佛经合译程序是“主译先诠释经本每句梵文，经咨询辩难，至在场者均无一疑义，始由笔受写定。写定时则集合听众笔记参考综览，就诸笔记与自身录记者，归纳主译所述，然后利用训诂学之知识，选择最适当之华字以转译原文，是成为译本之本”。（曹仕邦，1990：200）而《勒俄特依》的译中合译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向英语世界译介的跨国合作,是一种跨时空、跨语种，包括在场和不在场的多角色、多任务，包括口译和笔译两种翻译形态的综合性合作翻译行为，形成了主译为主，参译、联络和顾问为辅的格局，具体程序流程上是以主译围绕彝文原作发出信息，再经参译或顾问反馈，经由联络解释传译，再由主译用英语表达润饰，最后完成文本翻译工作，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以主译为主的信息交互闭合环路。同时主译对原文的理解、阐释与传译是一种与参译、顾问与联络就原文意义展开的探讨式的多主体意义共商共构行为。
在具体翻译策略上，团队秉承经学翻译的方法——以“尊重人类学理念，尊重民间文学的版本”的精神，努力向原作靠拢，对原作里面有一些明显不规范的地方，都予以保留。对于一些无法破译的彝文，比如谱系里的人名和地名，采取直接按彝文的拼音来音译，而未按照汉语拼音来音译，这是因为用汉字音译的话，有的彝语音在汉语里没有汉字完全对应，避免了发音与彝文发音的不相似，尽可能保留了彝语发音的声音特征。同时，对于原文中某处如果有多种可能的理解，译文只选择其中一种理解，对其它理解则加注处理，通过注释把几种可能的答案都告诉译文读者。该著的注释大概有200多条，另有150页的序言和导论来介绍为翻译该著进行的田野考察经历，使得这部著作不仅是一部译著，更是一部包括背景、过程、评论等在内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可供对彝族文学、文化有兴趣的国外学者阅读研究参考。
术语是一种文化的精髓，术语翻译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王少爽，2011）彝文术语是彝族文化的重要体现，从该著翻译团队对史诗中的文化术语、人名、地名的具体翻译策略上看，有点类似佛经翻译上玄奘法师提出的“五不翻”⑦,但并未对这些“不翻”（音译）的彝文术语名称进行详细分类。尽管如此，不难看出，翻译团队将《勒俄特依》这部史诗视为彝族民族瑰宝，文学圭臬，认为其文本中甚至隐藏着某种“神性”特质，从而产生敬畏与敬重心理，旨在将其中彝文的声音和意象尽可能地传递给英文世界的读者，尽量减少对彝文原文进行人为“操控”的影响，还原其本来音义形象。比如“彝族”直译为Yizu,再加Yi ethnic group进行解释，再如“少数民族”的翻译minority nationalities (shaoshu minzu)都对中国文化的对外译介与传播有启示意义。再如对“毕摩”的解释，除了用拼音Bimo来音译，还将其归化为priest（牧师）来类比；对于《勒俄特依》彝族文学的范式，用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p.ⅩⅩⅢ),天神用sky god来类比等。不难看出译者一方面努力将《勒俄特依》这部彝族创世史诗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将其异质性奉献给西方读者，另一方面，通过归化解释，努力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在保持异质性和跨文化交际之间尽量达到一种平衡。这体现出翻译团队严谨、负责的学术翻译伦理精神，也是其对不同文化进行理解、阐释、融合的过程，可谓“二度创作”。该著对《勒俄特依》这部史诗及彝族文化、文学的术语英译可作为将来彝族文学文化术语国际化的重要参考资料，也可作为其它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国际化的方法参考。
五、译后出版、副产品及后续研究
以上论述主要从文本内和围绕彝族少数民族文本翻译的各参与要件、流程和模式展开的探讨，现在从文本外的因素来探讨促成这部译著问世、衍生副产品及后续研究的问题。
从该著的前言与出版不难看出，这部译著倾注了多方单位和人士的心血，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团队合作：有西南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俄亥俄大学、伯克自然历史和文化博物馆以及华盛顿大学的斯特凡•哈瑞尔（Stevan Harell）教授——这位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进行彝学研究的学界前辈——在这部译著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使得这部译著能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为之做序。
在这部译著的问世过程中，马克教授边译边著，译研结合，发表了与彝族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若干，如Bender M（2008，2011，2012，2016等），对凉山彝族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史诗传统等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介绍。这种“以译养研，以研助译”的方法，使其翻译实践与学术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这部译著的问世也是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和美国俄亥俄大学校际合作的成果。从2010年开始，“1+1+1”⑧中美大学生交流模式开始在两校之间进行：每年马克教授带领俄亥俄大学的大学生来中国与中国彝族大学生一起深入彝族地区，与当地的彝族中学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生活学习交流。正是在这个期间，马克教授可以深入凉山彝族地区进行详细的田野考察，完整系统地了解《勒俄特依》的方方面面，为其后续翻译及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部译著的问世既是中美大学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推动了中美大学交流向更深层次发展——围绕彝族文学文化的全面外译与传播，增进了中美两国大学生的相互认知与理解，特别是提高了彝族大学生及中学生的英语能力，扩充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是一种可持续性的、相互影响、相互赋能的文化交流。通过交流增进了解的同时，不断将彝族文学文化的外译传播与研究推向深入。这种基于田野考察研究，结合校际合作，利用国际学界相关友好人士的各种资源的彝族文学文化的外译与传播模式为我国其它少数民族研究走向国际提供了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参考与借鉴。
六、结语
本文以马克和阿库合译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2019）为例，揭示了这部译诗集背后的“五个在场”为核心的田野考察译前准备模式，集口笔译、在场与不在场于一体的多主体跨时空、探讨式跨国译中合作翻译模式以及利用国际学界友好人士的各种资源，合力译后出版及中美大学校际、院际合作的“1+1+1”的中美大学生深度文化交流模式等。相信这部中外学者倾力十余载合作译著的问世必将把彝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为国际彝学共同体建构打下坚实基础，为我国其它民族文学、文化研究“走出去”，与其它国际民族文学进行平等对话交流提供有益的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借鉴与参考。
