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并置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文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理路，通过将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价值体系并列在一起，在比较中发现事物以往未曾被发现的文化特征或价值，旨在形成新的、全面的认识。本文以此为切入点，着力探讨彝族经籍文学研究中尚未被详细解读过的五言体例的优势和意义，发现五言体例的优势在于可以良好满足描述客观世界和主观经验的语法和语义要求，尤其适合于有群众性、叙事性特征的彝族经籍文学; 五言体例的意义在于其本身的体制化以及对彝族经籍文学经典化的促成作用。这样的解读体现出基于文学本体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努力，有望将彝族传统文学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 文化并置; 彝族经籍; 五言; 优势; 意义
经籍文学首先是宗教经书，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价值，或者被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中发现和研究，才成为经籍文学。［1］( P． 27 － 29)已有的彝族经籍文学研究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1) 厘清经籍文学的种类和内容，为西南地区的历史、社会、宗教等研究服务;①( 2) 梳理彝族宗教和社会型态与经籍文学的关系;②( 3) 将经籍文学纳入成熟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尤其是对长诗、毕摩文学的文学特点进行探讨;③( 4) 对经籍文学的种类、功能、价值、文学特点等进行全面梳理。④我们发现，已有的这些研究有着几条明确的范式可循:其一，将经籍文学作为其他学科研究的证据或材料。严格地讲，这种研究理路并不是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是以文学为工具的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 其二，将经籍文学进行初步的本体研究，主要着力于文学特点( 如审美、格律等) 梳理和总结。这一理路主要是借助相对成熟的东西方文论的某些视角和方法，以获取对彝族经籍文学的特点的学理性、全局性认知; 其三，在文学人类学的框架下深挖经籍文学的功能和价值。这条理路是文学与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亮点，有望挖掘出彝族传统经籍文学新的意义和功能。然而，这三条理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主要是纯文学研究( belletristic approach) 还不多见。而这种文学研究的本体失位( 同样也发生在汉语文学研究领域) 是一种值得警醒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学研究理应有其自身的方法、范围、目标和凸显，其发展虽不可故步自封，但同时也不能丧失其固有的精髓，不可迷失在各种理论的汪洋中，因而回归文学本体是当务之急。［2］( P． 123 － 124)秉承这一精神，本文试图在彝族经籍文学本体上下工夫，探讨五言体例这一彝族经籍最常见、最普遍、最流行的行文模式，在文化并置的视阈之下，探讨彝文学五言体例的意义，以期丰富学界对于彝族经籍文学的认识。
一、文化并置与已有彝族文学五言体例研究
文化并置( cultural juxtaposition) 是指不同的文化传统或价值体系并列在一起，从对照中发现以往看不见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的文化成见与偏见，在反观之中将原来认为理应如此的东西陌生化，超脱原来的认知体系，甚至颠覆原来的主流价值观。［1］( P． 4)这一理论视角在近年来日益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思路，以此为契机，许多无字的民族的神话、史诗获得了文学人类学的重新的解读。正如叶舒宪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路有助于“尊重和欣赏文化内部多样性的现实，进而在中原王朝叙事的历史观之外，寻找重新进入历史和文学的新途径”。［3］( P． 123 － 124)那么，这一视角对彝族经籍五言体例研究有何启示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简要梳理已有的彝族文学五言体例研究。首先，五言体例占绝大多数。如古代彝族著名的文论家举奢哲、阿买尼在《彝族诗文论》中明确说道: “一定要搞清，彝族的语文，多是五字句，七言却很少，三言也如此，九言同样是，也是少有的……五言占九成，其余十之一。”［4］( P． 8)其次，除了指出五言诗数量庞大之外，另有研究涉及到五言体例与意义和审美的关系。如漏侯布哲在《论彝族诗歌》强调: “上下句当中，五个字之间，各有各的连，各有各的意……意有意的美，境有境的妙。”