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纸书文献是目前发现最多的彝文文献,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过一个繁荣时期。其传播以传统的手抄形式为主,兼有印刷、影印等形式。其传统的传播范围较狭窄,传播途径和方式单一,有明显的地域、职业、民俗特征和保守性,影响有限,必须加以改革,以利于丰富世界文化的宝库。
【关键词】纸书;彝文;文献;传播
彝族是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彝文起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彝文文献的创制和传播,已经是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目前可以确知的是,贵州省赫章县发现一个西汉时期的铜擂钵(也称为手碓)上,铸造有古彝文。可见,从汉代开始,彝文已经创制成型,并且开始用于生活或者祭祀等。由此可知,彝文创制的成型和运用,也就是彝文文献传播的开始。本文所指的彝文文献是指用彝文撰写的经历了一段历史的传承之后,目前仍然保存下来,有的甚至还在使用的纸书文献,包括手抄形式、印刷形式和其它形式,同时也包括当代形成的一些有价值的彝文文献的纸质形式。本文拟从纸书彝文文献的角度对彝文文献的传播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彝文文献传播的特点及规律。本文所说的纸书,既包括用纸质书写的彝文文献,也包括用其它形式转换为纸质的彝文文献。
一、彝文文献的形成
彝文文献的形成,从时序上说,由于语言的产生要早于文字的产生,所以必然是口碑文献要早于文字文献。彝文文献产生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神赐之说在滇、川、黔、桂西南彝族地区的传播十分广泛,《西南彝志》《彝族创世志》以及众多的布摩经籍中都有记载。云南彝文古籍《尼苏夺节》中说:“图纳出世后,小时没文字,长大不识字。长到十五岁,善良的图纳,朝思又暮想,活在人世间,为是无文字,祖宗不认识,道理更不知。书籍和文字,究竟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我要去寻找。———天上六神主,把五卷理书,赠给了图纳。图纳善良人,接过五卷书,磕头又作揖,再把六神献。拜后站立起,脚板不落地,顺着一阵风,回到人世间。”[1]贵州的《彝族古歌》中说,彝文的创制和彝文文献的产生是天神杜米那却佐在洪水泛滥之后,到人间来教给人类的。神创说、神赐说等都是彝族古代人民在认识论上崇拜知识的一种心理,真正的彝文文献的创造,是彝族古代先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形成的,其中主要的贡献者,应该是彝族古代的布摩和摩史。
彝文文献产生之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能有过一个繁荣时期。晋人常璩在其《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当时的彝族人:“论议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目前仍然流传下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举奢哲、阿买妮等人的《彝族诗文论》《彝语诗律论》等用彝文写成的文艺理论著作也为此作出了佐证。
从中国发明各种记录语言的质料而言,在没有纸的发明之前,古人要想方设法用各种可用的东西来记录代表思想的语言,因而结绳纪事、刻木纪事、勒石纪事等都是曾经有过的历史。彝文古籍《西南彝志》中也说:“哎君不知年,纪年树上看;哺臣不知月,纪月石上察。”可知当时通过刻木、勒石等方式纪年纪月是一种通行的办法。从文献的记载和现在可以发现的各种记录文献的的材料看,记录彝文文献的材质有以下一些:1.木刻。《水西大渡河建桥记》碑文记载:“慕块卧乍山,其下有宽广的庭院,木刻和竹简,多如柴堆,记载租赋的来路。”流传至今的彝文雕版印刷的木版古籍,贵州有《摩史苏》,四川有《玛牧特衣》,云南有《色尾处莫》等。 2.竹简。除前面所说的碑文记载外,《西南彝志》中记载:“慕卧格家,大握其权柄,木刻与竹简,积累如柴堆,阿额在中部,也杀牛聚宴。”《尼苏夺节》中也有图纳“白天写理书,夜晚读理书。铁板生了锈,竹片永不锈,千年不变色,万年字变黑”的情形。 3.骨质。四川省凉山州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中收藏有彝文骨质藏品。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武自立先生曾经在云南省弥勒县东山彝区收集到骨质彝文材料。[2] 4.皮书。彝族民间传说认为某几种兽皮具有特殊的功用,至今布摩举行法事的时候,一些消灾的经文必须写在兽皮上才具有神力。奢香博物馆、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等现在还保存有少量以牛皮、羊皮作封面的“牛皮档案”和“羊皮档案”。 5.布帛书。这是古代彝文文献常用的书写材料之一,现在民间收集到的一些彝文古籍,其封面大部分就是麻布。 6.金铭。前述的汉代彝文擂钵即是,这类文献以今存于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的明代成化年间的《成化钟铭》为代表。 7.石刻。这是流传至今除了纸书彝文文献以外,所见最多的一种材质。著名的有《妥阿哲纪功碑》《千岁衢碑》《禄劝镌字岩石刻》等等。西南彝族地区的彝文石刻总数在1000通以上,目前已经收集整理、翻译出版的有《彝文金石图录》(共3辑),《彝文刻石译选》等。 8.纸书。这是所见最多的彝文文献。其中古代纸书文献主要是手抄本,现代印刷技术发展以后,出现了印刷本的纸书彝文文献。 9.电子彝文文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彝文计算机处理技术的成功开发,彝文文献电子化已经成为现实。 10.其它。《中国彝文书法选》中收录了刺绣的彝文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考古发掘等工作的深入,可能还会有其它材质的彝文文献的创造和发现。
