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是伴生于仪式的文学，具有民间口头文学和典籍的双重属性。其主要以传承人为核心，在特定的仪式场域中进行动态传播和活态传承。同时，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也借助文本的典籍化方式进行传承。时代发展与现代化技术手段更迭，扩大了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领域，但也带来危机。如何建构与时俱进的传承范式，促进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仪式；贵州彝族；文学传承；文学传播
引言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世居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贵州是彝族主要聚居区之一，彝族主要聚居在毕节市的威宁、大方、赫章、黔西、纳雍、织金、金沙和六盘水市的水城、盘州、六枝等县级政区。此外，在安顺市和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也有彝族分布。彝族在贵州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
仪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非常普遍的行为，“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高度凝练的礼仪，是人类告别野蛮、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仪式是文化的贮存器，也是文化（文学）存在的模式。”由于仪式涉及的活动范围较为复杂和宽泛，对仪式的定义也各不相同。广义的仪式，近似于社会性的泛泛礼仪，包括人际交往的规范与行为。狭义的仪式，则专指祭祀等仪式活动。
彝族是一个重视仪式的民族，从出生到离开人世，仪式生活贯穿他们的一生。生育、婚嫁、丧葬、日常生活，都有相应的礼仪和制度。贵州彝族与其他省区的彝族相比，与汉族、苗族等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较早且频繁，因此与其他省区的彝族文化既有共同点，也有自己的独特性，礼仪制度较完备。贵州彝族仪式既包含各种祭祀仪式，也包括日常的生活仪式。更具体而言，贵州彝族仪式，指大致以人生礼俗为中心，伴随人的一生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仪式，包括神圣仪式、生活仪式两大范畴。神圣仪式主要有丧葬、祭祀、禳解仪式等，生活仪式主要有婚嫁、生育、节日仪式等。
仪式中的文学，是与仪式相伴生的文学。它产生于仪式中，是仪式的组成部分，其叙事、抒情都受到仪式性质和目的的影响，又限制或补充仪式程序和内容。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是在贵州彝族仪式的基础上衍生出的文学，它以彝族人对祖先崇拜的信仰及仪式实践为叙事动力，以神圣叙事为核心特征，以口头演述和仪式表演互为文本，兼容口头叙事和书面叙事的多元特征，既包括与祭祀仪式相伴生的各种经籍文学，也包括生活仪式中的各种口传文学。因贵州彝族仪式具有多样性，其伴生的仪式中的文学也多种多样，涵括了仪式中的各种经文、诵词、哭丧词、传说、故事、祝福词等。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大多是口头创作，再经由毕摩以彝族文字记载形成书面典籍，因此，具有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典籍的双重属性，其传承与传播方式独具特色。
一、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承范式
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产生于仪式，又反过来对仪式构成制约、对仪式产生影响，两者构成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其民间口头文学和书面典籍的双重属性，使得它的传承情况也比较复杂。一方面，它的传承人因仪式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跟祭祀等仪式相伴生的文学，其传承人主要是毕摩。生活仪式中的文学传承人，则没有祭祀仪式中的那么严格，如在婚嫁仪式中的文学，主要是被称为“歌郎”（男性）、“酒令婆”（女性）的歌师在传承。另一方面，它的传承方式也有不同：作为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仪式中的文学的传承是活态的；作为典籍，固化的文本也是它的重要传承方式。
（一）以传承人为中心的活态传承
毕摩是彝族仪式活动的重要主持人。毕摩系彝语音译，“毕”是主持各种祭祀，为人驱鬼禳灾时诵读经书或诵经者之意；“摩”意为母、师、智者之意。毕摩源于彝族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祭师和酋长，在彝族社会“兹”（君）、“莫”（臣）、“毕”（师）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毕摩通晓彝族文字，既能从事礼赞、祈祷、祭祀等活动，又能整理、规范、传授彝族文字，撰写和传抄哲学、伦理、历史、天文、医药、农药、工艺、礼俗、文字等典籍。毕摩在彝族人的生育、婚丧、疾病、节日、出猎、播种等生活中起主要作用，他们既掌管神权，又把握文化，既司通神鬼，又指导着人事。在彝族人民的心目中，毕摩是整个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彝族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播者。