［5］( P． 43、38)再次，还有研究对五言体例声韵进行了探讨。如布麦阿钮在《论彝诗体例》指出: “五言诗当 中，五 句 有 五 连，五 连 有 五 声，五 声 出 五韵。”［6］( P． 106)现代的彝族文学研究继承和发展了这些看法，如王明贵、沙马拉毅等进一步明确了关于彝族文学以五言为基本形式的总观点，⑤罗曲对彝族诗歌的格律进行了详实细致的探讨⑥，贾力娜等从音乐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彝族诗歌格律的美感。⑦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从整理素材、介绍事实出发，更多在描述彝族传统文学的五言体例及其特点，将其作为彝族文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诸于世。然而，站在文化并置视角下，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尚未凸显五言体例的深层次意义，即我们只是知道了彝族文学以五言体例为基本形式，但还不清楚为什么彝族人民选择了这一形式并沿用至今，更不知道这一文学样式的选择是否体现了特定民族特定的审美体验、认知习惯和世界观。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彝族经籍文学的五言体例与汉族文学的五言体例( 以汉族文学为比较对象的原因在于汉语文学体现了中原王朝的文化主线，这样的对比方能满足文化并置视野的前提) 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回答上述我们还不够清楚的问题。
二、彝族经籍文学五言体例的优势
在探讨彝族经籍文学五言体例的优势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汉语诗歌的五言体例。汉语诗歌的五言体例发凡于汉代，是在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的繁荣以后慢慢演化形成的。因《诗经》为正统，五言曾一度被认为是流于俗侩，直到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诗人开始大量以五言为体例作诗，五言才开始广为接受。正如哈罗德所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里都有一些体裁比其他文体更具经典性”［7］( P． 17)，五言开始代替四言成为一种趋势。就五言诗歌出现的原因，学界莫衷一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 第一，汉语词语在音节上由单音变双音的趋势;［8］第二，五言比四言更丰富灵活的节奏和格律选择。［9］就五言体例的价值和意义，主要的观点有: 第一，“体式精微，寓意深微”;［10］第二，五言诗体现《诗经》《楚辞》的精髓，是诗歌发展的必然。［11］( P． 19)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在汉语诗歌中经过了一个不被认可到终被接受的历程，这一历程在彝族经籍文学中是否也如此，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已有研究至少表明五言体现了比四言明确的优势。那么，以文化并置为导向，我们试图提出一个假设，即因为五言的独有优势，五言成为诗歌的一个重要体例，对彝族经籍文学来说，这一优势同样显著，所以五言成为彝族文学的不二选择; 而汉语诗歌的内在发展更快，因此汉诗的五言则没有那么体制化。为了证明这个假设，我们需要着力讨论一个问题，即五言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不同于已有的关于五言在音节、格律上的优势的探讨，我们试图将重点放在五言与诗歌意义和功能的表达上。这既是诗歌本体研究的必然要求，也可以将音节、韵律这样的形式研究推向语义、审美、思维等更加深入的领域的需要。我们认为，无论是彝族经籍文学还是汉语诗歌，五言的优势可以做如下总结: 五言体例适合于描述客观世界和主观经验的语法和语义要求，尤其适合于有群众性、叙事性特征的诗歌。如鐘嵘所言: “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烦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12］( P． 43)此处，“滋味”体现出五言体例容易习得并运用的特性，而这一特性取决于其“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的“详切”性。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这体现了五言这一语法体制与详切这一语义需求的有机对应。就语法和语义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美国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语法是一种重要的概念工具，人类借助语法可以理解以及参与世界。［12］如英语中，一般现在式体现出说话者对于客观规律或自然现象的把握; 虚拟语气凸显出说话人强烈的主观情绪。