二、纸书彝文文献的状况
纸书彝文文献是目前最多的一类彝文文献。就各地的官方机构或者是民间机构所收藏的纸书彝文文献的情况来看,这类文献的数量在万册以上。[3]纸书彝文文献的收藏方式,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政府机构和国外有关机构的收藏。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贵州民族学院、盘县民宗局等16个单位收藏有10000多册;云南省民族古籍办、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楚雄州博物馆、禄劝县古籍办等34个单位收藏有5000余册;四川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凉山州语委、美姑县档案馆及彝族毕摩文化研究中心等17个机构有近2000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等5个单位收藏有近1000册。此外国内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国外的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等也有收藏。[4]二是民间团体收藏。主要是各地的彝学研究机构和民族研究团体。三是个人收藏。大凡彝族布摩,都有数量不等的纸书彝文古籍。另外一些关心和爱好彝文古籍者也有少量收藏。这些种种的纸书彝文文献的收藏,在政府机构和比较专业的学术团体收藏的文献,保存比较完好。而属于个人收藏的部分,损毁严重。特别是一些原属于布摩个人收藏的文献,由于在布摩去世后没有新的继承人,其后裔多不懂这些文献的价值,任其自然毁损,直至完全毁坏,情况十分严重。这对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乃至中断。
纸书彝文文献产生之后,一些专家学者曾经作出过不同形式的分类。十九世纪末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二十世纪的法国少校多龙,我国民族学家杨成志、马学良等都曾经根据彝文文献的内容对之进行过分类。有专家把贵州的纸书彝文文献分为历史地理类、政治类、谱牒类、经济类、教育类、哲学思想类、天文历法类、文学艺术类、宗教类、民俗类、算命学类、其他类等12类。也有专家把纸书彝文文献分为宗教类、历史类、天文律历类、军事战争类、文学艺术类、医药病理类、地理类、伦理道德教育类、农牧生产类、工艺技术类、哲学类、字书类、译著类等13类。[5]彝文纸书文献内容虽然丰富多彩,但是撮要而言,主要是宗教、历史和文学艺术三大种类居多。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宗教类、民俗类、伦理道德教育、谱牒、历史、文学艺术类的纸书文献传播最广,运用最多。
三、纸书彝文文献的制作传播及特点
(一)传播的途径和方式
纸书彝文文献一经撰写制作出来之后,就以其特有的方式开始复制传播。
1.手抄传播。作为传统传播方式和途径,首选的当然是传抄。这种传统方式是因为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彝文没有完全规范,滇、川、黔各地的彝文没有统一的正字和正字法,因此印刷术很不发达,文献基本上都是靠手抄的方式进行传播。大量的彝文经籍保存在各地布摩手中,布摩在收徒弟进行教育时开始教徒弟学习彝文,等到徒弟学成之后,由布摩抄写、或者徒弟抄写一套彝文经籍赠送徒弟。另外,著名的经籍引起社会的关注之后,外人也可以借去传抄。据说,彝族文艺理论大师举奢哲所写的书,曾经被“只塔部族”和“陀尼部族”的人借去抄,流传十分广泛。现代社会中还出现了请外民族的人帮助抄写经籍的情况。例如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一张姓布摩,曾经请附近的一个苗族青年帮助抄写祖传的经书。
2.木刻印刷传播。重要的典籍,也有通过木刻印刷形式,大量印刷传播的情况。如前述的云南的《色尾处莫》,四川的《玛牧特依》,贵州的《摩史苏》等。这类纸书文献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经籍,不只是在布摩系统中流传,在民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功用,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伦理道德教育一类的经典。《色尾处莫》的雕版,原有40块,全部典籍原有160页,共24000余个彝文字,折合彝文五言句式为4800余行。至今还有25块留存。[6]很明显,木刻印刷成纸书传播的方式,可以大量形成文本,流传的量也大,面也广,而且还可以根据需要重复多次印刷,所费人力物力也得到大大的节约,比手抄的方式要先进多了。
