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史诗《阿细先基》蕴涵朴素的彝族生态文化,表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人与动植物深厚的生态情谊。这种朴素的生态文化至今仍具有现实价值,为彝族地区生态保护提供思想动力、道德约束和制度保障,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 红河学院
【基金】：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红河州彝族创世史诗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研究(2017hhx003);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红河彝族传统教育对现代教育镜鉴研究(2018JS462)
《阿细先基》是彝族的五大创世史诗之一，主要流传于云南弥勒、开远、石林、宜良、罗平等县市一带自称“阿细颇”的彝族民间。早在1944年，诗人光未然曾对这一口传创世史诗进行搜救整理，以《阿细的先鸡》为书名在昆明出版。1958年，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搜集整理出版《阿细的先基》；1995年，本土彝族学者石连顺也曾对这一口传创世史诗采录收集，以《阿细颇先基》为书名出版发行。2011年，武自立、张伟、张国富等彝族学者再次对这一口传创世史诗进行采录、收集和整理，并以国际音标注音、直译、意译、整体意译等形式，于2012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不论是光未然收集整理的《阿细的先鸡》云南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收集整理的《阿细先基》，还是石连顺采录整理的《阿细颇先基》武自立等人采录整理的《阿细先基》，均以其丰富的内容、优雅而炽热的韵律、细腻的抒情反映这一带自称“阿细颇”的彝族先民幻想与希望、欢乐与痛苦、奋斗与追求、广阔而炽烈的内心世界，以及充满诗情画意的生产生活场景，既是自称“阿细颇”的彝族人民丰富想象力和艺术创作的结晶，又是一部反映彝族历史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创世史诗。
“先基”的意思是前人流传下来的“歌”或“古理”。“先基”内容广泛，通过对开天辟地神话传承、对男女青年恋爱婚姻和生产生活等细节的描述，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对人生、对历史、宗教、信仰的基本观点和风俗习惯，是神话与现实的交织，是理想与事实的融合，是一部美的创世史诗，同时亦是一部全面的生活教科书。纵观整部史诗，因为彝族先民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认识有限，其中难免包含离奇荒诞的神话和传说，但从中也反映彝族先民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以及自我之间的关系中所具有独特的生态智慧，形成了朴素的彝族生态文化，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当前突出环境问题，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一 民族生态文化内涵界定
理解“民族生态文化”内涵须从“生态文化”入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学界率先提出了“生态文化”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生态文化”概念进行解释和阐述。余谋昌认为，“狭义的理解是，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广义的理解是，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的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江泽慧认为，“广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人类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与自然相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生态文化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等。”高建明认为，“生态文化是有关生态的一种文化，即人们在认识生态、适应生态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综合学术界的阐释，我们认为生态文化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协调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把和谐、协调、秩序、稳定、多样性、适应性等要素纳入文化体系，以崇尚自然、遵循生态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合理利用为基本特征，保证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文化。
关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界定，何明认为，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所特有的尊重自然与保护环境的物质技术手段、制度措施、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的总和。”廖国强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精神)文化的总和。”
