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家经常谈到，中国自源性文字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汉文，一个是彝文，半个是纳西东巴文。有了文字，自然就有文字的写法，写法好看了，就形成了书法艺术形式。汉字书法已经为人们所熟知，而彝文书法，了解的人不多，就是彝族自己人，在学习和创作彝文书法的时候，还会闹出一些自知和不自知的笑话。彝文书法行款问题，就是其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要问题。对彝文书法行款问题作一下梳理、厘清，对指导当下的彝文书法创作，纠正其中存在的一些流蔽大有益处。
一、彝文书法章法中行款的发展
彝文书法，是彝文的书写艺术，是以彝文为表现形式抄写、创作的作品中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形式。书法作品的行款，是指一幅作品或者一篇文字的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有机联系。一个字的末笔与下一个字的起笔，一幅作品的上一行的末笔与下一行的起笔，虽不一定相连，但笔意贯通，看上去一气呵成，它们之间气韵贯通，布局规范有致。这就叫“行款”。凡是书法作品（包括写得好的文字作品）都要讲究行款，这样，一篇字看起来很生动、完整，美观而有韵味。行款，有时也把作者的落款算在其中，把它归入书法作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谈到彝文书法，首先第一位的问题当然要回顾一下彝文的创制。关于彝文起源，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探讨过了，主流的观点是彝文与汉字有渊源关系，同时起源的殷商时期。 创造彝文的传说，有一个十分有意思，说孔夫子创造了汉字也创造了彝文，他用右手创造汉字，所以汉字是从右到左书写，用左手创造彝文，所以彝文是从左到右书写。这个说法所指的书写方法，其实所指的就是汉字与彝文的书法的书写顺序和布局，就是书法中所称的“行款”。唐代人樊绰在《蛮书》所记载的纳垢部酋长阿田可创制（实际是规范）“夷字”的时候，也专门提到这是一种“文字左翻倒念”的行款，说明直到唐代时期，彝文书写方式还是从左到右的布局。当然，这些只是稗官野史中的叙事，要认识古代彝文书法的行款，还得从彝文实物中去求证。
虽然西安出土的半坡陶刻符号文字可以用汉文识读部分，也可以用彝文识读部分；贵州省威宁县中水出土的殷商时期陶刻文字符号也可以用彝文识读，但是由于这些文字符号没有完整成篇，不能判断它们的行款问题。彝文成型的行款，目前发现的有两件实物，一件是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夜郎国”文物——彝文铜镜，一件是发现于该县铁匠乡的秦至西汉时期的“祖祠手碓”。后一文物因为只有一行从上到下的五个彝文，无法证明是从左到右的行款还是从右到左的行款。但是夜郎彝文铜镜的识读，却是必需从左到右的顺序才能译解其中的内容。 这也证明了彝文书写的行款，是从左到右，印证了传说和野史记叙中“文字左翻倒念”的说法。
（夜郎彝文铜镜。收藏于贵州省赫章县夜郎文化博物馆）（祖祠手碓照片）
古代的彝文碑刻，是彝文书写行款布局的最好的实物佐证。收藏于贵州省大方县奢香博物馆的蜀汉时期彝文碑刻《妥阿哲纪功碑》，它的行款也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书写格式。其后，今存贵州省黔西县马鞍山的唐代彝文碑刻《马鞍山刻石》，和同样收藏于奢香博物馆的目前发现文字最多的彝文碑《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和《成化铜钟》彝文铭文，行款与《妥阿哲纪功碑》是一样的。发现于云南省墨江县的明代木刻文献《劝善经》，发现于贵州省威宁县的清代木刻文献《摩史苏》，和明清时期大量的碑刻、纸质彝文文献，包括法国传教士保禄-维亚尔用彝文编写于清末民初在香港出版的的《圣经》问答录《纳多库瑟》， 以及出版于民国时期的《爨文丛刻》甲编， 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行款，这一模式仍然是彝文书写方法的主流。同样，在现在的大量民国以前抄写的纸质彝文文献里，以及当代手抄的大量彝族经籍，看到的还是传统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书写模式。也就是说，彝文的书写，无论从一般的经书的抄写还是碑刻、木刻的创制，都没有脱离传统的书写模式。
（蜀汉妥阿哲纪功碑拓片）
（明成化钟铭彝文拓片）
彝文印，也是彝文书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彝文印在贵州彝族地区有发现。如《益那印》，《统辖堂琅印》等，其刻印的章法的行款，也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彝文布局。
但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也就是汉字书法的行款模式，在彝文文献中并非没有。彝族地区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普遍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开始强制推行汉族和满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模式。彝文的书写方法，也受到了影响而改变着传统的模式。例如，立于清朝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在今贵州省大方县百纳建兴村狗叫山的《总机氏墓碑》，其行款已经改变成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汉字书写模式。 再往前看，四川省发现的一块神龟驮玉版上的神秘文字，被专家破译认为是彝文，它的行款格式也是汉字的书写格式。 只是这块玉版文字的族属，尚有争议。但是，这并未改变彝文传统书写格式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的书写模式，没有形成主流，它只是学习汉文书写模式的少量的情况。
通过对彝文书写格式发展历史的梳理，可以认为，“文字左翻倒念”的从上到下、从左倒右的书写格式，是古代彝文书法行款的模式。后来发展起来的少量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书写格式，是学习汉字书写格式之后才形成的，它不是具有彝族历史文化特色的格式，也就是说，它不是古代彝文书法的行款特色。
