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普遍认为“彝族渊源出自羌人”(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5页)，其先民是古代居住在西南地区属于氐羌系统的部落。“元代，金沙江南北两岸彝族各部落经济文化发展和彼此之间联系大大加强，随之，出现了一个在彝族中普遍使用的共同族称——罗罗。罗罗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标志着彝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已经完全形成。”(马学良：《彝族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页)“罗罗”一词在彝语中是虎的意思，说明彝族是崇拜虎的民族，“罗罗的族称一直延续使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彝族人民根据自己的意愿，采用古代礼器之‘彝’，作为本民族的通称。”(《彝族文化史》，第26页)
道教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产生于东汉顺帝(126-144年)时期，距今1800多年。道教有漫长的孕育阶段，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原始信仰中，在诸子百家特别是道家哲学思想影响下，在不同地区文化相互交流中，形成以“道”为最高信仰的宗教。“道”是道教信仰的核心，道教认为个人通过修道，可以长生成仙，用道治理社会，可使天下太平和谐。道教神化先秦思想家老子，尊之为太上老君。早期道教在东汉末年兴起于民间，希望用宗教神学的方法解除广大受压迫民众身心上的疾苦，建立和平有序的社会，它大量吸收下层民众，对统治者构成威胁，曾经受到镇压。魏晋南北朝时期，潜伏于民间的道教向统治阶级传播，维护特权、追求长生不死、编造神仙谱系、创作道经宣传道教理论的神仙道教流行起来。
一、彝族与道教的产生有密切关系
道教在历史上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彝族在这种文化交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彝族聚居的我国西南地区江河纵横、山高谷深，但与外界并不完全隔绝。自古以来，这个地区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就从未停止，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在这一地区影响巨大，为彝族与道教发生联系提供了条件。
历史上彝族聚居的“西南夷”地区处于横断山脉，其中分布着六条由北往南流的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江及其支流流经的高山峡谷中，分布着藏缅语族的各族，如藏、羌、彝、白、纳西等。民族学者称这一地区为藏彝走廊，各族沿藏彝走廊不断迁徙，在此过程中也留下了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印记。
在这一地区影响较大的巴蜀文化即沿藏彝走廊传入云南。到西汉时期，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置犍为、牂牁、越嶲等郡，这些地方已经“民俗略与巴蜀同”(《汉书·地理志》)了。古代蜀、楚与西南夷地区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互有往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为楚所‘包’。巴、蜀的东鄙，背面和南面的土地，逐渐为楚所并……楚国的政治势力，不仅达到了巴蜀地区，还越过巴蜀，达到了今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境域。”(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5、216页)
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曾向巴蜀大量移民。司马迁记载，依附于吕不韦、嫪毐的舍人被秦王嬴政迁往蜀地，数以千计，其中有些人参与过《吕氏春秋》的编纂。西汉时期，蜀人司马相如、王褒等以词赋见长。严遵、扬雄等发挥道家思想。还有精通天文历律，在汉武帝时参与编制太初历的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洛下闳，有学者指出：“彝族先民不但认为颛顼是他们的历法始祖，而且承认洛下闳是彝族著名的历法家。”(陈久金、卢央、刘尧汉：《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7页)东汉时期，蜀地更出现了许多道家学者和方士，仅《后汉书》列入传记的就有任文公、杨由、赵典、景鸾、杨厚、董扶、张霸、翟酺、任安、李固等人。可见，秦汉时代巴蜀地区的文化在文学诗赋、道家思想、天文灾异等方面有较高成就，其中不乏彝族先民的身影，这为道教与彝族发生关系奠定了文化基础。