这是迄今为止，对民族生态文化所作出比较明确而完整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神与自然为一体的宇宙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文化观为指导，奠基于蕴涵“本土生态知识”而形成的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态观，是少数民族崇尚自然、遵循生态规律、追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这种生态文化具有整体性与多样性、全民性与神秘性、和谐性与可持续性、伦理性与平等性、绿色性与民生性五个相统一的特征，是保证人与自然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少数民族先进文化。
二 《阿细先基》史诗蕴涵的朴素民族生态文化
（一）自然崇拜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极其有限，“首先被人们歪曲反映为神灵的是自然的力量，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过程。”形成不同民族的自然崇拜。彝族先民由于对所处自然环境的敬畏，加之崇尚万物有灵的观念，于是把与他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加以人格化、神化，并将其作为保佑氏族、部落、民族的神灵加以崇拜。在《阿细先基·天地的形成》中记载：“有无造天神？不能说没有，造天神阿颠，是他造的天。阿颠造天时，鼠年先造天，鼠年鼠月造，鼠月鼠日造，鼠日鼠时造。”“有没造地神？造地神娥真（神名），这样来造地：宽处她都造，四方八面造，方圆团转造。”天地造好后，但还没有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导致天空黑沉沉，大地灰蒙蒙。在这个时候，“阿洛（神名）安日神，安日的时候，拿出金沙来（泥沙），九两又九钱，用来造太阳；德波安月神，安月亮时候，拿出银粒来，八两又八钱，打成圆圆的，像月亮一样；阿几安星神，安星星时候，拿出铜粒来，七两又七钱，打成小圆珠，像星星一样；毕颇安云神，安云彩时候，拿出锡粒来，六两又六钱，打成五彩膜，像云彩一样。”
史诗中除了记载上述被赋予人格化色彩的自然外，还提到“耐诺安山神”“禄高安岭神”“高乍安石神”“阿谷安岩神”“天上金龙颇”“天上金龙嫫”“山栽妮擀山神”“山栽赫擀山神”“天上德颇神”“阿法撒籽神”等众多神灵。相对于众多被人格化的大自然诸神，弥勒市西山彝族先民改造和驾驭大自然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对大自然的充分依赖和特别崇拜在诗史中也得到淋漓尽致地表现。在造好天、地、太阳、月亮、星星、云彩、山、石、岭之后，但 “有山没有草，有岭没有树，土山光秃秃，石山光溜溜。”
于是，菟备额伙子、尼备额姑娘双双去找种子，在地上始终找不到，只好找到天上去，“到（官）爷爷跟前，为了求树种，到（官）娘娘跟前，快给籽种吧。”但遭到官爷爷、官奶奶的指责：“你们地上人，不懂尊敬人，以往的时候，过年不磕头，吃好不献饭，两手不作揖，双脚不跪地，有事不求情，有灾不祭龙，美食不祭神，好坏全不管。”最后还是菟备额伙子和尼备额姑娘，双膝跪地上，诚心诚意说，“要听你的话，过年就磕头，吃好就献饭，有事先求情，双手勤作揖，双膝跪地上，饭前先敬神。”
最终拿回了籽种，在山、岭、地上撒了种，给山穿上衣服，给岭穿上衣裳。上述的史诗记载，既诠释了彝族先民对自然的认知，又体现他们万物有灵、万物皆有主宰的观念，更折射出“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人是自然之子，生存有赖于天”的“天地合一”的整体自然观，表达出顺乎自然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愿望。在建国前滇东南弥勒市西山等地彝族逢腊月要祭天神，“通过神圣庄严的祭祀仪式净化族民的心灵，唤起他们对宗族及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热爱，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持族群秩序的效果。”
（二）人类再生神话折射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恩格斯曾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从自然界获得满足自身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可以说，人既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身就具有自然的本质特征，又是紧紧依靠自然而生存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如果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违背了自然规律，过度掠夺自然，肆意破坏自然，最终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与报复。
《阿细先基·远古的时代》诗史记载，男神阿热和女神阿咪用八钱白泥造女人，用九钱黄泥造男人，从而有了“蚂蚁独眼人”时代。第一代人蚂蚁独眼睛学会使用自然火后，人口繁衍众多，“我去抢你的，你来抢我的，互相打起来，世间不安宁，天上金龙颇，天上金龙嫫，往地上一看，世间这代人，相互争食粮，残杀那同伴，良心太坏了。”
于是，它们放了七个太阳来晒蚂蚁独眼睛这代人，除了吉罗涅底颇、吉罗涅底嫫外，其他人统统被晒死了。幸存下来的吉罗涅底颇和吉罗涅底嫫继续繁衍人类，这一代人被称为蚂蚱直眼睛。然而，这一代人“不是好心人，不是聪明人。”
天上金龙颇和银龙颇决定更换这代人。于是让山羊和水牛相斗，“撞出了火星，火星燃着草，从草烧到树，从树烧到草，漫天的大火，烧了七昼夜……世上的人们，这一代人啊，全都烧死了。蚂蚱直眼睛这一代人，只有“迟朵阿利赫，迟朵阿利能，他们两个人，躲在土洞里，大火没烧着，暴雨没淹着”，得以生存下来。
后来，他们结成夫妻，生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并经过长时间进化，形成蟋蟀横眼睛人。四兄妹看到天和地之间有块大荒地，想去开垦耕种。天上金龙颇、金龙嫫劝说他们不可耕种，但他们不听劝告仍然去翻地，翻了两次也没有翻过来。后来，他们发现“半夜三更天，有一个老倌，胡须白花花，扛着金叉子，拿着银叉子，从天上下来，他叉到哪里，哪里翻过来；他戳到哪里，哪里复原样。”
