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觉、布拖、美姑是凉山彝族人口聚居县，三县境内彝族人口分别占91.3%、94.5%和97.1%，彝族传统文化习俗浓厚于其它地区。从服饰文化表现上讲，这些地区服饰的整体性和表现力也表现了这一特色。民主改革约十年后，从三个县来讲，除美姑县彝族女性的服饰还保持着民族性和协调感外，昭觉、布拖两县彝族女性服饰特别是在头饰方面开始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在这不经意的局部变化上反映出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反映出主流社会政治文化在当地女性服饰生活上的凝积，以及当地女性们对此变化的审美认知态度。对此，我们试图从社会性别角度和民族视角基础上作一些探讨。
一、 昭觉、布拖彝族女性的头饰
我们这里所说的头饰指居住于昭觉县城周围坝区及布拖县城周围坝区彝族女性的头饰。现今昭觉彝族妇女头饰的特征是包一种机织的方形围巾，布拖彝族妇女则爱戴一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汉区常见的布单帽。尽管我们现在对两地彝族女性这种头饰已习以为常，但是从服饰艺术与社会学角度思考，仍会使人产生兴趣。实际上，从人的整个身体部分来说，凉山彝族人是一个对头部有着不同的理解，十分看重头部文化的族群。如凉山彝族男子头部的发型上要留“天菩萨”，在裹头的头帕上要打“英雄结”，年轻的小伙子左耳要穿孔，佩饰珊瑚和蜜蜡珠，头部和天菩萨不能让人触摸等。女性对头部的装饰更是有目共睹，如大串的珊瑚珠，领子上的银领牌，银领泡，耳朵上的珊瑚耳环、琥珀耳环、银耳坠、珊瑚珠，发结上的金、银发簪，各种包头，瓦盖及外部装饰的金凤冠等。凉山彝族女性还以头饰及头饰边幅的色彩区分少女和妇女、等级身份。彝族格言说：“彝人讲究饰头，藏人讲究饰腰，汉人讲究饰脚。”可见彝族人对头饰文化的看重。但是，处于凉山彝族腹心地区，民族文化氛围应更浓的昭觉、布拖等县在女性头饰方面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差，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们变化的部分与原貌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先从整体上来观察一下两地女性现在的服饰表现。我们在三个县作调查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4月和6月。
（1）昭觉坝区女性15岁至45岁年龄段的服饰：
a. 坎肩：右衽无袖，由前襟及背呈“？”形开襟，襟边以黄色布条交错，暗嵌叫“呷毕”的三角形饰纹里层，再以绿色或红色丝线等边压绣“水波”或“鸡肠结饰纹”，外边以天蓝布料作浅条压绣“鸡肠结”或“大楼窗户”。
b. 衣裳：右衽，长袖，长下摆，胸背无花饰，外露的双袖从袖口向肘方向排例上述坎肩样三种纹饰，最后再以丝线镶边压绣类似窗花的蔓叶状或花状剪布。
c. 裙子：长百褶裙，黑色上腰，白色或绿色、黄色裙裾，裙裾从上向下分别以窄、更窄、宽三条黑布裹边。裙裾张幅略宽，皱褶上下相差不大。
d. 头饰：过去少女以镶边黑副布条在脑后交叉压头，已生小孩妇女包圈式头帕。现在所见妇女多以内地机织绿色、紫色方形棉质或化纤围巾由前向后裹头，难以区分姑娘与已生小孩妇女。
（2）布拖坝区女性15至45岁年龄段的服饰：
a. 坎肩：右衽，无袖，以后背至前襟多呈“弓”字形开襟，襟边以黄、绿色丝线重复等边压绣“水纹”、“鸡肠结”等纹饰，外层压绣类似窗花的蔓叶状或花朵状剪布。
b. 衣裳：右衽，长袖，布料多用绸缎，下摆露出坎肩，胸背无花纹，外露双袖绣饰布局与坎肩同。
c. 裙子：百褶裙多用毛织，黑色上腰，裙裾红色，裙裾从上下分别以窄、更窄、宽三道织就黑色镶饰，裙身张幅不大，下摆短，走动时下摆跳跃显眼。
d. 头饰：过去少女以台形或倒扣元宝形高立状黑底彩色镶边包头，妇女则戴一顶硬箍圆盘状黑布大帽。
两地间女性服饰相比，昭觉女性服饰做工精细，色彩淡雅，追求细微效果；布拖女性服饰做工粗放色彩鲜艳，提倡个性张扬，远视及整体效果好。现坝区女性都戴单帽，所以从头饰已很难区分少女与妇女差别。布拖女性服饰还有奇特之处是披一件线纳厚实的毛毡坎肩，双手不穿过袖口，这种挺括厚实的坎肩配上头上那棱角分明的单帽，形成一种别样风格。英国美学家H.里德说：“一定事物的形状，外表与块体中合乎比例的排例会引起人的快感，而缺乏这种排列的事物将引起人的淡漠感，甚至于引起无害的不舒适或厌恶感”①。昭觉、布拖两地彝族女性的这种装饰对绘画和摄影艺术而言，不啻为一种风格展示，然而从服饰的传统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讲，却反映出其社会文化变异的凝积和多样性，也反映出这些地区女性在性别角色方面的政治浸染，同时亦是一种其社会地位现状的表现点。
