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拜，源于《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后来，江湖中人崇拜、仿效刘、关、张，久而久之，遂演变成一种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礼仪习俗。
（图片摄影：阿牛史日）
凉山彝族传统上重视家支血缘关系，因而彝族谚语有“彝区亲戚大，汉区官印大”之说。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除了在冤家械斗或抵御外族入侵时家族支系间举行钻牛皮、喝血酒仪式，以期结成攻守联盟共同对付敌人外，从未听说过有彝族和彝族结拜的现象，彝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结拜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5年5月，红军长征过凉山时，刘伯承与彝族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彝海结盟”。结盟之后， 红军先遣队顺利地通过了凉山彝族地区，红军主力也浩浩荡荡地长驱北进。彝海结盟是党和红军执行民族政策，开展广泛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成功的典范，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除“彝海结盟”外，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彝族和其他民族有“拜干亲”现象。所谓“拜干亲”，就是不同民族家庭之间没有真正的姻亲关系，但相互称对方夫妇为“亲家”和“亲家母”，逢年过节经常来往走动，遇到婚丧嫁娶或天灾人祸也会相互出手帮忙的民族团结行为。
原凉山彝族自治州民委主任勒索子哈在《民族联系难隔断，各族历来有交往》①中回忆道：“约在1934年初，我的父亲就结交了一名叫李应善的汉族朋友，他家住在原西昌县大兴场东面，距离镇街和市场很近，买东西方便，而且李家本身也做一些生意，是一户兼营商业比较富裕的农民。我们两家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步成了真诚的朋友，彼此间一直保持常来常往的互相帮助的关系。按彝族的习惯称呼，我称李应善为阿波日，即李大伯，李的爱人姓高，但我还是称她为李莫日，即李大妈。李应善是一个很诚实而守信用的农民，他的专长是会酿酒，还懂一些彝语。李大妈是一个能说会道而且很会做生意的妇女，李家的里里外外都是她当家。她长期与彝族打交道而学会了彝语。她的彝语讲得很不错。我们去她家在摆家常话时，除她自己用彝话给我们讲话外，还叫她的娃娃们跟我们学习彝语。她说懂彝语将来去彝区做生意方便，也好与彝族老乡们打交道等。”勒索家与李家的这种交往就是一种典型的拜干亲行为。
笔者出生在盐源县白乌公社的羊圈拉达，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结识过两个干亲家。其中一个住在与羊圈拉达同村的联合社，我们只知道他姓舒，父亲让我们叫他“俄助阿恰”（“ 俄助”是彝族对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蒙族、摩梭、纳西等族群的统称，“阿恰”是彝语“伯父”之意），“俄助阿恰”从未来过我们家，而我们每次到公社去赶场都要从他家的屋子背后经过。有一次，父亲带我去了“俄助阿恰”家，那是一个四合院，虽然是土墙冲的，却比我们彝族住的土墙瓦板屋高大气派得多。“俄助阿恰”显然比父亲老一些，他身材高大，穿着与父亲几乎没什么区别：头上缠着黑帕子，上身着对襟卡几布衣服，下身穿看不出颜色的宽口裤子。院子里有些昏暗阴冷，只有几个中年妇女和老人，父亲打着汉语和他们一一招呼，他们的名字却都是很明显的俄助语。那天，我生平第一次在“俄助阿恰”家吃上了梦寐以求的汤圆，不过，可能是因为拘束了点的缘故，汤圆的味道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长大后我才了解到，“俄助阿恰”与我们家是世交，他们家其实是纳西族，解放前一直是木里土司设在白乌觉的把总。当年，巴折罗洪祖祖支系和盐源罗洪沙祖支系打冤家，祖祖支系头人罗阿什子（汉名罗振江）进攻大林、白乌时所向披靡，我爷爷曾代表沙祖吉额阿歪支系游说罗阿什子，兵强马壮的罗阿什子便没有侵扰沙祖吉额阿歪支系。而舒把总家担心被罗氏洗劫，带着全部细软到我爷爷家避过难，俄助舒家和诺苏马家的民族情谊更加深厚了。成立人民公社后，舒把总家和我爷爷家都被划为了地主，所以惺惺相惜，尽管两家都有江河日下之感，却仍保持了一些来往。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在生产队里赶马车。