这意味着五言这一语法现象可以作为阐发诗歌意义的可行途径; 同时，语义的本身就是概念化，语义是百科知识性质的，是与说话人的主观识解密切相关的。如对于同一词语“鬼”，不同的说话人可能有不一样的理解或联想，这些与说话人的背景知识与主观态度有关。［12］这意味着对五言的语义探讨可以打破传统语法的窠臼，走向对人们认知结构和概念系统的研究，从而发现以往未曾发现的语义内容。以此二者为基础，框架语义学理论( frame semantics)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支撑。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内容是，人们的概念在大脑中并非零散杂乱存在，而是依照某种特定关系构成了林林总总的“框架”，而在该“框架”中任何一个概念的意义和价值都不是完全自足的，而要根据对这个框架整体的了解和掌握才能理解某一个单独的概念。本质上这一框架源自于人类共有而又在某些层面上互相区别的生活经验，可以被视为认知层面上人类的共同的知识和体验库，其中存在着符合客观世界运行规律因而被人类共同接受的概念化知识及逻辑。［14］
由此，我们认为五言之所以恰适，是因为在概念系统中，任何一个相对完整的语言单位都涵盖人物、事物、行为、时间、空间五个基本要素，千变万化的句子无非是在书写这五个要素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当然，这绝不是说这五大要素与五言一一对应，而是说这五大要素在语言表达的概念系统中的主导性和普遍性，即使三言、四言等表述也跟这五大要素有关，只不过对应关系可能存在隐现性趋势。例如: 汉语句子“他走了。”此句中，人物、行为要素自不待言，但概念系统中的其他三要素也未缺席( 只是隐现) : 时间概念由“了”指明; 空间概念体现在说话者的空间定位，即“他”不存在于说话者所指出的空间中; 事物概念由整个句子本身的语义体现。又如: “好美! ”该句中，人物概念没有直接出现，似乎也没有行为概念，但此句本身的语义就是行为主体在观察客体后得出的评价，时间概念与空间概念都隐现于这一观察 －评价事件中。可见，这五大语义要素与句法结构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但与三言、四言的对应关系中存在着隐含对应，即某些要素并不通过语言单位直接呈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语义表达的丰富度和明晰度。
五言则与之不同，直观上讲，五言比四言多了一个语言单位，这实际上是多了一个语法/语义表达的空位，在客观上使得语义表述 更明确、语法———语义的对应也更为灵活多样。如曹操的《短歌行》中两句: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如果试图每句添上一字，语义可以更加清晰: “我对酒当歌，思人生几何”。这样一来，虽诗歌意境有所减损，但语句更为平实浅近，可以部分解释先秦文人尊四言而不崇五言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解释彝族经籍文学口语性和吟诵性的语体特征。又例如，在彝族《招魂经》中，有如下语句: “我来驱鬼啊，还祖先正道。古今一段分，让你来明确。你孙循祖礼，粮食会丰收。享祖宗荫福，后世昌吉吉。”⑥在这些语句中，由于五言体的使用，除吟诵的节奏感增强之外，每一小句的语法 － 语义对应关系各有不同，所体现的概念要素更明确、更不容易产生误解。第一小句的句式为结构主 + 谓 + 宾，第二小句为谓 + 双宾，第三小句为主 + 状 + 谓( 下不赘述) ，不同的语法结构既允许较多的、不同的概念要素进入结构，又服务于这些概念要素间关系的表达，使得经文言辞明确、条理清晰。更为重要的是，五言比四言多了一个空位，就意味着多了一个与上下文衔接与连贯的节点，更加有助于语篇层次意义的完整和通融。这对语篇连贯性要求更高的叙事诗尤其重要———这也可以解释叙事诗为什么常用五言原因。如云南省滇南彝族《招畜魂经》有如下语句: “祭献了坝神，祭献了山神，老天阳气增，大地增元气，天地多欢喜。”⑦所录各句都存在与上下文呼应的语义节点: 第一、二小句的“祭献”直接通过重复来实现衔接，该两句中“了”的重复体现语篇层次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最后三个小句中“老天”、“大地”、“天地”体现了潜在的分 － 总关系。可见，五言为更为复杂的语义和逻辑表达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尤其对彝族具有叙事性质的经籍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三、彝族经籍文学五言体例的意义
必须首先指出，上文所说的人物、事物、行为、时间、空间五个基本概念要素同样存在于彝族经籍文学的语句之中，跟汉语诗歌一样，彝族经籍文学中的五言体例也可以用概念要素表达的适用性来解释，尤其是大量的五言体例的叙事诗可以得到语篇层次的解释。但以文化并置论为视点，我们认为彝族经籍文学五言体例还有其独特的意义。这源自于彝诗五言相较于汉诗五言在概念要素的差异。
