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史记》开为少数民族立传之先河，其体例、编撰思想、对后世历代的修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修志沿袭仿效。汉文方志之鼎盛则在清朝，除了全国性的一统志和分区性的分省志外，地方性的府、厅、州、县的志书编修也得到普及，地方性类志书为清代志书之大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因此，汉文地方志中可以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片段。
蒙自，现为蒙自市，地处云南南部，今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府。蒙自在汉朝隶属于益州郡。唐代南诏时期隶属于通海都督府。元初置蒙自千户所，元十三年（1276年）改蒙自县，属临安路，归云南行省。明朝初，蒙自仍为土司管辖，弘治十五年（1502年）始改土归流。但清代初期曾复立土司，但时间较短一代而终，后一直处于流官统治。
由于彝族是蒙自的主体原住民，因而县志中有大量的内容直接或间接涉及到了彝族，本文根据清代两本不同时期的蒙自县志，窥探清代蒙自的彝族文化。这两本县志，其一为清人李焜撰，抄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蒙自县志》 ；其二为抄于宣统年间（1909—1912年）的《宣统蒙自县志》（佚名纂） 。前者记载的为清代初期的蒙自史料，后者记载的为清末蒙自史料，两者的成书时间间隔120余年。通过对不同时期蒙自县志中的彝族历史文化内容进行寻索、梳理、比较，可以大致了解清代蒙自彝族的历史文化轮廓。为了便于叙述，在文中以“乾隆版县志”指称乾隆五十六年的《蒙自县志》，以“宣统版县志”指称《宣统蒙自县志》。
一、“蒙自”为彝语
对于“蒙自”地名的来源，乾隆版县志中提到了两种说法：“自明朝起，旧志云邑以蒙自者，盖其地先属蒙氏（指南诏蒙氏，因南诏王室姓蒙，现确认为彝族），溯其由来，故曰蒙自；又曰境内有山名‘目则’，而土人讹为‘蒙自’”，这两种说法，均与彝族有关。实际上，不是土人讹传，而是汉语讹传，因为《元史地理志》早已云：“县境内有山，名目则，汉语讹为蒙自”。至今，蒙自许多地名是汉语借用的彝语音译词。现居住在蒙自的彝族，称蒙自坝子西边（靠近个旧）的最高一座山为
，彝文古籍中写为
，
为“天”之意，
为“顶触、抵达”之意，
为“山”之意，整词意为：触天山，彝语中的该词汇应该就是后来被汉语以音译方式借用的“目则山”无疑。事实上，来自彝语音译的汉语词汇，在蒙自市境内的地名中比比皆是。因此，宣统版县志中也承认“本蛮地以目则山而名，汉语讹为蒙自”。
二、清代蒙自彝多汉少
事实上，一直到解放前，蒙自处于“夷多汉少”的局面。彝族是蒙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乾隆版县志云：“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造报人丁户口，土著民户（包括以彝族为主的各少数民族）4040户，共计29178人，屯户（汉族）607户，共计2593人”。可见当时蒙自汉族人口少，仅占总人口的8%。事实上，汉族人口所占比例应该更低，实际少数民族人口应当更多，因为还有大量未“开化”、未入籍的少数民族人口存在。研究显示，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整个临安府的人口仅为86.8万。 1947年蒙自汉族人口共1.5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4.05%。1952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汉族猛增到4.6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43.13%，但这里面存在大量“彝变汉、彝变壮”的现象。 2005年人口统计显示，蒙自彝族有十余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1%。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蒙自市总人口为417156人，其中，汉族人口为187362人，占总人口的44.91%；彝族人口为110172人，占总人口的26.41%。可见，随着发展，蒙自彝族人口所占比重递减，汉族人口迅猛增长。