他们看到后很愤怒，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扬言把老倌要么打死、要么戳死、要么捆起来，只有小弟小妹心存善念，劝哥哥姐姐善待老倌。老倌向他们泄露了天机，“你们四兄妹，不要做活了，不要种地了，水要漫天了。”于是，大儿和大女做金柜子，二子和二女做银柜子，三儿和三女做铜柜子，小儿和小女，因手上没有金银铜，只好做椿柜子，并把世上的动植物，一样拿一对，放在柜子里。等到洪水来时，金柜、银柜、铜柜落水底，只有椿柜漂水上。等到洪水退了后，人类只有小儿和小女幸存下来。他们在天上金龙颇和金龙嫫撮和下，并经过“滚磨盘”“滚簸箕”“穿针线”“放火烟”仪式，最终结成夫妻，继续繁衍人类。有一天，小兄妹打苍蝇去喂小燕子，而小燕子过了一天又飞回来了，把嘴里衔着的瓜籽放在屋檐下。小姑娘把瓜籽拣来，种在菜园里，后来结了一个瓜。兄妹两个人，拿出斧子来，把瓜剖两瓣，“在那瓜里面，跑出很多人。这一代人嘛，听老人们说，傣族到河谷，到河边去了；彝族上山来，来到山岭上，山上的彝族，垒石做地界；苗族上高山，到山头去了，高山的苗族，结草做地界；还有汉族人，来到了平坝，打起土埂来。”
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人类是经自然选择进化而来，自然选择驱动人类进化，“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论观点在史诗中得到淋漓尽致地体现。二是人类的产生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一旦触犯了某种自然规律，必然会遭致严重的洪灾、旱灾等灭顶之灾。这充分反映出彝族先民善待自然就会得到自然神灵的眷顾与恩赐的朴素生态思想，以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生态诉求。
（三）在彝族先民艰苦创业史中折射人与动植物深厚的生态情谊
恩格斯曾说：“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无数的纲、目、科、属、种的动物，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他身上自然接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类起源于动物界，并从动物界中逐渐分化出来，与动物、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历史性联系。《阿细先基·远古的时代》史诗记载，迟朵阿利赫和迟朵阿利能所生的小儿子和小女儿偶然捡到金珠、银珠后，他们的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让他们带到捡珠地方，见金珠就拾，见银珠就拣。天神警告他们不要再去拾，但他们贪欲十足，不听劝告，引发天神大怒。于是，天神派出老鹰展开大翅膀遮住了太阳。结果老鹰被晒死了，却沾在太阳下，从此七年天不亮、地不明。虽然地上的人们把火把绑在牛头、牛尾上，趁着火光进行耕种，但种子撒下去，却不见种子发芽。这时，地上的苍蝇飞到天上去，“站在鹰头上，那里放个蛆，鹰头腐一层，鹰头干一层，太阳亮一层，亮起一层来；飞到鹰身上，那里放个蛆，鹰身烂一块，鹰身干一块，太阳亮一块，亮起一块来；飞到鹰尾上，那里放个蛆，鹰尾烂一节，太阳亮一层，亮起一层来；飞到鹰翅上，老鹰的翅膀， 那里放个蛆，翅膀腐烂了，一块块掉落，掉到地上来，这个太阳啊，层层亮起来，天上亮光光，地上亮堂堂。”人们为了感谢苍蝇带来光明，“不管吃哪样，不管喝哪样，都给你先吃，都给你先喝；吃在肉里吃，喝在肉里喝，住也住肉里。”
另外，在史诗中还记载黄蜂、斑鸠、喜鹊、乌鸦、小狗、猪、水牛等动物共同帮助西尾小兄妹找路，以及蜜蜂教会人们如何做活计、如何盘庄稼的传说。史诗除了上述动物帮助人类进行生产生活记载外，还有植物拯救人类的记忆。在洪水退去的时候，西尾小儿和小女所躲藏的椿柜随着水位而急剧下降，“落到山头上，山上有飞松，小儿和小女，一起请求说：老飞松树啊！救救我们吧，让我们歇下。若救了我们，让我们活着，到了将来呀，每到过年时，永远祭祀你，向你敬酒饭。山上老飞松，伸出树枝来，弟妹的椿柜，漂到树枝上。”等到椿柜淌到石洞边，“小儿和小女，一起恳求说：洞口野竹啊，快救救我们！若救了我们，从今往后呀，认你做阿爸，认你做阿妈。洞边野竹子，把根伸出来，把枝伸过来，搭在洞口上。兄妹的柜子，搭在竹根上，搭在洞口上。”
最终，在飞松、黄栎树、竹子的帮助下，小兄妹终于得救了。彝族历代先民为了报恩，每逢过年过节时，“堂屋供桌上，祖宗牌位旁，插上松树枝，插上黄栎枝，插上竹节枝，过年来祭祀，过节来献饭。”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彝族先民在进行原始生产生活过程中，广泛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接触，形成较强的依赖关系，产生了人与动植物深厚的生态情谊。因而，他们在史诗中描绘了人类与动植物和睦共存、互利互惠的美好愿景，抒发了人类与动植物的深厚情感，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动植物的生态思想。
三 《阿细先基》史诗朴素民族生态文化的现实价值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为保护生态提供思想动力
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绘就了美丽中国新画卷，并就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作出新部署，全面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提高生态文明意识是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本前提。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的进程中，应当充分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并以此教育本民族群众，引导他们自觉增强生态意识，积极参与生态保护与生态治理，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建设美丽家园。《阿细先基》史诗富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和构建人与自然平衡关系的生态诉求。