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宁彝族“果”支系人口较少，已成为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其族群以篾编行业为突出特征，形成婚姻等社会关系的狭窄纽带。其来源记载很少，与口述历史时空不能对接。从工匠行业的传说中，可知“果”与铁匠“腊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同源于古代农耕社会，是“夷濮”、“夷僰”族群的现代遗存。
关键词：彝族“果”支系；工匠特征；历史来源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西北部靠近云南彝良、昭阳和会泽县(区)的云贵、兔街等乡境，分布着自称“果”、汉称“干彝”的彝族支系，是个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但被当地汉族和其他彝族支系主流文化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一、彝族“果”族群现状简介
从彝文献看，彝族古代社会里“够果”工匠群体的后裔，广泛分布在云贵高原广大地区，如云南楚雄、曲靖、昭通、红河，贵州毕节、六盘水等地，均有散居。[1]P14－15威宁彝族“果”族群即是彝族古代社会“够果”工匠群体的部分后裔。据威宁的“果”自己描述，现在好几个“果”聚居点，很早以前就一直有“果”居住。“法阿河、木措簸箕寨、兔街乐园、马踏、逮崴、昭通市彝良县梭湾自根有篾匠”(口述记录)。2006～2007年，笔者在威宁“果”支系的社会中学习、生活、调查了半年时间，记录近50 万字的文字信息，并附有大量照片和录像资料，写成博士论文。
目前威宁的“果”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聚居点：云贵乡马街村(下辖岩脚、陡卡、马街、石水、青山、双龙六个组)、雪山镇大发村(下辖大发厂、石垭口、砂子坡三个小组)、雪山镇红旗村大水塘小组(含大水塘和营脚两个寨子)和兔街乡乐园村篾匠寨(也称簸箕寨)。“果”族群目前人口不超过4 000 人，由于近百年彝族历史巨变的原因，民主改革前该族群人口也没有超过现在的数量。
其中，云贵乡马街村“果”人口最多，有217户(见表1)，雪山镇大发村的几个“果”聚居点紧邻云贵乡马街村，所以形成了以马街村为中心的最大的“果”聚居点。该村的“果”共107 户(见表2)，其中石垭口的双龙桥组与马街村的双龙组隔着一条小河紧紧连在一起，行政区划上将这些居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果”分别划属雪山镇大发村和云贵乡马街村。而兔街乡乐园村第二村民小组是另一个重要的“果”聚居点，该寨分上下两个自然寨子，九十多户家庭中除了少数几户汉族和苗族，其余全是“果”(见表3)。雪山镇红旗村大水塘小组的“果”，全部是土地改革时期及以后才从其他聚居点迁去的移民，现在有40多户。
表1 云贵乡马街村“果”家庭户数
表2 雪山镇大发村“果”家庭户数
表3 兔街乡乐园村“果”家庭户数
威宁的另一个彝族支系“腊苟”族群，与“果”族群共同以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神工神匠够阿娄、葛阿德为始祖，并反映在婚丧歌、叙事、叙史歌等歌词中。笔者在威宁县兔街乡篾匠寨(乐园)和云贵乡马街村(马街)调查时，当地的“果”族群村民就讲述了许多关于“腊苟”和“果”的古代故事。他们普遍认为“腊苟”和“果”过去是相互通婚的，只是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因为某些原因才不再彼此开亲。由此可以看出，这两个族群古时同出一宗或分支很近，这种历史的影子还留在记忆深处，成为口述史：“以前我们篾匠和铧匠开亲过。go la gou zhi fu(果同腊苟开亲)，zhi fu：开亲。后来因为他们nou yi(彝姓)不同我们的，才不开亲了”。“过去我们和腊苟开亲，后来因为他们把我们好的姑娘说去，我们家要去说他们家姑娘又不放来，我们就气了，不和他们开亲了。la gou man zai，go ti qi mo no(腊苟长得不漂亮，果不愿嫁给他了)。”
长期以来，“果”族群内部结成了紧密的通婚圈，在民主改革前的彝族传统社会里，“果”就世代进行职业群体内通婚，形成了事实上的职业群体内婚，即行业内婚。
二、“果”在彝族社会中的阶层定位和行业特征
(一)“果”的阶层定位