三、清代中叶以前蒙自彝族势力强盛
土司身兼二职，既是国家在民族地区委任的统治代理人，代表国家权力，同时又是民族、部落的首领。蒙自出现过两大彝族土司：即元明时期的禄（又写作陆，彝名为阿只，彝姓不详）氏土司、清初的李氏土司。当时，滇中、滇南地区属于彝族土司圈，各彝族土司间互动频繁，互为婚姻，军事上有事则联合御敌，无事则互起争斗。
彝族是蒙自坝子的主体原住民，但是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彝族支系居住时期。明朝中后期以前，蒙自坝子中居住的主要是彝族母鸡人，当时该族群人数较多，母鸡人英勇好战，势力强盛。两本蒙自县志中都记载了彝族母鸡人占据蒙自坝子的历史事实，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蒙自母鸡为患”，蒙自彝族母鸡人、阿迷彝族獛喇人，联合王弄山彝族各部落起义，被朝廷残酷镇压，母鸡人非死则逃，从此退出了蒙自坝子，结束了在蒙自坝子定居的历史。部分母鸡人渡过红河，向南迁徙，一直迁徙到今越南境内。彝族母鸡人曾为蒙自坝区原住民这一历史，也被人遗忘，却在清代的地方志中留下了隐隐约约的只言片语，如新安守卫所城的建立原因，宣统版县志说“新安所城，在县东南十五里，前明正德三年，以地接交南，且多母寇，设新安守卫所。”“母”即彝族母鸡人，由于当时蒙自母鸡人人数众多，势力强盛，因而在此设新安守卫所，明朝时蒙自彝族母鸡人部落之强盛可见一斑。从元初到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彝族禄氏土司统治时长约250年，但是元朝委任的土司大多为原少数民族首领，元朝之前的彝族部落首领称为“鬼主”，这是一种兹、摩、毕（即君、臣、师）三位一体的神权政权，当时，彝区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鬼主”，因此，蒙自禄氏家族作为彝族贵族，统领彝族部落的时间应当较长。
彝族母鸡人退出蒙自坝子后，来自建水、石屏等地的彝族尼苏人（县志中称“猡玀”）大量涌入，填补了母鸡人退出而形成的坝区人口空缺，尼苏人成为蒙自坝子的主体人口。蒙自禄氏彝族土司被革除，但一方面由于彝多汉少，彝族势力仍然强盛，另一方面只是革除了土官职务，没有瓦解掉彝族的部落鬼主社会结构，因此，此时蒙自彝族的军事实力仍然存在。新迁入的猡玀人也和之前的母鸡人一样，具有较强的部落凝聚力和军事实力，对朝廷而言，仍然是一大威胁。所以，乾隆版县志中载“然陆（又被写为禄）氏虽被黜，而诸彝部落甚多，其上舍目把或窃据村落，自相名号，或从事军旅。”
明末清初时，来自原宁州彝族部落中的贵族李氏家族崛起，成为首领，统领蒙自彝众，拥兵自重，在乱世乱局中不断投机取利，于康熙年间被委任为土官，但只予任职一代，不得世袭，因此李氏土官只任职23年就一代而终。李氏家族，原为宁州彝族部落中的贵族，后迁居蒙自坝子土官村一带，成为当地彝族首领。乾隆版县志载：李氏家族势力强盛，康熙四年（1665年）首领李日芳死，其弟日森，其子世藩、世屏归附宁州彝族禄氏土司，至宁州土司禄昌贤谋反，三月李世藩率彝兵攻入蒙自城劫掠，“士民为所杀者数万人”，后吴三桂击败彝兵，擒获禄昌贤，李世屏被充军大理。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谋反，五年后，李世屏趁乱潜回蒙自，勾结吴三桂之孙吴世藩，带领彝兵“助逆”。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军队平定三藩之乱，李世屏投诚立功，因此，清政府册封了李世屏为土县丞，但规定“不予世袭”。李世屏身为土官和蒙自彝族首领，在县南羊肝寨兴建土城，“骄奢僭横，性极残暴，邑人号曰‘三老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李世屏死，结束了23年的土司统治，自此，蒙自县再无彝族土司，一直为流官统治。
