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基于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民族文化逐步失去了孕育其存在与发展的生境。加之外来文化强势嵌入，民族语言逐渐衰亡，民族文化特征日渐模糊。民间节日，尤其是集体狂欢的民间节日，起源于生产生活，能够展演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国家为了促进民族文化的繁荣，强化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其社区治理中也需要一种策略和途径。“国家在场”适时地嵌入民间节日中，通过政府政策支持、经费资助、影视媒体辅助，将民间节日充分展示出来，不仅满足了人们追求文化多样性的文化需求，而且有助于民族地区对国家的认同，促进国家政策在民族地区的实施。
“国家在场”原本是一个探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较为宽泛的概念，本文使用“国家在场”概念，目的是试图阐释国家与社区之间互动的场景。关于“国家在场”，高丙中认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国家意识或国家作为符号在民间节日中的主动反映，“它们是党政部门的工作行为的产物，是国家的各级代表直接利用行政资源的结果。在这种过程中，从上到下的行政链条环环相扣，显然体现了行政的直接操作”。其二，国家意识或国家作为符号在民间节日中的被动反映，它们多以特定的文字符号出现在民间节日的场所和道具里来表现出对于国家相关政策和方针的主动遵守或宣传。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国家在场”理论，被引入中国学术界以后，许多学科将它作为一种理论框架来诠释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国家在社区治理中需要新的权力嵌入模式，“国家在场”就是其中一种。通过在民族节日中实现“国家在场”，体现国家的符号，宣传国家政策，达成了国家与社区对民族文化的共识，拓展国家权力嵌入的新空间。
一传统：民族文化展演
最早系统介绍赛装节的是李晓莉教授，她不仅介绍了赛装节的来源，并认为其与直苴村落的来源和“器西”组织密切相关。对赛装节期间主要活动如祭祀求福、赛装——美的展示、节日狂欢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并对赛装节蕴含的丰富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后来，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教授认为源于纪念祖先的“赛装”活动，流传至今演变为展示女性智慧与美及其劳动效率的民俗。在此研究基础上，笔者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认为赛装节与直苴村落的起源密切相关，过去在“器西”组织治理期间，以轮换“器西”、移交“器盒”为载体，以男女青年交往为中心，孕育了赛装节的雏形。
（一）赛装节的传说
赛装节的传说与“器西”组织的传说一脉相承。传说，朝里诺、朝拉若从月利巴拉（今大姚县三台山）来到直苴以后，众乡亲随着两兄弟迁居过来。他们开垦出大片大片的田地，在田里种上了水稻，在地里种上了荞、麦、豆、麻。金秋时节，彝家新寨家家户户喜开丰收镰。朝里诺、朝拉若开发直苴有功，老年人一心要给他们物色称心如意的对象，姑娘们对兄弟俩也充满爱慕之情。可是，朝里诺、朝拉若兄弟俩却说：“哪个姑娘心最灵、手最巧，就和哪个姑娘成亲。”姑娘们知道朝里诺两兄弟最喜爱彝山的木石花草鸟虫，于是趁农闲时节，就绩麻、纺丝、染丝线，精心绣制自己的服装。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十五，姑娘们就穿上亲手绣制的漂亮服装，集中到村旁格里山上的森林里，让朝里诺、朝拉若两兄弟挑选自己的意中人。从此，每年正月十五，为了纪念两兄弟开发直苴的功劳，也为动员春耕生产，人们都要穿着盛装相聚在一起，尽情地欢跳，相互祝福，谈情说爱。年复一年，祖祖辈辈沿袭至今，成了当地彝族人民最兴盛的传统节日——赛装节。
由上所述可以推断直苴彝族倮倮颇的赛装节起源于从狩猎游牧向定居农耕的过渡时期，最初的雏形源于村落起源的传说。在“器西”组织盛行时期，是新老“器西”交接仪式中的主要活动部分。这个交接仪式后来也成为乡亲们相互交往的重要日子。后来在政府和彝族精英分子的指导下，逐步演变为集文化交流、旅游、商贸、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民族节日。
（二）赛装节中的传统
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无论赛装节的时间、场域和形式如何变化，仍然有一些文化特质坚守着传统民族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仪式的本质来说，赛装节是“器西”组织的遗存，最初的雏形是“器西”组织移交组织象征物——“器盒”。当下的赛装节仍然保留着“器西”移交的一些仪式，例如节日的开始必须要由祭祀“器西”的仪式开始，“打跳”必须要由老年男子来开始。其次，赛装节与农事祭祀密切相关。传说，众乡亲来到直苴以后，耕种的季节出现了冰雹虫灾等自然灾害，影响了农业的生产。他们为了保护庄稼，发展生产，增加粮食收成，又把月利巴拉保护庄稼的“咪西”和“器西”组织机构也搬到直苴来。村落祖先神保护全村农业生产丰收、人畜安康。村落祖先神迁到直苴以后，寄在直苴大村背后半山腰的一棵大松树上。
