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影像可以提供如此信息：民俗发生的地域特征，民俗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人物表情、肖像，民俗事件的过程结局等，凝固下的这些瞬间使我们的视角停留在时间与空间交叉点。年年有民俗事像与生活，场场参与者和活动过程都有差别，照片影像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能够让我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享受同样的内容，在“读图时代”或“视觉年代”，民俗生活的影像表现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民族文化开发传播的需要。
（凉山彝人 拉杜摄影作品）
彝族毕摩的插图经书与凝固瞬间的影像价值
生活在大西南的彝族人有着悠久丰富的视觉文化，古老的彝族象形文字与毕摩的经典插图就是其中之一。彝族的象形文字已有90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各种象形文字的始祖，由彝族象形文字可以来破译许多古代的难解符号。作为彝族知识阶层的毕摩，创造了丰富文化艺术中绘画、泥雕、草编、剪纸等视觉文化，其最为独特和精彩的要属古彝文经书的插图、英雄支格阿龙的图像，众多妖魔鬼怪的绘图，以及人世间的各种害人精灵画像都成视觉符合插在各种经书里。彝族的这种插图符号、图画文字与现代“读图时代”人们的欣赏方法是一样快节奏容易记忆的功能，两者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彝族毕摩的传统职业是主持民间信仰活动，充当阴阳间的使者，他们熟悉人间的天文地理，精通历算，也知道阴间的人事变故，妖魔鬼怪的纠缠与需求。在举行人生隆重的祭祀等礼仪时，主持仪式的毕摩所必备的法器有：经书、神扇、神铃等，经书中就有神秘的英雄支格阿龙的插图画。为了在法场中显示自己的神力或震慑妖魔鬼怪，经书里的插图是相貌怪样威力无穷、神人合一的英雄支格阿龙。毕摩经书里这些古老的绘图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功用：一是让在场的世人和阴间的妖魔鬼怪们记住这个使者相貌，二是毕摩们以此来增加自己的驱邪魅力。更重要的价值是于我们通过这些插图风格和特点的研究，可以推测彝族经书产生的年代和古代彝族人的世界观和审美情趣等。
摄影可以“凝固瞬间的画面”，留住时间，还能精确表现被拍摄者的细节、人物表情姿势、人物之间的关系、地域特征等。摄影技术出现后就用到记录民间文化事象和生活形态的工作中，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摄影与民俗学都产生于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影与民俗学一开始就是一对密不可分的姐妹，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是大众的风俗习惯、人生礼仪、民间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摄影技术在产生后也有“摄影艺术”还是“摄影记录”的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摄影应该是用来创造艺术作品的，还是用来记录现实的生活事物等。而“摄影记录”中就有文献记录或用影像来抢救记录“异族”将要消失的民俗文化的做法。1980年以前的我国也把“纪实摄影”翻译成“文献摄影”。可见用摄影技术来记录照片的做法由来已久。
在世界摄影史上摄影家和人类学家都曾经用摄影的手段来记录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态，著名的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和马格丽特·米德在巴厘人的小村庄里搞了4年的研究，共拍摄25000张照片。美国摄影家柯蒂斯(Curtis,1868-1952)，从1900年到1930年，用30年的时间走遍80多个印第安部落，拍摄了４万多张已近消失、正在消失和行将消失的北美洲印第安部落人外貌服饰和生活习惯的照片。柯蒂斯的摄影成就得到大家的认可，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柯蒂斯工作起来像一个制图员，他把每张脸当作历史的地图来阅读。”后来相继出版了20卷图文并茂的《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轰动一时，纽约的一家大报把它称作“自詹姆斯国王版《圣经》以来，书籍印刷中最艰巨的任务。柯蒂斯实现了他的梦想。他完成了美国摄影史上至今无人可以与之匹敌的一项摄影工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一些摄影家如方大增、孙明经、庄学本都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学色彩方面的摄影。其中，庄学本从1934年开始进入青海的果洛地区拍摄，用十年的时间对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的9个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拍摄，他拍的照片肖像惟妙惟肖、表情自然，出版了《西康彝族调查报告》、《羌戎考察记》、《十年西行记》等十多种著作，是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200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又出版《尘封的历史——摄影大师庄学本20世纪30年代的西部人文探访问》，确立了他在中国民族摄影界的地位。
（凉山彝人 拉杜摄影作品）
用影像记录彝族丰富的民俗事象和形态生活是对多元文化的保护和宣传
根据全国第五次（2000年）人口普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彝族有770多万人，他们世居在西南的大凉山山脉和哀牢山脉地段，这里山河纵横，山区与坝子相间，形成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彝族地区历来就是人们向往的地方之一，早在十八九世纪就有外国传教士和探险家深入彝区腹地，对彝族的传统文化民俗事象，民俗生活形态做过调查记录，并留有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如美国国家地理协会的洛克、法国探险家多罗、1898—1904年法国驻我国云南总领事方苏雅，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民族摄影家庄学本都到过凉山，并拍了有关大凉山彝族的照片，这些现在已经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
