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加强人类古文字遗产拯救、研究与保护，由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主办，邀请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等机构合作，共同组成的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组，于2009年6、7、8月在香港连续三次召开“中国古彝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香港）研讨会”，会间邀请了两岸四地其它有关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参与讨论，最后于8月22日在香港正式形成《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
主办：香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
合作：香港世界遗产研究院，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
课题组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秘书长、研究员吴淳在会上阐述了应用《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The valued inheritance of the world ancient characters worth evaluation system，简称“6D评鉴指标”)对中国古彝文与世界主要古文字进行比对评鉴研究的整体情况，并特别说明：此次研讨会及涉及古彝文与世界古文字比较研究课题，是基于数十年来其他诸多专家学者既有研究成果而进行的评价意见与建议。
课题组委托特邀总指导、世界遗产研究院执行院长乔惠民发布了该建议报告一个阶段性评鉴结论：中国古彝文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
课题组成员与及与会特邀专家充分发表了研究与评鉴意见，表示赞成这一评鉴结论，并表示赞成这份报告提出古彝文整体申报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工程名录）的建议。
一、自创评鉴体系：研究古文字遗产特殊命题
课题组长吴淳在会上指出，此间讨论形成的《中国古彝文在世界古文字中的价值地位评鉴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建议报告》，系课题组依据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研制和首创的《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有关指标、方法、流程，依托和参考大量专业性、史料性、考古性彝族文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完成的。该体系研究评鉴古文字核心价值内涵，在于“长、宽、厚、活、定、值”六个维度上，以六维简洁指标对彝族文字在世界古文字遗产中的地位与价值进行评鉴。
吴淳介绍评鉴体系说，课题组依据保护人类珍稀文字遗产的主旨精神，最值得总结的是遵循系统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公正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形成了古文字的专项评鉴指标系统，以六项内核评鉴单元构建了研究评鉴矩阵模型。这一研究评鉴系统主要从文字的生命力——“长度”、文字的影响力——“宽度”、文字的文化力 ——“厚度”、文字的传承力——“活度”、文字的稳定力——“定度”、文字的价值力——“值度”等六个维度对彝族文字进行定量与定性评鉴。
文字长度：即以文字生命力——起源点、终止点为评鉴系；
文字宽度：即以文字影响力——使用范围、地域范围、史料文献涉及范围为评鉴系；
文字厚度：即以文字文化力——数量、形制、内涵、外延、使用状况为评鉴系；
文字活度：即以文字传承力——使用功能、使用效率、更替兴衰等为评鉴系；
文字定度：即以文字稳定力——历史字形（型）、发音、字意变异度及固定方言区等为评鉴系；
文字值度：即以文字价值力——代表性、特殊性、珍稀性、传承性、优势性价值为评鉴系。
其它辅助评鉴方法采用了形（型）比对法、历史文献、论著文献、历史文物参考佐证法。
课题组成员、台湾林丽姬博士（高山族）发言说，这个课题从贵州毕节为出发点，对中国的彝族文字六大方言区均进行了一定的调查比较。由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首创研制该评鉴体系与方法辅助课题研究，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古文字及人类记忆遗产研究方法，弥补了目前人类古文字评鉴方法与评鉴工具的某些空白，从更具深度、广度、新颖度的方面，为各种相关机构、专家、学者研究世界古文字并作为人类记忆遗产保护提供了社会第三方的参考研究工具，丰富了研究方法。