那时，羊圈拉达的每个家庭基本上都与干海公社喇嘛桥村的某汉族家庭结成过“干亲家”。于是，父亲便又认了一位赶马车的汉族干亲家。他与父亲同庚，因为勤跑羊圈拉达，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知道他叫谢光云，只有我们家里的人称呼他为“谢保爷”。 谢保爷身材矮小，面色红润，长年戴着个旧毡帽。每到火把节或彝族年，就吆着他的马车，车上栓着小半袋大米和几把青椒，从干海坝子风尘仆仆的来到羊圈拉达，直奔他的干亲家马阿史家。谢保爷卸下马车上的大米和青椒，第一句话便是问我们：“阿爹在家不？”我们回答后，把他迎到屋里，赶快为他生火煮茶烧洋芋，心里想着今晚又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了。在干亲家家住上一两天之后，谢保爷两脚叉在马车的两根架子上站好，后背靠着一车木柴，木柴上搭着几袋胀鼓鼓的洋芋，戴着他的小毡帽，眯着他的小眼睛，乐呵呵的挥着鞭子让马车一路小跑向干海坝子驶去。就这样，谢保爷的身影时常往返于喇嘛桥和羊圈拉达间，陪我度过了物质匮乏、精神快乐的童年时光。待到我初中毕业后，农村实行包干到户政策，农民的日子渐渐好过了，干亲家之间的走动越来越少。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们才猛然记起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谢保爷的马车和他那戴着毡帽的熟悉身影了。
1994年10月，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郝瑞和吧莫阿依在冕宁漫水湾做短期田野考察，了解到安宁河流域彝汉两个民族拜干亲的情况②：
“实际上，村里有一种机制在经常地加强着彝汉两个民族中个体家庭之间和成员之间的关系。王成亮向我们解释了认干亲的过程：
‘如果你的孩子体弱多病、经常哭闹，你就应该找一个与孩子属相相合的人，结成干亲关系。在新年时，亲生父母领着孩子到干爹干妈（或干爷爷、干奶奶）家拜年，在神龛上给干爹家的祖先上香。干爹干妈给孩子新年礼物如酒、糖、肉等，并送给孩子一件衣服。这种义务一般维系三年左右。’
……
干爹干妈要给孩子取名，姓随干亲家的姓。这个新姓名只有干亲家家的人使用。比如，王成亮的儿子王林生认汉族吴方佑为干爹，吴家管王林生叫吴长寿。如果你与高山的彝族结成干亲关系，他们也许给孩子取一个彝族名字。
根据彝族村民和汉族村民双方的看法，干亲关系在加强两个民族个体家庭之间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村的彝族内部难得有认干亲的情况。他们认为，因为已有联姻结成的密实关系，再认干亲就显得不必要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经济飞速发展，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通过录像厅里的电视屏幕引发了农村彝族孩童的无尽遐想。《英雄本色》等香港黑帮题材影视剧风靡大陆，以及其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型电视连续剧的热播，使结义、拜把子情结植根于彝区青少年的潜意识里。以致一度时期，走在大小凉山的任何县乡级城镇闹市里，都能看到染着一撮黄发、戴着墨镜、穿着印有《古惑仔》剧照T恤衫的炫酷彝族小青年。
近几年来，凉山彝区农村青年进城打工潮不断升温，以致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子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彝族根深蒂固的 “父欠子债，娶媳安家；子欠父债，送终超度” 观念，“一斗不作十顿吃，难以度终年；十斗不作一顿充，难以待宾客”的消费习俗，加上有钱就任性、盲目攀比的时代风气，让结拜行为逐渐在彝人生活圈中杠上开花，催生出了为绷面子而结拜赶礼的文化。
据说，结拜现象最初出现在盐源县彝族人口最多的白乌镇农村。当时，几个常年在外打工的青年陪同一名发小从成都回白乌老家奔丧，见到本应十分热闹的葬礼冷冷清清，连宰条牛都找不到适合的人手—-村里的青壮年几乎都天南海北的打工去完了。几个青年立马安慰发小说，我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你的父亲当做我们的父亲来送终。今后，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只求一起把各自的“四大老人”（指父母、岳父母） 体体面面地送终超度。于是，他们击掌结拜，干杯约定：哪个结拜兄弟的“四大老人”之一去世了，其他的结拜兄弟便共同出钱出力，组成奔丧队伍，燃放烟花爆竹，浩浩荡荡去奔丧！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结拜成员越来越多，奔丧队伍越来越庞大。结拜因子逐渐在彝人生活圈中发酵，由农村蔓延到了县城，再由盐源蔓延到木里、盐边、宁蒗、西昌、昭觉……结拜成员由农民、男子扩展到了职工、主妇。结拜奔丧队伍在彝族丧葬活动中出尽风头，家支会、同学会、战友会、姻亲团、单位同事等交际圈在它面前纷纷败下阵来，自叹弗如。
