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列来拉杜）
一、彝族的族称和历史阶段
彝族的族称解放后统一用“彝”字，最早用“彝”字作彝族族称的是清道光《沾益州志》。彝族在各地的自称或他称多达数十个（参见《彝族简史》）。多数自称或部分他称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大部分为n （n[,0]）或l，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sh或ch、t等。n（n[,0]）、l是族称，sh、ch、t为亚族称。亚族称是由人名演变为家支（族）名，再演化为支系名。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夷”有时泛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有时专指彝族。汉文文献中的“夷”实为彝族自称ne或（n[,0]）i“尼”的同音异写。“夷”、“尼”、“宜”在古汉语里同读一音，“夷”与“尼”、“宜”读音相近。都能作彝族古代自称ne或（n[,0]）i的记音字。彝族历史上自称“尼”可能始于尼能时代，再迟也绝不晚于道姆尼时代。道姆尼是希慕遮的19世孙，即笃米《仲牟由春秋末期人》的19代祖，由笃米的谱系往前推15代，可推断出他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综合川、滇、黔彝文文献的记载分析，彝族已有万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祖这样几个重要时代，六祖时代迄今也有2400余年。
哎哺时代是彝族历史上的重要时代，是彝族基本形成与完成古代文明进程的时代，又是号称“九十代”的漫长历史年代。《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载：哎哺初期的氐武吐（或作史慕魁发明哎哺中期的哎君、哺王创立历法，哺额克时兴起农耕，畜牧，够斯艺（委师颖、恒师颖均是一个人）创造并使用了文字，哎哺民族的大部分部落都在“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眼看手来写”，“描绘九星野，画天上星图”，“写卷卷天文，成千的天文，上万的地理”。“哎哺举奢哲，深思后发言，不停地讲述……恒颖阿买妮，不停地书写，九十卷贤文，留传在世间”。据此推论，在哎哺时代，彝族在进入古代文明阶段并完成了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的历史进程。到了希慕遮时代，彝族确立了父系社会。尼能至六祖时期，是各种制度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当时以盟主、宗主或霸主的形式进行统治，其最高统治者号称“米”（慕、姆含有帝或天、天子之义），互相继承取代，此种制度延续到笃米（仲牟由）时代。其后的“六祖”分支“打破了先前的制度。从此，彝族的部落不断地分衍发展，形成了“部落林立”、“君长什数”、“王侯颇知文书”的局面。
二、彝族的族源与彝文及其“南北文字之路”
从川、滇、黔各地彝区保留的文献上看，彝文字形字体没有差异，只是书写风格有所不同。由于方言差异，字的用法不尽一致，所记录的文献却是一致的，若非彝族在历史上有过统一时期，使用过统一的文字，相互被隔断往来千年以上的彝族在各地保留相同的文字、记载一致的文献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两千多年来，彝族的文字和彝族的社会一样，停滞不前，不但不发展而且出现倒退现象。