吴淳介绍说，关于世界古文字比对选例，该课题应用了《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1）选取了全球公认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世界古文字进行比对参照，如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古玛雅文字、腓尼基文字、哈拉般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等；2）选取了香港发现之毕节《彝族字典》（1978手抄油印版）作为彝族文字样本，与选取的世界古文字、国内4个考古区的远古文字文化符号进行比对；3）选取了世界古文字与国内四个考古区的远古文化符号进行比对； 4）历史文献、论著文献参照佐证，则从上百篇专家学者论文中精选了十四篇国内外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资料作为参照佐证。这样，就形成了互为交叉比对，形成了相对的评鉴可证性、推衍性、可靠性。
二、文字长度：生命力指标评鉴分析
该课题是从上个年度课题组在乌蒙山彝区调研时，恰值8月10日纪念已故著名彝族作家李乔诞辰１００周年，而动议开题的。总指导乔惠民认为，李乔不仅是“当代彝族文学的拓荒者”，他的作品为云南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文坛留下宝贵财富，而且，上世纪80年代由他组织彝族老毕摩识别出半坡陶器刻划符号是彝文的肇始遗迹，揭开了彝族文字可能是中国乃至世界最古老文字之一的研究序幕。
中国出土古陶符究竟是不是一种历史与甲骨文一样历史悠久抑或形成时间更久远的古文字，近百年来一直是历史悬疑。对此，吴淳进一步介绍有关背景说：对于19世纪末在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国科学院老院长郭沫若先生曾用汉字辨认出一部分，接着也有彝族学者用彝文认读出一部分，彝汉文字同源的猜想从这里萌发。1954年，中国西安半坡出土了一批彩陶及“疑似古文字”的陶纹，郭沫若先生1959年和1961年两次前住半坡博物馆研究而未能破译，只说那些陶纹“其为文殆无可疑”，当时他把这些陶纹称为“刻划符号”。以后多年有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反复研究，亦无力破译。20世纪70年代末有彝族学者到半坡无意中发现这些陶纹疑似古彝文，但未深入研究。直到80年代，李乔先生认为彝文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密切，专程将半坡出土的1个陶纹中的32个样本带回云南与古彝文对照研究，发现二者之间相同的比例很高,认为两种古文字具有血缘关系。接着，他邀请红河县老毕摩李八一昆协助辨认，终于崭露奇迹，李八一昆读出了其中23个陶符，而且能够释译字义。为此，李乔先生兴奋不已，写下《这是偶合吗？》等两文发表于《云南民族》、《云南师大学报》，接着以年迈之躯辗转于云贵川陕等地与学界多番交流。后来，在贵州彝学报告会上，李乔进一步披露了能够用彝文破译解读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的例证，从此揭开了半坡文化的陶纹就是彝文的学术谜团。新华社贵阳分社为此专电发出新闻通稿，人民日报则于1990年11月12日以《半坡刻符是彝文始祖》为题作了深度报道。
乔惠民说，李乔先生的贡献在于，解开了半坡陶纹千古之谜，将彝文亦即所能部分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字史，上溯了数千年，实际上也是把文明中国的古彝文推上了世界最古老文字之一的历史地位。
吴淳阐述说，一花引来百花开，当时又有学者采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河南舞阳、甘肃大地湾等地的陶器刻划符号。这些研究成果，将彝族文字史上溯到6500年以上．初步提出了中国古彝文可能是世界最古老文字之一的命题。有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彝族学者火补射日《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等论文比较具有代表性。
