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诏王族的研究，我在2007年出版《滇国研究》中，收入一篇《哀牢王族研究》，涉及哀牢王族与南诏的关系。后来出版《滇史散论》《滇国史》《云南两万年》《云南史前史》《滇学》等书，并且长期接触《云南文史》的审稿，或多或少接触到事关南诏的问题。接着是在南京文物研究院沈骞先生介绍下，给陕西的《大明宫》写了一些文章，推介的都是南诏王国时期的历史文化。
庚子中秋之前，参加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调研组来到巍山，第一次涉足南诏王国的发祥之地，自然就想到了寻找南诏王陵的种种故事，在巍山孔子学会会长苏佳林先生的安排下，我与县政协只廉清副主席相见，他是南诏文化研究中心砧主任，送我他主编的《南诏史论系列丛书》，当晚突击浏览时，有了这个题目。
我的家乡诞生过一个句町王国，前些年考古发掘之后，证实了这个王国的存在。文献记载，句町国王接受过西汉王朝征召，率兵前来镇压那时叫做叶榆县的大理一带造反者。所谓叶榆，指的就是今天的大理地区。
明代流传一本叫做《淮城夜话》的书中，披露过“叶榆七子”早期对南诏王陵的盗墓问题。写书的年代，距离记录事件的年代，已经过去了300年左右，其记录的显然是当地坊间传闻。其真实性需要考古文化遗存来证实。该书记录与宋并存的大理亡国之后，元代时期的大理国王族个别后裔竟然成了“盗墓贼”。曾经的达官贵人或名门之后中，有一位女性叫做段宝姬，就是大理国第九代总管段功之女。
根据记载，元代时期，“叶榆七子”在深山老林中发现了几十个古墓坑，皆无任何器物，认为是早期被郑买嗣捣毁过的陵墓残迹。郑买臣不仅毁掉了南诏王国，还把南诏王族尸骨扔出墓坑，做下了挫骨扬灰的令人不齿之事。这些元代的“盗墓贼”，并非最早的一批。《淮城夜话》还讲到大理国后期，打着“南诏”旗号而毁掉南诏的权臣的“郑买嗣”之流，就是南诏王陵第一批罪恶滔天的“盗墓贼”。
在此之前，有一部南诏国时期的书，属于调研报告性质，是唐代樊绰参照袁滋《云南记》写的《蛮书》。这本书，还有《蛮夷记》等别名。作为唐代官员，作者在唐玄通三年（862年），受命对南诏王朝诸事调查的记录，类似日记，可靠性自不待说。
樊绰在调查资料写道：“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贮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或铜瓶或铁瓶盛耳藏之。”
这就说明，不能按照传统的王家模式去寻找南诏王陵，因其“金瓶贮耳”，王陵应该不是很大，“盛耳金瓶”必定深埋，应该是不垒坟冢，也可能没有墓碑，不是同代共存者，尤其是直接参与深埋金瓶者，基本上不能寻找到准确的地点，当然也不可能寻找到南诏王陵。
从古至今，人们对南诏王陵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进入现当代，到了1938年11月，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时任中央大学工程学院教授提出苍山白王洞遗址可能是“南诏王或大理王陵地”。1957年、1958年、1979年、1990、1999年，分别有中国学者或日本、泰国学者亲临南诏王故地，探索过南诏王陵的具体地点。
云南日报高级编辑李成生长期关注南诏历史文化，亦在报上介绍过探索南诏王陵的各种线索。他认为彝族采药老人的奇遇，极有可能是寻找南诏王陵的主要线索：
那是2001年夏日某一个傍晚，采药老人又累又饿，急着离开南诏王的发祥山谷回家。无意中掉入一个地洞，洞中金碧辉煌，“金罐”满地。老人惊悚当中，爬出地洞，慌不择路，回家后便一病不起。辞世之前，他将秘密告诉儿子。处理完父亲后事，儿子按照父亲告知路线觅宝而去，始终无果。即将父亲的奇遇报告当地政府。《暴找王陵：探秘失踪的南绍、大理国王陵》这本书说，当时由大理市政府牵头，分别组织数个考古队，以巍山、剑川、大理、弥渡几个县、市为中心进行考古普查，虽然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到青铜铁器时代的文物，但没办法实现找到王陵的愿望。