3.铜版印刷传播。现在发现的一部仅见的铜版活字印刷的彝文纸书文献,系1909年香港纳匝勒教士会印刷厂用彝文“新字母”“刻好铸成”而印行的《法倮词典》。也有人认为十九世纪末有在香港特制彝文铜模印刷的《圣经·赞美诗》。两书疑即为一部。
4.摄影影印复印传播。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彝文典籍珍本《西南彝志》,收藏方以影印的形式印制了一批以广流传。这类传播方式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先以手写、手抄的方式把彝文文献写在纸本之上,然后通过新技术再印刷成书籍。贵州出版的许多文献如《彝族源流》《彝族咪谷丛书》等都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时,现代摄影、影印和复印技术的推广,为部分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
5.铅活字印刷的各种纸质印刷品的传播。这类活字印刷的传播方式,以书籍和报刊为最重要。这类文献以四川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颁布后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居多,例如《勒俄特衣》《玛牧特衣》《阿诗玛》《祭龙经》等等。
6.金石彝文等其它形式的文献拓印转换而成纸质彝文文献传播。前面所说的《彝文金石图录》和《彝文石刻译选》等,就是将金石彝文拓片通过转换而形成的纸书彝文文献。一些彝文印章制作出来之后,也要通过各种形式转换成为纸书的形式得以传播。如《中国彝文书法选》中的古代彝文印章和当代的彝文印章。
随着电子媒体的发达和彝文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的成功开发,以纸质彝文书籍、报纸等的虚拟形式形成的电子书刊逐渐受到新时期的作家和读者的欢迎,于是就有了虚拟的彝文纸书文献。这只要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很多。
(二)传播的范围
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范围,从小到大的扩展,有以下一些情况。
1.父子继承式的家传。这主要是传统的布摩世家。彝族古代社会传统中,布摩有父子继承的习俗,多数情况下父辈的经书一般是不传给外人,只有家中有人能继承布摩事业,父亲的彝文经书自然就传承给儿子,这样一辈一辈的往下传承下去。这种情况是最小范围的传播,虽然从代际上说是一代传承给一代,但是多数情况却是一人传给一人。
2.师徒继承式的传播。一个师傅可以招收多名弟子,每一个徒弟学成出师的时候,要么自己抄录一套师傅的经书,要么师傅赠送一套已经抄写好的经书给徒弟,这样,传统的纸书彝文经籍得以传播开去。这种情况比第一种情况传播的范围要大,而且可以是几何级数的传播,因为出师了的徒弟又可以招收新的弟子,再把经书传播开去,就像一棵大树不断地分枝发展。
3.布摩系统内部传播。布摩系统内部的传播是指没有师承关系的各个地方、各种流派的布摩之间,发现对方有自己没有的经籍,知道对方有好的经书、史籍、文艺作品等之后,通过适当的方式,向对方借来阅读、抄录保存。这种情况在布摩之间并不鲜见,只是这样的传播方式不是一种普遍的形式,它对于那些善于发现、善于学习的布摩来说,无疑是扩大自己的存书量的一条最为直接的方法。有的布摩世家能够有几百部不同的经籍,大多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前述第2点谈到的也可以算作一种布摩系统内部的传播。
4.布吐学校传播。布吐是彝语,即是由布摩任教的学校,有的学者认为就是培养布摩的学校,有的却认为布吐不只是培养布摩,也培养彝族传统文化传人,是由布摩执教的学校。这种传播方式理论上没有人员的限制,但是就古代布吐学校培养的人才来看,数量也不是很多。布吐教学所用的教材,自然是彝文典籍,这些课本在学业完成后都归学生所有,而且学生还可以传抄老师的书籍。因此,这也是一种有效扩大纸书文献传播的方式。
5.彝族聚居区域传播。上述各种传播方式都主要是在彝族内部传播,也可以说是在彝族聚居区域内的传播。木刻印刷形式的纸书文献出现后,其传播的范围和效率大大提高,使除了上述传播范围以外的彝族人民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也可以接触到这些书籍,因而也大大的扩展了传播范围。《华阳国志》中记载的“今南人言论亦半引夷经”之说,传达出了纸书文献传播到其他民族的信息。举奢哲所写的经书也常被其他部族的人借去传抄。在古代的中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彝族地区,纸书彝文文献的流传是相当普遍的。
6.国内传播。国内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是二十世纪末期彝文典籍得到大量的翻译出版和彝学研究热出现之后,才大大地扩散开来的,国内凡是与民族研究有关较大的机构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彝文纸书文献。即使不是手抄本那样的古旧之物,现代印刷的彝文纸书文献也受到研究家的青睐,使这些文献得以大量地流传开来。测算一下各种彝文文献翻译出版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这种传播方式的范围是多么大,几乎全国各地都覆盖到了。