彝族历史源远流长，是孵化古彝族文字史的文明温床。吴淳引述诸多专家既往研究成果说：大家都知道彝族的虎图腾，一般却不了解彝族的猴图腾。彝族古先民遗址及古老“猴图腾”文化也可以揭示其形成历史非常久远，具有诞生发展的充分时间与孕育环境。至今在大部分彝区，以阿妞(猴)作图腾姓或名字的屡见不鲜。滇黔地区古代以12生肖命名的市场中，原称之为猴街的不少。而祖先由猴变人，在贵州的《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始物纪略》、云南的《阿赫希尼摩》、《门咪间扎节》等彝文古籍上都有相关记载。其中《门咪间扎节》不仅有猿猴变成人的叙述，而且还说及了猴变人的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有关取火用火的发明故事。彝族猴图腾不是偶然的。从彝族历史聚居地看，森林古猿化石在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出土，腊玛古猿化石在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出土，古猿岔科和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化石在楚雄州元谋出土； 以及所谓的 “观音洞人”、“丽江人”、“西畴人”、“昆明人”、“蒙自人”化石在云南、贵州各地出土。旧石器时期的古人类遗址在云南的石林、马关、罗平、河口，贵州的水城，四川的富林、攀技花等地出土。新石器时期遗址则更多。如云南云甸，贵州的赫章、威宁，四川凉山州西昌、昭觉、普格等。战国中期古墓和春秋中期的青铜文物在楚雄万家坝、晋宁等地出土。汉代前后彝旅先民建立的部落王国如古滇国遗址在滇池晋宁，古葬国遗址在云南保山，古蜀国遗址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邛都国遗址在四川西昌市，夜郎国、罗甸国遗址在贵州，南诏国遗址在云南发现。根据彝族文化为特征的云南九乡张口洞古人类旧石器时代洞穴居住遗址发掘表明，早在1万年前，九乡一带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创造出具有南方特点的旧石器文化。而1964年，考古学家裴文中试掘的黔西观音洞遗址，以出土的3000多件石制品和大量哺乳动物化石，揭开了贵州彝区“史前文化”的帷幕，使贵州的人类历史发展线索向前延伸了24万年。在此之后，古人类在贵州这块土地上的活动更广，创造更多，已发现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将近百处，在全国占有重要一席。四川省博物馆及金沙遗址收藏2500)3000年前的古蜀国青铜器，有些有古文字铭文，经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高级工程师兼史学专家钱玉趾考证，其中一个铜戈铭文释义为“诺苏用的铜戈”。四川大小凉山彝族自称“诺苏”，1989年11月23日新华社从成都发出专电,认定这些文字是古彝文。贵州省博物馆于1978－1979年,两次在毕节地区威宁中水梨园发掘战国至西汉墓葬350余座，得到的大量陶器上都有与古蜀国青铜器上的铭文一样的古彝文，被列入中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这些出土文物不仅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条从古到今的彝族历史社会各时期顺序链环带，而且充分证明了彝族是亚洲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漫长的民族履历，催生了漫长的民族文化，催生了彝族文字的出现与发展，证明了古彝文可考的史实至少已有数千年之久。
亚太人文与生态价值评估中心评鉴师朱伯奉发言说，接触这个课题，便看了不少关于彝族文字起源问题的文论典籍，其中不能不看《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物始纪略》等彝文古籍，其中关于使用文字的记载是说，彝族先民中有十九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智慧很高，能够“心里想知识，口里讲知识，手里写知识”，画出天上星象图，并向族人传播，彝学工作者把这一时代称之为彝族发展史上的“哎哺时代”，而且是一个历经“九十代的漫长古代文明进程的年代”。《物始纪略》在“文字的产生”一章中，则把著名女工匠够斯艺尊为彝文始祖，指是她创制了彝文。而上世纪30年代贵州彝学家罗文笔，认为彝文是从人类始祖希母遮开始至撮株渎共历经三十代,由于山间无文字，到武老撮之时，上帝差遣祭司毖阿叠创造了文字。当时地质学家丁文江组织译著《爨文丛刻》，前言里引用了罗文笔先生此述。也有专家根据《阿诺史色与彝族文字》和有关资料研究,认为古彝文创制时间可推算到距今约有七千多年历史的母系氏族社会后期“阿诺史色”时代。本课题研究认为，这些都是彝族有了完整语言文字以后对前辈口口相传之传说故事的记载，固然不能完全作为古彝文创制的依据。但民间口碑传说往往正是远古先民向后人的托梦，是历史的特殊回声，是一种值得参考的本原历史信息链上的衍生产物。正如传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传说一样，有关彝文是女工匠够斯艺或祭司必阿叠创造的传说，也极可能是当时这些历史人物在古彝文创造、发展、广泛应用过程中，由于在文字的收集、整理、规范等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于是才成为族人敬仰的先师，后世崇拜的偶像的。一经在彝族古籍里加以记载，便可纳入传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记忆遗产保护和继续深入研究。