四、蒙自的军事防御重点是彝族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一种军制，具有军事防御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卫所存在的经济基础是屯田制度。正德六年（1511年），临安中卫左所迁于蒙自冷泉城子，设新安守御千户所 。正德六年（1511年）又迁蒙自坝子今彝村补瓦寨一带，之后，地名一直沿用新安所，这是蒙自坝区最早有史料记载的汉族聚居地和屯军之所，设建新安守卫所的目的是防范彝族母鸡人反叛。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裁所归蒙自县。此时，蒙自城为土城，规模不太大，城中所居以夷人为主，汉人一般居住在屯军之所，因此，乾隆版县志中才会说蒙自城内有夷人九隆之后裔七大姓。
清朝对明朝卫所制度的处理方式是：裁撤卫所，最终使屯田、屯地真正实现了民田化。 哨所，是清朝特有的一种防御、管理设施。乾隆版县志卷三边防条中说“蒙邑地系边界，……道途有哨守”。地方上的汛、塘、关、哨、铺、隘等派出机构及其驻军，组织成一个覆盖整个行政区域的驻防网络。宣统版县志中说“县属分防，或曰关，或曰铺，曰哨，曰汛，裁设添灭，因时变易”。
乾隆版县志中载明当时蒙自塘哨的分布情况为：西边（包括西北）14个，北边3个，南边2个，东边3个。可见，当时县城的军事防御重点是西面和西北面，而西面、西北面和北面正是自唐宋以来彝族先民的密集聚居地：建水、通海、石屏、阿迷等地，而这些地方，是唐宋以来乌蛮（即彝族先民）各部落的居住地之一，历史上，乌蛮部落对大理国的向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理国的兴亡，如建水坝子就是段思平的舅父爨判所在的巴甸，因而，清初蒙自县的防御重点面向历史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彝区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清时期，对少数民族土司，朝廷“或设或废，无定制”，康熙四年（1665年），滇中、滇南的彝族土司起义，有宁州禄昌贤、新兴王耀祖、嶍峨禄益、蒙自李日森、纳楼土司普率、教化张长寿、石屏龙韬、路南秦祖根、陆凉资洪、弥勒昂复祖、维摩沈应鳞等，这些彝族土司互为联系、呼应，“攻临安，陷蒙自、嶍峨、宁州、易门，围弥勒、通海、石屏、宜良等州县，各郡震动。”此次起义被清朝残酷镇压，彝族势力元气大伤。到了清朝中期，随着明清两朝屡次镇压剿杀，滇中、滇南地区的彝族土司、土目、黑彝人数锐减，势力衰弱，鬼主社会结构解体，延续了千百年的滇南彝族部落势力已经不复存在，难以大规模起义，但零星起义则不断。事实上，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在滇南反抗朝廷的主角已经不是彝族，而变为回族了。
清末，朝廷由于对外赔款，财政困难，朝廷欲在云南裁汰驻防军队人数，但是遭到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反对裁汰诸如“玀黑防勇”等地方驻军。从“玀黑防勇”一词，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防范的是彝族土司、土目等彝族社会内部的贵族，而彝族贵族也被称为黑彝。宣统版县志记载的关、铺、哨、塘、汛等军事驻防点，蒙自城西边（包括西北）有19个，北边有4个，东边有4个，南边2个，与乾隆年间的统计相比，驻防力量仍在不断加强。但此时的防范对象除了彝族势力，还增加了回族和江外哈尼族势力。
五、对彝族的“教化”
明清时期，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彝族定则滇南定，彝族乱则滇南乱，因而，如何瓦解彝族势力，消解其原生文化，进行汉化使其移风易俗，是朝廷和流官一直思考的问题。乾隆版县志中认为，改土归流最主要的原因是“彝性阴狡，语言不通”。官府对彝族恨之入骨，在宣统版县志“政治”条中说“夷狄之俗，等于禽兽，蒙自界在南荒，所以由野蛮而日进文明者，政治为之也。”两个版本的县志中，对彝族的称谓，从中性词义的“罗”、“倮”被写为带反犬旁的“猡”或“玀”，显示了彝族遭受到严重的民族歧视和压迫。书中认为，即使把彝族土官职位革除，但是只是把朝廷赋予的官位革除，原土官仍然是彝族部落社会中的首领，“虽裁，其后人犹为谙，彝所惮畏，或足以侵凌，挟制官，斯土者尚善抚彝。”因此，革除土官后，就需要用汉文化来“教化”夷民，使其移风易俗。