根据彝文文献的记载分析，很久以前，活动在金沙江流域的土著——哎哺氏族是彝族和各彝语支民族的共祖。彝族的发祥地是云南的苍山、洱海周围一带，即彝文献所说的什勺等“天人”居住的代（吐博、点苍山）。哎哺氏族在金沙江流域繁衍发展，继而向四方扩散。《彝族指路经》被公认是彝族古代迁徙路线图，《指路经》的指路终点是点苍山，即苍山。《指路经》所描写的祖宗故地的环境也正是云南省大理一带，尤其是点苍山麓一带的环境。《指路经》（贵州省赫章卷）的第一句话说：“分散到四方，聚集到中央”，中央指祖宗故地，因居中而其数为五，直译即作五地，音为翁靡。人类上万年的历史是一部分分合合的历史，难怪《三国演义》的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总结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距今约9000年左右时，哎哺氏族中的一支曾从金沙江与渭河之间向外发展，经今天的四川、甘肃、陕西、河南一直到达山东一带，并在那一带形成了史称东夷的百夷族群。哎哺氏族到达哪里，就把他们创造使用的文字带到哪里，这正是龙山陶文、河南郑州二里头陶文、马厂陶文、郑州二里岗陶文、西安半坡陶文、四川的墓葬中出土的巴蜀铜戈铭、贵州省威宁中水陶文等，不能用汉字释读的原因所在。若用彝文去释读上述铭文很容易。这些文字都具备了形、音、义三个要素，而且风格一致，它们有发生学上的必然联系，在哎哺时代中期起，滇川到甘陕中原一带，也应该存在一条“文字之路”，即“南北文字之路”，从这一角度认识，以彝族古老的文字为线索，既可以解开长期争论不定的彝族族源之谜，又可以解开一处处的“刻划符号”即陶文之谜。彝族历史的一个个疑团，只有靠彝族古老的文字及其文献结合考古资料来解开。约当春秋初叶，以哎哺氏族发展起来的鲁朵传人巴僰——卢夷从巴地向川西南、滇东北、黔西北一带发展。以今云南昭通、贵州威宁一带为中心建立朱提国（即诸此国）。《彝族源流·武僰源流》载：哎哺生鲁朵，鲁朵传武僰、武僰同时传仇氏，传支嘎阿鲁、传六部叟厄、八部武古，遍布彝地，称之“吃人的能里氏”。这当同入滇建古滇国，入滇黔建古夜郎国有关。卢夷之卢，鲁朵之鲁，一是古代的音译用字，一是现代的音译用字，实为一个音不同汉字记音，“卢”“鲁”是一回事，卢夷之“卢”源于彝族远古的鲁朵氏族，此其一，二是与支嘎阿鲁的鲁有关，支嘎阿鲁、仇娄阿摩、阿朱提分别为卢夷在不同时期的君长，其中以支嘎阿鲁最著名，支嘎阿鲁同巴也有关系，神话史诗中支嘎阿鲁被称为“巴汝（若）”，意为“巴子”或“巴人”。现在彝区的地名、家支名同支嘎阿鲁和巴有关的还不少，如朱嘎（即支嘎、在今威宁）、阿鲁口（地名，在威宁）、巴底（即威宁草海）、巴弥（在赫章县境）、巴家（汉姓闻）、益比巴甸（云南曲靖）。《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之称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今天黔西北彝族作祭时的恳洪呗、铃铛舞、转嘎舞还保留了巴人的那种历史影子。习俗上，巴僰——卢夷崇尚白色，白是天、 太阳的象征色，实行的是土葬，其布摩称吐（白）始楚，兴起土葬，其图腾标志为鹰。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一带历史上曾称“曲州、靖州”，这里的“曲”当与卢夷的白标志有关。白的彝音在滇黔为“吐”，而在凉山一带为“曲”。巴僰——卢夷的后代仇娄阿摩、 阿朱提（佐赤）曾在滇之昭通、黔之威宁建立朱提国，武僰分支后二十七代，因“窦氏犯仇氏，剩下分助乌，迁到了南方，由武变成‘吐’”。《大定府志·乌撒安氏本末》所载的“乌君为他蛮所逼，南迁内之东”的乌君，即仇助乌。乌君迁到今云南曲靖一带后，曲靖始得名曲靖，曲名由彝族的白的记音而得。巴僰——卢夷的后裔到了曲靖以及以西一带， 至隋唐时称为西爨白蛮，西爨白蛮是所谓“白彝”先民，卢夷统治者代表人物是分娄阿摩（建国号阿朱提，其后裔称“吐苏”、“山苏”、“仇苏”、“车苏”）和支嘎阿鲁（或和注嘎阿鲁、直括阿鲁，四川叫支格阿鲁、支呷阿尔、孜格阿鲁、阿龙等，云南叫正嘎阿鲁、阿罗等，凡有彝文古籍的地方，都有支嘎阿鲁的事迹），我们权且称卢夷统治者为支嘎阿鲁统治家族。