每年农历六月属狗的那天，由“器西”组织负责拉两只有角的绵羊到大村背后，杀羊祭“咪西”神，祈求天不下冰雹，庄稼不受虫灾。羊杀了以后，羊角要拴在神树半腰上。再次，从传统的赛装节程序来看，赛装节上不仅要穿美丽的衣服，进行民间的赛装，而且还要参加祭祀和开春仪式。基于“器盒”交接仪式的传统赛装节有着严格的出场顺序，一般是：首先，由德高望重的毕摩杀鸡祭祀，祈求吉祥。祭祀结束，赛装节才能真正开始。
第一支队伍是驱邪的毕摩队；
第二支队伍是“乡老咕”（彝语“吉祥”之意）队，跳着古老的彝族男人舞蹈；
第三支队伍是“古时古纳”（彝语“欢乐幸福”之意）队，跳着古老的彝族女人舞蹈，同时展示最为传统的彝族服饰；
第四支队伍是猎人队，由每个寨子中最强壮的男人组成，跳着粗犷豪迈的舞蹈，展示彝族倮倮颇祖先们狩猎、征战和开拓新土地的过程；
第五支队伍是背着小孩的妇女队，展示了彝族倮倮颇妇女的美丽自信、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
第六支队伍是儿童赛装队，他们活泼可爱，传承着赛装节文化；
第七支队伍是少男少女队，男男女女通过赛装挑选意中人；
第八支队伍是劳作队，展现了彝族在生产生活中不同的服装。
最后，直苴赛装节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年轻人的交往。赛装节为居住分散、平时很难有机会相聚相识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平台，有的姑娘将自己绣制的帽子、围腰、衣袖和裤脚花边，挂在树上或摆在地上，如开展览会一般，展示自己的心灵手巧，供人们观赏或选购；有的姑娘则不断更换自己带来的服饰，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引起人们的注意。谁的衣服多、花样好，谁就会被看作是勤劳能干、心灵手巧的人。这时，如果有小伙子看上哪个姑娘，便可上前抓取她的一件绣品向场外的树林中走去。如果姑娘对小伙子无意，自可不加理会，小伙子无趣便会托人将绣品送回；要是姑娘对小伙子有意，便可装作向小伙子索回绣品的样子，追着小伙子到树林中去，开始谈情说爱。
直苴彝族对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和族群认同，是把与祖先有关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融入宗教的祭祀仪式中。在不断的仪式表演过程中，有关祖先创业的神话传说与个人的心理构图相融互动，使个人的认同体系得以建立，达到村寨成员的彼此认同，形成村寨的“集体记忆”。在对神话传说的共同族群起源的追溯和宗教仪式的神圣仪式语境中，直苴村彝族村民产生了心理上的相互认同和稳定的同族认同感。通过宗教祭祀仪式和年节庆典中伙头交接活动的反复重演，人们参与其中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传递对祖先的历史记忆和维系族群认同统一，从而形成共同的社会文化文本。
二 现代：国家权力表达
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成为民间仪式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它既可以运用暴力工具捣毁民间仪式的场所和道具，或通过特定知识和规范的灌输促使民众自动放弃这些仪式，也可能出于经济目的或政治治理（governance）的考虑而征用民间仪式及其象征符号。最初的赛装节是一种集体祭祀仪式活动，后来逐步发展为集祭祀、赛装、男女青年交往和大众狂欢为一体的民族节日。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国家政治权力的逐步深入，已成为国家治理的一种路径，在赛装节的过程中，国家权力的体现越来越多。
2013 年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十五），永仁县中和镇人民群众迎来一年一度的赛装节。为传承和弘扬中和镇独具特色的彝族文化，挖掘和保护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民族民间传统节日，促进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中和镇在直苴赛装场举办“中国 • 永仁 2013 直苴彝族赛装节”。赛装节的主题定为“彝山彝韵”，活动内容包括组织各种彝族刺绣、服饰表演比赛及彝绣展销，民间传统体育竞赛（穿花衣、顶肩、拔藤），梅葛传承培训，彝歌（酒歌）比赛，民间乐器比赛，赶山街，游古镇，“跳脚”等。赛装节首先由毕摩李清元进行民间祭祀仪式，为直苴赛装节祈福。仪式结束后举行相关比赛，具体节目包括：
中和镇机关演艺队演出节目《舞动的赛装节》
直苴老年赛装队表演生态“跳脚”
直苴歌手张利福演唱传统梅葛《开天辟地》
直苴少年赛装队表演
他的苴赛装队表演节目《骂切姑者扎实哉》
中和镇机关演艺队展示精品彝绣
直苴妇女赛装队表演
直苴少儿赛装队演唱原生态歌曲《娃娃生来爱唱歌》
他的苴骂切组合表演节目《相会在直苴》
宜就彝族歌手李罗会演唱原生态歌曲《妈嬷诺》
波者地赛装队表演
直苴歌手李兆芬、杨进翠演唱原生态歌曲《栽秧调》
直苴青年赛装队表演
直苴艺人杨会珍表演响篾
互动节目《唱起来、跳起来》