就人物要素来看，汉语五言诗秉承“诗言志”的传统，所关涉的人物往往是作者自己( 常常在行文中隐去) 或假托的、想象中的形象( 叙事诗是例外，但叙事诗不是汉语古诗的主流) ，这都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 而彝族经籍文学五言中所涉及的人物则非常不同，要么是英雄式的人物，要么是人格化的自然物，要么是神、鬼等，这基本上与作者自我关系不大。这一区别导致汉、彝诗歌中不同的对于人物的概念化过程和结果: 汉诗构建出诗人以自身为原点和起点的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经历、感受和思考; 而彝族经籍文学则构筑出一个自我几乎隐形的世界，在其中神、鬼、巫等人物形象占据主导地位，人格化的自然物频繁出现，而“自我”却仅仅是观察者、记录者或崇拜者。就事物要素而言，汉语五言诗开始慢慢呈现出汉语诗歌常常涉及的客体或客观事件，例如山水、边塞、田园等。每种客体实际上都在概念系统中体现出诗人的某种关切: 要么寄情山水、恣意放歌，要么心系边疆、同仇敌忾，要么躬耕乡野、韬光养晦……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客体的象征意义［15］，而象征联系的建立是基于古时文人的普遍的、共通的成长经历，是基于“庙堂”与“江湖”在人生经历不同阶段中的交替凸显，因而汉诗的客体所照应的是诗人不同的人生处境和感悟。而在彝族经籍文学中，客体或事件常常体现的是跟原始宗教和仪式相关的意义［16］，这些意义本质不是人生感悟，而是对于传统的尊重以及对于仪轨的尊崇，实质上体现出人在自然和神灵面前谦卑与谨慎的思想状态。再看行为这一要素，汉诗中所涉及的行为往往是诗人( 或假托的形象) 的行为，可以看做是自我意志的物化延伸［17］，而行为本身则受到与客体或事件的制约或影响，即不同的人生阶段或处境在诗歌中映射出诗人具有相似性的行为( 如失意时隐居山林等) 。换言之，汉诗中的行为要素由主体自我实施、由客体环境塑造而进入诗人概念知识系统，体现出中原文化背景下读书人具有共性的选择和作为。与之不同的是，彝族经籍文学中所涉及的行为在主体上跟神鬼等相关，在性质上大多服务于特定的宗教仪式，体现出彝族人民对神、鬼、亡灵等形象及其重要性或功能的概念化操作，反映了普通人对于这些形象充分的、丰富的想象，映射出这些形象及行为对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最后，就时空概念而言，汉诗中的时空概念本质上体现出中原文化基于农耕的、相对更成熟的时间和地理知识; 而在彝族经籍文学中，时间和空间常常都被赋予一定的神话和虚构色彩。
综上，在这五个基本要素上，彝族经籍文学的五言体例体现出了自身独有的表征，稍加总结，这一独有表征有三大特点: 其一，神、鬼等为概念化的中心; 其二，凸显神、鬼等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其三，强调人与神、鬼等沟通的和谐、畅达。在文化并置视角下，这些以往不被注意或仅仅被粗略注意过的特点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一，五言的体制化与彝族经籍文学对世界识解的稳定性相适应。关于文学语言的体制化，奥地利学者齐马以“语言将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这一俄国形式主义观点为出发点，研究了“作家或作家群如何通过文学宣言、集体性作品和实验文本实现各种文学语言的体制化”的途径，从而指出“文学文本可以被建构为一种特别的社会语言情境模式，它也向往着体制化: 它自称为新的或合法的文本，是值得效仿的普遍性的语言实验”。［18］将这一观点用于彝族经籍文学的五言体例，我们可以看到五言体例的流行本身就是一种五言成为体制化模式的表现，它来自于特定作者群( 毕摩) 的创造、接受和传播，是一种有别于彝族人民日常语言的社会语言情景模式，体现了经籍文本与彝族社会的密切关系: 神、鬼、人、动物、植物、仪式等是经籍文学中从未改变过的题元，这一切的性质和关系都已预先安排好，通过五言体例对概念要素的操作体现出一切有序、一切有命、一切有法的彝族集体认知，那就是某一种特定的情形就应该对应一种特定的行为和仪式，某种特定的行为和仪式就应该对应特定的人或动植物，这种特定而不变的对应关系象征着特定不变的与神、鬼有关的意义或功能。一言蔽之，就五言体例本身而言，汉语诗歌中这只是一个格律选择而已，五言在汉诗中也远远没有成为具有主导性的形制; 而在彝族经籍文学中，五言体例被体制化，成为一种具有规约性范式。
第二，五言的体制化有助于彝族经籍文学的经典化。如果说体制化是对文学语言的描述，那么经典化则关涉作品本身。童庆炳关于“经典化”的论述可以帮我们理解五言体例的体制化是如何促成彝族经籍的经典化的。童先生认为，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的基本要素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至少有: 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 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 文学“赞助人”等。［19］我们一一来看这六个要素。