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语分为六大方言，滇中、南地区的彝语大多属于南部方言，这里的彝族自称“尼苏”或“纳苏”，“纳”和“尼”为同一词在不同土语中的音变。纳苏话地区包括峨山、双柏、易门和晋宁等地，尼苏话地区包括玉溪的新平、元江、通海以及红河州的石屏、建水、红河、元阳、蒙自等县。纳苏话和尼苏话大同小异，有90%的语音和词汇相同，可以自由通话。
彝语南部方言区自古通行彝文，有卷帙浩繁的古彝文文献散落于民间。明清时期的临安府所在地建水还举行过彝族原始宗教信仰祭司——毕摩的资格认证考试，来自滇中、滇南的应试者们如考试过关，则被认定为合格毕摩，授予毕摩的法衣、法具和经书。据有的网友告诉我，现在建水县城建中路一带有许多彝文碑刻。
长期以来，对毕摩的认识一直有误区。很多人认为毕摩是“封建”和“迷信”，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毕摩被禁止从事任何宗教和礼仪活动，甚至还遭批斗，没收、焚毁过大量的彝文古籍，在这种恶劣环境之下，给彝族文化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改革开放后，党的民族政策重新得到落实，对毕摩及其文化的偏见得到了许多的纠正。
毕摩是传统彝族社区的公共知识分子，只看到毕摩的宗教性一面而忽略其文化性一面是对毕摩及其文化的偏见和误解。事实上，从整个彝族文化的视角来看，毕摩对文化的贡献超过其宗教价值。对毕摩，彝语南部方言传统上有两个称呼：“呗玛”（指毕摩）和“系租颇”（指德高望重的老师），也就是说，祭司+老师（知识分子）=毕摩。宗教祭司功能只是毕摩众多职能中的一种，毕摩扮演着传统乡土知识分子的角色。毕摩懂得彝族社会的历史、来源，上知天文，下识地理，是彝文的保护者和传承者，是民间社会中的老师、师傅，亦是彝文古籍文献的拥有者和传承者。有的毕摩还懂医术，拥有彝文医术。
为什么毕摩集祭司和知识分子的身份为一体呢，因为历史上彝族先民曾经在上古时期建立过强大的民族政权，这种政权是一种神权体制国家，是君（南部方言称为“兹买”，其他彝区称为“兹莫”）、臣（玛）、师（毕）为一体的神权国家，毕摩在其中属于统治阶层，集祭司和史官两种身份和职能。这个很好理解，事实上，在汉字的甲骨文早期阶段，商王也是须臾离不开巫觋，甲骨文大多在巫术活动中使用。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彝族的这种神权体制国家覆灭，一部分君王（兹莫）被中央政府册封为土司，毕摩阶层从此沦落为平民，带着古彝文和彝经流散和埋没于民间，只好蜗居在民间继续发挥着其宗教和文化功能。
彝族的语言、文字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很大的危机，令人担忧。无论是大小凉山、金沙江边、乌蒙山、红河两岸，母语的萎缩和消亡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些个因素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从民间层面来说，民族文化变得日益边缘化，被忽视和冷落。很多的老毕摩已经去世，目前德高望重的毕摩已经所剩无几；毕摩的古籍文献或被烧、或被扔、或被卖，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此外，由于传统文化的式微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毕摩后继无人，在云南、贵州形势相当严峻，毕摩基本上没有传人，直接面临消亡的局面。
二、政府有关部门的文化保护意识不强，对民族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的工作远远做得不够；彝族自治县、自治州在西南地区并不少，但是试问有几个地方在保护民族文化方面做得让人满意呢？民族地区GDP上来了，但是民族文化在日益消亡。事实上，追求经济利益只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各方面达到繁荣、发展、和谐，从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得到尊重和保护。
三、民族文化研究人才的断层，以及对民族文化研究等偏冷专业缺乏政策和体制上的保障。专业的彝文翻译和研究人才缺乏，发生人才断层。虽然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中央民族大学开办过好几届的彝文古籍文献翻译班，在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彝族地区选拔有彝文基础的人来加以培养，并且从就业体制上来保障这些学生无后顾之忧，这样当时培养了一大批既懂汉文又懂彝文、既懂民族文化又懂民族学理论的新型人才，这批人估计有约200人，目前在四省区已经成为彝文文献的翻译、研究以及彝族文化研究的顶梁柱。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在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之后，中央民族大学的这个彝族古籍文献班被取消，彝文古籍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工作中断，发生人才断层。
事实上，即使这个专业现在重新恢复，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没有就业政策体制保障的情况下，这类很偏很冷的专业无人敢问津。
另外，当初中央民族大学培养的这批彝文古籍翻译和研究人才现在大多已经步入中年，大多实现了个人事业和研究的转向或转型，有的已经拥有一官半职，有的转入到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还有的已经升级成为了硕导、博导，换言之，大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已经和彝文、彝学毫无关系了。
记得一个全国人大彝族代表说过，以现有的研究力量，目前收集到的彝文古籍文献即使翻译一百年也翻译不完！所以，毕摩、古籍、翻译和研究人才都面临极大的危机。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彝族学者需要我们铭记，他的那份高瞻远瞩的民族文化情怀值得我们学习：当年中央民族学院（现今的中央民族大学）的彝族教师果吉宁哈先生，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讲师职称，在人才济济的中央民族学院毫不起眼。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却成为了一个彝族文化界的“大人物”。他抱着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无数次地跑国家相关部门才争取到开办彝文古籍文献翻译培训班的批文，以“救书、救人、救学科”的精神培养了当时的一批彝学人才，推动了彝学研究中的古籍文献的翻译、研究这一领域。
目前，凉山彝区的规范彝文推行效果总的来说还不错，在凉山，彝文已经进入了正式的教育体系内，有一类模式和二类模式之分。一类模式为以母语为主，使用彝文教材来讲授。二类模式为以汉文为主，使用汉文教材。事实上，一类模式属于双语教育。另外，近年来，从政策体制上来保障彝文的生存空间，凉山州规定当地公务员考试时，必须加试彝文，彝文考试分占一定的少量的分值，实际上，加试的彝文比较简单，有一本教材，考试的内容也不超出教材。所以，在考公务员期间，形成了彝族、汉族同学彝文的局面，甚至有的汉族考生还把彝族人请到家里单独给辅导彝文。总之，这种经验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因为在民族地区，作为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地方领导干部，对当地的主体民族的语言、文化一概不知也是不好开展工作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保护和传承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起了推动作用，比那些天天口头上大谈特谈民族文化发展却无所作为的地方要强。
但是，凉山地区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古彝文和新的国家规范彝文之间的文字的中断、过渡和衔接问题。凉山民间的很多毕摩，很多的古籍文献全是用古彝文书写的，至今在民间的传承中也沿用古彝文来书写。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精通新的规范彝文的人看不懂民间的古彝文，读不懂民间的古代彝文文献。这样，在民间彝文古籍文献的抢救、翻译和整理方面，凉山州远远落后于云南的楚雄州和贵州的毕节地区。
对彝语南部方言的语言和文字，中央民族大学的李生福教授（彝族名：儒觅弘博）也表示了深深的担忧，李教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一直在中央民族大学里教授彝族文化，可谓桃李满天下。李老师介绍说，民族文化的人才断层现象在彝语南部方言区更为突出。在全国第八届彝学会上，我和李老师全程都用彝语交流，因为时间关系，有很多问题未能向他深入请教，甚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