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毕摩的地位由上层社会走向民间。但是在贵州彝族民间，几乎所有的祭祀仪式和生活仪式，都离不开毕摩。彝族人的神圣生活领域和世俗生活领域很多时候是一致的。在彝族社会，毕摩所举行的各种仪式以及他们所创造的典籍，是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在贵州彝族仪式中，毕摩通过各种经文、诵词、祝福词，追溯仪式来源，说明仪式的必要性；对仪式程序进行具体阐释，保证仪式过程完备；在仪式过程中的各种祈愿祝福，也是通过毕摩在仪式中的各种念诵而传达的。因此不难看出，虽然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大多以典籍文本的形式呈现，但它在实际的仪式中，是以毕摩的口头念诵来传达的。在仪式过程中，虽然有些毕摩会手拿经书照本宣科，其实毕摩对经书内容的记忆，并不依靠文本，而更多是靠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个毕摩最初并不是靠阅读经书来学习经文的，更多是跟随师傅在具体的仪式实践中习得。从仪式的目的来看，仪式过程中的参与者们也就是仪式的听众们，也不是靠阅读经书而是通过听毕摩念诵来完成具体的仪式环节。
毕摩的传承方式主要是家传，也有少部分是收徒。毕摩传授经文，主要是在各种仪式场合的活态传承，新毕摩们要学习各种仪式操作方法、仪式程序并了解仪式内容，熟悉各种仪式法器及其作用，了解毕摩在仪式中所用的经书。每个环节所念的经文，甚至念经文的时候毕摩的体态、声调、情感，通通都是学习的内容。在仪式场合的活态传承，是毕摩传递知识的主要方式。
在婚嫁等生活仪式中，毕摩虽然也参与其中，但对于婚嫁仪式中的文学，毕摩不是主要的传承者。婚嫁仪式中的文学的传承者主要是歌师，歌师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大多是由爱好发展而来的。婚嫁仪式中的文学主要是口头民间文学，它的传承空间也是在仪式中，但跟祭祀仪式中的文学不一样，它的传承空间没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是重要方式。此外，在贵州彝族丧葬仪式中，妇女哭丧也是仪式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哭丧词一般只在丧葬仪式中使用，但它的传承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除了仪式现场的传承，日常生活中，毕摩也可以向妇女们传授典籍中记载的哭丧词，妇女们在闲暇时节也会互相传授和学习。
（二）典籍化的传承方式
除了在仪式中的活态传承，文本固化也是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重要的传承方式。仪式是一个民族重要的文化贮存器，彝族文字发明创造出来后，毕摩使用文字记录仪式过程中使用的各种经文，并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仪式场合、仪式对象、仪式内容对仪式中的文学进行再创造，使得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从早期的口头文学，慢慢形成书面的典籍，成了浩瀚的彝文文献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典籍，记载了彝族历史、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是彝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典籍化是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统的传承方式，但彝文文献典籍受载体、储存方式、空间等外在条件制约，不易保存。此外，随着社会发展，文化交流频繁，贵州彝族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受到冲击和影响。在贵州彝族地区，尤其是在城镇里，不少年轻的彝族人已经不懂得自己的语言和习俗，对本民族的文化相当陌生。在农村，熟悉彝族语言和各种生活仪式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熟悉各种礼俗仪式，掌握大量的口头文学，是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的重要传承人。如不及时对彝族仪式中的文学进行搜集整理，一旦传承人去世，彝族民间的大量口传文学就面临失传的危险。对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翻译、研究，把仪式中的文学以书面的形式固化，应是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有效的传承手段之一。因此，在党和国家的指引下，在贵州省民宗委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组织领导下，以毕节市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为龙头、省内其他彝族地区古籍整理办公室为主力，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研究工作在稳步推进中，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整理、翻译、出版了以下主要作品。
在已出版的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书籍里，有多部获得了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如《彝文典籍目录·贵州卷》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民族图书奖一等奖、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彝族指路丛书·贵州卷》获贵州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曲谷精选》获中国民族图书奖三等奖；《曲谷走谷选》获贵州省民语文学会优秀成果奖；《彝族古歌》获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二等奖。