二、彝文书法章法的行款的转变
文化交流，文化涵化，是历史发展到近代和现代之后的大潮流。即使是在古代，人类之间的交流也是经常进行着的。人类交流所遗留下来的，就是人类文化。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涵化，不可避免地还反映在各个交流的民族之间。汉文书法发展得很成熟，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书法作品。而用书法的概念来界定和研究彝文书法，在是近代以来主要是当代的事情。
把彝文作品当作书法来创作的研究，成规模和有影响的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把新时期的书彝文法作品与古代彝文书法作品汇集在一起集中出版，最早可见到的是龙吟主编的《中国彝文书法选》 。这部选集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古代、近代的彝文书法作品，其行款都是传统的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模式，而当代的作者所创作的书法作品的行款，除了极少数是继承了传统的行款模式外，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汉文书法的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格式。这样的格式，同样表现在收入该书的彝文刻印上面，这些印章都是采用了古汉字印章的刻制模式。这是彝文书法行款的很大的转变。
在后来西南各地彝族地区举办的彝文书法作品展览中，这种情况屡屡出现。笔者亲自参与的2011年贵州省大方县“奢香文化节”期间举办的彝文书法展览，2011年杜鹃花节期间贵州省黔西县举行“水西历史文化研讨会”期间举办的彝文书法美术作品展览，占据数量最多的彝文书法作品的行款，还是汉字的书法行款模式。2014年第十次全国彝学研讨会暨滇川黔桂第十五次彝文古籍协作会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邛海宾馆举行，期间举办的彝文书法展览，绝大多数作品还是汉文书法的行款模式。
三、彝文书法行款转变存在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这个明显的大转变，它所带来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对彝文书法格式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应该加以纠正。
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让不知道彝族传统的书写模式的观众，误认为彝文书写的格式与古代汉字书写的模式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民族特色。这从作品的数量中绝大多数是汉字书写行款格式，就可以自证。二是误认为其中少量的保持、坚持了彝族传统书写风格的书法作品是后来发展起来的，是与汉字书写行款不同的新发展，是彝族书法作品要特意标新立异、体现出与汉字书法不同的新创作。这样，人们的认识刚好会与历史的真实倒置过来，认为彝亦文书法是在亦步亦趋地学习汉字书法，同时又还想竭力表现出自己的不同。洄溯历史，探究真情，其实彝文书法的行款本来就是与汉字书法不同的，只是今人这样的写法，让不知真情的外界误解了。因此，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加以匡正，必然会谬种流传，贻误后人。
分析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清代以后政治形势的大变革形成的文化的转型。这必然会影响到彝族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前面所提到的《总机氏墓碑》中彝文书法格式的行款的转变，是属于这一类。这是比较被动的一种形式，生存的需要迫使文化的涵化。
二是有意的学习汉文书法的转变。因为世界上最成熟的书法，应该还是汉文书法。汉文书法不仅对少数民族文字书法产生巨大影响，而县对日本国等国家的书法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初学彝文书法有作者，在对彝文书写传统还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近就便学习汉文书法的行款也是自然的事情。
三是对彝族历史文化知识缺乏了解。一些写彝文字（我在这里没有称他们的作品为书法）的作者，本来对彝文历史和彝文古籍的书写方式一无所知，有的基本上没有见过彝文古籍是什么样子，又不喜欢学习，有了彝文书法展览征稿的机会，占着自己还会拿毛笔或者其它笔，也附庸风雅写几个彝文，结果连彝文书写的行款格式是什么都弄不清楚，只好写成汉字书法的格式。
四是认为世界上的书法只有汉字书法一种，其它的都不能称为书法。所以所写的彝文作品当然也只能是写成汉文书法的落款。这是无知者无畏的一种表现，不知道汉字书法之外，还有许多文字的书写也是有美学形式规范的书法作品，造成盲目的跟风应景，结果弄得不伦不类，笑话百出。
五是向现代世界文字排列的形式学习的书写创新。例如《中国彝文书法选》中马学良先生的一件作品，抄写的是早年他在彝区收集到的彝文古籍《作斋献牲经》中的一节，采用了当代全世界比较流行的文字出版格式从左倒右、从上到下的横排格式。 马老对彝文传统书写的格式是十分清楚的，对汉文书法的格式也很了解，但是从马老的这件作品看，他并没有把彝文书法写成传统的汉字书法的行款格式，而是直接与当下世界流行的文字排列方式接轨了。
四、传统彝文书法的行款标准及纠偏救蔽的对策
通过对彝文古籍包括各种金铭石刻作品的梳理，可以得知，彝文书法行款的标准，是一字接着一字从上到下排列，一行接着一行先从上到下、换行时再从左到右排列。这就是许多汉文史志如樊绰的《蛮书》，王允浩和黄宅忠主编的《大定府志》等上记载的“文字左翻倒念”的“左书”。今存文物《妥阿哲纪功碑》、《成化钟铭》等都是实证。
彝文书法的行款，在当代特别是近年来的几次大型书法展览中，已经体现出对传统行款模式的严重偏离，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必定会不断悖离传统模式，同化为汉文书法的一样的格式，没有了彝文书写传统的特色，也不能形成彝文书法的特色行款。纠偏救蔽，宜早宜快，及时取效。以下数策，可以采用。