显然，在“国家在场”的背景下，在赛装节中不仅传承了直苴彝族的传统文化，而且还不断地嵌入了不同的文化元素，其生命力不断地延续。赛装节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力不断提高。赛装节节日文化内涵得到进一步挖掘，节日内容更加丰富多彩。赛装节的经济效益逐渐凸现，形成了民族文化展示、各个民族之间交流、青年男女交往、小商品交换的平台。赛装节作为直苴彝族的传统节日，一直以来得到群体的认可，显示出传统节日的生命力。其中多数为政府主导，民间协办，也有数届为民间自发举办。但无论如何，每年正月十五日，直苴及周边各族群众都自发聚集直苴欢度赛装节，赛装节已得到直苴彝族群众的认同并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代表“国家在场”的国家符号出现在民间节日中，直苴赛装节期间，“国家在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政府资金全面资助赛装节的费用。赛装节的前身“器西”组织移交“器盒”的活动，所有的费用主要是由“器西”承担，参与人员一般是带点米饭，上盖肥肉或豆腐，并带上纸花。随后，“国家在场”的赛装节的经费主要是由政府承担。例如 2013年的赛装节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乡（镇）一级出经费。在民族地区出资者往往是活动的主体，例如直苴的婚丧嫁娶活动，主人家往往就是出这一场活动经费的人。因此，主人家在活动中的地位也比较高，很多具体活动的确定是由主人家拍板的。例如在婚礼中是否要进行“打跳”，“打跳”的规模要多大，“打跳”的时间有多长等。与此同理，在直苴赛装节中，举行活动的规模有多大，节目如何安排，邀请哪些嘉宾，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等等，就是由镇政府确定的。在过去，赛装节的前身直苴“器西”组织移交组织的象征物“器盒”的时候，参加的人员以整个“驻若体器西”的男子为主，村落中的乡绅是必须参加的，新接替的“器西”家的内亲也必须参加，其余的可以参加。移交“器盒”的主体活动主要由男性来完成，取出“器盒”、进行祭祀、“打跳”等等。女性主要的任务是接待来客，洗菜、做豆腐和做饭等。
第二是国家符号和话语在民间节日中的表达。符号往往是一种代表，“国家在场”通过一些符号的标识，作为“国家在场”的象征。例如在直苴赛装节中，中间的舞台背景上书写着“中国直苴彝族赛装节”的字样，有的年度甚至还有“暨彝族文化节”等，下面还有日期。在舞台的两边还有一副对联：“万线织成山寨春；千针绣出彝乡美。”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国家在场”的典型符号。这样的表述显然是属于国家视野的表达。在赛装节的活动过程中，有的彝族精英还提出，在中文下面应该配有彝族文字。这些国家符号的出现显然是属于一种国家在场的表现形式。赛装节“国家在场”的话语表述，将彝族倮倮颇的赛装节认为是：“彝族赛装节不但反映着原始部落的政权组织形式，而且涵盖了彝族的歌、舞、乐、绣等几乎所有门类的艺术，是祭祀文化、服饰文化、婚俗文化、歌舞乐文化以及古盐道文化的大展演，这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彝族服饰。”彝族赛装节，可以说是一张有代表性的彝族“名片”，一块彝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显然这对于传统的直苴彝族社会来说，是过分地夸大了赛装节的文化及其作用。一般对直苴赛装节的介绍是旅游攻略等资料，侧重于介绍和解读民族风俗，其中不乏具有神秘色彩的介绍，或称“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赛装了”，或冠以具有诱惑语言的“东方神秘的情人节”等。
第三是政府官员的出现。2013 年的赛装节主要由镇里组织，镇党委书记在动员的过程中说道：“我们必须要拿出态度，真正展现我们中和镇的风采。”正如其所言，这几天镇里的中心工作全部投入赛装节当中。镇里的领导除了一位值班留守以外，全部都来了。在赛装节结束以后，镇长亲自来敬酒，她说：“我的性子比较急，有时候大声叫嚷，有得罪之处请大家多原谅。”在赛装节彩排和进行过程中，镇长亲自带队，亲自在旁边指挥，甚至有时候去拉参与人员把位置站好。由此看来，镇长的确是非常上心。正是由于以国家基本行政机构乡镇来组织，其赛装节的内容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乡镇的特点。
第四是“国家在场”的场域表达。“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在直苴的赛装节发展历程中表现非常明显，其典型的行为不再是国家的出现，而是直接主导，政府举办赛装节。其中最为极端的则是将赛装节搬迁到中和镇举办，从而直接改变了赛装节的场域，“国家在场”赛装节的场域成为政治场域的基本表达。场域（field）原本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他指出：“场域是指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他以关系性而非结构性的方式来解释场域，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对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制度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是客观决定的。其中，他特别强调，场域是一种社会空间，而不是一个地理空间概念。由此，民间节日的场域是其传统基本的特征之一，源于本土化的民间节日是不难脱离本土的，其节日内容亦紧紧围绕着地方性的知识而展开。“国家在场”以后，直苴的赛装节在场域上多次发生了变迁，曾经在县城举办过赛装节，曾经在永仁的方山（一个永仁新打造的旅游景点）举办过赛装节，而在乡镇上举行赛装节已经是多次了。直苴赛装节已经走出了直苴区域，其“国家在场”的典型代表非常明显，略举一二：注册了“赛装节”商标，并申报了赛装节知识产权；政府成立了“永仁县刺绣协会”；举办直苴彝族赛装节摄影大赛，作品分别在昆明、楚雄、永仁巡回展出，并制作成画册。