二、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方式及变迁
（一）传统方式：特定场域的动态传播
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的传统传播方式是在仪式中动态传播，仪式的主持人、听众、观众共同构成特定场域，文学的传播过程受到仪式背景、仪式主持人的身份、仪式参与者的心态等多重因素影响。
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书面典籍，有书面文学的外在形式，但它的传播与其他的书面文学有所不同。它的接受过程不是由阅读活动构成的，而是通过仪式主持人的诵读和听众的接受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来完成的。在丧葬、祭祀等仪式中，毕摩是仪式的主持人，仪式经文是在仪式中由毕摩的诵读来传播的。毕摩作为重要的传播中介，在诵读过程中继续赋予仪式中的文学文本意义。听众通过他的诵读来接受文本，文本的意义是在传播—接受这一动态过程中完成的。在婚嫁等生活仪式中，歌师同样作为传播的中介，在仪式现场通过唱诵（有时甚至要辅之以其他的手段如歌舞）向仪式的参与者（听众或观众）传播仪式中的文学，听众或观众也同样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文本的意义接受。在这一过程中，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文本显示出口头和书面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毕摩和歌师作为文学文本意义的再创造者，他们在传播过程中有取舍或改变文学内容的权利；同时，他们在仪式中的主导地位又使得他们的行动、声音、语态等直接影响着听众或观众的审美接受和情感体验。毕摩在丧葬、祭祀等仪式中，可以根据仪式目的、性质、规模来决定念诵的经文是长还是短，是整本还是片段。在这些仪式过程中，他们往往用庄严肃穆的语调来诵读经文，营造一种庄重、悲伤的氛围，使得参与仪式的人员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从而进入一种共同的情感体验状态。歌师在婚嫁仪式中，唱诵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天地开辟、人类产生、民族历史等宏大叙事，同时又有很多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细节内容。不同的内容，歌师会采用不同的声调、表情、动作来表现，既要向听众和观众传达事关民族来源的重要内容，也要在婚嫁这一喜庆的场合营造欢乐、祥和的氛围，还要调动参与者的热情，使得大家都能参与其中。由此可见，仪式主持人对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有重要的主导作用。
从文学传播和接受的背景来看，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仅能在特定的仪式语境中进行。首先，仪式中的文学传播有严格的仪式场合规定，这点在丧葬、祭祀等仪式中更为突出。仪式中的文学诵读是跟仪式环节紧密相连的，比如丧葬仪式中，必须是在为亡灵进行献祭、解冤等一系列仪式结束后，才可以进行指路仪式，念诵《指路经》。《指路经》有特定的传播场域，并不能在日常生活中随意传播。《解冤经》有日常解冤和丧葬解冤两种，适用于不同的仪式场合，一般而言，两者之间也不能混用。其他的祭山、祭小白龙、祭树、扫火星等仪式，莫不如此。其次，仪式中的文学传播主体也有严格的身份限制。丧葬、祭祀等仪式中，经文一般只能由毕摩来念诵，其他人并不能僭越，毕摩在彝族传统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决定和保障了仪式的神圣性。当然，毕摩一般也只在仪式上才开口念诵，并不会在任意场合任性而为。
就仪式参与者即仪式中的文学接受者而言，他们的接受过程往往是被动的、集体的。接受者们在仪式场合中接受仪式中的文学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传统，除了个体的禳解仪式，丧葬、祭祀、婚嫁、节日仪式都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集体活动，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文化风俗传统，是一种既定的社会规范和现存的生活习俗，个体成员必须积极参与这些仪式活动。在仪式过程中，个体成员并没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仪式中的文学的自由，他们的接受是一种被动的、集体的接受，其实质是一种文化控制，是彝族文化集体意识的表现。
（二）传播场域及方式的变迁
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统的传播方式，是一种在特定仪式场域的动态传播，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仪式中的文学传播场域也发生了变化，这主要源于贵州彝族民间仪式的衰微。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医药技术的进步、科学精神的传播等，彝族民间仪式的生存空间已大大缩小。当代彝族人对妖魔鬼怪的认知已较传统认知发生了变化，像仪式中的生活禳解仪式，已经很少有人家做了。即使有人家做，很大程度上也并不是真正地相信禳解仪式的效力和功用，大多是在面对现代医学已经无法解决的绝症时，使患者和家属得到心理安慰的一种方式。禳解仅仅是仪式程序的展演，并不要求参加者和施行者都虔诚、完全地相信，仪式实践只是一种形式而已。随着彝族人生活范围的扩展、外延，比如许多年轻人离开了传统的彝族文化圈，再加上电视、网络等的普及，传统的彝族生活方式包括婚嫁、生育等仪式，已经在彝族人的生活方式中慢慢边缘化。跟仪式相伴生的各种文学，自然就失去了传统的传播场域。