*本文获教育部2019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多模态视阈下中国诗画英译与传播研究》（编号：19YJA740022）、2021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文化人类学视阈下彝族文学英译与传播研究》（编号：SC21WY030）西南民族大学2021年研究生教育成果奖培育项目：《外语与思政融合视阈下研究生培养研究》(12331212004)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编号：20&ZD312）资助。
注释：
① “勒俄”为彝语发音，直译为“古史”；“特依”为“书”，合译为“古史书”。之所以称其为诺苏彝族圣经，是因为一其传播的普遍性，二结构上与《圣经》的新旧约体例相仿。根据“勒俄特依”内容可以分作两部分，一部分叙述古老的事情，一部分叙述近代的事情。“勒俄特依”大部分内容是叙述远古社会，千百年来在人们口头流传，后来有了彝文以后才用彝文把它记载下来。到了近代社会人们又在原来传说的基础上加进了一些后来的内容。
②参见华盛顿大学斯特凡•哈瑞尔（Stevan Harell）教授为此译诗集写的序言。
③根据彝族史诗传承的文化规定性, “公本”（黑勒俄）主要用于丧葬和送灵仪式，“母本”（白勒俄）只能在婚礼上演述。
④ 参见③
⑤他现在是《勒俄特依》的省级非遗传承人。（马晶晶，2019：90）
⑥少数民族文化的最原始性田野意义中的“语境”是指特定情境中的“社会关系丛”，至少包括以下六个要素:人作为主体的特殊性、时间点、地域点、过程、文化特质、意义生成与赋予。参见（巴莫曲布嫫，2004：155）。
⑦一、秘密故，如“陀罗尼“”直言、咒语。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自在、炽盛、端庄、名称、吉祥、尊贵。三、此无故，如“阎浮树”，胜金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正偏知，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序[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93. 所谓“五不翻”，并非不译，而是采用音译的方式，呈现原文的声音意象，保留它的声音特征，不揭示原文的意义，让意义隐藏的译法。
⑧即：1个美国大学生+1个中国大学生+1个少数民族中学生。
参考文献
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J].文学评论,2004(1):147-155.
曹仕邦.中国佛教译经史论集[C].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
冯元蔚，沈伍整理.勒俄特依[M].成都：四川省民间文艺研究会，1960.
冯元蔚.勒俄特依[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冯元蔚.勒俄特依:彝族古典长诗[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6.
黄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海外出版的现状与思考[J].中国出版,2016(21):64-67.
李彬.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以现代藏语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9-74.
《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编写组.勒俄特依[M].成都：西南民族出版社，1978.
刘魁立.刘魁立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刘雪芹.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外译的类型、目的与策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3-17.
罗新璋编.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马晶晶.彝族创世史诗《勒俄特依》的十年翻译旅程——马克·本德尔与阿库乌雾谈合作翻译的经历[J].民族翻译，2019（1）：88-92.
曲比兴义.勒俄特依白话文读本[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2013.
孙海琳.也谈我国的佛经译论体系[A].//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九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英汉比较与翻译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2010:12.
谭志强.基于比较文学视域分析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历程[J].贵州民族研究,2018(1):138-141.
魏清光,曾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出去”——机遇、现状、问题及对策[J].当代文坛,2016(2):109-114.
魏清光,曾路.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成效与不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3):191-196.
王治国.论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汉译中介模式——从《达斡尔族乌钦体民间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英译谈起[J].中华文化论坛,2014(2):178-182.
王治国. 民族文化“走出去”的翻译学解读——以活形态史诗《格萨尔》的译介为例[A].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科学发展·惠及民生——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上）[C].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2:6.
王少爽. 面向翻译的术语能力：理念、构成与培养[J]. 外语界，2011（5）：68-75.
王文优、沙永前、沙永才译注.勒俄特依译注[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18.
赵蕤.彝族叙事长诗《阿诗玛》日本传播分析及对文化“走出去”的启示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 (3):76-82.
朱文旭.《勒俄特依》译注(汉、彝)[M].成都：民族出版社，2017.
原载：《中国翻译》2022年第1期；文字来源：英文界。
作者简介：焦鹏帅，翻译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部学位中心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专家；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九三创新研究院成都分院研究员；中国对外翻详出版公司“中详翻译文库”编委；成都译协理事；四川省海外留学高层次人才。外语类CSSCI来源期刊匿名评审专家；2017-2018教育部公派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访问学者。主持教育部、省社科及各级科研项目10余项。在《中国翻译》《外国语》《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语教学》《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上海翻译》《外语研究》《翻泽季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