史诗在滇东南弥勒市西山地区广为传唱，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引导当地彝族群众增强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意识。然而，学界对《阿细先基》史诗的生态思想研究还不够深入，当地政府与文化界对史诗富含的生态理念宣传教育还不到位，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史诗在彝族群众中的生态教育作用。这就需要专家学者紧扣《阿细先基》史诗在彝族群众中的影响，注重挖掘彝族生态文化，并利用群体心理基础、方法路径及文化动力等有利因素，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融进广大彝族群众头脑，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力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崇敬自然的朴素生态伦理为保护生态提供道德约束
积极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文明道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所在。生态伦理既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提供了方向，又为人们增强生态责任意识和改变不端行为提供了生态道德规范。在《阿细先基》诗史中，对自然崇拜中折射出“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表达出人对天、地、山、水、日、月、星、风、雨、雷、电、树、林、动物的敬意，蕴涵着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违背自然规律必将遭受惩罚的朴素生态伦理。在对自然的崇拜之中，人们通过各种仪式，既表达了对大自然馈赠的敬意，又进一步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还形成了质朴的生态文明道德和民族习惯法，筑成一道保护自然的道德防线来约束人们破坏自然的行为。当前，《阿细先基》诗史中蕴含的朴素生态伦理仍然在当地彝族群众中发挥着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调控功能，彰显出朴素民族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
（三）对动植物禁忌的生态法则为保护生态提供制度保障
“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历史悠久而且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彝族禁忌主要源于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图腾崇拜，具有全民性、自发性、神秘性特点，对彝族群众的思想行为起到规范作用。在史诗《阿细先基》中，由于得到大自然的眷恋和动植物的帮助，彝族先民才得以幸存、繁衍和发展，从而让他们产生对自然的敬仰和崇拜，形成了关于动植物和自身生活的各种禁忌文化。在滇南红河、滇东南彝族聚居地区，禁捕燕子和布谷鸟，认为它们是人类的朋友；禁捕麻雀，认为它是天神的使者。“奇勒颇”（狗图腾家族）禁吃狗肉，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吃母狗奶长大的，吃狗肉等于吃了祖先肉，具有辱祖之行为。红河州彝族在立村建寨前，在村头的一片枝叶茂盛的树林“咪嘎林”或“密枝林”，选一棵高大的大叶撕栗树或杉松树或锥栗树作为“咪嘎神树”或“密枝神树”。在选定“咪嘎神树”或“密枝神树”后，禁止族人和村民去伐木、放牧，禁止入内解大小便，禁止女人入内，男子除举行祭祀活动外也禁止入内。日后，每逢正月第一轮属牛日，族人男子杀黑毛阳猪牲和大红公鸡加以祭献。
从以上的禁忌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一些禁忌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有碍于彝族社会文明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经过长时期的发展与演变，禁忌已成为彝族世代传承的生态伦理法则，进一步强化了彝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规范了社会成员的行为举止，有效防止了不良行为的发生，不经意间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阿细先基》诗史诸多动植物崇拜记载，以及流传至今的禁忌文化，“为我们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生活的时代，寻找到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路径和有益的启迪。”
综观所述，民族生态文化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尊崇自然、顺应规律、和谐共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彝族史诗《阿细先基》富含朴素的民族生态文化，是滇东南弥勒市彝族先民强烈的生态意识、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早期生态智慧的集中体现，对于维护好彝族地区生态平衡，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在着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义不容辞的责任。彝族地区在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彝族传统生态文化不可缺位，需要进一步加强《阿细先基》《梅葛》《尼苏史诗》等史诗所蕴含的生态文化研究，从中挖掘和提炼彝族历代先民的生态智慧、生态伦理、生态法则，为新时代彝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原载： 《红河学院学报》 2019年05期，文字来源：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