首先，令彝人将彝族姓名更改为汉族姓名。传统彝族名字一般为四个字，且父子连名，彝族传统姓名更改为汉族姓名，形式有官赐、从汉族百家姓中随意挑选、双音节彝姓转写成单音节汉姓、图腾崇拜物取汉名等多种方式。清初，蒙自城中的居民以彝族为主，有彝族大姓家族居住，乾隆版县志载，城内土人“有七姓：张、王、李、杜、段、何、杨，同祖于九隆，居蒙自最久。”“七姓之裔合祭于墓”。艺文条《云龙山记》中也提到了当地存在的彝族世家：“地主皆土蛮，通罗鬼”。这些彝族大姓世家往往是传统彝族社会中的贵族，在彝族部族社会中具有一定的权威，但他们由于居住在城内，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与汉族接触早，最先改用汉姓和移风易俗。除了这些改为汉姓的彝族贵族，当时彝族民众中还存在如“阿耶老良”的传统父子连名习俗，乾隆版县志中云：“蒙夷之姓，有‘阿耶老良’、‘者也’等字，其命名皆夷语，无所取义”。
其次，官府立法强制彝人读汉书、习汉法。乾隆版县志云“夷玀子弟鲜有通官语，不识汉字……是在地方官加以引诱，设法奖励至今，馆师用心开导……渐识汉字，并即训，以习礼明义，不得以夷玀而忽之，更不得以夷玀而拒之，如有土目、头人阻挠，不许向学者，立即究处。”
到了清末，对彝族的武功文治开始显示出效果，历史上民族个性突出、桀骜不驯的彝族开始“向化”，蒙自坝区彝族的汉化程度加深，移风易俗现象普遍，很多彝族传统习俗开始消失，只有婚俗中独特的同婚不同房习俗还顽强保留着，被汉族绅士们视为丑陋习俗。县志云：“（倮夷）与汉人渐次化合，习俗变异，如兄弟共妻、械斗为婚久已不闻。……惟成婚之日，嫁亲属妇女送至婿家，同居一室，三日归，后女始独来，此犹不改。”兄弟共妻，指彝族历史上的“兄终弟及”习俗，这一习俗解放后凉山彝族中还存有；械斗为婚，指彝族各家支间时而联姻结盟，时而结仇械斗的现象；同婚不同房习俗指的是现今滇中、滇南彝族的婚俗中新娘由一群小姐妹陪伴送来并同眠，新郎新娘婚日不同房的习俗，因而，彝族传统婚俗中无洞房花烛夜。洞房花烛夜，正是汉族婚礼的一大重点和闹点，因而，彝族的婚礼被汉族文人们视为恶俗陋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地方汉族官员在蒙自修建了许多庙宇祠堂，有些祠堂是对“平彝”事件的纪念，宣统版县志中记载的雷公祠，就是对征服剿灭彝民的纪念祠堂，碑记：“……夫阿迷、蒙之地，有獛匪、母匪乌合纠结，财狼纵横，山川腥秽，……率三军，环穴而攻之，……尸横遍野，烟飞灰灭，……山顶有黑云压之，山焉，电火飞流，……（夷匪）尽毙于雷。”这些祠堂，对官府而言，是以征服者、胜利者面目出现的纪功祠堂，但是对于彝族来说，是惨痛血泪史。
事实上，到了清末，历史上彝族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彝族社会的军事组织力已经不复存在，蒙自坝子彝族逐渐丢弃彝族传统礼俗，纷纷移风易俗学汉语习汉俗，蒙自彝族从“悍彝”变成了“顺民”，地方官也以蒙自易治理为乐。宣统版县志“风俗”条中说，蒙自彝族“其习日进于醇，虽椎髻者，亦被弦歌，凡来官滇者，靡不乐蒙之易治也”。
六、汉族接纳了彝族火把节和彝族饮食文化
从两个版本的蒙自县志中可以发现：在整个清朝年间，彝族火把节为彝汉同庆的节日。从明清时期的汉文地方志中整体来看，事实上，滇中、滇南在整个清朝时期，火把节在彝族社会中广为流传，群众基础深厚，节日规模壮观，而且汉族地方官吏、汉族普通居民也在跟着欢庆，可以说火把节是彝汉同庆的节日，反映了彝汉文化深度交融。彝汉同庆火把节的记述，不仅在乾隆版县志中可以发现，在同时代的《阿迷州志》也也有明确记载。彝族火把节，在唐代的汉文史料中称为“星回节”。 乾隆版县志中对火把节的记录说：“入夜，家家采松及蒿为炬，自官衙于城市及田野、村墟皆然，或椎牛置酒，围坐火旁，达旦为乐，诸夷人或相扑为角觚之戏，曰‘星回节’，亦曰‘火把节’”。书中明确记载了火把节的流传范围：从官衙、城市到山野村落，居住在城镇的汉官、彝民、汉民以及山野之间的彝族村落，都在欢度火把节。火把节的活动内容主要有：点火炬驱邪，杀牲宰牛，置办酒席，宴请宾客，敬酒为乐，举行摔跤比赛和歌舞活动。整个仪式活动往往通宵达旦，甚为热闹。在乾隆版县志中，对火把节的记录在史书体例上是编排在“卷二．风俗”条中，而非“土官．夷俗”条中，可见编纂者是将其视为“主流文化”来处理的。