一般认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彝族奴隶制社会就产生了，并基本形成了几个大的阶层群体：兹、摩、毕，即君、臣、师三位一体。现有关于彝族等级社会结构或政治结构的研究，也基本仅限于将彝族社会划分为兹莫、诺伙、曲伙、阿加、呷西五个等级，其中兹莫和诺伙是统治阶级，曲伙、阿加和呷西是被统治阶级。而这样的划分又几乎都是以民主改革前四川凉山彝族社会为基础来分析的，以偏概全的结果，严重歪曲了彝族社会历史变迁的本来面目。事实上，在我国西南地区广泛分布的彝族，由于自然条件差异，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又因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有意隔离统治，所以各地社会结构并非如此整齐划一，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的社会结构，并不能够代表各地彝族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
20 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威宁龙街、狗街、大街等地彝族中绝大部分人口属于自由民阶层。他们虽然租种土目或黑彝地主的土地，但不是娃子，不种“人租”地，有一定人身自由，可以随便外出，自由选择租佃关系和职业。按当地习惯，自由民又分为白彝、红彝、干彝等。其中白彝有大白彝和小白彝之分，彝语称白彝为“吐”，含看守之意。彝语称红彝为“腊苟”，因其大多会铸造铧口的技术，汉语称他们铧匠。彝语称干彝为“果”、“果濮”，一般均会编制竹器，汉语口头习称他们为篾匠。[2]P55－56由此可见，在民主改革前的贵州威宁社会，除了作为彝族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土目、黑彝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部分“颇者”即丫头、娃子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介乎两者之间并且人口较多、跨越支系的自由民阶层，这是与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也是一个尚未引起学界深究的威宁彝族传统社会里特有的社会阶层。今天仍然生活在威宁的彝族“果”族群，是一个历史上的自由民阶层的现代遗存，并非以讹传讹的汉文献记载的“黑贵白贱，干彝最贱”之见。
(二)“果”的工匠群体特征
彝族“果”族群，汉史志称“干彝”、民间称“篾匠”，又有“青彝”之称，①彝族内部称他们为“果濮”，自称“果”。他们认为“自己是彝族，但是因为会编制篾货，所以又不同于其他彝族”。“果”世代以编制篾货为特色副业，如周围民用竹簸箕、竹筛子、竹箩箩、竹花箩、马箩竹器等，均来自“果”的辛劳。这是他们被称为篾匠的直接来源。现在篾匠这一他称已经转变成为他们对外交流的自称。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彝语，与自己人内部交流或与其他彝族族群交流时自称“果”，使用汉语同苗族、汉族等族群交流时则自称“篾匠”，有时自称“彝族”。
田野调查发现，现在仍然在编制篾货的“果”，普遍自称篾匠或“果”，也很乐意别人称呼他们篾匠。他们认为篾匠和木匠、石匠一样只是一种称谓，因为世代编制篾货，所以叫篾匠，是对他们从事职业的一种肯定。但已经不再编制篾货的“果”，则不愿别人称他们篾匠，认为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意义的称呼，他们都自称“果”或“彝族”。这种意识正好证明“篾匠”之称源于特色职业。
有学者认为民主改革前的彝族传统社会中没有形成独立的生产门类，不存在社会分工，但这主要只能针对四川大小凉山等后进彝族地区而言。在川、滇、黔、桂广泛分布的彝族，由于地域条件和历史发展等原因，各地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并不一致。民主改革前的威宁彝族传统社会，地主经济已经有较大发展，生产力发展使当时当地的手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只是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门类，属于不脱离农业的一种副业生产。尽管如此，一些家庭手工业逐渐形成了某支系世袭性的特征，[3]“果”就是这样的篾制世袭族群。据调查记载，“果濮”或“果”，主要包含威宁龙街一带地区的篾匠，他们是彝族内的一个支系，世代以编制竹器为业，成品多数运至场坝上出售，但也有部分小商贩和消费者直接到他们居住地来购买。这个群体的篾货不仅仅是自给自足的产品，已具有了商品的特征。[4]P451直到现在，威宁马街、兔街一带居住的“果”仍在大量编制篾货出售，这一行业仍然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传承下来的竹编手艺使他们整体上仍然是一个工匠群体。
三、“果”的来源口述与文献记载
(一)来源口述
现在生活在威宁的“果”对自己族群的来历说法，与文献记载因时空差距太大而不能对接。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果”起祖在云南，另一种则认为起祖在贵州“果”的现居地。
