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家公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彝族都是极为重要、不能忽视的一员。费孝通教授就曾说过：“中华文化作为各民族创造的一个结构，彝族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西南来说，不研究好彝族文化，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就不好讲清楚。”况且，史家的这些观点并非凭空臆断，而是有客观史实为依据的。
佐证之一：彝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一个民族。在云南发掘出来的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是迄今所知亚洲最早的人类，彝族即为“元谋人”遗裔之一。
佐证之二：彝族是中国最会繁衍的一个民族。刘尧汉教授断言：彝族先民一部自金沙江溯岷江、沱江、嘉陵江北上达青海、甘肃、陕西，在汉文史籍里被称为戎、羌、氐，即远古羌戎。后与蓝田猿人后裔融合，由之分衍出伏羲、炎帝、黄帝等等民族部落，散布全国各地。
佐证之三：彝族是中国最能开拓的一个民族。专家推断，经过多次融合的彝族先民，除有一支穿过新疆进入阿富汗、土耳其外，还有一支越过我国东北，或进入朝鲜半岛、日本群岛，成为朝鲜族、大和民族的先祖，或又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成为当地的原始居民。稍加留意，你就会惊异地发现，朝鲜文字形状、日本文字形状与彝文形状极其相似，美洲玛雅文明、印第安文明与彝族文化息息相关。
佐证之四：彝族是中国曾经建立过国家政权的一个民族。在西南边疆出现过的滇国、夜郎国、南诏国、自杞国、罗甸国，甚至东爨西爨，都是彝族先民创建的具有国家性质的地方政权。其中，尤以南诏国影响最为巨大。当时，其辖地除今天的云南外，还远及四川南部、贵州一部、广西一部、越南大部。
佐证之五：彝族是中国现在乃至今后人口众多的一个民族。新中国诞生之前的历朝历代，彝族支系众多、涵盖面广，除藏、回、苗等族外，现在独立分设的哈尼、傈僳、纳西、普米、独龙、拉祜、布朗等民族都基本被划在彝族范畴内。直至现在，彝族总人口仍然拥有约800万之众，并对祖国大西南民族的团结、边境的安宁、国家的稳定产生着积极的影响。
2、自1978年以来，一群又一群彝族的有识之士，对彝族历史文化拉开了独立思考、深入研究的大幕，诞生了一个声名远播的“中华彝族文化学派”。
1984年4月，刘尧汉——这个费孝通先生的高徒、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知名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受命组建了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并带领一批彝族青年学者，转战于滇、川、黔三省彝区，艰难地寻找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山野妙龄女郎”。
从1986年8月开始，《彝族文化丛书》陆续面世。先是《中国文明源头新探——道家与彝族宇宙观》和《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两本专著问世，后是《彝族哲学》、《市场起源论——从彝族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考察市场的起源》、《昆仑的彝义与中华文化》、《中华创世葫芦——彝族破壶成亲、悬壶济世、魂归壶天》、《彝文化和楚文化的关联》、《亚美远古文化的共性——中国彝族和墨西哥雅玛人的十八月历法》等书出版，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尤其该提，中华彝族文化学派的新史学论点对旧有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周民锋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说：如果有人宣称，中国文明的源头不在别处，而在金沙江两侧的彝族文化中，乍然一听，一定会被人视为故作惊人之论。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似乎有利于这一假设……这里的彝族……是中国最早先民的遗裔。这样一来，只要研究彝族的文化，就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文化的真面目。
与此同时，四川、贵州两省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彝族学者，他们也为彝族历史文化的挖掘与弘扬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滇南地区，戈隆阿弘、师有福、石连顺、童家昌、白刊宁、白章富、杨六金等专家也呕心沥血，推出了一批颇有价值的作品，如《彝族古代史研究》、《彝族历史文化论丛》、《彝族十月兽历》、《阿细颇先基》、《彝族古籍研究文集》、《梅妥柏妮——苏颇》、《道理经》等等。
上述行动，不仅开创了彝学研究的春天，而且增大了世人对彝族文化的关注度。
3、滇南弥勒，乃是彝族“自杞国”的故地，是乌蛮三十七部中弥勒部的故地，是新中国诞生初期的彝族自治县之一。
感性地看，这里的彝族同胞勤劳而智慧，他们从元谋猿人的嘱托里走来，从阿细跳月的火塘边走来，从阿细先基的传唱中走来，从首领“弥勒”的史诗中走来，从佛祖“弥勒”的笑声中走来。理性地讲，这里曾经发现了老虎山、红石岩、龙母箐、金子洞坡等独特彝家崖画，曾经发现了《白马经》、《彝族天文起源》、《梅妥柏妮——苏颇》等珍贵彝文古籍，曾经发现了自杞国遗址、滇东南古长城……一句话，这里也是彝族历史文化的一座宝库。
历时五年，由弥勒县彝学研究会编写的《弥勒彝族文化概览》的一书，共十七章五十余万字，记录了弥勒彝族的历史变迁、恋爱婚姻、丧葬习俗、民居民风、节日文化、文献典籍、音乐舞蹈、医药卫生、语言服饰、饮食生活、生产活动、社会组织，反映了弥勒彝族包括八大支系的整体文化面貌。无疑，这对弥勒文化的研究是一大贡献，对中国彝学研究也是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