在讲究夏夷之别的当时，“蛮夷”的节日，能让汉族官员、绅士和民众接受并参与，实属难得，当时彝族火把节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汉族和彝族一起过火把节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宣统版县志载：蒙自知县潘驯曾作《星回节行》一文，之中说：“……忽闻四面尽吹闻，俄见赤光耀天宇，不夜城头落日红，烛龙衔照应如许，……束松列炬齐燃火，火烈脂留满城香，……城中火树花如霰，城外朱烟起方甸，……良宵只有星回节。”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城乡内外彝汉民众共同欢度火把节的盛况。
彝族饮食文化亦被汉族民众接受，据县志记载，当时的蒙自彝族喜欢食用花椒、胡椒、大蒜、姜等辛辣食物，在火把节的聚餐中，在荤菜、素菜中都有放这几样配料烹饪或凉拌的习俗，这种饮食法对来自江南一带的汉族移民非常有吸引力，获得了他们的高度认同，汉族民众也喜欢仿效这种饮食法，县志上曰：“六月二十四日土人以为节，祀祖有杀生之俗，作法以牛、豕、鸡、雨之腥及菜、瓜、椒、蒜，杂和而噉之，亦古人鲜食之遗意也，士大夫家食馔往往效之。”。
七、对彝族的他称和分类增多
《史记》开始了记录中国少数民族的先例，后世历朝历代的史书也一直沿用此体例，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模糊到较为清晰的一个过程，在明清的地方志中，认识就更加深入和详细。明清时期的汉文地方志，较为深入细致地介绍了彝族内部的支系情况。
乾隆版县志夷俗条中记载了当地几个族群，有：僰子（为今白族，宋代大理国时期被派驻各地任官职）、猓猡、土獠、摆夷、母鸡、獛喇、沙人、侬人、窝泥九种，需要指出的是县志中还没有苗族进入蒙自的记载，此时苗族还没有流入蒙自居住。在县志中记载的几个族群中，猓猡、母鸡、獛喇三种属于现今彝族的不同支系。彝族各支系人口最多，分布最广。根据县志可以发现，三个彝族支系中，猓猡的生产力较为发达，大多居住在坝区，处于封建领主或地主制经济；獛喇的生产力最为落后，居住在高山，仍过着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的生计方式；母鸡介于两者之间。
猓猡。乾隆版县志中说：“猓猡，史称卢鹿（即先前的乌蛮卢鹿部落），今讹为猓猡，虽椎鲁，智与汉同，其服饰则短衣窄袖，以布缠额，及腰其节。令则以六月二十四日、腊月二十四日杀牲宴乐。其语言侏俚，汉人多习之，以相贸易。其疾不知医药，以鸡卜，以牛祭。” 宣统版县志中对猓猡的认识除了沿用乾隆版的记述外，还增加了一些内容，认识更加深入，但基于汉人视角的认识和分类显然也有诸多错乱之处。对猓猡的分类更加详细，有黑猓猡、白猓猡、乾猓猡、海猓猡、妙猓猡、葛猓猡、阿者猓猡、阿乌猓猡、鲁屋猓猡、撒米猓猡、老啎猓猡等诸多名目，县志撰写者显然参考了其他地方的志书，因为当时蒙自没有彝族撒米（又名撒梅、撒尼）人。县志中说“蒙自土著，大约在乾坝者曰乾猓猡，在水坝者曰水猓猡”。这种分类，是按彝族居住地域和生计方式进行的分类，如居住在长桥海一带的彝族尼苏人，过着打渔的生活，就成为了“水猓猡”，这种划分方法，显然有错，这也是解放后民族识别中彝族支系的数量一下子突然增多的主要原因。
宣统版县志有对猓猡婚俗的记述：“最喜赘婿，即三四子一女者，亦然。”可见，猓猡人家族观念深厚，集体观念强，人丁、牲畜、财产都属于家族实力的一部分，因而最喜欢招赘。县志认为这“有重男轻女之风”，其实不然，招赘，正是重视女子的体现，一方面不忍女儿外嫁离家伤感或受苦，另一方面女儿也是家族中重要成员，不能从家族中分离或分裂。事实上，彝族传统文化中重男轻女思想不严重，家族械斗时如果有女子挺身而出，往往可以平息一场家支械斗或百年世仇。
母鸡。得名源于该支系男子“椎结，插鸡羽”（《清职贡图》）的特殊装束，以蒙自县为最多。乾隆版县志曰其：“性如桀兽，居必负险，出入挟弓弩，卧无被褥，以牛皮为，四季拥炉以度长夜。小隙则数世必报，大德若忘，好斗轻生，种荞以食”。宣统版县志中进一步介绍说獛喇“好头轻生，中荞以食，衣服自为织染，饮食淡薄，以竹为屋，迁徙无常”。