二、服饰文化中的政治作用与地理偶合
从上述两地服饰的简述中知道，昭觉、布拖两地女性头饰原本并非现在的样式。两地女性头饰发生变化实际上是一个逐渐形成和慢慢固定的过程。这种头饰打扮的发端并非出于纯粹的对这一服饰的审美意义，而是含有大量的政治倾向性。“在一定程度上，艺术是时代的产物。艺术不仅给人以纯然的艺术感受，而且给人以历史感受、宗教感受和审美感受”②。从1968年穿一身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与林彪在开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红卫兵代表后，这种服装成为革命与时髦的标志而在全国风行。但因当时经济与消费水平的原因，服装的成套流行受到局限，而戴上一顶绿色军帽却能使一个人轻而易举的时髦和革命起来。这就让这种绿色军帽普及到儿童、老人和机关干部，并在中国的大江南北风行起来。后来，当人们逐渐从这顶帽子的禁锢中解脱时，它在边远地区，如凉山的一些彝族地区保留下来。在接受这种头饰文化过程中，人们爱美的天性在低层次的要求中萌动，譬如当绿色渐显过时与单调时，它由绿色变成了蓝色，质地也从棉布、“的确良”变成了毛料，帽子本身也变深了一点（这是为了更好的包裹头发），这种基本款式一直保持到今天。
昭觉坝区女性头上戴绿色或紫色方形围巾也不无政治运动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及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起早摸黑的改土改田、治河修渠等繁重的劳动使人们几乎没有修饰打扮的兴致和时间。扼杀了女性们爱美之心，女性们得跟男性一样参加繁重的体力活，迫使他们放弃宽袖长裙的民族服装，不得不接受和演变成长裤及简单的头饰。而且政治作用产生的影响使人们产生一种异化的心态，把这些变异的服饰倾向作为一种时尚。当时绣有简单纹饰的坎肩成了女性唯一的民族服饰标识。这也就是昭觉女性这种以方形围巾裹头的由来。“那些具有美学意义的复杂形态，亦即简单形态的形态，通常是一些以某种对称频率或层次（阿拉伯图案）为基础的规则形态。这种规则有时候是不明显的，但是，不管怎样，观看仍然明白这种形态还是按照某些确定的原则构成的”③。从两个彝族腹心地区女性对这种简单头饰的接受上说，这是一种民族服饰文化遭受的强力变形，是一种政治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强力作用的后果。这种头饰对女性民族服饰（如衣裳、裙子）整体的对应，对色彩布局的协调和对相互间的层次规则而言都是异类的，违背了传统意义的习惯范畴，所以它在视觉上给人一种“无害的不舒适或厌恶感”④。
因政治因素而流行的服饰倾向有与服饰文化本身相悖的致命弱点――服饰的审美缺陷。故一种服饰的政治流行风在政治运动高涨时使服饰审美意识屈服于政治表现意识，从而出现畸形的审美态度。但是这仅是人们情感世界的偶然变形，并不具有恒定的审美基础。“如同艺术中的形式因素一样，人的美感是一种持久的、静态的因素”⑤。所以政治风气一过，政治气候一宽松，人们的日常生活返回正常轨道时，这种畸形的审美心态随之消失，人们的审美视角和审美情趣便又恢复了它的自然审美视角和多样性。不可否认的是，凉山彝族女性服饰无论和其他任何民族相比，还是从纯审美意义上讲，都具有无可非议的优秀性。那么彝族女性对自己民族服饰的情感理解更应是他人难以企及的，恢复和保持彝族女性服饰的原貌与完善性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淡化后，这种服饰上具有强烈“红卫兵”色彩和“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审美烙印为何仍保留了下来，并产生了局部的审美 认同呢？除政治因素外，地理因素也有一定的作用。
昭觉坝子海拔2100米，面积近30平方公里，坝子后面木佛山西横亘，东部为嘎约峰，而南为拉诺赤俄山，东南为特可甲谷山，稍矮远距的嘎约峰无法形成阻挡之势，使昭觉坝子东北部形成台地山口形，这种地形和海拔高度使昭觉形成易于积云又多风多雨的天气，故夏天酷暑冬有严寒，年平均气温仅10.9℃。这种气候条件在人们服饰上的反映是裙裾略收，袖口紧小。而女性原来以长副布条裹头的习惯在多风的昭觉坝区并不适应，加上极左年代集体劳动早出晚归无暇修饰打扮，这方形头巾便被女性接受。又如布拖坝子海拔2380米，坝子面近48平方公里，坝区地势开调，四周山势低矮，也形成了寒冷多风地形。原本长裙大袖的服饰不能适应这里的地形气候。所以，男性的裤脚逐渐演变成窄小的裤脚口并非偶然；女性红色毛裙与其他地区裙子相比也有差异，如裙身折皱部分窄，裙裾下摆短，故走动时跳跃，这也是为适应当地多风寒冷的天气。其盛装头饰高冠宽沿，雍容华贵，但并不方便于女性的劳作和生活。故经“文化大革命”之变，这种草帽也就被认可，并作为普通头饰保留了下来。就是在其草帽头饰已落伍于时尚流行时，也并未完全被抛弃，而是变换其颜色和质地，这可说是头饰由政治影响发端之后又由地理环境将它保持下来的客观原因。