一是加强学习，了解彝族文化。抄写彝文经书、古籍，是最直接的学习彝文书写的行款格式的最有效的方法。若非附庸风雅的应景，确实想学习对彝文书法，直接抄写一些古经是必需。这就像学习汉文书法时的临帖一样，是基础中最为基础的工作。过去，传统的学习就是直接选择一本经书来抄写，这需要花费较多的工夫。目前比较简便的方法，就是选择已经出版的《彝文书法字帖》来临写。 这本字帖虽然编排得不算完善，没有对彝文书法的行款问题进行专门的解释，但是作为学习写彝字，它所选择的字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二是加强教育，广泛宣传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彝文承载着彝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彝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形式符号。要教育年轻一代有责任、有担当，教育不懂彝文和古籍的人认真学习古籍知识，不任性妄为破坏传统。还要教育那些已经有一定地位的彝族知识分子和行政干部，要注意身份，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自以为是，不懂装懂，以地位和身份吓人，起到的却是很坏的示范作用。楷书还没有写好就直奔行书和草书，还敢装裱了送人，就是对这一类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者的当头棒喝，也是对这类人很坏的负面作用的揭批。要加强对彝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传承方面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彝文，了解彝文古籍，了解彝文古籍包括古代彝文书法的编排常识。
三是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在此谈彝文书法的行款，有人肯定会提出彝族近代的碑刻中也有从右到左的格式，这个在前面已经叙说清楚是向汉文化学习或涵化的结果，不是彝文传统书法模式，只能算作一种变异。创新不是不可以，但是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偶尔出现一些汉字书法款式的作品，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彝文书法写作或者创作的人，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作为主流。前述马学良先生的创新，就直接与世界文字排列方式接轨了，但他坚持的是一种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排列格式。在彝文书法创作还没有成熟，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的时候，还是要以继承为主。
四是坚持左书方向动摇。文字左翻倒念，是古代的彝文古籍、彝文书法行款的固定模式，要从事彝文书法的书写、创作，必需坚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彝文的“左书”方向不动摇。书法创作虽然讲究创新，但是连基本的民族艺术形式都丢弃了，创造就没有的根源、没有了基础、没有了依据，再说什么都只是瞎咧咧，说服不了人。即使动用学术权力或者其他压力，也只会谬种流传。
五举办展览和出书选集必需坚持左书标准，少选或不选右书。在举办展览、征集作品的时，应该事先向作者说明征集作品的左书标准，事先向作者灌输彝文书法行款常识，亮明坚持传统取向的原则。在出版彝文书法作品时，也必需坚持左书标准，不选右书。有的时候，举行展览或者出版选集，免不了要邀请一些名人、高官题字、题词，这种情况下要事先向题写者说明彝文书法传统的行款格式，免得题字、题词写后不符合彝文书法传统规范，不用时担当不了责任，用了则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难以处置这类尴尬事情。
六是做好理论总结与文化支撑。彝文书写古已有之，彝文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门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都还是近年来的事情。系统梳理彝文书写规则，行款格式，形成一定的模式，做好理论研究与总结，把彝文书法放置在彝族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来寻求文化的支撑，来进行研究和推广，是一件比较急迫的事情。没有经验的总结，没有理论的研究与指导，彝文书法创作必定会形成感性发挥的情形，会造成乱象从生的状态，会形成自由发展的局面，这样再来纠偏匡蔽，难度就很大了，效果就差了。
七是要加大力度开发电脑彝文。要通过研究传统彝文的书写规则，加快开发计算机彝文输入法研究的进度。在行款格式上，大力推行传统左书模式。同时，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世界文字排列款式的大形势，开发当代横排式的左书模式，在应用技术上取得国际区位码标准，推广电脑彝文用于整理古籍，也可适当用于书法创作。
参考文献
[1]王明贵.奥吉戈卡彝学研究[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2]黄建明，燕汉生 编译.保禄·维亚尔文集——百年前的云南彝族[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3]丁文江编.爨文丛刻甲编[O].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欧阳哲生主编.丁文江文集（第五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
[5]陈长友主编.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O].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
[6]龙吟主编.中国彝文书法选[O].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1998.
[7]丁诗建，阿铺索卡，阿洛兴德.彝文书法字帖[O].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8.
[8]王明贵，王小丰，龙正清.夜郎族属新证[J].毕节学院学报，2014（10）.
（原载：《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