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世界通行的观点是印度的婆罗米文字源于阿拉米文字。本文认为，印度的婆罗米文字是音节文字，西亚的阿拉米文字是音素文字，两者没有传承关系。中国的彝文是音节文字，与印度的婆罗米文字有较多共同特点，可能存在源流关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印度；婆罗米文字；古彝文；源流关系
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世纪20—3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现属巴基斯坦）的哈拉帕与摩亨约·达罗等地，发掘出公元前3000年后期的古代城市，出土雕刻精致的印章，数量约800枚，有石质、瓷质、铜质和象牙印。这些古印章上的文字被称为“印度河文字”，至今无人能识读。
周有光《世界字母簡史》说：“印度河文字的释读研究还没有成功……有人分为396种，有人分为253种（文字符号）……它或许是一种‘语词·音节文字。”[1]依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说：“印章上不同符号的数量算法不一，有150到400个符号”[2]。该书第60图印有符号印章20枚（本文图表1予以转载）。印章上的字符，少的1个，多的7个；20印章共有81个字符，平均每个印章有4字符（略多）。我们将81个字符按形态分为38种，并按形态相近排列，分别用1、2……38的编号称之。印度印章字符与彝文字比较，相同与相似的比较多。因此，我们认为，印度河文字与彝文可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约在公元前7世纪—前6世纪，印度有了早期的婆罗米文字，以后又有佉卢文字、天城体梵文等多种文字。婆罗米文字，自创说的一种说法是印度河印章文字的传承；婆罗米字母表（见图表2），有4个元音符号，31个音节符号和1个专门符号（辅音鼻化符号：标示词末辅音发鼻音），共有36个字母符号。[3]自右向左书写。
外来说的主流是婆罗米文字源于阿拉米文字。这似乎是国际学术界的定论。西部闪米特的阿拉米人的先祖（游牧部落）居于阿拉米草原，位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南。阿拉米文字源于腓尼基文字。在最初阶段，这两种文字的字母基本相同（几乎没有差异），直至公元前1000年代后半期，阿拉米人才对腓尼基字母作了改革和简化。从公元前1000年代末期起，阿拉米文字逐渐成为几乎整个中东地区的主要文字体系。
腓尼基文字是腓尼基人创制的第一种纯音素文字体系，后来成了所有字母—音素文字的基础。腓尼基文字由22个字母组成，自右向左横写（腓尼基文字、阿拉米文字的最早的字母表见图表3）。阿拉米文字是音素文字，婆罗米文字是音节文字，两者的源与流的关系需要慎重研究。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说：“印度各族人民的文字研究得很不够”，又说：“西部闪米特文字是辅音—音素文字，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是音节文字；西部闪米特文字（包括腓尼基文字和阿拉米文字）几乎不存在元音的表示法，而婆罗米字母和佉卢字母则准确地表示中印度诸语言的辅音和元音”[4]。
叙利亚的巴尔米拉，曾是一座古城。1938年，法国考古队在巴尔米拉的墓地发掘出丝绸；至21世纪初，已发掘出100余丝绸残片，其上有中国式动植物图案及“子、孙、寿、年”等汉字，证明是中国西传的丝绸。龚缨晏《巴尔米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说：“中国的丝绸已经输入到巴尔米拉……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不仅从印度到阿富汗的商道是畅通的，而且，从四川一带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也已经开辟出来了。”[5]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身毒，即天竺（印度）。这是说从蜀地，经云南到印度、到阿富汗北部“道便近”。方国瑜《彝族史稿》说：“中印两国在公元前四世纪，已有交通是可以肯定的。”[6]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徐中舒《论巴蜀文化》说：秦灭巴蜀后，“蜀王之后，子孙分散，分布于青衣越嶲南中各处称王者，当然不止一人。安阳王有兵三万……”又说：“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王以其子为安阳王，治交趾。”[7]南中，即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的凉山州和宜宾以南地区，是彝族居住地区。交趾（郡），即今越南河内、北宁等地。
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说：“在印度河上、中游与恒河上游这一带即青藏高原西南一线，也出现了双耳罐为最典型的墓葬……以后，印度次大陆开始流行火葬习俗……《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载：‘有闽濮、鸠僚、僄越、祼濮、身毒之民。……滇文化中有特色的乳突状玛瑙扣和蚀花玛瑙珠……蚀花玛瑙珠技术源于古代印度……近年来在保山、腾冲等地发现了大量红铜器……与该类红铜器相似的，是印度的红铜器”[8]。
彝族文字的历史也很悠久。贵州成化铜钟铸造于1485年，钟的表面刻有彝文与汉文两种文字。1978-1979年，贵州威宁出土陶器188件，有45个不同的刻画符号（见图表4）。王正贤等考析认为是彝族古代刻划符号，年代属汉代及战国晚期、中期。[9]四川的郫县、新都、峨眉、渠县等地出土的战国时代的古蜀青铜戈上有古蜀文字，已有的研究认为：古蜀文字与彝族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系统”，存在着亲缘关系。[10]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其上有2个刻画符号，已有的研究指出，在《爨文丛刻》中能找到相同的彝文字符。[11]这说明古蜀文字、彝族文字在商代（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已出现、已流行，要早于阿拉米文字。