三、服饰表现中的审美认识
服装最初的基本的功能是遮羞和保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服饰从最初的遮羞、保暖功能发展到后来成为包含艺术表现性在内的一种综合文化。而“审美价值就是形式的价值”⑥，不同民族因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欣赏习惯和不同的审美理解产生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美的普遍性原则和人们对美的理解基础是凌架于民族性和地域性之上的，对美的评判和认同是超越一般世俗审美层次的，它是人们审美感知的普遍规律。而在现代社会，服饰艺术性的一面更是得到突显和张扬。凉山彝族服饰艺术无论从审美的普遍性角度还是从其民族性特征表现而言都是具有艺术性的近于完美的。凉山彝族的服饰从整体结构而言是协调的，从局部细节而言是精致合理的，从色彩感受而言是高雅和谐的。从纯服饰艺术方面说，凉山服饰还具有其形式的多样性和色彩的丰富理解。许多现代时尚流行款式都可以从彝族服饰中找到痕迹，如高腰、大裤脚、小裤脚、沙滩裤、长裙等。说明凉山彝族人在服饰文化方面具有于生俱来的审美天赋，有一定的人体审美服饰表现的包容性及审美意识，“只有极度为发达的思维能力同极为发达的审美感觉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可以作艺术作品的优秀批评家”⑦。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能产生有高度审美格调的服饰艺术表现的民族，说明其审美判断具有较高的层次。从正常的服饰演变规律来说，任何一种服饰的演变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其演变过程中变化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差异性是逐渐出现的。那么，在“文化大革命”及“农业学大寨”等政治运动之前，凉山彝族农村的服饰变化还是一种细小的“量变”的过程，这种变化从整个服饰变化的趋势来说是细节性的，小范围的，与主体结构相适应的。尽管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其他文化因素导致，但整体来说仍保留在民族服饰审美的基础上，也就是还未超出“量变”的范围。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变化是迅速而突然的一种异质的。这种变化的性质已不仅留于量变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质变”的特性，“显然，构图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具体地说，它必须给人一种稳定感，均衡感，不分散人的注意力”⑧。而这种变化已不是在民族服饰审美基础上的，它是一种外来文化借助政治力量来对生活对艺术的渗透。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服饰变化是与整体构图不相协调的，无审美价值可言的。“如果我们不看最现代的作品在‘最时髦’方面享有特别声望的话，那么我们可看到，一个历史陈迹的年代更有利于唤起美感。在这里肯定会有许多因素出现。其中之一便是许多个世纪的联想；历代祖先对于古老艺术作品的崇拜关于这座雕刻或那副绘画成功地受了许多世纪的考验的信念，所有这些对于今天的观赏都有强烈的影响”⑨。亦或是有欣赏这种表现的认同心态也是被扭曲或被异化了的，因为这种表现形式完全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否认审美价值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服饰现象，它本身就是扼杀女性爱美天性的表现的。这种单帽文化表现的是一种“坚强”、“刚性”的男性化意识倾向。“在一幅完美的艺术作品中，所有的构成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由这些因素组成的整一体，要比其简单的总和更富有价值。” ⑩ 而且它与原有的坎肩、衣裳、裙子等搭配起来不相协调，再则，这种结构从根本上忽视了女性的审美要求和审美特殊性，更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服饰表达本身不富于创造性，它不是一种审美基础上产生的时尚。
我们认为女性接收一种不具备审美价值的服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政治运动的宣传使之改变原来的服饰文化。