云南起源说：认为自己的祖先起源于云南。此说又分为两种表述：一部分“果”认为，他们的祖先从云南东川搬到贵州威宁后，就定居在马街。“我们篾匠是从东川搬来的。因为这里竹子好，过来做竹器，多少代不知道了，只是传说了。”另一部分“果”则认为，他们的祖先从东川搬来马街，后来一部分人又迁回东川了。“我们起祖在东川，从东川搬来马街住时，是在马街海子口的位置，大约已有600多年历史。后来，有一部分从这里搬回东川去，有500年历史了，他们来这里居住了四五代人，来的原因不清楚，搬回去是因为嫌这里不好在。”这两种说法有别，但不矛盾，作为口述史，其差异不可避免。
贵州起源说：认为自己的祖先起源于贵州，而且说“果”的祖先起源地就在威宁马街。“我们传说以来都在马街，云南东川的都是从马街搬去的。”“马街的se dou mo qi 和灼甫的min jie mo 都是起源地，这两个地方隔得很近。”这部分“果”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被别的民族从威宁马街赶到云南东川去的，后来从东川回来时一部分回到马街，一部分则到了兔街。只不过他们说不清楚是什么民族在什么时候把他们的祖先赶去了东川，后来祖先又因为什么原因、什么时候回到威宁。“我老祖告诉我，我们这里以前是蛮荒之地，别族把彝族赶跑了，我们篾匠就跑到东川，后来迁回时，有些就去马街了。过去马街的篾匠没有我们兔街乐园多，祖先回来时还一个带了一把谷草来。”“篾匠是从马街搬去东川的，又从东川搬回来时，有一部分就来兔街乐园了。”“我们队(兔街乐园簸箕寨)面积上有一个篾匠营。篾匠营是我们老先人手头了，那时蛮子反，被外人追到金河(金沙江)去了。3年、5年蛮子回来惊拌一回，蛮子没枪炮，这里的人就要修营盘。那时我们这里的营盘都有十多个。那时一代传一代的，哪个认得是什么时候?篾匠营里都是篾匠，这个篾匠营放烂掉都百十年了，我们这些都是他们的后代。”由此，彝族“果”认为威宁是他们自古以来的居住地。
以上“云南说”与“贵州说”，从叙述上看，东川与威宁分属行政区划的云贵两省，似有很远的距离。事实上，东川与威宁是毗邻地区，空间跨度不过200 来公里，因此两地在同一类型的彝族文化圈内，此地到彼地的迁徙不过是短距离的流动而已。看来，口述史是难以讲清楚威宁彝族“果”的来源的。
(二)彝文献记载中“果”的来源
彝族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但由于历史上诸多原因，汉文史籍涉及古代彝族的记述并不多，更不用说对彝族众多支系的记载了。因此，汉文史籍中从未有关于“果”的具体记述，只有“干彝最贱”之类的不实之词。就是卷帙浩繁的彝文古籍对“果”的记载也并不多，只零星见于《彝族源流》等彝文献，并且时代和地域不清楚，很难定位时空关系。
彝文献《六祖君长世袭谱》[5]P231－283 和《德布氏谱》[6]P195均有彝族“六祖”之一慕克克传至第七代阿德毕的记载：“叙恒雅侯根，引出德布氏。布祖慕克克，长子克毕鲁，嫡子克迫默，因威信有限，毕鲁只作一代长。慕克克一代，克迫默二代，迫默钟三代，钟鲁蒙四代，鲁蒙娄五代，娄阿德六代，阿德毕七代，毕梯妥八代，梯妥诺九代，诺陇邓十代。君为诺陇邓，臣为诺克博，布摩莫洛佐。”阿德毕，又作德布，是摩弥部、乌撒部、播勒部、罗婺部等部彝族之祖。[7]P201 德布之后第四代分为诺濮迂、诺陇邓、诺克博三支，其中诺濮迂一支的后代即是阿德葛：“诺氏的三子，长子诺濮迂，次子诺陇邓，幼子诺克博。在诺濮迂邑，诺诸子不和，攻破濮迂邑。有一只青鸟，对着他叫嚷：迁徙当果断，嫡已祭嫡祖。边说边鸣叫。长子诺濮迂，不甘与嫡为伍，迁到北部去，住则堵发嘎，改习外族俗。诺濮迂一代，濮迂孟二代，孟阿布三代，布通采四代，采维维五代，维维阿德六代，阿德葛七代，北部阿德葛，世为阿立君，葛部大君长，曾一度闻名，布氏之葛部，就是这样的。”[8]P221 阿德葛，彝族“六祖”布系之后，汉称为“干彝”(或甘彝)，彝称为“葛濮”或“果”，[9]P224其后裔分布云贵高原广大地区，如云南楚雄、曲靖、红河和贵州毕节、六盘水、黔西南等地。“果”即“葛”之异写，威宁马街一带汉称“干彝”者，亦是阿德葛之遗裔。[10]P329－333 阿德葛还是隋唐时期彝族十二部“勾则”之一。另外，彝文献《够葛根源》[11]P215 也记载够阿娄、果阿德部族是能工巧匠。阿德葛传至第七代娄余牟时称君，以阿车举娄为臣，阿武友觉为师，舒帕鲁为工匠。由此可见，在阿德葛的第七代后裔时，古代彝族社会已经建立了君、臣、师、匠在内的社会上层结构。
彝文献《星座论》，用人类社会的分工比拟天上的星宿，它们也分为“君、臣、师、工、帅、男、女、民众”[12]等。可见，彝族古代社会包括君、臣、师、工、帅、男、女、民众等各个阶层，在远古时代作为工匠的“够果”群体，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不过由于征战或其他一些目前尚未探明的原因，彝族先民不断迁徙，社会结构也必然随之改变了。
现在，对古代彝族社会政治体制的研究，均仅限于对祖、摩、布三位一体政治结构的研究，[13]P435鲜有涉及工匠群体，将工匠阶层排除在古代彝族社会政治研究之外，无疑是彝族古代史研究的一项缺憾。