林丽姬博士（台湾高山族）举证说，她参与课题组搜集了近年来部分关于古彝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本课题关于古彝文形成历史“长”度结论意见的重要支持。如中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张京华、张利等撰著《二十世纪疑古思潮》提出：最近一二十年考古发掘陆续出土的资料进一步证明，彝文与汉文均是中国古老方块文字，其共同源头还可追溯到距今7500-8500年的贾湖遗址出土刻符及距今7800-8200年的彭头山遗址出土刻符中，其形体均与彝文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表明彝族传统文字与贾湖刻符之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古彝文8500年前便已存在。
世界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张剑发言说，内地研究成果表明，彝族先民很早就具有东方人的特别智慧，他们经长期观测，以斗柄上指、下指把一年分为寒、热两季，又辨识二十八宿和天上九星，于是在创造文字的同时创造和发展了自己的天文学，他们掌握了日月星辰运转的规律，由此来确定时间和季节的更替，并研发了彝族独特的历算。其十月太阳历十分特殊，专门用以观察太阳运动而划分季节，以夏历六月为岁首，每月36天，正好是三个地支属相的周期。一年十个月360天，每年余下的5—6天则用来决定平闰年及过年。这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十月太阳历，使用于夏朝，至今仍保留在彝族人的节日习俗中。而其民族历法，一直是以彝文形义为载体来传播和承载的。
吴淳先生以挖掘的资料佐证说，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人施友万，通过用26个英文字母的原始形态如A、B、C、D等是‘牛头’、‘院子’、‘直角’、‘门扇’等形状，而这些形状的勾画符号与古彝文有诸多相同或相似处，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大量字符的写法基本一致，连当年上世纪30－40年代德国使用的‘万’字符，也在楚雄、红河彝文中可以看到，读音为‘万’，有两种写法，意为阴阳，分四方、雌雄和鳞甲。若干迹象说明其中显然有一个东西方人类文字相互交叉影响的问题。1995年，戈隆阿弘将古彝文与意大利凡尔卡莫尼卡岩画刻符(距今约4000年左右)，克里特岛线形文字(距今3900—3450年)、迈锡尼文(距今3450—3000年)、印度河谷古文字(距今5000—4000年)相比较和论证后，得出中国古代和西方有过文字发展交互影响的结论。
他继续引用彝族学者火补射日论文提请大家斟酌：火补射日认为，彝族专家学者有贵州的陈英、罗国义，四川的伍精忠、沈伍己，云南的朱琚元等，他们都能用古彝文识读半坡等地出土的陶符。许多会彝文的人，特别是民间的布摩们也能认读一部分。著名彝学家陈英和李家祥通过考究半坡、山东太波口、丁公村、甘肃大地湾、马厂、河南舞阳贾湖等地出土的陶符之后，又把古彝文的历史上溯到近八千年。四川科协的钱钰趾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成都周围的郫县、什邡，新都、峨眉以及重庆万县和湖南长沙等地出土的铜戈铭文，新华社成都分社为此发了专电。人民日报曾报道“中国社科院冯时先生用古彝文破译了山东丁公村出土的陶符”。四川省主持撰写《税务志》的斑远老先生将古彝文与苏美尔文对照研究之后，得出了古彝文是“西欧六国文字鼻祖”的结论。湖南省株洲工学院刘志一先生在1988——1997十年间对古彝文的考究比较大胆，他不仅通过考究把古彝文出土的范围扩大至国内90% 以上的省市区和亚、非、欧三大洲的一些国家，而且还考证古彝文距今已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加上其草创时期已有万年以上历史。于是他大胆立论“古彝文是世界文字始祖”（刘志一：《凉山彝学》)。他更认为：全世界所有的民族文字，除三种民族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彝文，汉甲骨文)之外，其余各民族古文字和现代民族文字，都是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参照上述三种原始民族文字，先由少数人创造出来，然后再向全民族强行推广的。刘志一先生认为：古彝文对世界古文字的广泛影响涉及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广大地区，包括7500年前的西亚两河流域的彩陶符号、苏美尔楔形文字、印度印章文字、复活节岛象形文字、北欧如尼文、北非的巴蒙文与瓦伊文、巴甘语文字、古罗语文字等，以及日本北部虾夷人所有权符号等等。总之，古彝文自7500年前外传之后，对世界古文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现代西方表音文字无一不是源于古彝文。……刘志一还认为西方远古文明是中国远古文明的西渐产物，其中主要是古夷人文化和古越人文化，因此，古彝文应该是世界文字的始祖。