獛喇，又写作朴喇、卜喇，现称仆拉，是彝族中的一个支系。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说“婚丧与猓猡同，语言不通”，仆拉人的发式与母鸡人相似，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临安府说“短衣跣足，首插雉尾，身佩甲兵，以采猎为业。”乾隆版县志载：“性略训于母鸡，居必深林密菁，刀耕火种，不治水田，几易其土，以养地力，三年复耕旧垅，五谷兼种，亦拥炉，夜卧无被褥，与母鸡同，祭死者以羊、豕，名曰三乐。”
在宣统版县志中，汉族已经开始了解獛喇的一些独特习俗。依据记载，可见獛喇人的婚俗较为独特：婚前试婚试居；贫者以儿抵彩礼；有殉情现象。可见至清末，獛喇人村寨属于父系家长制，婚俗中也有父母包办的现象存在，因而獛喇青年男女中往往有殉情现象。“獛喇男女听其自配，或本寨、别寨，之女自来男家，汲水煮饭，执妇职，公婆默许，计其年貌与某儿相若，乃其妇也，于是请媒向女家讲，礼银贫者至不能备，待有儿女，以一儿予女家作偿礼银者，如父母强以女字人或有不当，婚期前二三日，女与野合之人或滚岩同死，或同缢于田庐林树间。”
八、汉人习彝语、彝文使用广泛、彝族过十月年
（一）汉人习彝语
在整个清朝期间，蒙自一直处于彝多汉少的局面，因此，当地汉族主动学习彝族文化，不仅过彝族的火把节，还主动学习彝语。乾隆版县志中说：“猓猡……其语言侏俚，汉人多习之，以相贸易。”在民族歧视的封建时代，汉族肯放下身段学习彝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汉族学习彝语的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宣统版县志中仍然记着汉人学习彝语，而且对彝语的认识也得到了深入，县志中还记载了一些彝语词汇。如：马曰茂、猪曰微、犬曰期、鸡曰野、酒曰及、做饭曰杂姐、子曰苴等。这显示了部分汉族绅士也知晓彝语词汇的发音，进而记入县志中，显示了当时蒙自彝语使用的广泛程度。
（二）彝文使用广泛
蒙自彝族在使用彝文。乾隆版县志中可知，当时的夷民在广泛地使用着“爨字”，即彝文，书中载：“夷民不识文（指汉文），语凡官长有所征发，则用木刻其字，……夷民奉行惟谨其俗，有所贸易亦用木刻，书爨字于上，要誓于神，按爨字为纳。酋阿丁所撰字如蝌蚪，凡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韪书。”当时，汉族流官对彝民下发的公务文书、彝民之间的契约凭证，都要用彝文书写于木板广而告知，可见，在清朝中叶前的蒙自地区，彝文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到了清末，蒙自彝族仍然在广泛使用彝文。宣统版仍然说“爨有字……如蝌蚪”、“则用木刻，其制锲木，形似鱼，而书其事”，还记载了彝文起源于汉代的传说。
（三）彝族十月年
彝族隆重欢度十月年的记录，不仅在《蒙自县志》中可以发现，在同时代的《阿迷州志》也有记载。彝族十月年，现也被称为“彝历年”，是传统彝族的一个年节，各地过节的日期不统一，但是基本集中在汉族农历的十一或十二月份里，彝历年的节日流程和习俗各地大同小异，主要内容包括杀牲、祭祖、祈福、聚餐、歌舞相庆。对彝历年的记录，彝文经书中只有祭祀年神、祭祖、祈福等宗教用语，缺少文化史方面的记录。
目前，仍然保留着彝族传统十月年的彝区已经不多，只有在四川省凉山州以及贵州省毕节、云南省宁蒗县的部分彝族仍然在过彝族新年，在滇中、滇西、滇南的广大彝区中十月年已经基本失传了。彝族十月年是否大面积大规模存在过？如存在过，为什么会失传？这是彝学界需要考据和回答的问题，其问题的搞清楚，对当今彝族是否需要恢复十月年、是否需要统一十月年等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与火把节彝汉同庆的盛行程度相比，十月年节似乎只有彝族在过，因此，乾隆版县志的编纂者把火把节写在了风俗条中，而十月年节写在“土司夷俗”条中，县志中载：“猓猡，......令则以六月二十四日、腊月二十四日，杀牲宴乐，......”。宣统版县志夷俗条中也说“猡玀，......，腊月二十四日剁生宴乐”。在清初和清末的县志中都出现了彝族过年的日期与汉族不同，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四日的记录，文字虽短，但是意义重大，它明确记载和证明了蒙自彝族在整个清代还在欢度彝族的传统年节——十月年。但是，目前该年节已经消亡，为什么凉山彝族仍然在过十月年，而云南多数彝族已经不过十月年，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汉文化的冲击影响；二是云南彝族的十月年节日期太靠近汉族的年节，容易合流。