据彝文典籍《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彝族先民最早从今四川汉源一带迁至今滇东北的会泽、东川一带，然后又向各地迁移。其中彝族“六祖”中的布、默两支东迁入贵州，[14]P44－45 所以“果”认为他们的祖先从云南东川迁来贵州威宁的口述是有历史影子的。但鉴于威宁的“果”，几百年来都只在其族群内部通婚，所以可以合理推断，即使远古时代同为工匠群体的后裔，随着历史的变迁，威宁的“果”早已与远距离的彝族“果”群体割裂开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族群认同和狭小的通婚圈。因此，除了彝文典籍里的记载和“果”族群的口述史外，几乎无法从其他族群那里获得更准确的关于威宁“果”族群来源的看法和观点。
如果从彝族数千年历史的宏观看，则有线索可供分析：黔西北最早的土著居民是以够阿娄为标志的武濮系族群，有《戈阿楼》(即够阿娄之异写)英雄史诗流传于世。史诗中的彝族“腊够”支系与濮人融合，形成“夷濮”族群，曾分布于贵州以西至滇东的广大地区，所谓“夷变濮，濮变夷”。秦灭蜀以前，古僰人被逼从今宜宾一带南迁，形成庞大族群，黔西、滇东之地有夷僰之说。从此，夷、濮、僰相融，难以分辨。同时或稍后，以朱提(今昭阳)为中心的“卢夷”之国族群又现于文献。彝族“六祖”分支，今云贵两省乌蒙山区的彝族先民各族群经大融合、大分散、大迁徙后，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在今贵州之境主要分布有布、默两系，又有乍、糯、侯系之遗裔。因此，黔西北是彝族的发祥地之一，[15]P14－15是彝族以土著为主的多元民族形成的集中体现。
需要再阐明的是，如前所述的“果”(干彝)和“腊够”(红彝)的来源不可分割。在“果”的口述史中，不断强调两族群过去的“婚姻关系”，同时口述史和文献记载均称两族群为“工匠群体”：“果”为篾匠，“腊够”为铁匠，并把果阿德、够阿娄连称为两类匠人的始祖。铁匠和篾匠两行业都是古代农业文化的产物，说明“果”和“腊够”彝族支系均来源于农耕社会，或很早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而夷、濮、僰族群中，僰、濮无疑也是古代农业族群，由此，“果”和“腊够”即干彝和红彝有历史农业的渊源。有学者认为“濮”和“僰”是同音异写，实为一个族群，“濮”古读作“僰”，[16]P273 那么“果”和“腊够”都是“濮”或“僰”了。
①青彝之称，据威宁马街村的杨村长(“果”)讲，是20 世纪80年代后才出现的，说明这个群体对“干彝”的“干”字有自卑的理解。
参考文献：
[1][15] 王继超.试论古代彝族在黔西北的迁徙发展.彝学研究·第二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2][14] 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编辑组.黔西北苗族彝族社会历史综合调查[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3] 王继超.彝族古乌撒地区的职业社区制探析[J].毕节学院学报，2006.
[4][13] 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上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5]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彝族源流(第十五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
[6][7][8][9]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彝族源流(第十八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
[10]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彝族源流(第十一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11]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彝族源流(第七卷)[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
[12] 王正贤.试论彝族古代氏族部落的形成[J].贵州民族研究，1998，(2).
[16] 马曜主.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
作者简介：卢春梅，女，彝族，贵州威宁人，云南民族大学讲师，博士。
原载：《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