凉山彝族结拜仪式不像影视剧里的汉族江湖好汉焚香跪拜，歃血盟誓。通常是参加结拜的人相约在一起，以AA制的形式出资杀猪宰羊，买酒痛饮，并集体商议结拜后成员之间的经济互助义务。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假如某结拜成员的“四大老人”去世或结拜成员子女升学、乔迁新居、遭遇飞来横祸时，其他结拜成员每人必须赶多少礼；像搞客运、跑野的等有风险的行业遇到天灾人祸需要赔钱时，定好每个结拜成员至少应资助多少钱等。从结拜的圈子看，有结拜街坊邻居的，有结拜同乡工友的，也有结拜行业熟人的，还有结拜出自同一家支的已婚女性的；从结拜的规模看，有结拜三、五人的，有结拜数十人的；从结拜的金额看，有结拜500元的，有结拜数千元的。结拜成员之间名义上是兄弟姊妹，实际上仍保持平时喊什么辈分就喊什么。辈分没变，但赶礼义务就不再是量力而行，而是哪怕自己当时囊中羞涩，砸锅卖铁或借高利贷也必须按结拜时定好的数目拿出份子钱。
去年国庆节回白乌老家看望父母，我问父亲身体可好，他说现在的老人哪里还敢生病，村里结拜了的年轻人一听说有老人生病，就有人欢喜有人愁，兴奋异常。村里76岁的吉牛阿普已卧床数日，他的儿女像是巴不得老人家尽快断气似的，几次三番请毕摩为老爸做“卓尼硕”（祛秽）法事。吉牛阿普儿子的十多个结拜兄弟中，有几个忧心忡忡，害怕承担每人一千元的份子钱。
父亲面带微笑定神观察了我的表情，补充道：“我听你大哥说，你在县城天天东奔西跑去赶礼。该不会把我也拿来结拜了吧？”我说：“老爸，结拜赶礼是你们白乌人民的天才发明，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与你和大哥喝一杯结拜酒，让我们三人从此平起平坐，好让你们两个扶持一下我这个城市贫民啊！”老爸“噗嗤”一声反唇相讥：“难道国家干部的能耐就只会耍贫嘴？”
国庆黄金周还没有结束，吉牛阿普便寿终正寝。子孙们立刻忙得不亦乐乎：先给他穿上寿衣，抬上尸床，然后用哭声和鞭炮向邻居宣告老人的死讯。接着，请毕摩推算齐人、出殡的良辰吉日，并用手机通知各路亲朋好友。吉牛阿普有一子二女，儿子在他身边务农，两个女儿皆已出嫁。自他去世之日起，前来祭奠的亲朋好友便络绎不绝，儿子的十几个结拜兄弟家倾巢而出，“波则”（老公）们帮吉牛家杀牛宰羊，“媳嫫”（老婆）们帮吉牛家弄饭洗碗，孩子们端茶倒酒，把吉牛家的客人一个个招呼得巴巴适适。
到了齐人那天，死者的各路亲戚倾其所有，充分展示自己的人脉和财力。其中，ＰＫ最激烈的两支“赶死队”自然是吉牛阿普的两个女儿家了。大女儿依作嫁给了县上某企业的中层管理，依作的靠山除了老公的亲戚朋友外有两泼结拜姊妹，一泼是住在盐源县城的吉牛家族成年妇女二十多人，每次奔丧每个姊妹出560元，整数凑现10000元交给依作，几千元的零头全买烟花爆竹用于进场时燃放；另外一泼是依作在饭桌、赌桌上结识的彝族全职太太十多人，每人每次600元，使用方法如第一泼。幺姑娘依洛嫁给某村的村支书，他常年在县城经营中巴车线路。村支书除了自己的亲友团，还结拜了一帮住在县城跑客运、搞工程的朋友，这一支结拜奔丧队伍的人数多，礼金规定也更高，但个中内情外人不得而知。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吉牛阿普家的两支姻亲奔丧队伍先后从不同的方向朝主人家赶来，一时间，主客双方烟花呼啸、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如果只听声音、只看烟雾，那阵仗绝对不亚于解放战争时期的一场阵地战。可怜吉牛阿普活着时老实巴交，勤俭持家，从来舍不得花钱买包烟来抽，死时光大女儿依作家烧掉的烟花爆竹就价值近2万元！在世时为人严谨，没有享过什么清福，离世时丧事喜办，被人娱乐了三天半。
作为吉牛阿普看着长大的邻居，我在老人家的葬礼上迎来送往，沉醉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当我迈着太空步沿着到处是烟花残盒碎屑的小路回家时，我的身体疲惫得快要虚脱。亦真亦幻中，有个声音不停的在我脑海里怒喊：作为一个读书人，凉山诺苏的盲目攀比厚葬之风，你难逃其责，难逃其责！
( 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注：
①《彝族文史研究》内刊第27页，攀西地质印刷厂，1999年3月版。
②《中国西南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美）郝瑞著，巴莫阿依译，载《凉山民族研究》1997年刊第109页。 特此向图文原作者致以敬意和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