尽管在“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中，强大的国家依托各种途径，外显的在场性非常明显，甚至不可置疑。但是这种“在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有限性。民间节日的核心不容忽略，在直苴赛装节的活动中，首先还是得先举行祭祀仪式，祭祀村落祖先神。这个环节尽管有所简化，但是没有这个环节，“国家在场”嵌入是得不到村民认可的。其次，赛装节的第一个节目，还是得要全村老年男子的舞蹈，这种舞蹈也是在移交“器盒”的时候“打跳”的舞蹈。据说，在节目的排练过程中，政府的工作人员从舞蹈的舞台效果来看，要求老年男子的舞蹈逆时针跳三圈，然后顺时针跳三圈，这样舞蹈动作丰富好看，而不是单一的逆时针“打跳”，但是也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可。因为顺时针“打跳”是属于丧葬仪式上“打跳”的一种方式。
三 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治理的交融
（一）民间节日自我发展与“国家在场”的整合
民间节日是民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文化因子中有着众多的族群认同的基础，由此民间节日能够满足其主体对本文化认知需求。直苴的赛装节源于村落起源传说，而且在传统“器西”制度瓦解以后，其功能仍然具有社会管理的意义。此外，在赛装节中的农耕文化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仍然具有指导的意义。由此，赛装节民间节日植根于直苴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其民间节日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回归的表现，从两个层面促进直苴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是通过民间节日的活动，凝聚人心，传承文化；二是在农耕社会中教授耕种文化。正如高丙中教授指出：民间仪式借用特定的符号而让国家在场，另一方面，国家有时也通过民众的代表或其符号的在场而让人民在场。这种在场界定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关系。有时候国家的在场或民众的在场对仪式的性质具有点石成金的作用。随着国家社会管理的积极推进，各级政府逐渐认识到在民族地区建设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人们对异文化的探秘需求增强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方面正在积极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普查工作，发现了大批很有价值而又面临消亡的民间文化项目。除了保护和开发文化项目以外，政府也开始重视民间文化精英的组织，组织专人给他们建立档案。另一方面，重视文化专业人员的培养，如学校正规教育中有机地纳入民族文化知识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积极支持民族地区开展民族文化活动。
（二）村民自治与国家社会管理的整合
国家权力对民族地区的治理，需要树立一种治理秩序。无论是民族地区的社会本位的权威树立还是秩序重建都离不开集体社会记忆的强化，建立群体认同，追求共同信仰。正如有的人类学者认为，“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民族符号动员、社会记忆与民间信仰同时作用的过程，民族符号动员要借助于启动社会记忆，而社会记忆中又有相当比重的民间信仰”。显然，作为民间信仰的载体民间节日不仅体现了民间信仰，而且是经济社会的集体记忆。因此，民间节日，尤其是传统的民间节日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从国家本位来说，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其树立治理秩序的基础，同时由于政策的普同性，在民族地区，尤其是边缘的民族地区，其推行和实施效果有时候就不尽如人意，由此，各级政府也在积极探索不同的路径和模式，显然，“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能够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
（三）“主位”与“客位”交融
民族作为一个被外部客位“识别”和内部主位“认同”的群体，其文化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地方性的知识是维系其社会稳定的基石，同时也是推动其社会发展的动力。直苴彝族通过在赛装节中的集体记忆，通过特殊的仪式，为当下群体认同的重要文化展演提供了平台。正如有学者认为，“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民族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相联系。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就能提高认识本民族利益的根本，从而增强民族意识”。同样，从外部的“客位”来看，国家力量极大地影响着民间节日，在民间节日活动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家符号体现。由此，只有“主位”与“客位”两者交融，才能促进“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有序健康地发展。