2. 经济的贫困使他们无力维持原有的审美条件。
3. 繁重的劳动强度和艰苦的劳动环境使她们不能保持原有的服饰表现。
从以上几种原因可以推说论，凡属于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沿海和城市地区，甚至自然条件较好的内地农村，人们不注重这种方便和有保护性质的头饰打扮，既使有也不会长期保留，新的时尚――哪怕是审美层次不高的时尚也会很快取代它，或者人们转而去注重非服饰性的审美主体――发型本身。稍作留意，越是边远、贫困、落后地区的女性越注重头饰，却又越愿意戴一些帽子之类的东西。这本身就说明了它是一种生产劳动环境基础上的文化，一种在劳动基础上的美的追求，同时也是审美需求与审美层次之间的反差。
从昭觉、布拖两地彝族女性头裹围巾、戴单帽的现象可以看出，第一种因素――政治运动的宣传作用可能是女性们接受这种头饰打扮的原始原因，但要保留这种表现形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经济的继续贫困，长年的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们不可能恢复看起来高冠阔幅、雍容华贵的纯民族服饰，他们还得为生活而奔波为生活而忙碌，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
一种服饰打扮同时也是人们对一种人生运命的认定。当然这种认定具有不同的相异的两个层面，如果人们是对一种时尚一种奢华服饰的追求时，说明她们处于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她们是处在原生活上的改变或创新的心态。如果人们是对一种过时简单服饰的接受时，大体说明她们处于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这种过时简单的服饰在长期的存在后便形成了一种近乎传统的东西。它与后来的人们相伴相生时便被人们接受和认同，而一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发生转机时，已形成气候或叫文化环境的这种服饰存在无疑会发生改变。但是，要彻底恢复原来的传统并非容易，因为两种服饰文化都拥有一定的人数。后一种新生代的人们已从心理上接受了这种异样的服饰文化，而传统的民族服饰文化要想全面恢复已不太容易，时尚已掌握在年青人手里--尽管是一种异化的时尚。现今年轻一代的彝族女性并非生活在十分理想与惬意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仍面临经济上的贫困与文化上的饥荒，她们甚至还没有具备完整的审美情趣，上千年形成的优秀的彝族服饰文化积淀还未因她们被数十年形成的审美缺陷而所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审美层次甚至是倒退的，落后于历史顺序的。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她们至今仍未从“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等有一定宗教意味的政治运动对服饰生活的侵淫下解脱出来。
当然，这并不能说她们是排斥服饰头饰审美追求的。如布拖女性的单帽从颜色到质地的变化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表现。对布拖妇女头饰的调查了解得知，尽管单帽这种有汉文化属性的头饰是一种极为普遍、缺乏审美时尚的头饰，但就这种头饰的具体含义上仍闪现出一定的审美变化。从颜色上：绿色--蓝色――深蓝色，它实际上表现出一种追求庄重大方的倾向。这种颜色的变化是对传统服饰颜色认可方向的接近，也是更趋民族性和本土化，更向协调性靠近。从质地上：棉布――的确良――毛料，使用的面料也越来越考究。这可以反映出女性们尽管已接受了这种头饰现实，但并不甘于现状，仍在不断追求审美层次的心态。
四、我们对头饰现象的理解
把彝族妇女服饰表现形式进行传统与现代的界定的话，这个时间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这个时期以后，凉山彝族地区也基本进入男女平等的社会阶段。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打乱了旧有的社会礼数，大量进入凉山的汉族革命者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也带来了与革命运动相适应的服饰潮流。极少数被宣传动员参加革命工作的彝族妇女穿上了“干部装”，她们在冲破旧的传统意识的同时也就抛弃了传统的服饰文化。H.里德说：“艺术似乎是从我们的生活中汲取情感的养料，通过时空来揭示某一情感的意义。或者说，艺术者在揭开各种生活情感在心灵上打下的烙印，而是唤起实际的经验。”