7.国际传播。据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目前可考的国际上传播纸书彝文文献,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时期。这些人或收购、或掠夺,以种种方式把一部分纸书彝文文献带到了国外。目前英国、法国等一些国家的教会机构或公共图书馆等收藏的纸书彝文古籍,就是用这些方式传播出去的。另外,二十世纪以后,一些外国学者、翻译家也把纸书彝文文献译到了国外,比如著名的《阿诗玛》,就被苏联、日本、韩国等30多个国家翻译介绍到了本国,并且以更多形式传播开去。
(三)传播的特点
一般说来,相对于其他材质载体的彝文文献如金铭、石刻、摩崖、墓碑等不易移动的彝文文献,纸书彝文文献以其轻便、体积小、好运用等等的特色,更便于传播出去。但这只是就纸书文献的形式特征的外部情况而言。如果结合彝族传统社会习俗来考察,纸书彝文文献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易于流传,这还不仅仅是过去的岁月里彝族文字主要垄断在布摩系统中,也有其他种种的因素加以限制约束,造成了纸书彝文文献独特的传播特点。
1.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地域特征明显,而时代特征不明显。单就纸书文献上的彝文形式而言,云南、贵州、四川三地的彝文形式特点就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贵州的彝文是方方正正的正方形彝文,如同通用汉字的楷书,那么四川的彝文则是日字形的矩形,如同汉字中的小篆,而云南的彝文则是曰字形的矩形,如同汉字中的隶书体。也就是说贵州彝文方正,云南彝文扁平,四川彝文高瘦。因此,只要熟悉了彝文的这三种地域形式特征,一般地说,得到一本纸书彝文文献时,大致就可以判断它是那一个地区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本文献是从那里流传过来的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然而,要想判断一本文献的年代,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彝文古文献往往很少注明写书的年代或者抄书的年代,而且一部书往往在破损、毁坏之后又重新翻抄多次,翻抄的时间又往往不是成书的时间,这就更其增加了考证其初始成书年代的困难。因而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的时代特征也随之而难以考证其历史时代的沿革和顺序。
纸书彝文文献地域特征明显而时代特征不明显的另外一方面的佐证,是直到近代、现代社会,仍然有一些中、外人士在创造彝文,因为他们仅仅就他们所接触的部分彝族地区没有彝族文字,就认为彝族没有文字。英国传教士柏格里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贵州省威宁县的石门坎传教的时候,还专门为当地的彝族创造了一种被称为“波拉文字”(又称柏格里文字)的彝文。二十世纪,云南省姚安县的鲁国洪老人还在创造一套彝族文字。直到二十一世纪,云南还有人在使用自己创造的彝文。如果用这样的文字创制彝文文献,其地域特征随着其创造者籍贯的考索明确之后,也就知道是哪里的文献了。
2.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职业特征明显,而普世特征不明显。应该说,纸书彝文文献在彝族历史上缺乏群众基础,没有普遍性,整个彝族社会没有一个全民彝文教育的传统制度,也没有保证这种制度形成和推行的政治保障和国家基础,因而彝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全民认识彝文的时代。这就造成了纸书彝文文献的形成和传播都没有普世性。而其传播的职业特征,主要就是布摩系统,后来又加上了摩史。特别是布摩系统,这是一个从彝文的创制到彝文文献的形成和传播都自始至终掌握着主动权的阶层,历史上是如此,今天仍然如此,似乎是一个亘古以来没有改变的存在。而摩史的加入,主要是彝族地方政权形成,需要宣诵礼仪,加强外交,传承传统文化使然。摩史在掌握了彝文之后,也就开始了彝文文献的创制和传播。例如《西南彝志》的纂制者即是著名的热卧摩史。
3.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民俗性特征明显,而学术性特征不明显。师传徒受,布吐学校教育,布摩之间传抄、转抄,职业特征明显等等,都与彝族传统的民俗息息相关。特别是每年到了过年过节时,要把经书从秘密的地方恭敬地拿出来,杀一只白公鸡予以歆祭,然后又神秘地放到一般人不能轻易接触的高处。过去,有的人家所藏的彝文文献一般不轻易示人,也不能转让、转借给外人、外家族,更不可能给外民族。这就是浓郁的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民俗性特征。这就形成了传播途径的相对窄狭,以至有的布摩世家的古文献传到后来,由于时代的进步和全球化的到来,虽然家有子弟却再也没有人来识读和传承。而谈到其传播的学术性,一是传播手段缺乏科学的方法途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没有创造出活字印刷等较为先进的使用字钉来进行印刷和传播。二是没有从追求学术、追求科学等的思想高度上去创制文献的传播文献,多数情况下都是对前人的重复和传抄,这就直接影响了文献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范围,形成族内较为普遍的传播而族外几乎很少传播的情况。