( 1) 艺术价值方面，已有大量的研究予以揭示和开掘，本文不再赘述; ( 2) 可被阐释的空间方面，王明贵等在《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一书中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途径，提出了其文学发生论价值、禳灾和文学治疗价值以及送祖、慰灵价值等，可谓提升了学界的已有认知⑧; ( 3) 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方面，虽然 21 世纪以来彝族社会现状大不同于以往，但人们对于经籍、毕摩及其功能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变化; ( 4) 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方面，传统的文学理论已经开始用于彝族经籍文学的研究，但最近的文学人类学视角为传统研究增添了活力; ( 5) 读者的期待视野方面，彝族经籍往往不是被阅读，而是被吟诵和倾听，在特定的宗教仪轨中，特定的吟诵方式发挥特定的作用从而被听者所接受。因此，彝族经籍的听者对于经籍的期待没有明显的变化; ( 6) “赞助人”方面，需要经籍的是广大的彝族人民，他们的日常生活处处离不开经籍，尤其是在婚丧嫁娶这样重要的人生节点上，所以，“赞助者”对经籍的需求没有明显变化。此外，解放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彝族经籍的保护和传承，学界对彝族经籍的研究兴趣也有增无减。综合起来，这六个要素都体现出稳定和增长的态势，因此，彝族经籍文学呈现出经典化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在这一过程中，五言体例发挥了物质载体的作用。具体来讲，彝族经籍文学所传达的一切信息、发挥的一切功能、体现的一切彝族的典型性特征都是由五言体例来表征的，因此，五言体例不仅仅是一种语法选择，而是一种彝族人民关于如何表征世界、如何恰适人与神/鬼关系、如何实现生活的意义的概念化语义操作，这种操作是从古至今一贯而之的，由毕摩这一群体性作者创立，在具体的仪式中通过特定的节奏和韵律为受众所知晓，并通过受众共有的概念化过程发挥其独特的宗教与社会作用。这是彝族经籍文学经典化的基础。换言之，上述所有六要素的向上趋势都是基于对五言体例的承认和接受这一基础之上的，没有五言体例，彝族经籍文学的艺术价值的探究无从说起，阐释空间也会大大受限; 没有五言体例，经籍文学之于普通彝族人民的教育和神性价值会受到影响，神、鬼等构成彝族原始宗教的基本概念将缺乏有效的传播和传承的渠道; 没有五言体例，彝族经籍将丧失最凸显、最易接受、最具有群众基础的构建模式，同时失去上文所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价值。因此，五言体例的确立和传承促成了彝族经籍文学的经典化。
结语
本文在文化并置和回归文学本体这两大研究思潮下，针对彝族经籍文学的五言体例进行了基于语法———语义对应关系的梳理，通过汉语诗歌的五言体例与彝族经籍文学的五言体例的比较，认为彝族五言体例不是一种临时的、权益的语法选择，而是一种可以良好反映彝族人民对主客观世界概念化加工的认知操作，其体制化是必然趋势，五言的体制化同时促成了彝族经籍文学的经典化，使其成为实现彝族人民特定宗教和社会功能的惯常的、稳定的、有效的文本因素。当然，本文的研究还只是在理论上进行破冰，试图呼吁学界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多关注文学文本固有的语篇特征，试图在文本中找到以往研究尚未注意到的重要规律和启示，以此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
注释
①参见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民族艺术》.2001 年第 1 期。
②参见陈世鹏《原始宗教对彝族传统文学的影响》，《贵州文史丛刊》，1994 年第 2 期。
③参见罗曲《彝族文献长诗研究》; 沙马拉毅《论彝族毕摩文学》; 周德才《彝族〈指路经〉的文学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 年第 1 期等。
④⑧最新的成果参见王明贵、王继超、贾力娜《彝族传统经籍文学研究》，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7 年。
⑤参见王明贵《彝族古代文学总观》，《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 3 期; 沙马拉毅《论彝族毕摩文学》，《贵州民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⑥引自师有福《阿哲毕摩经选译》，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 年。
⑦引自马立三、普学旺《云南民族古籍丛书·祭龙经》，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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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永强系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 作者邓忠系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文字直接来源：彝学公众号，主编：巫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