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会背诵毛泽东主席著名的《七律•长征》，那么你知道“乌蒙磅礴走泥丸”句中的乌蒙是什么地方吗?它就是地跨云南、贵州、四川边区的乌蒙山。 赫章县的韭菜坪是乌蒙山的主峰，也是贵州之巅，但赫章在贵州的第一并非仅限于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乐遗址即被考古学家称为贵州的考古圣地、贵州的“殷墟”。
一提到“可乐”，大家也许会联想到那世界第一大饮品。说起来它们之间是有某些相似之处。俗话说：“宣威火腿可乐猪。”当你为那红中透亮、香喷可口的宣威火腿而垂涎欲滴的时候，也许很少有人知道可乐一带的猪肉为它所做出的默默贡献。不同的只是此“可乐”非彼“可口可乐”罢了。
不少人都知道可口可乐源于英语，其实，可乐这个地名也不是汉语，而是彝语的音译。
彝族是贵州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很早以前就生活在黔西北地区，可乐便是他们在这里生息留下的烙印。让我们来听听可乐由来的故事吧。
天神之子支嘎阿鲁被一名叫策举祖的神指派，戴着策举祖赐给的仇叩王的王冠可乐勘察大地、巡视疆域，来到今天的大方县城一带，定下地名后，便开始返程，经过一个叫鲁烘卧珠的地方，这里东西南北大山连着小山，把苍天抵住。劳累了一天的支嘎阿鲁决定住下，但连伸脚的地方也没有，他一怒之下，“左手取可乐，右手掷可乐，削平山顶，填平山谷”，山脚出现了一片平地，才睡得一夜好觉。
第二天，他继续赶路了，人们发现鲁烘卧珠就像仇叩王的王冠一样，于是便将这里改称可乐，并一直沿用至今。
今天的可乐是赫章县可乐彝族苗族自治乡政府驻地，全乡有3万多人，但可乐街上不过两三干人，只有到三、六、九赶场，几十上百千米外的云南彝良、昭通、宣威、镇雄及威宁等地商贾云集于此，才有几分热闹的气氛。
但是，从考古发现和彝族文献资料上看，远古的可乐可能远远比现在繁荣得多。这是因为，这里与失落了2 000多年的古夜郎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学者怀疑它就是夜郎的中心所在地。
我们现在讲的夜郎，就是人们熟知的“夜郎自大”中的那个夜郎。它是战国至西汉时期活动于今天贵州中西部、广西北部、四川南部、云南东部的一个奴隶制政权。据我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他的旷世名著《史记》中记载，夜郎是当时西南地区几十个少数民族政权中最大的，它拥有10万精兵，过着“耕田有邑聚”的生活。西汉朝廷还授予夜郎王金印。
公元前27年的一天，一位叫兴的夜郎王发动了对句町和漏卧两个邻国的战争。在调停无效的情况下，西汉朝廷派驻夜郎邻地??郡的太守陈立诱杀了兴，兴的岳父翁指、儿子邪务率领属下22部众为其复仇，陈立断粮道绝水源，夜郎兵哗变，杀死翁指并举着他的头出降，夜郎从此灭亡，失落在莽莽群山峻岭和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扑朔迷离。
还是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去探寻那沉寂的原野，感受夜郎文明 的璀璨和辉煌吧!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考古学家们就在可乐一带发现和发掘了一些秦汉时期的墓葬和遗址。1976年底至1978年底，贵州省博物馆在这里发掘了207座古代墓葬，其中有168座形制、葬俗和随葬品都极具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土著墓葬，它们在考古学上称为乙类墓。墓中出土了陶釜、铁剑、铁铧、铜鼓、木梳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乐器和装饰品等300多件。
2000年9至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可乐进行了一次发掘，清理墓葬110多座，绝大多数是乙类墓，它们几乎全是竖穴土坑墓，出土了陶器、铜器、铁器、漆器、石器、骨器、绿松石等各类器物540多件，是建国50年以来，贵州夜郎考古发现埋葬方式最复杂、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一次。
铜鼓对大家来说可能并不陌生，它是南方少数民族的重器，具有祭祀、娱乐等功能。但是怎么来的呢?可乐出土的一件铜鼓改装的铜釜为两者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所谓铜釜通俗地说就是青铜锅。它原来为鼓，后来在口边加铸了一对耳朵而成为釜，通高21．7厘米，口径36．8厘米，腹径30．1厘米，底径26．3厘米。这种釜在全国仅发现了两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锅碗瓢盆缺一不可。介绍了奇特的“锅”，再来看看珍贵的“盆”。