虽然仪式的式微使得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统传播场域也在逐渐消失，但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网络新媒体的出现等，又为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提供了新的传播场域和传播方式。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在当下的传播中，出现了场域和方式的变迁。仪式中的文学在某一种程度上不一定仅仅借助仪式来传播了，在非仪式场合，仪式中的文学同样得到了传播。
1.仪式性质的变化，推动仪式中的文学传播的变迁
在贵州传统的彝族社会，婚丧嫁娶等传统仪式，是跟彝族人的人生及生活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但在政治和经济现实需求的双重合力下，贵州彝族的一些仪式性质发生了变化。比如传统的节日，更多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事项，成为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项目，像彝族火把节已经成为各彝族聚居区主推、力推的旅游项目。由民族文化衍生的旅游景点等成为地方政府聚焦的重要生产力，贵州水城野玉海的彝族文化小镇、大方百里杜鹃旅游节等都主打彝族文化品牌，由此又衍生出更多的旅游项目，比如水城海坪彝族的祭祖大典、大方百里杜鹃的祭花神等。这些节日日期、节日活动不是由民间自发确定的，大多是由政府来规定的。在这些活动中，也有毕摩施行仪式程序、念诵各种经文和祝福词等环节。但仪式实践已经不具备传统仪式的神圣性，仅仅是所有活动中的一个事项、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舞台表演项目。尽管主办单位也在不断强调所谓的“原生态”，但很显然，受时间、空间等多重因素影响，仪式程序会被简化甚或被改变，仪式原本的文化内涵、文化意蕴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也因此招致“伪民俗”“破坏传统文化”之类的批评。
然而，饶有趣味的是在这些非传统的节日仪式中，仪式中的文学得到了传承和传播。为了宣传旅游项目，官方会在传统纸媒、互联网、自媒体等媒介上，大力宣传相关的信息。为了增加旅游项目的文化因素，一切跟仪式相关的民族文化特色会被重点宣传和推介，比如在火把节的宣传中，在不同的网页上，都会有关于火把节这一节日的传说、故事，以及火把节的节日仪式习俗和程序的介绍。网络传播对扩大仪式中的文学的影响和传播是有帮助的，随着点击量的增加，轻而易举就达到了传统传播方式望尘莫及的程度。同时，在这些非传统的节日仪式中又衍生出了一些新的仪式中的文学内容，比如盘州火把节节日仪式中，新增加了对歌比赛这样的程序和内容，歌手们所演唱的新民歌，其内容大多跟时政有关，都是对时代的歌颂。这是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新变化，它与传统的仪式中的文学内容相比，更加与时俱进、更具时代特色。
2.文本的固化，扩大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场域
彝文文献典籍，是在口头传诵的基础上，由彝族社会的知识分子——毕摩们记载并再创造而形成的。在传统的彝族社会，彝文文献典籍大多是毕摩的用书，供毕摩在各种仪式场合使用。但随着彝族文献典籍的翻译、出版，典籍也成为大众都可以接触的一种普通读物，既可供民族文化爱好者学习彝文字，也可供研究人员研究彝族文化。这一方面是因为毕摩作为传统彝族社会里的知识分子，身份地位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国家推广双语教育等政策，彝族文字的识字率大大提高。而且，彝语与汉语之间、彝语和外语之间的互译，也为不同民族的读者阅读、研究彝文典籍提供了便利；无形之中，也扩大了作为彝文文献典籍重要组成部分的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
此外，在对仪式中的文学进行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为了确保仪式传承的完整性，借助多媒体方式对仪式过程进行记录，也是目前比较常见的手段。通过录制、传播完整的仪式过程音频、视频，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也得到了忠实的记录与广泛的传播。
3.彝文数字化工程改变了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方式
1975年，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以喜德语音为标准音，以圣乍话为基础方言，制定了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了819个规范文字，并设计出“彝语拼音符号”，便于注音学习，1980年国务院批准该方案，已在四川彝族地区推广使用。彝文数字化、信息化，彝文字体字库的研发，实现了彝文的电子录入，改变了彝文完全靠手抄的传统书写方式。过去需要靠人力来一笔一画写成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文本，现在也可以实现电脑输入。彝文数字化工程，改变了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播方式，扩大了它的传播领域。
三、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传承危机及发展路径思考
（一）传承现状与危机