彝文属音节文字。陈士林说：“彝文属音节文字类型”[12]。罗常培、傅懋勣说：“彝文原有一种音节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音节而没有字母。[13]《辞海》（1979年版）[彝文]释义：“我国彝族原有的一种 音节文字。”古代的彝文有许多异文别体，四川省凉山州语委汇集有8000多彝字，从中选择819个作为规范彝文字符，拟定了《四川规范彝文方案》。1980年，国务院批准推行该方案。滇川黔桂四省区彝文协作组组织编纂了《滇川黔桂彝文字集》（355万字）已出版。本文将据以进行对比研究。
彝族的古代文字有可能向四周传播，可能向邻近的印度传播。曾在叙利亚流行的阿拉米文字，没能传播到伊朗、阿富汗，却能跳过伊朗、阿富汗传播到印度，这值得怀疑。英人安德鲁·罗宾逊《唤醒沉睡的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说：“古印度文字与古伊朗、苏美尔和埃及的文字都毫无相似之处。”
印度早期（吠陀时代）的宗教是自然崇拜，崇拜天神、日神、雷电神、火神、战神等。祭仪的献祭品多属无血之物，如圣酒、牛乳、油脂、蜜、麦饼等。叙利亚和腓尼基的闪米特族人崇敬地域守护神，其祭仪极端靡费，而且采用血祭，用活人献祭（不限于战俘），父母须献祭婴儿（残害于神像前）。托卡列夫说：“腓尼基诸城邦祭神仪式之惨酷，为世所罕及。”[14]
中国的彝族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又可以分为六个方言区，其文字也有一些不同。《滇川黔桂彝文字集》基本上按方言区编纂，分为《贵州卷》《广西卷》《四川卷》《云南卷》，而云南彝文又分为五卷。《四川卷·笔画检字表》共收彝文字符20122个，从1画至17画排列。每个笔画的字符数如下：1画（181）、2画（1837）、3画（5499）、4画（5302）、5画（3884）、6画（1856）、7画（825）、8画（366）、9画（168）、10画（96）、11画（51）、12画（19）、13画（20）、14画（8）、15画（2）、16画（3）、17画（5）。《云南卷》《贵州卷》的字符数与《四川卷》相似，《广西卷》略少一些。[15]
婆罗米字母30多个，而且笔画简单。上述《四川卷》彝文字符有2万多个（1—4画的字符有12819个）。从2万多字符中查找到与婆罗米字母相同或相似的字符，非常容易。因此，本文为节省篇幅，不再逐个列出两种相同相似字符的对比、分析。
需要特别提出，汉语汉字的传统书写方式是从上到下（直行），行与行的排列是从右向左；但是，每个汉字笔画的书写，则是从左到右。彝文的书写也是从上到下、从右向左；但是，彝文字符的笔画书写，则是从右到左。安德鲁·罗宾逊《唤醒沉睡的文字》说：“印度文字通常从右向左写”。周晓陆主编《中国消失的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说：“佉卢文最先源于古印度地区……从右向左横向书写。”在印度河文字中有从右写到左的字符，如图表1第30字符；在波罗米字母中（见图表2）能找到从右写到左的字母，如第12、13、17、32字母就是例证，这与彝文的书写方法相同。
还有，在印度河文字中有点画构成的字符，如图表1第26字符由6个点画构成；在婆罗米字母中，图表2第2字母由3个点画构成。此外，还有1个或2个点画作部件构成字符、字母的例子。在古彝文中，有3个点画构成的字符，还有4个、5个、6个、8个、9个点画构成的字符（见图表5）。至于用1个、2个或3个点画作部件构成字符，则是非常普遍。熟悉古彝文的都很清楚上述情况。
特别说明的是：上述两项相同的特点，在全世界其他古文字中是找不到的；再加上彝族文字与婆罗米文字都是音节文字，这些都说明，两者可能具有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关系，具有源与流的关系。
注释：
[1]周有光：《世界字母简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181页。
[2][3][4][苏]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229、231页。
[5]龚缨晏：《巴尔米拉·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光明日报》2016年3月17日，第13版。
[6]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40页。
[7]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65页。
[8]杨帆：《中国南方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5页。
[9]王正贤、王子尧：《贵州威宁出土古代刻划陶文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第107頁。
[10]参见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第十七章《古蜀人的语言和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钱玉趾《彝族文字与蜀族文字有亲缘关系》，第四届国际彝学研讨会交流论文（2005年·凉山州美姑县）。
[11]马学良主编《爨文丛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
[12]陈士林：《彝文研究的基础和前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1页。
[13]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概况》，《中国语言丛书》第42页。
[14]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8页。
[15]马立三、陈英主编《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云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贵州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由3个点画或更多点画构成的字符，见《字集》66、112、183、192、214、222、223页。
作者：钱玉趾，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高级工程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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