西南地区分布广泛的彝族在氐羌后裔中人口较多而且保存氐羌文化较为完整，早期道教与彝族先民的文化有密切联系。彝族等西南少数民族长期保留着巫鬼教的信仰，“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跪拜……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制服。”(樊绰 著、赵吕甫 校释：《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35-36页)“大鬼主”“小鬼主”“鬼巫”等是巫鬼教的头目。彝族先民认为人死之后，灵魂离开躯体，而凶死者、无嗣者、无人祭祀、无人超度、未经过安魂的灵魂会变成鬼作祟。世间充满了各种鬼，给人带来疾病、贫困、争斗、杀戮等可怕的灾难。这时就必须由“鬼主”采用各种巫术驱鬼纳福，此即史书所谓“夷人尚鬼”(《新唐书·两爨蛮传》)、巴郡南郡蛮“俱事鬼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之说。巫鬼教信仰包含许多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比如崇尚淫祀浪费大量社会财富，加重人民负担，而对恶鬼的畏惧更使民众生活在恐惧中，任人愚弄。
东汉顺帝时(126-144年)，沛国丰(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入蜀学道于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西北)，造作道书，创立五斗米道，其子张衡、其孙张鲁传习此道。张陵学道的鹤鸣山是西南各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枢纽，斜江、乾江流出鹤鸣山谷后，注入岷江，从鹤鸣山而下，沿岷江南达宜宾，再渡金沙江，可直抵滇东。从鹤鸣山沿岷山山脉西行，通往雅安、汉源、越嶲、西昌、盐边、盐源，又可到达滇西。鹤鸣山往西，是氐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往南和西南即是僰、羌、叟、濮、昆明等族所居之地。有学者推测“张道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是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千文。”(向达：《南诏史论略》，载《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认为五斗米道是《老子》思想与氐羌等民族固有宗教信仰相融合的产物。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正式名称为“正一盟威之道”，其中有以上章招神、符咒劾鬼为主的杀鬼驱鬼道术。《陆先生道门科略》说崇拜巫鬼教使“三五失统，人鬼错乱”，人民“枉死横夭，不可称数”，于是“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道藏》第24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9-780页)这表明张陵对当地少数民族原有信仰中的陈规陋习进行了改造，向他们宣扬太上老君所授之道，使信奉巫鬼教的人改信五斗米道，获得成功。其结果是“民夷便乐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资治通鉴》卷64《汉纪五十六》)由此可见，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与包括彝族先民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固有信仰之间有一个互相融合的过程。
二、彝族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密切关系
道教在川滇地区传播，对彝族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创立之初与彝族先民关系密切，此后又逐渐融入其传统信仰中。三国时有著名的夷人道士孟优，“土帅孟获之兄，居大理巍宝山……素怀道念，常往来澜沧、泸水(金沙江)间，得异人授长生久视方药诸书，随处济人。”(郭武：《道教与云南文化》，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2页)彝族聚居地滇东北地区的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墓中，常发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之神的壁画和碑刻，如昭通发现的《孟孝琚碑》、曲靖发现的《爨宝子碑》、陆良发现的《爨龙颜碑》，无论是从碑身所刻浮雕还是碑文所载言论，都无不透露出道教的影响。
公元8世纪初，彝族先民乌蛮联合云南洱海地区的白族先民“白蛮”建立南诏政权。南诏王室蒙氏是起源于今大理巍宝山一带的乌蛮，与道教特别是天师道有密切关系。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南诏王阁罗凤命清平官(宰相)郑回撰写《南诏德化碑》，称颂阁罗凤的功业，并表示愿意归附唐朝，“为西南藩屏”。碑文开篇说：“恭闻清浊初分，运阴阳而生万物；川岳既列，树元首而定八方。道治则中外宁，政乖必风雅变。我赞普钟蒙国大诏，性业合道”(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册，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7页)这里用“清浊”“阴阳”等术语来解释天地万物和社会人伦的生成，有浓厚的道教韵味。