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经过长期的战乱，中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朱提从属于蜀国。公元215年，蜀主刘备改东汉犍为属国为朱提郡。属县有朱提、堂狼、汉阳、南广（今四川高县和盐津）、南昌（今镇雄）。蜀汉延熙元年，分朱提所属南广，置南广郡。当时蜀国把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称为“南中”，在南中设降（招降之意）都督，管理南中七郡。公元223年，南中一些奴隶主贵族，地方实力派雍、孟获、高定元等，在吴国的收买利用下，趁刘备病死，发动叛乱。一时间战火遍及南中，只有汉民较多的朱提郡永昌郡，没有参加反蜀的行列。南中对于蜀国来说，那是命运攸关的地方，没有稳定的南中，也就很难稳定蜀国政权，更谈不上北伐中原统一中国，所以蜀国对南中势在必得。这时蜀国丞相诸葛亮一方面做好蜀国内部的稳定工作，一方面遣使和吴国修好，着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于公元225年3月开始了南征。南征军分三路出发，许马忠为 太守，率东路军由僰道经川南入贵州境打击朱褒。李恢率中路军由僰道经平夷（今贵州毕节）向建宁，袭击雍 、孟获的后方。李恢军“案道”前进，被围困于滇东黔西间。当时李恢军少，又不知诸葛亮情况，他利用乡土关系欺骗南人（李恢建宁俞元人）。他说：“官军粮尽，想要退回。我离家乡久，今天能回来，不能再转去。想与大家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相信了他，围困松懈。李恢脱围，于是主动出击，“追奔逐北，南至盘江，东接，与亮声势相连。”诸葛亮亲率西路主力，从成都出发到达安上（四川屏山县）。由水路入越，到达卑水（四川宁南附近）。卑水是高定元驻兵的前沿。这时雍、孟获也从滇东北渡江驰援高定元。诸葛亮等待高定元诸军汇合，一并讨伐。正在决战时刻，高定元的叟兵发现上了雍的当，袭杀雍。这时孟获代雍为主将，继续抵抗蜀兵。诸葛亮抓住敌人内部混乱的时机，攻下越嶲（今四川西昌），击杀高定元。从会无县（今四川会理）渡泸（金沙江）到朱提郡堂狼县，跟踪追击逃往建宁的孟获。战事由四川转入云南境内。这时李恢中路军已取得建宁。孟获前有李恢迎战，后有诸葛亮的追兵，被包围在石城（今曲靖），只好投降。南中平定，诸葛亮由滇东北班师，经汉阳（今威宁）、朱提、石门（今豆沙关）回到成都。
平定南中后，诸葛亮采取以农治国的方针，发展农业生产。朱提郡是进入南中的门户，是稳定南中的战略要地。它的重要资源银、铜，是蜀国军需的一大支柱，所以重点开发朱提很有必要。
诸葛亮首先是改善民族关系。早在他出山前就向刘备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和抚”政策，南中平定后，大量起用各民族中有威信的上层人士。《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屡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初定，夷汉初安耳。”蜀国得南中，意在稳定后方，并用其人力物力。若留兵，人力分散，供养无着；若留兵，地方势力防范甚大，且增大了民族隔阂。这样，南中不但不能成为巩固的后方，补充人力物力资源，反而会变成沉重的包袱，所以诸葛亮采取重用地方实力派的政策。“即其渠帅而用之”，吸收了包括反对过蜀国的人士参加蜀国中央政权。
“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孟获为官属。”孟琰曾率南中万余部曲入蜀，随诸葛亮北伐，官职由虎步监升任辅汉将军，孟获为御史中丞，爨习官至领军。
除了起用有威望的大姓外，又创立“夷汉部曲”。诸葛亮把“夷帅”统治下的一些“羸弱”的奴隶，分配给大姓作为“部曲”，这种“部曲”在战时当兵，平时从事耕作。还有一些不服从大姓的所谓刚狠的“恶夷”，鼓励大姓出金帛收买他们作为“家部曲”，并规定收买得多的可以世袭官职。“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这种改善统治剥削关系的做法，使一些落后部落脱离“夷帅”奴隶主的统治，成为大姓的私属，和原来的汉族移民共同屯戌生产。这不仅起到了削弱“夷帅”实力和消耗大姓资财的作用，又使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朝夕相处，改善了民族关系，在客观上有利于夷汉融合。更重要的是把大量奴隶变成“部曲”，使封建生产关系在南中地区得到了发展。昭通县1963年出土的霍承嗣壁画墓，在壁画中就反映了这种“夷汉部曲”的实貌。霍承嗣壁画墓的产生，距诸葛亮平定南中创立“夷汉部曲”已有一百多年，可见这一措施影响的深远。
推行“以农治国”的方针，帮助山区夷民到平坝从事农业生产，改变“食肉衣皮”的落后习俗。蜀国的年年用兵，财政虚耗，南中所产的“朱提银、汉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唯有“劝农业”，才能富国安家。所以在建宁、朱提等地实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