数年之前，通过一位朋友转告，她们家住在洱海双朗的叔叔，信誓旦旦说是附近发现了两座南诏王陵，希望我去考察一下。我与省考古所杨帆研究员电话沟通，回复曰信息是否有误。但朋友亲戚说得很肯定，还询问确定后政府可否奖励？为了确定信息，我们便驾车前往。到了下关约上州文管所学弟杨长城一起到了双朗附近山上，最后确认是流石堆砌，并非王陵，唯有失望而归。
9月16日，考察来到巍山，第一次到了南诏王国发祥地。县孔子学会苏桂林会长团队私宴我个人，餐叙当中，了解到这样两件事：
其一，若干年前，有人徦冒国家文物部门的人，手持“公函”从当地收藏家手中骗借精美石佛一尊，随后便无影无踪，茫茫人海中唯有留下了醒悟之撕……
其二，收藏家有鎏金观音像一尊，16.6公分高，由当地安排保管于金融部门，不得随便取出，长期禁锢于保险柜中。
我初步发现，当地注重讲述南诏王族的故事，但彝族“六祖分支”“太阳历”的论证则鲜见提及。说到南诏王族的起源，学者研究依据《华阳国志》，更多的是定论南诏“自言哀牢之后”，故对“哀牢是南中昆明祖之”深信不疑，很少把南诏与“六祖分支”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深入研究。
县政府组织编写的《巍山彝族简史》，勉强提及“六祖分支”中武、乍两支进入洱海流域，但却确定“巍山境内主要是昆明族部落集团”，实际上还是认可《华阳国志》的观点。
在我的研究中，发现《后汉书》记录的《哀牢传》本身就语焉不详，学人研究这条证据，皆不联系《华阳国志》同类记载“夷语”和“华言”的民族语言发音，汉字记音的“鸟语”内涵，且不总结故事中心，其实是“龙”为儿子“挠背”的神话，多从汉语方面认识，不核对其“鸟语”对应吻合于当今壮语和布依语、傣语的问题，且哀牢王不使用父子连名制，与南诏王时兴连名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些年在保山市昌宁县大甸山考古出土钺型权仗，研究权仗纹饰，加以对照相关文物、文献，出土铜鼓、权仗之墓，可以确定是王者之墓，墓主本质上具有越人成分，证明我从语言学方面解释《哀牢传》中的“鸟语”内涵与“华言”吻合，证明哀牢王并非南诏王之祖，南诏王更多的应该与“六祖分支”的传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入睡之前，翻阅县政协副主席、南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只廉清送来一摞南诏研究文集，感到他们的研究，同其短暂交流时，他强调的研究民族英雄与民族源头同样重要。
次日离开巍山，微信交流时他认为彝族土主与白族本主各有不同，我则强调二者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具有同源的关系。我先是联系通海句町王亡波庙，大理国首王段思平尊句町王亡波为土主，我的依据，来自《云南通志》记载，一位白族大理国王，为句町王建盖土主庙宇，不是白族自豪的本主庙本身就是土主和本主同源共性的典型事例。
这次调研，还从剑川土主庙中八卦图结构中寻找到二者共性同源的依据，离开巍山后，当日在喜洲“扎染博物馆”宣传《张胜温画》“蛮王礼佛图”中，我仔细揣摩“扎染”画面，竟然又寻找到”土主”与“本主”同源共性的根据，从而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我判断的基础，来自多年研究昭通绥江新滩刻写彝文岩画的结果，现今加了上述几个方面新的证据，加上最近对《山海经》研究时，从文献记录中，得到了文献对上述证据综合研究的记载证实。在这些基础上综合材料，再去探索南诏王陵的线索，或许我们会洞开思路，得到新的启示。
但愿，寻找南诏王陵研究的路程，不再遥远，综合考古和文献记载，结合民俗材料，带着实事求是的理性思维定式，去探索寻找南诏王陵的路径，可能会有新的开拓性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