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阁罗凤之孙异牟寻与唐朝官员崔佐时在大理会盟，誓文说：“云南诏异牟寻及清平官、大军将与剑南西川节度使判官崔佐时谨诣玷苍山北，上请天、地、水三官，五岳、四渎及管川谷诸神灵同请降临，永为证据。”“其誓文一本请剑南节度随表进献；一本藏于神室；一本投西洱河；一本牟寻留诏城内府库，诒诫子孙。”(《云南志校释》，第329-331页)这个仪式是根据五斗米道常用的“三官手书”请祷方法进行的，即向天、地、水三官呈上章文，忏悔服罪，祈求获得神灵的感应，救济疾苦。南诏统治阶层在与唐中央政府进行盟誓时祈请“三官”“五岳”“四渎”等道教神灵为之作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虑，与崇信道教的唐王朝拉拢关系，但同时也说明南诏王室对道教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和接受。
明清时期，云南道教兴盛，在民间影响较大。明代高道张三丰、刘渊然、邵以正等在滇弘扬道教，刘渊然向明朝廷推荐高徒邵以正进京主持编修《道藏》，于正统十年(1445年)刊成《正统道藏》，收入道书5305卷，是唯一完整流传至今的官方编刊的道教丛书。在民间，道教诸派与民间信仰、少数民族固有信仰结合在一起。就彝族而言，明代已翻译、刻印道教劝善书《太上感应篇》。解放前云南武定土司家发现有爨文(老彝文)《道德经》，将《道德经》译为老彝文绝非易事，不是短期能办到的。(参见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62页)明末清初，来自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贵州丹霞山等地的道士将巍宝山(南诏始祖细奴逻发迹之地，在今云南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开辟为道教丛林，使巍宝山成为西南道教名山。山上不仅供奉三清、四御、三官、三皇、斗姆、文昌等道教神灵，还供奉蒙氏南诏王、彝族土官左姓祖先。(薛琳：《巍宝山道教调查》，载《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28-229页)说明道教神仙信仰与彝族祖先崇拜相融合。
道教与彝族文化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在彝族传统信仰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云南道教名山巍宝山上有青霞观，又名老君殿，相传为道祖太上老君点化南诏王细奴逻之所，殿中石碑《重修巍山青霞观碑记》说：“巍山灵峰传为道祖显化地，南诏发祥实基于此。”(《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250页)把老君与彝族古代史上著名的南诏王细奴逻联系起来，表明老君与彝族的生衍有密切关联。云南昆明一带的彝族传说彝文是太上老君所传。“相传太上李老君的一个牧童，性甚灵敏，每天为老君到旷野放他所骑的青牛。当空寂无人之际，口中常念诗道：‘三清圣号广宣传，一举能消万劫殃。七宝林中朝上帝，五明宫内礼仪皇。常乘白鹤游三界，每驾青牛遍十方。诚等志心皈命礼，鸾歌凤舞降瑶坛。’老君驾云时听到牧童所唱诗歌，每存孺子可教之念。他常在沙上写下字迹，牧童看见就抄录下来。老君于是教他各种写法和读音。后来牧童竟传老君的衣钵，而为‘觋爸’(祭司)和彝文的始祖。所以现在‘觋爸’都奉老君为教主。”(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牧童口中所念的诗，是道教请神仪式中常用的，而将太上老君作为文字的发明者，说明道教曾推动彝族文化发展。彝文主要由巫师“毕摩”掌握，这些人“汉人叫做‘道士’，也称为‘觋爸’。这种道士多是世袭……历代相传有各种祭送鬼魔，寿祝天地，请神祈福和筮卜，符咒等类经书的抄本。”(《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第18页)毕摩所从事的活动与民间道教解除群众疾苦、为百姓造福的宗旨是相符的，所以汉人将这些人称为道士，说明道教已经渗透到彝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其传统信仰的重要方面。道教作为彝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为彝族民众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宗教文化方面的解释，在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效果，对彝族的民风、民俗、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道教酝酿阶段、早期道教从民间兴起的阶段、道教兴盛及其影响扩大的阶段，我们都能看到其与彝族文化的互相渗透和影响。彝族与道教的紧密联系，展现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的历史画卷。这说明，道教这个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宗教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没有排斥少数民族文化的思想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