九、彝民与地方集市贸易
根据县志记载，当时蒙自县的主要经济活动有：集市贸易、采矿冶炼，清末则增加了与洋人的通商贸易。但是，由于彝族社会内部商业经济文化发育程度较低，蒙自地方经济活动基本由汉族移民主导，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参与度较低。
蒙自地区，有许多供人们贸易交换的集市，又名“街子”，“其期以日支所属为名，日出而聚，日入而散”，根据乾隆版县志记载：蒙自城周边共有集市8个，主要位于东西两面。集市约定一个共同的固定日期，以十二属相中的某一属相约定为期。这样，同一集市一个月有两次赶集日。这些集市多位于城外的原因应该出于城邑的安全性考虑，避免大量少数民族进城贸易，也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但是由于彝族各支系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程度不一，因此，尽管贸易街市较多，但是彝民的参与程度较低，如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个旧街市，“商贾贸易者，十有八九，土著无几。”这里的贸易较为繁荣，但是几乎无当地少数民族参与。
到了清末，蒙自周边的集市数量增多，辐射距离较远，彝族对集市的参与度有所提高。宣统版县志中记载的集市有19个，最远处为距蒙自150里的蛮耗街，自从清末蒙自通关后，蛮耗是一个重要的渡口。彝族开始慢慢参与集市贸易活动，但是主要以出售畜牧产品和农产品为主，县志中说“蛮女牵牛入市”，清初为刀耕火种的獛喇人也开始参与集市贸易，“常负瓜蔬入市贸易”。
个旧（现为个旧市），在明代成化年间属新置蒙自千户所管辖。个旧的采矿业开始较早，通常认为始于汉朝，因为《汉书•地理志》上有记载：“贲古（今蒙自）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铅”。个旧境内最先定居的是彝族，因此，彝族可能是最先在此进行采矿和冶炼，但一直停留在粗浅层面，大规模的商业性采矿和冶炼应当是汉人进入以后的事情。乾隆版县志曰：“个旧为蒙自—乡，户皆编甲，居皆瓦舍，……四方来采者，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山陕次之，别省又次之。” 大批内地汉族移民涌入来此探矿开采，来个旧探矿的人“四方来挖者不下万人”，采矿者经常起争执，匪患也时时有，官府派驻了税官来管理。清初，个旧的矿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矿主较多，砂丁云集，矿洞遍地，乾隆版县志中说：个旧“有银炉房20座，银炉13座”，附近山上有银洞、锡洞、铜洞，离个旧十里的“龙树脚”（地名）有银洞45个，银炉32座，“芭蕉菁”（地名）有银炉11座。当然，多数矿老板们多为来自各地的汉族地主，而大量的少数民族则充当矿工。到了清末，彝族矿工开始增多，宣统版县志中说个旧“民厂之大者，其人以万记；小者，亦以千计”，“砂丁、厂民不下数万家，汉彝杂糅，诚恐勾连外匪滋生事端”。
十、给彝族毕摩教予正面记述
毕摩，是彝族传统宗教毕摩教中的祭司，滇中、滇南彝族称之为，现学术界称为毕摩。毕摩的传承属于师承，需要学习多年，毕摩懂彝文，有彝文经书，常主持卜算、祈福和祭祀仪式。乾隆版县志中对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毕摩没有详细介绍，只笼统性的说“其疾不知医药，以鸡卜，以牛祭。”巫医不分是毕摩教的一个特点，彝族毕摩信仰喜欢占卜，杀牲祭祀。“鸡卜”彝人俗称打鸡卦，就是指用鸡骨头来看吉凶预测结果的一种占卜活动，彝族毕摩在宗教活动中配合着《鸡卦经》一起使用。民间有“汉族以文书为凭，彝族以鸡卦为据”的说法。