对彝族的动态影像记录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最为著名的是1964年摄制的电影《阿诗玛》，一首《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组大三弦的舞蹈，通过音像作品把彝族撒尼人的灿烂文化宣传出来，使彝族文化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此后，一些反映彝族社会变化的《水拍金沙》、《奢香夫人》、《从奴隶到将军》、《达吉和她的父亲》、《长征》、《花腰新娘》等电影中也出现大量的彝族文化与民俗，人们通过这些影像作品的宣传，初步获得了有关彝族的知识和彝族人的文化生活情况。近年来随着各省市地方电视台的成立和影视制作公司的出现，有关彝族文化和风土人情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57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拍摄了《凉山彝族》。还有云南电视台的《彝族虎文化》、云南民族学院的《毕摩与祭坛》、四川电视台的《中国彝族》、《古堡人家》、中央民族大学等制作的《虎日》、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毕摩》等。其中庄学本1938年11月5日到凉山，在那里停留了十几天，拍摄了彝族婚礼、人物肖像、毕摩祭祀仪式、彝族武士出征、奴隶主与奴隶、手工业作坊及西昌、昭觉的市景等。
从拍摄的内容上看，早期的摄影作品内容多以彝族的民俗生活为主，电影作品的内容主要以某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与彝族生活形态变化中的人物（《奢香夫人》、《从奴隶到将军》、《达吉和她的父亲》）为主，电视作品的内容除了彝族的传统文化民俗生活形态以外，近年来，还记录了彝族地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命运（《花腰新娘》、《古堡人家》），彝族社会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虎日》）等。
反映现代彝族的影像作品也很多，成为表现中国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国际民俗摄影记录片等视觉作品比赛中，反映彝族民俗生活的影像作品纷纷获奖，如由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世界民俗摄影比赛“人类贡献奖”年赛中，从一到四届都有反映彝族的影像作品获奖：《椎髻》（作者 胡小平）、《大凉山彝族妇女服饰》（作者 禤灿雄）、《大凉山彝族民间选美》（作者 列来拉杜） 、《凉山火把节》（作者胡小平）、《凉山彝族服饰》（作者胡小平）、《狂欢之夜》（作者江涛） 、《一个彝族老人的葬礼》（作者李兮）、《彝族最后一个奴隶主的葬礼》（作者肖萱安）。1998年欧燕生拍摄的《火神的盛典》获节日文化类一等奖，这组专题共9幅照片组成，作品的文字介绍“彝族对火的崇拜由来已久，自称是‘火的民族’。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境内的彝族山寨中至今仍保持祭火的传统。其中，红万村的‘祭火神’是最完整的”（《人类的记忆Ⅰ》 P85——93）。“祭火神”在每年农历二月三日举行，届时，彝族人要通过钻木取火、纹身祭火、赤足越火等许多情节活动祭祀火神，为山寨祈福。欧燕生对彝民族以火为图腾的精神崇拜有着独到的理解──以火为神的民族，自然热爱火的温暖、热烈和升腾不羁的生命力。于是他在这组专题中很好地把握了叙述情节和抒情展意的融合，将火神的盛典拍得极富蛮荒、神圣和壮丽色彩，人们头戴面具、褴褛衣衫、手足并舞。2000年，第三届“人类贡献奖”年赛中，欧燕生拍摄的《哀牢山跳虎豹》共九张照片组成的专题获得节日文化类的一等奖。“彝族人自称是虎的后裔，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峨足村，每年都要过虎豹节，驱赶逐魔，保佑村民平安”。参加跳虎豹舞一般是12个 11岁到15岁的男孩。舞前，大人们要为孩子们化妆。化妆的整个过程外人不能看到，化妆之后，男孩子全身赤裸，身上用红、黑、黄几种颜色绘满虎豹的花纹，在胸口处还画上一把月琴。孩子们的头用棕叶包起来，顶上插两根雉鸡的长翎。化妆完毕的“小老虎”、“小豹子”们不能说话，因此，既便是平时和他们最为亲近的人也难认出他们。
2004年的第四届“人类贡献奖”年赛，共有71个国家的1867位摄影师的3010组27235幅图片参赛，为了表现出区域文化记录力量对“人类贡献奖”，评委由来自7个国家的9位摄影名家组成。在上千组的照片中，我国作者唐跃武的一组反映凉山彝族生活的组照《大凉山深处的彝族人》，获得人物服饰类一等奖，在这组作品里有这样的背景说明“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聚居着180万彝族人口，而散居在大凉山深处的布拖、昭觉、美姑一带的彝人，他们生活在海拔2000多米的褐色土地上，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本民族原创性的文化，在这里，古老传统的生活很少受到冲击和破坏，他们纯洁而真诚、勤劳而顽强，过着简朴而又尊严的生活。”这些照片的内容大多是反映彝族传统生活方式、人生礼俗等内容。此外，还有反映凉山彝族人生活的组照《凉山彝人》，获得在美国举办的’98琼斯母亲国际报道摄影基金最高奖“琼斯母亲”优秀奖章。《白云深处有彝家》获第20届中国国际摄影比赛金奖。
从19世纪开始到今天，凉山彝族的生活方式仍然很有吸引力。照片作为视觉符号之一，是最直接的语言，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中最容易沟通的方式。随着读图时代的来临，“老照片”、“图文书”等越来越成为畅销书，视觉文化以其不可抗拒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征服了读者。这些民俗摄影作品能在国际比赛中获奖，除作者高超的摄影技巧外，还与拍摄内容的彝族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和多元文化的元素分不开。
原载：《中国民族》2006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