约当春秋末期至战国初年，“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其称帝之因在于“周失纲纪”笃米（笃慕、祝明、独姆、独亩、居姆、居牟乌乌、仲牟由、皆是一人，即杜宇）称帝后，因故率其部族弃蜀辗转返回祖宗故地而入滇，以今云南省境内的洛尼山为中心，在祖先哎哺的故土上，同本族的尼能（青红即昆明人）、什勺（斯叟）、布（“白蛮”）结成了强大的联盟，推举笃米（杜宇、望帝、仲牟由）为米，即称笃米（即帝王、天子）。笃米及其部族尚黑，黑是地、月亮的象征色，实行的是火葬，其布摩称那（黑）乍姆，兴起火葬，其图腾标志为虎，此即所谓彝族尚黑、崇虎、实行火葬的依据。笃米的手下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作战力十分强大的游牧部族，他们正是“深目长身，眼若望羊，夫带黑色”的被后来的人种学学者称之为“标准的彝族”的“乌蛮”。以彝文古籍所载的笃米娶三妻，即“尼”青，昆明）之女名哺，能（红、昆明）之女名多，啻（白，卢夷）之女名吐。古代的联姻实则结为联盟。这个新兴的强大的联盟一举推翻了压迫统治他们的六部叟厄（举偶、格俄）、八部武古。六部叟厄、八部武古，是与笃米、卢夷皆有亲缘关系的武僰（武古、武濮等），即“白蛮”的前身。（参见《彝族源流》10卷、13卷，《西南彝志》11—13卷）。这个联盟还战胜了强大的鄂莫部族。战争规模之大犹如滔滔洪水。在这场战争“洪水”消退后，相对统一的彝族社会，同策举祖和末代帝王笃米要保持统一的愿望相反，进一步形成部族割据、各自为政、支系林立的局面了。“六祖”分支（离）并没有使彝族社会走向进步。“六祖分支”实际上就是彝族分离的开始。“六祖分支”后，大约经过300 余年的战争（七至十二代同“天上”开亲后断了亲路，详见《物始纪略》第二集，《西南彝志》第三集，《彝族源流》第四集）。“六祖”们成功地推翻了“天上”的统治，以武堵阿约战败足阿采（“天人”的代表）为标志，逼迫天人迁徙，原来这些“天人”是与笃米所代表的“乌蛮”有姻亲关系的尼能（昆明人）、什勺（叟人）、米靡、举偶（一作额、厄）、惹氏等部族。尽管彝族分离的局面维持了两千余年（南诏时又相对统一了数百年），但作为维系整个民族纽带的古老文字既没有消失，也没有发展，而是照原样保留了下来。
三、关于“黑”“白”问题的探讨
历史上由于爨氏曾一度统治过彝族，所以唐时把彝族称之为爨，并在地域上分为东爨“乌蛮”、西爨“白蛮”。这种划分，固然有地域因素，但主要的还有彝族固有的文化和习俗尚“黑”和尚“白”的因素。“乌蛮”、“白蛮”都是彝族，爨区或洱海地区都如此，尤其洱海地区是彝族发祥地，只不过是有一部分“白蛮”后来成了白族等一些彝语支兄弟民族。尽管如此，主体还是彝族。“乌蛮”和“白蛮”是后来“黑彝”、“白彝”的前身，这只是相对而言，“乌蛮”中不排除有“白彝”，同样，在“白蛮”中也不排除有“黑彝”。
“乌蛮”、“白蛮”即所谓黑白彝的前身，是彝族的两大主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当然还有“青蛮”“红蛮”（尼能）“黄蛮”（什、山苏）等若干支系。究彝族的“黑”、“白”根底，有以下几点：
第一，源于彝族远古形成的天文观和哲学观。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到独阴不生、独阳不长的“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道理，认为世界及万物都是两个面、两个极构成的，这种二维思想（二元论）用黑白两种基本颜色识别事物，如“天白（米吐铺）”、“地黑（楚那嫫）”、“日白”、“月黑”、“男白”、“女黑”，等等，而它们却是一个整体。彝文文献记录得清清楚楚，任何事物由正负两个极、正反两个面构成。氏族、部族也一样，所以没有哪个氏族、部族才一个字。如有哎必有哺，有尼必有能，有黑必有白，有鲁必有朵，有鄂必有莫，有米必有靡等等，哎哺、尼能、什勺、鲁朵、鄂莫、米靡，早期的首领君长，有祖（纪、兹、苴）必有府（王），如策耿纪——亥堵府，希米遮——希堵佐，毕余——毕德，仇诃——皮耐。任何事物都是二进制的，男女、正负、黑白、雄雌，缺一不成整体。