不管是神圣仪式还是生活仪式，活态传承涉及仪式空间、仪式传承人等主要因素，仪式中的文学传承都依赖于仪式，仪式是其重要的传承空间。随着社会发展，贵州彝族的许多民间仪式在彝族人生活中已经逐步消失了。但祖先崇拜在彝族人的心中仍然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毕摩在彝族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也得到认同。作为仪式中的文学的主要传承者，毕摩这一职业有其特殊性，他们并非专职，在日常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也是普通的一员，也面临具体的生活事务。另外，彝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文字，学习难度较大，毕摩从业者资质也有不同，因此，毕摩的技能也有差异。有的毕摩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仪式，有的毕摩在群众中的口碑并不好，再加上大量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务工，各方面因素叠加导致贵州各彝族聚居区毕摩从业人数骤减，仪式传承人面临危机。
在贵州彝族生活仪式中的文学传承上，情况似乎更不容乐观。贵州彝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对彝族人民传统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许多贵州彝族传统的礼俗也发生了变迁，婚嫁礼俗是变迁程度比较大的一种。彝族传统婚礼礼仪烦琐、程序颇多，并不契合现在年轻人追求快节奏、新潮生活的需求，多方面因素使得贵州彝族地区的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发生变革。一是年轻人突破了族际通婚的藩篱，通婚的地域大大扩展，择偶方式和择偶条件也发生了改变，父母包办、近亲结婚等传统方式不断减少，自由交往、自主婚姻是大趋势。二是婚礼程序发生了变化，婚姻消费也呈现时尚化的趋势。比如婚姻缔结过程中媒人的功用已经被弱化，请媒人仅仅是一种不可少的外在形式。“打鸡卦”“退喜神”等仪式也被简化。跟婚礼仪式中仪式功能的被弱化、简化相反，婚姻的现实功利性有逐步增强的趋势，比如家族力量在婚姻缔结中越发被看重，婚姻对于家族力量的依赖也有变大的趋势。婚姻消费的时尚化则体现在聘礼、嫁妆、家具等方面，聘礼中，实物聘礼所占比重变小，现金聘礼所占比重增加。嫁妆则由传统手工自制变成以购买为主，传统的箱柜衣物变成电视、冰箱等大型家电。三是在贵州彝族地区，传统婚嫁仪式几乎消失，附着在仪式上的“婚礼歌”“哭嫁歌”等文学文本，相应地就失去了载体，民间自发传承的文化土壤已经消失。作为婚嫁仪式中的文学的主要传承者，歌师们也逐渐没有了用武之地。贵州彝族地区，传统彝族婚礼中的出嫁歌“阿买恳”、祝酒词“尤咪”“陆外”等婚嫁仪式中的文学同样面临失传的危机。
（二）传承与发展路径
面对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在传承及发展中的危机，有关部门、有识之士在培养、扩大传承人队伍，推动仪式中的文学的活态传承及可持续发展方面，开展了诸多工作。其中，贵州省毕节彝文双语职业（毕摩）学校、六盘水市彝源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做出了有益探索。
贵州省毕节彝文双语职业（毕摩）学校位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边街道滨海大道旁，为了抢救、保护、传承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经贵州省毕节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于2011年11月成立，2012年春季正式招生，由禄绍康个人申报并出资兴办，政府扶持，面向社会招生，是贵州省乃至全国唯一的一所专门从事彝文古籍文献和毕摩经籍教学研究的中等职业学校。学校以“救书，救人，救学科”为办学宗旨，培养彝族毕摩及从事彝族民间经文古籍抢救、整理、传承的专门人才。学校主要面向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招生，招聘毕摩担任学校教师进行教学，培养彝学乡土人才。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后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中职毕业证和毕摩证。
贵州省毕节彝文双语职业（毕摩）学校首次把毕摩文化的传承以学校的形式进行规范教学，从2012年至今，在教学实践中已摸索出了一套比较科学的教学模式。学生入校第一年识音标、识字，第二年诵读各种毕摩古籍，第三年学习各种祭祀程序和各种测算学。学校也非常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积极带领学生参加各种重大仪式。比如在贵州六盘水海坪彝族祭祖大典、威宁大型祭山活动、大方彝族祭水节等祭祀大典中都可见学生积极参与的身影。
贵州省毕节彝文双语职业（毕摩）学校有来自贵州毕节、六盘水、黔西南州，云南昭通、昆明、丽江宁蒗和四川大小凉山、泸州市叙永和古蔺等地的在校生近百人。从办学至今，已连续毕业多届学生近300人，为彝族地区培养了一批文化的传承者。同时，学校还积极开展彝文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共收集川滇黔桂四省（区）的毕摩经书数百部（本）、各类图书千余册，并根据其内容进行了规范整理。当前，已规范整理了适用于四省（区）的毕摩经书教材一套（60余册），学校将把这60余册经典翻译整理成彝文和汉文并标注国际音标的教材，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彝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承和弘扬彝族文化，实际上也是在弘扬中华文化。学校建成以来，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贵州省民宗委将其列为“民汉双语服务基地”“贵州省彝文古籍人才培养基地”，贵州民族大学将其作为“双语教学实习基地”，民政部还将其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威宁县民宗局拟将该校申报为省级“民族示范学校”。