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在场”的国家力量的嵌入，直苴的赛装节这个民间节日是难以维系的，同时民间节日在“国家在场”背景下满足了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一方面，坚守少数民族的核心文化，强化其作为精神依赖的载体，举行传统的民间节日成为保护与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传统民间节日中具有民族文化赖以生长、发育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种主流文化强势嵌入各个民族地区，势必同化少数民族的文化，使得少数民族自我文化认同出现集体性迷失，导致非主流文化无声无息消失在强势文化之中，民族文化特色被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所同化或消损。而“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民间节日的复兴也满足了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当然，从这个层面来说，其目标中就已经隐含了“国家在场”的意识形态。民间节日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在过去，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众多的民间节日作为一种迷信活动被弱化，甚至被取缔。同时，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慢，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被物质需求所掩盖。一旦经济社会有所发展，其依托的载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迁，随着各家各户经济上的独立，集体经济的薄弱，加之后塑社会的到来，集体的民间节日的举行面临种种困难，“国家在场”成为其解决这些困难的重要方案之一。
另一方面，2005 年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加大民族文化建设，尤其原汁原味、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建设，不仅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也是实现民族地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恰恰在此，“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的出现，为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促进了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国家治理来说，在民间节日中实现“国家在场”，显然也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一种有效途径，一种隐性的国家社会管理的途径。通过“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既可以有效地拉近民族地区的群众与政府社会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在“国家在场”中实现政策的宣传和下达。
结语
国家权力刚性嵌入受阻，但是在现实的发展中又不能离开国家权力的支撑，“国家在场”的民间节日中实现了这种国家权力的在场。显然，国家权力的嵌入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增强国家权力在民族地区的动员资本。在“国家在场”背景下，直苴彝族赛装节也进行了有机调适，既保证了神圣的宗教信仰仪式内核，能够满足村民对祖先的崇拜和对族群传统生产生活的集体记忆，同时赛装节有机地接纳了“国家在场”的嵌入，也能够满足各级政府推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需求。
直苴宗教信仰祭祀仪式真实地存在于民族生活中，在地方性知识体系中发挥着实在的作用，并且以其神秘性和神圣性在当下依然具有生存的空间。“国家在场”在现代民族地区社区治理格局中来看，并非是仅仅在民间节日中存在，显然在其他民族文化领域中也广为流行。一方面，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以成为民间仪式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力量，它既可用暴力或自己的象征符号摧毁或替代民间仪式，也可能征用民间仪式与象征服务于经济目的或政治治理，从而留给民间仪式得以复兴演变的一定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民间社会在“国家在场”的情况下，亦可与之互动、融合，或将国家作为发展的资源，例如将地方信仰转换为民族—国家象征符号，从而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产生积极后果。文化仪式的相互承认、互融及至共谋正是国家与地方民族传统、政府与民众之间新型关系的体现。在直苴从民间节日赛装节来考量“国家在场”，目的在于表明民间生活化的领域，“国家在场”也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
文字来源：云南彝学学会 彝韵天地。审核：黄宇东，编辑：马志钱 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