黑白在彝族内部，代表着两种文化，可以说是符号或标志，黑（乌）属于游牧文化，其特征是实行火葬习俗；白属于农耕文化， 习俗上死后实行土葬。兴起土火两种丧葬习俗的是始楚和乍姆两人， 他俩是布僰布摩（毕摩、呗玛）学派两个典型代表，是希慕遮的第16代孙，始楚居正，名前冠之以白、天（恒）、濮等字，乍姆正副，名前冠之以黑、地（投）、诺等字。“殡者不能烧，烧的不能埋……白彝土葬，吐（白）始楚兴起，吐始楚之母，生于火，埋于土……那（黑）乍姆之母，生于土，焚于火”樊卓在《云南志》中说：“西及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樊氏仅从现象下结论，而没有也不可能去深究成因，土葬也是彝族的固有葬俗，而非依汉法。彝族虽相对以黑白区分两种文化，而在族称的自称上却讳莫如深，大家统称nm['55]或nu['55]，自称nu['55]或nm['55]是在局部地区，而且这种称法的历史并不长。nm['55]音为尼、nm['55]音为能，古音皆与“夷”相近。彝族的“尼、能、聂”是与东西南北相对的“中”的意思，如“尼濮”、“能濮”被译为“中央、中间、中部”，彝人的观念是，世界以自己为中心，或自己是居住在世界正中的人，个别学者武断地把“尼、能、聂”释为“黑”，说“尼（聂）苏”是“黑族”，为了把一切纳入“尚黑”的轨道，这是毫无道理的。彝族在族称上取“尼”或“能”为自己的族称，标明自己是“尼能”的子孙。“乌蛮”还是“白蛮”的统治者祖摩（君长、王、酋长、土司），乃至后来的土官土目，从不自诩黑或白，无论出身白彝或黑彝，对黑白却避退三舍，就是亲家支也不予承认的。清末民初贵州西北部一带的情况正是如此。在黑白彝之间，不会彼此说你们黑彝我们白彝，在交谈中白彝自谓“贵教中”，称黑彝“同事中”。而互相毫无反感，据说白彝是古时和乐勾立国的贵族后裔，在罗纪（南诏）时期任六大“勾则”官，故又称“勾则”。这种情况在笔者的祖父辈、父辈的人中尚如此，看不到“黑贵白贱”的迹象。据笔者的老师，西南知名上层人士著名彝族学者岭光电先生在教学时介绍，凉山彝族过去也有过统一的自称，叫做su['33]，称no['33]的历史并不长，su['33]义为黑，no['33]“白彝”则成为半白半黑了。
第二，黑白是两大联姻集团，无贵贱之分。既有贵贱，门户不当，谈何联姻。历史上的黑白两大集团确实是互为对偶婚的群体。彝文文献《努沤数》“希米叟愁敌，吐娄娄诺余，希堵叟愁敌，那娄娄诺苏”。——意为“三十层苍天，白的是舅舅，三十层大地，黑的是外甥”。岂有低贱的舅舅和高贵的外甥之道理呢？这种联姻关系，到汉唐时“乌蛮”和“白蛮”之间尚实行着，如《努沤数》载“白的阿的不提（仲赤居曲靖），黑的毕手艺勒（安顺），白的卓罗纪（昆明之西）、黑的纪阿太（昆明），互相把姻联。”这种联姻承袭了“六祖”分支前后的传统。《西南彝志》、《彝族源流》中的《天地亲路断》、《天地断交》（原译作《天地津梁断》）的神话正是反映了白（天）人即白彝与黑（地）人即黑彝在历史上中断联姻的实际情况。
第三，从黑白的词义与语序来看：
①以na33“黑”thu13“白”与部分名词构成合成词有着高大、贵重、优良等含义如：
由此可见，不管黑或白，都不含“低、贱、矮、小”之义， 而只有“高、大、深、重等含义。
②黑白的彝语顺序是白黑，而不是黑白。白在前则表明，如果存在贵贱观念的话，先由白贵黑贱而后黑贵白贱。这种词语的顺序甚至表明，彝族先由白贵黑贱而转变为黑贵白贱是农耕氏族先统治游牧氏族，游牧氏族经反抗用武力战胜农耕氏族，取得统治地位，与此同时，游牧文化却被农耕文化战胜同化。