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广大彝族同胞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学校将办成西南乃至全国具有民族特色的彝汉双语教学基地、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彝文古籍科研基地及功能多样的民族职业学校，为彝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为地方旅游文化事业和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做出新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虽然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搜集整理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对于浩瀚的贵州彝文文献来说，也仅是九牛一毛。同时，仪式中的文学文本的固化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是一种活态的文学，它依附于各种仪式，既是仪式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仪式程序之一，也对仪式有限制。仪式消失、文本固化，仪式中的文学也就失去了其活态性，传承也就没有了可持续性。因此，在仪式中的文学文本书面固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到搜集整理出版，让仪式中的文学文本成为礼俗、仪式的重要载体和传承手段，更要在实用推广上下功夫，六盘水市彝源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在公司下设水城海坪彝族文化传习所、凉都妇女夜校、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传习所、彝族风情酒楼等民族文化传承机构，组织了百名传习人员开展传习工作。他们组织人员走遍了整个六盘水地区和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纳雍县、七星关区的部分乡镇，听了上百名老艺人讲述和演唱彝族婚嫁礼仪酒令，拍摄了上千张图片，整理出版了《彝族阿娄婚嫁礼仪》一书。该书以礼仪程序为主线，串联各仪式环节，以期客观、完整地还原彝族婚嫁仪式。在后记中，整理者们明确地表述了他们的目的是“力图把该书做成彝族文化进校园、进培训班、进村寨的教科书”，并表示“确保原汁原味，确保可操作、能运用，真正传承彝族传统婚嫁礼仪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整理者们要做的并不仅是简单地将仪式中的文学文本固化，而是要将固化的仪式中的文学文本作为一个载体，把民族民间仪式通过校园学习、社会培训、公司运作的方式完整地传承下来。
结语
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既是彝族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彝文文献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发展，其传承及传播方式都有了变迁。这些变迁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扩大了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的传播场域；另一方面，附着在仪式中的文学之上的仪式意义、仪式语境、仪式功能等相对而言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同时，彝族传统仪式的消失及传承人减少，也给贵州彝族仪式中的文学发展带来巨大危机。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人们在不同时代都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文化是社会累积的遗产，在维持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以市场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彝族传统文化面临新的挑战和抉择。不创新会被淘汰，无法生存，遑论可持续发展。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完全抛弃，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弘扬。贵州彝族的仪式文化，是彝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彝族传统礼俗的重要载体。如今，许多彝族的年轻人也在有意识地回归民族传统。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学习彝族语言和文字，穿着改良的彝族服饰等。在婚礼仪式上，他们也有复归传统的需求，婚纱照中不穿西式的婚纱礼服，而是穿上彝族传统的婚服，戴上传统的饰品。可以顺应这些需求，积极推动贵州彝族仪式的商业化发展，如创办相应的“彝族婚庆礼仪服务公司”，为人们提供一整套彝族传统婚礼服务。同时，应抓住发展机遇，整合相关资源，形成贵州彝族文化品牌。加大民间传承人培养力度，多方面培养彝族文献人才。总之，要建构与时俱进的传承范式，促进贵州彝族仪式及仪式中的文学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柳爱江，彝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现为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时期文学、彝族文学。
原载：《西南学术》2023第02期。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南学术；编辑：杨丹；校对：杨兰；审核：刘洋；签发：肖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