1977年，考古学家在可乐发掘了一件铜澡盘，但它绝非洗澡所用，而是古代盛水洗手的器皿，功用与现在的脸盆相同。澡盘为圆形，敞口带沿，腰上铸有两个对称的把手，盘沿上有16个篆书阴刻铭文，说明它是公元前4年，在今天云南曲靖以南至陆良一带生产的，同时还写明了它的规格大小。专家评价说：“贵州两汉考古，出土铜器虽多，可是镌刻铭文以记载产地、器名、用途不口制作时间者，迄今仅此一件。”它的珍贵价值可见一斑。
除了丰富的出土文物外，独特的葬俗也是可乐遗址的重大发现。古人云：“事死如事生。”也就是说对待死去的人要像对待他活着时一样。乙类墓中发现的“套头葬”说不定就与这种观念有关。
1977年，考古学家们发掘第58号墓后，它显示出的葬俗让大家万分惊异，只见墓底一端侧放一件铜釜，内有人头骨，另一端侧放一件铁釜，内存脚趾骨。他们当即把这种考古资料中少见的葬俗称为“套头葬”。无独有偶，2000年考古学家们又在可乐发掘了多座类似葬俗的墓葬，第273号墓主头部套一辫索纹耳大铜釜，脚放在一个大铜洗上；274号墓主用两件辫索纹耳大铜釜分别套头和套脚，面部盖一件铜洗。
有许多专家认为，这种葬俗可能与仡佬族的贯首衣有关。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民族，所以有的地方还有“仡佬仡佬，开荒辟草”的俗话，甚至把它称为“古老族”。
贯首衣一般是用一匹布将两头缝合成桶状，上部留一个孔供头出入，形式和穿着上都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无扣式背心。后来贯首衣越来越少了，但这种服饰习俗却保留在了古代墓葬中。
让我们从沉睡已久的文化遗存上回到现实的“羊皮书”中，从民族学上去管窥可乐的夜郎文化。
所谓“羊皮书”是指古代彝族人民为了保存自己的历史文化知识，将文字写在羊、牛等动物皮上，成为典籍，就像我国远古时期的竹简一样。
掌握、写作这些“羊皮书”的人，在彝语中称为“毕摩”或“布摩”，通俗地说就是巫师、祭师，他们是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具有沟通凡人与神灵的“本事”。
在滇黔毗邻的乌蒙山区，有一个著名的毕摩世家叫芒部毕摩， 据说已传了108代。新中国建立后，传人王兴友老先生被人民政府抽调到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老先生被打倒，他秘密将家传羊皮彝文典籍送到岩洞中隐藏，劳动之余暗中取出躲在玉米林中曝晒，才使它们免遭劫难。
1999年，王老先生的儿子王子尧将其中的一部秘籍《夜郎史传》翻译、整理、出版，为夜郎、可乐与彝族的关系提供了新视野、新思想。
这部书共分三卷16章，对于夜郎的源流、谱系、地域、城池、法律、经济、军事、政治等等，都有详细而具体的叙述。虽然它最早为何时何人所著，现已无从查考，但目前所见的抄本大约在明末清初，涉及了彝族先民中武部族夜郎家支的历史及武部族中与夜郎有关的其他支系的活动情况。
在汉文古籍中，我们只知道“夜郎”是个政权或地域的称呼，而在彝族古籍中则不然，它首先是人名，为彝族谱牒记载焚阿蒙三世孙夜郎朵，后来才渐由人名演变为国名。有一本《益那斯去》的彝文古籍中说：“有益那(即夜郎的另一种译音)地名，因人而得名。”
打开书中《夜郎创基业》一章，那情节引人入胜：夜郎首先占领了周围一些小部族的土地，接着举兵直指日出之方，攻占东濮的古诺，然后西进，夺下西濮的可乐，攻伐漏卧不胜后，回师建设可乐，营造了八方殿，九层宫，外设九营十八卡……
今天，当我们由威宁乘车前往赫章，要经过一个叫妈姑的小镇，20世纪80～90年代，这里曾以冶炼锌矿而出名。它在彝语中称为“夜那妈谷”，意为夜郎的兵营。据说远古时期，这里“军营广如云层，士兵多如羊群”，一天要打72仗。
法律是国家的重要标志。《夜郎史传》中说，夜郎的武夜郎盟长亲自制定了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民事、文化等内容的法律20条。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有的规定十分落后和残酷，而有的则较为先进和合理。例如，第七条禁令：“严禁四方臣民无论大人或小孩泣哭。违者男)挖左眼，女挖右眼。”据说，夜郎王曾经错杀了一名含冤者，死者之妻夜哭不停，最终泪干而死，从此以后，就立下这条法令。一次夜郎王已入梦乡，隐约听到有女人凄凉的哭泣声，当即喝令左右抓来违令女奴，挖掉右眼。而第九条法令规定“严禁所有臣民逼婚，男女只要相爱，在歌场定终身”，这与现今的婚姻自由颇为相似。
在彝族文献中，可乐与昆明、成都、贵阳等大城市并称，可见古代可乐是个与它们并驾齐驱的城市。说到夜郎在可乐，《夜郎史传》的第二卷进行了专门的描绘。