第四，历史的真实原因。文献和口头都说：“吐铺恒鸟列”，意思是说白彝从天上来。“恒”在不同方言里分别为“旅、尼、恒、密”等音，实源于“尼能”之“尼”音。有些不知其真实含义的人说：“有的白彝30代以上不知从何而来，说是天上来的，表明根不是彝族”。其实不然，彝族历史上称“白”为天，天人即白人，称黑为地，地人即黑人。殊不知彝族在一个历史时期称“米靡”（慕弥、莫靡、靡莫），至少是“米靡”部族占统治地位。米靡直译为天地，故相当的文献里被译作“天地”了。《洪水泛滥》中六部叟厄、八部武在“六祖”分支前，正是以“白”为号称“天人”的压迫奴役“黑”部族的统治者，洪水泛滥实质上是规模宏大的反抗起义战争。在《天地亲路断》、《天地断交》（《天地津梁断》）中说得清楚，所谓“天人”迁走了的“天人”竟是被称之尼能的昆明人，称什勺的叟人，称“啻”、“恳”、“热”的“白蛮”。乌蛮首领武堵阿约战胜了压迫他们的“白蛮”首领足阿采（一作佐阿且），逼迫“天人”从统治人的宝座上滚下台，迁徙逃走。有权有势即是“天人”，“天人”住的地方便是天上，做了“天人”当然要发号施令，无权无势只能在地上作“地人”俯首从命，“天人”、“地人”为缓和矛盾，当然要采取和亲的联姻策略，何况联姻是先祖遗留的传统。“洪水泛滥、断亲路、断交”所反映的真实情况应当如此。这些情况在晋宁石寨山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可以得到印证。彝文文献记载的彝族先民的特征正好是椎髻和编发两部分。经洪水泛滥，由白奴役压迫黑的情况被颠倒了过来，“乌蛮”统治大部分彝族经历汉唐、直到宋元明清才告全部完成。
明代以后的汉文献、各地方志始见“黑贵白贱”的记载，如景泰《云南图经志》、天启《滇志》、道光《云南通志》与同时期的《贵州通志》、《大定府志》等。是故方国瑜先生说：“唐代有乌蛮五姓，白蛮一姓之类的记载，此处的‘乌蛮’、‘白蛮’都是指奴隶主，不是阶级对立的称呼。至于彝族以黑白分贵贱的称谓，不知从何时起。”（见方国瑜著《彝族史稿》第197页）。直到魏晋隋唐时， 尚有与“乌蛮”抗衡的阿朱提部、麻纳姆古部、纳垢部、阿者乃苏部、益比（日布）部、益那勾纪部等“白蛮”大部，唐宋时的三十一部应包括这些部在内。“乌”、“白”相对平衡的势力局面为唐时南诏皮罗阁、阁罗凤所打破，因大规模迁“白蛮”于永昌、建昌等地，《新唐书·南蛮传》中说的邛部六姓中的“一姓白蛮”，东钦二姓白蛮与迁徙有关。白蛮因被迫分散而势力日渐衰弱，相当一部分甚至沦为被奴役者。凉山地区的黑彝是古侯曲涅的后裔（即举侯和糯氏），而白彝相当一部分是被阁罗凤迁去的白蛮。建昌（今西昌）的彝语地名“娄垢俄卓”，娄垢就是罗阁（方言不同的记音），该地以（皮）罗阁的名字为之名，同“白蛮”被迁，应有直接的联系。贵州省的威宁、赫章一带，唐时的乌撒部附南诏，南诏亦必派人监视，这一带的白彝自称“勾则”也应该与南诏时的被迁有必然联系。一是他们自以为是“白蛮”部长后裔，一是与南诏时出任“三对六勾则”的任职为官有关，于是被当地称之为“大白彝”。
“乌蛮”各部除水西阿哲部和安顺播勒原先就强大而外，大都得益于南诏时获得的机遇。由于乌蛮因言语不通，多散林谷，故不得徙”而留居原地得以发展壮大，以至割据称雄于大部分彝区，直到清初。以此论之，所谓“黑贵白贱”是蒙氏入主南诏之后，尤其是宋元明以来的事。彝文文献《恒硕数》（寻根书）说：“白彝的根，源于武和乍，黑彝的根，源于糯和侯，源于毕和默。”“武是白彝，乍是纳垢人如马龙部）、糯、侯、毕默是黑彝。”这是“六祖”的组成情况。不管是仲牟由（笃米、祝明、杜宇）统治家族的核心人物仲牟由，支嘎阿鲁统治家族的代表人物支嘎阿鲁，还是后来的南诏蒙氏统治家族，都非常注重本民族内部的团结，而不分彼此，仲牟由与青、红、白联姻结盟，这种传统一直保留于近代的作大道场活动中。大道场必须由黑、白、红、武四方布摩一起做，缺一大道场就无法做，在布摩的形成上无孰先孰后的说法，（详见《布嘎数》请布摩书）。南诏蒙氏统治家族大量任用本民族的“白蛮”为“勾则”官，外族人也不例外，任用汉族、白族作清平官，不仅注重本民族的团结，还重视同其他民族搞好团结，这种历史传统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需要进一步加以认识。
原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6年第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