从宣统版县志可知，在清末，蒙自县境内的彝族毕摩人数较多，祭仪盛行。宣统版县志中对彝族毕摩就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述，需要指出的是，对毕摩的记述并没有放在养小鬼、下巫蛊的属于黑巫术性质的段落中，而是将其与僧、道并举，说“以舞降神，为人祀祝，僧、道而外又有巫觋等名，县属城乡则有端公、师娘、白马，一名拜禡。白马有夷经，其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皆有验。”县志中详细记载了彝族毕摩的鸡卦占卜法习俗：“云南诸夷中有鸡卜法，县属则猓猡崇信之，其法缚雄鸡于神前，或向空祝之旋扑，杀鸡取两股骨，洗净以线束之，用竹签插其中，再祝，左骨为侬侬我也，右骨为人人，则所占事或占所指之也，两骨上有细孔，以细竹签之斜直多少任其自然直，而正者多吉，反是者凶，其法有十八变，按汉帝令越巫祀鬼用鸡卜，则此法相传已久，后有沾益州乌蛮‘闭珊居集’者，精鸡卜法，并用细竹四十九枚代替草，卜算如神，其由来久矣。”县志对彝族的鸡卜法进行了详细记载，并给予正面的肯定评价。
十一、结语
综上所述，两个版本的蒙自县志中充满了夏尊夷卑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今天重读县志，就需要带着批判和反思的视角看问题，唯有此，才能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古为今用，指导今天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同时，加强对汉文地方志中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发现这些文化或文化史的特点、成就，与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途径、方式种种问题，是边疆民族文化史，也是中华文化史研究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课题。通过窥探清代的蒙自县志，古今相比，今天的蒙自，虽发展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首府，彝族也成为自治州内的自治民族之一，但城区内已看不到彝族文化的影子，彝族文化的消亡、被边缘化现象非常惊人和严重。传统的地方史研究，主要基于汉民族中心主义立场，当前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城镇化建设，需要以史立城，但是这个“史”，不能缺少原住民的历史，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中自然包含着少数民族的文化复兴梦。如果从彝族视角看，蒙自具有上千年的历史，这上千年的历史，就是彝族参与中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历史，如何书写、记忆、传承，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点，已经成为当前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维护文化多样性中面临的一个挑战。
1、清.李焜：《蒙自县志》[M]，抄于乾隆五十六年
2、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宣统续蒙自县志》，凤凰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
3、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37页
4、比勒.禄阿兹《蒙自彝族历史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4页
5、《蒙自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3月版：35页
6、 陈曦：清朝对明代云南卫所屯田的处置，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7月：116—119页
本文转载自：张平海主编：《红河学院人文学院教学科研论文集（2015）》，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68~3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