会上，课题组全体成员与特邀与会专家对著名彝学专家、原凉山彝文教材编译室主任马拉呷先生刚刚去世表示痛惜与缅念。乔惠民指出，马拉呷先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古彝文——苏美尔文——拉丁文——英、法、德、俄文”和“古彝文——印度印章文字——太平洋复活节岛象形文字”相互交流、影响、交融的人类文字历史线。吴淳引述马拉呷先生1998年就发表观点说，马拉呷先生发现在4672个甲骨文中有323个完整的古彝文字，而印度河谷印章文字中有300多个可以在现今彝族毕摩经书中找到同样的文字，这样的举证还很多，因此，这样一条古老而悠久的文字历史线应该是存在的，也可以说明彝族在9100年前就使用了古彝文字，进入了文明时代，而距今7500年前，是彝族文化高度发达的时期，中国90％以上广阔疆域上曾普遍使用过古彝文，就在这个时期古彝文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发生了传播交流。因此，马拉呷先生认为，古代彝族先民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
针对以上现象，课题组副组长、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副院长、台湾学者高明达博士阐述自己的观点认为，有人分析考证史前古彝文传播到了西方，启动了西方的文明进程，也有人认为是西方古文字史前较早就走进了东方，影响着东方文明，比如刘志一与马拉呷先生的观点就比较大胆，这些都可以继续深入研究探讨，但至少可以相信，史前时代的中国古夷人与西方存在文化和文字交往，应是极其可能之事。东西方远古文明时期的语言文字交流很可能在7500年前乃至更古老的年代就开始了，彝族文字与世界其它古文字源远流长，也应是起源阶段及发展早期便互相影响与交流的产物。与会专家比较赞同高明达博士的观点。
乔惠民说，我赞成课题报告在古彝文源流时间长度上提到值得参考的一个佐证，就是“万年彝族谱牒”之说。原始文化与宗族制度起源于岩居穴处时代，彝族主要聚居地是东亚喀斯特中心，是世界上岩溶洞穴区分布最密集、发育最完整、古人类最适居的区域，发现有诸多重要的古人类活动遗址，譬如毕节观音洞、盘县大洞，有的地方至今仍有穴居人活跃痕迹，为彝族文字文化的酝酿、发展提供了最具优势的历史环境。通过彝族典籍《物始纪略》、《彝族创世志》、《阿细的先基》、《西南彝志》等可以看到，彝族与汉族一样，是一个自古以来便重血统、善史志、修家谱、记传承的民族，而彝族家族谱牒又是一道文化奇观，其传统姓氏由母子连名而父子连名，制度井然，形式稳定，形成的“万年彝族谱牒”是考据彝族漫长发展历史的有力佐证之一，也是考据彝族古语言文字产生发展的有力支撑依据之一。
吴淳说，关于这个佐证，论者，火补射日在《论古彝文在世界文字上的地位》中揭示得很清楚：作为彝族文献重要组成部分的彝族谱牒，其形成于原始母系社会晚期，是最先由母女连名制逐渐地过渡为父系社会的父子连名制的产物。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今，将还会延续到漫长的未来岁月。目前，在诸多谱牒当中，四川的《伲茨》记载有241代人，以平均30年为一代计已有6400多年历史，云南的《天文起源》记载有248代人，距今已有7500年历史；而贵州的《西南彝志•谱牒志》和《彝族源流》记载的代数最多。在笃慕都姆之前有360代，都姆以后又传70代(1664年安坤为止)。照此说，笃慕前后有430代，加安坤之后11代共为441代至少有13230年历史，若按平均25年为一代，也有11025年，若再加母系社会晚期的时间到现在的代数就更多。如果这个佐证可以成立，则古彝文的起源可推前到10000年以上，其酝酿、形成和发展史就更久远了。当然，有关此说的最后成立，还假待时日。
课题组搜集和查阅了中外大量的史料，认为支持中国彝族文字走过10000年以上时间“长度”的观点在学界已比较认可。与之作比较的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中国甲骨文、玛雅文字、哈拉般文字等学界比较一致公认的世界最古老文字，最早出现约在3000——10000年以上。该课题报告依据大量考据资料，采用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世界古文字珍稀遗产价值评鉴体系—试行体系》评鉴认为，原始古彝文的创制和出现大致可推算为7000—10000年以上。该结论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赞同。
三.文字宽度：影响力指标评鉴分析
1. 在中国范围具有广泛影响
根据最近国内相关考古研究成果的新闻报道，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古彝文刻划符号。截至2008年12月底，中国考古工作者已在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北京、上海、重庆、香港、海南、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台湾、江西、内蒙古、宁夏等全国29个省、市、区考古发现或陆续出土了大量刻划在陶、石、骨器、岩画、服饰上的古夷(彝)文字，即“刻划符号”。