武夜郎为了占有漏卧的土地，决定先兼并胞弟夜堵土领有的古诺之地。他假称害了大病，派人去告知夜堵土，以便趁他来可乐探望之机杀掉。诡计被夜堵土识破，于是夜堵土先发制人，举兵攻破可乐，生擒武夜郎并将其打入囚牢。
夜堵土执掌夜郎大权后，励精图治，政通人和。漏卧家君长阿若率兵进犯可乐，夜堵土诱敌深入，围而歼之，俘获阿若后以礼相待，释放其兵将，治愈其创伤，返还其武器，倡导两家化干戈为玉帛，阿若深受感动。
回到漏卧，阿若遭到妹妹阿古的责备和羞辱，兄妹经过比武，阿古获取兵权，率军重来，可乐被攻下，夜堵土被俘，但却誓死不服，双方议定择日再战，决定输赢。阿古四战四败，愿服从夜堵土处置。俗话说，不打不相识。在双方的接触中，夜堵土爱上了这位刚烈豪爽的女中豪杰，两人结为夫妻。
夜堵土在阿古的劝说下，释放了兄长武夜郎，还其君位。他俩离开可乐，经鲁勾(毕节)、博乍戈(大方)、吉宗(黔西)，到古诺(贵阳)，最后在大革落姆(安顺)生儿育女，颐享天年。武夜郎复位后，痛改前非，选贤任能，国运昌盛。但后来他觉得可乐没有发展前途，先后迁到黔中、滇东北、川南等10多个地方建城而居，可乐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走向了衰落。
辉煌一时的可乐为什么会走向衰落呢?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进行多方研究却没有找到统一的答案，他们只能做出种种推测。一些人认为，可能是人口繁衍带来生活上的困难；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战争失败导致人口大量外迁；还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巫术影响的可能。
其实，在浩如烟海的彝族古文献中，提及夜郎的不仅《夜郎史传》一部，在著名的史诗性作品《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彝族文献中都能看到不少夜郎的线索，而且学者们还从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中找到了许多彝族与夜郎有着紧密联系的证据，最有代表性的当然要算“灵筒”之俗和竹王的传说。
古时候，彝族及其先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为适应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又能够对逝去的先人寄托无限的哀思，老人去世后，施以火葬，再用竹木做成灵筒，请毕摩用白色牺牲祭奠安神入位，上面写着祖名。灵筒在彝语称“玛堵”，“玛”意为竹子，“堵”意为出。两字合称意为“祖先是由竹所生的，死后也当归入竹内去”。它在汉文献又称“鬼筒”，据说大方城西三十里有个地方叫鬼筒箐，林密箐深，陡险难登，因存放着一名姓安的宣慰使(官名)的鬼筒而得名。
为什么彝族认为自己的祖先由竹内所生呢?一些地方的彝族中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
某年洪水滔天，淹没了大地生灵，世上只有一位彝族姑娘抱了棵大竹子浮于水面才幸免于难。洪水退去后，她走到哪里，竹子就随她到哪里。在百灵鸟的帮助下，姑娘敲开竹筒，里面跳出5个男儿，长大后分走四方，成了彝族祖摩、那苏、免苏、纳苏、沟哉苏等5个支系。
另据《彝族源流》记载，夜郎是武?氏的后裔，是竹之孙――“武?同时出现，武?同时形成，武?为夜郎之先，夜郎是武?后裔，夜郎是竹子之孙，夜郎发祥于水，泰夜水为夜郎根”。
一位伟大的哲人说过：“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东晋时期，有一位叫常璩的历史学家写了一部著名方志性质的史书《华阳国志》，其中的第4卷《南中志》主要记载了川南、云南、贵州等地的历史沿革、地方风物。内中有这样一则竹王的传说：
一天，有位女子在今天的北盘江畔洗衣服，有三节大竹子随水流到女子的脚边，推之不肯去。突然她听见里面有孩子的哭泣声，便剖开来看，内有一个男孩，养大以后文武兼备，称雄于当地各部落，于是以竹为他的姓氏，世称竹王，也就是夜郎王。
通过彝、汉文献所记载故事的对比，不难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虽然当今史学界、民族学界对夜郎是否即彝族建立的政权，夜郎的中心是否就是可乐等问题尚有争论，但有一点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彝族、可乐与夜郎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这种联系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史学界去进行不懈的探索。
贵州的“殷墟”――赫章可乐古文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