⑾但是，这类服饰却表现为一种中性的甚至是完全男性化的特征。因为在这个历史时期，凉山跟全国一样共同步入了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这种社会化的社会分工更富有男性色彩，女性的工作也趋于男性化的要求，她们必须干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如宣传、剿匪、下乡、蹲点等。其实，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提倡的是以男性概念为起点的男女平等，仍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它的思想和行为标准也是倾向于男性化的。妇女们貌似与男性平等的现象实质还是以放弃女性应有的特征而屈从于男性社会要求。这从本质上说并非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这种思想基础上的社会抹杀了男性与女性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心理的差别，是一种无视科学常识的思想认识。
对男女的差别应是生理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社会分工是一个人类社会永恒存在的现象，这不仅是在男女之间，就是在男性内部也永远存在分工的差异。男女同工同酬或分工报酬是一个认识态度问题，而并非应是一个孰重孰轻的问题。如果以单纯的一种体力与能力去衡量男女性别的差异，其认识的出发点就是基于男性意识基础上的。所以，才会出现女性与男性争高下比强弱的问题，也才会出现女性是回到家还是走出家的争论。其实80年代以后，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子与女子同工同酬是女性与男性同工同酬的前提。这实际上仍是以一个硬性标准来衡量两个不同的类型，这种标准本身就是以男性主观能力和生理条件作为基础的标准。这对女性本身是一种特殊的要求，而不是普遍的原则。实际上，根据男女性别差异上的特殊性，却又异工同酬才是男性与女性平等的前提，当我们对各种行业分工说出的一种最冠冕堂皇的辩解理由“革命的分工不同”习以为常时，这种理解并未涉及到男女分工这个层面上。
保护传统文化和强调革命进步是相矛盾的。同样，保护传统文化与强调女权和妇女解放有时也是十分矛盾的。就以昭觉、布拖两地彝族妇女头饰的变化来说，两地女性传统的头饰被放弃了，它们只成了一种婚丧嫁娶时偶尔的装束它们在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使一种极度平常的服饰成为了一种偶尔再现的盛装。这使我们对此产生疑问，这些女性的社会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她们的生活水平是富裕了还是贫困了？她们的心理情感是自然流露还是处于压抑之中？她们的精神世界是处于自主意识还是处于客体接受？一种外来文化（服饰）被接受，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出于主动积极地对新生事物对流行时尚的追求；另一种是出于被动地对有利于自己起码要求的合理接受，两种结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感受和不同的行为态度。
少数民族妇女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社会地位等原因，她们与内地汉族妇女有着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情感体验；她们对新生的时尚的接受也是保守的、缓慢的，她们的变化也是保守的缓慢的。所以，一种内地早已过时的服饰文化在这里却仍被保持，这反映出这些地区彝族女性在政治上，在经济是远远落后于时代，更重要的是其思想意识更落后于这个时代，她们仍是一个需要解放与救助的弱势群体。
注 释：
①②④⑤⑧⑩⑾见[英].H.里德著，王柯平译《艺术的真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8、42、41页。
③⑨见[波]奥索夫斯基著，于传勤译《美学基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5、322页。
⑥R.茵伽尔登（R.Ingarden）在其《关于艺术作品的形式和内容问题的研究》一文中，区别了“形式”这一术语的九种含义。见《哲学杂志》1949年转引自[波].奥索夫斯基著，于传勤译《美学基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335页。
⑦[俄]普列汉诺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