4.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保守特征明显,而改革特征不明显。从其传播形式即纸书的手抄特点上,就可以看出几百年来乃至几千年来,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形式特征几乎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而就其内容传播而论,仍然是以老祖宗创制的经书、历史、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使用的场合也主要是婚丧嫁娶和祭祀等情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在彝族历史上,既没有出现马丁·路德似的宗教改革,也没有什么文艺复兴运动,没有出现过“五四运动”这样大力倡导革命和改革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即使有过一些政权更叠,有非常重大的历史变革如“改土归流”,但是对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影响不大,或者说没有引起什么革命性的变化。纸书彝文文献传播该怎样传播还是怎样传播,而且似乎更加传统和保守。
四、改进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
由上述可知,纸书彝文文献传播的内容比较老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传统而陈旧,传播的范围有限,影响较小,一些优秀的纸书彝文文献也因之而受到制约,不能广泛的传播开去,达到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宝库的目的。为此,应该大力改革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把优秀的彝族传统文化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是要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不断创造出先进的彝族文化,革新传播内容。内容是决定传播的核心,没有先进的对人类有益有贡献的彝族文化,难以形成成功的纸书彝文文献,要谈到传播出去、传播下去是非常困难的,对此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否则其它一切都谈不上。
二是要在保留传统彝文内在信息的基础上,改进传播的方式和途径,特别是传播工具的改革,尤其是一个突出的关键。现在虽然成功开发了一套计算机彝文处理信息系统,但这是以彝语北部方言为基础开发出来的,只有819个字符,加上辅助的字符也才1000多个,其表音的特色比较强,所保存的彝族传统文化信息十分有限。而传统彝文以表意功能为主,文化信息丰富,因此仍然需要对此进一步改革,或者以传统彝文为主创新出一套新工具,能够更多地保存和传达彝族传统文化的信息,能够更多地使用这套新工具进行文化的革新,创造更多的优秀民族文化。要高度重视现代传媒的运用,更加大胆地对外开放,向外发展和传播彝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民族文化。
三是要拓展传播范围。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要顺应时代潮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能一味地抱残守缺。要打破那种只在家族内部、布摩系统内部、民族内部传播彝族文献的守旧思想,大胆向外介绍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民族文化。例如彝族十月太阳历法就是一种十分先进的历法,得到过国际上一些专家的大力称赞,曾经在巴黎举行过学术研讨会和相关发布会,取得了成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彝文文献传播要打破地域的框框,打破民族的界限,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参与到世界文化创造的大潮流中去。
四是扩大纸书彝文文献的影响,并且通过纸书彝文文献的传播扩大彝族优秀文化的影响。通过大力发掘、发现、搜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等,充分发掘纸书彝文文献的价值,让它们灿烂的光辉在世界文化的宝库中闪耀,从特殊的角度照亮世人心灵的一隅,从而使世界文化的大花园更加五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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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方开荣,聂鲁,杨玉芝.略谈元江三马头彝文水墨印刷版[J].彝学研究,1988.
（作者发表此文时系民族出版社副编审）
（文字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