中国无形资产研究院副院长王合成分析说，这些文字早期被考古发现时，曾长期被认为是“难以解释的文字”，或被说成是“史前文明留下的文字”，甚至有国外考古专家称其为“外星人留给地球人的信息密码”。实际上，这些文字经过与现有的古彝文进行对照、识别、翻译、破译和释读，85%以上都能够识读和解译。由此可见，古彝文在远古时期与中古时代曾覆盖中国90%以上地区。籍此，湖南省株洲工学院教授、全国著名彝学专家刘志一认为，在夏朝以前，彝族可能曾经成为过中国大地上的统治民族之一，否则古夷(彝)文字不可能在全国如此广泛的区域留下传播足迹。
他认为，彝文与中原文化源远流长的关系有据可考。古蜀国铜器的铭文及夜郎国墓葬出土的陶文均与彝文有关，彝文与半坡陶文之间也具有渊源关系。另外，当代学者把彝文和甲骨文对比研究，发现四千多个甲骨文中，有六百多字与彝文的形义相同。由此，有专家分析，甲骨文与彝文可能是“同母所生的两兄弟”，认为最早出现于古夷人伏羲部族中的书契，即刻划文字，一个走向是在中原地区演化为甲骨文，继续发展为钟鼎文、篆书、楷书，最终成为现代汉语言文字系统，而另一个走向是随着古夷人分支传入西南的刻划文字,发展为彝文。
课题史料员吴骁桐以文献证据举证说，彝文所载的有关内容亦与先天八卦以及河图洛书理论相似，彝族先民在哎哺时代最早出现的哎哺(乾坤)、且舍(离坎)、鲁朵(震巽)、哼哈(兑艮)四个部族名称,正是以八卦合称命名的。
2. 在海外也可能具有的广泛影响
彝文可能在远古时就与西方形成一定的交流关系。吴骁桐继续在会上提供以下相关资料供与会专家进行比较：
彝族除了十月太阳历之外，还有一种古老太阳历，规定一年365天，分为18个月，每月20天，剩下5天作为祭祀日，奇怪的是古玛雅人使用的历法与此相同，莫非真是一种巧合。
法国境内阿尔卑斯山脉中的贝古山（Mt. Bego）山谷中光滑的岩谷上布满了短剑、刀枪、农夫和耕牛等谜一般的雕刻岩画，有10万幅左右，创作年代在距今3500年以前，而这些法国牛耕出现的图案及描述表达的意思，与云南九乡崖刻的图像几乎完全一样。
6月15日，由本课题组发起组成的大陆、台湾、香港学者前往毕节地区，开展世界古文字与彝族文字源流关系的学术交流。令各地专家、学者惊奇的是，在交流活动中，著名的彝文专家、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负责人、人称彝族文化“活字典”的王继超教授，能用毕节地区的彝族文字解读被称为世界古文字中的苏美尔文字、腓尼基文字、阿拉姆文字、伊特鲁里亚字母、塞浦路斯字母的一部分。随后，课题组又邀请了毕节地区相关彝族文化研究学者对这些世界古文字进行辨析，他们中大部分学者也能部分解读出这些距今约2000—6500多年前的世界古文字。
莅临该次交流会的毕节地委副书记安金黎（彝族）认为，大家眼见的现象，从一个特殊角度，活生生地提供了彝族文字能够与世界其他古文字对话交流、可能是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或重要同源的现代例证。
四、文字厚度：文化力指标评鉴分析
张剑分析说，历史上,中国少数民族曾创制并使用过古彝文、纳西东巴文、古突厥文、藏文、回鹘文、蒙古文、满文、古壮文、古布依文、傣文、古瑶文、水书等三十几种民族古文字,并有大量的典籍文献传世，古彝文是其中文字与文献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底蕴深厚、内容丰富、体制完善而成熟的古文字。从彝文古籍的数量及分布情况看：彝文文字有着悠久的文字历史，使大量的彝文古籍得以传世。彝文的典籍涉及社会各个层面且内容非常宽厚,记录着本民族大量的古文化信息，其著名典籍有木刻本《太上感应篇》、《玛牧特衣》、《摩史书》，手抄本《勒布特以》、《玛姆特以》、《物始纪略》、《尔比尔吉》、《彝族创世志》、《阿细的先基》、《西南彝志》、《宇宙人文论》等。彝族自古重修谱，谱牒浩繁,毕节地区大方县的彝族谱牒记录了115代家族的繁衍历史。抗日战争期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来贵州考察，偶然发现许多彝文经典、碑刻，视为瑰宝，于是请彝族学者罗文笔翻译出来，印成《爨文丛刻》一书。解放后在大方成立的彝文翻译组，将大批彝文典籍整理出版，最著名的就是《西南彝志》，全书共26卷，记述了彝族的社会历史，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被誉为“彝族历史巨著”。以后，博物馆还收藏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彝文手抄本，封面用羊皮或麻布做成，被称为“羊皮档案”，堪称馆藏一绝。
资料统筹赵德靜例举与此有关的专家研究成果说，长期以来，彝文有两大传承特点：一是以手抄本方式为记录与传播载体，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在香港藏家处赎回上世纪70年代《彝族字典》，就是手抄＋油印的珍本；二是彝文古籍的收藏主要以个人收藏为主，致使至今仍有大量的彝文古籍散落于民间。18世纪后,外国传教士、民族学者等进入彝族地区，他们将所收集到的彝文古籍带回国内并收藏于各自国家的图书馆中,目前法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均有彝文典籍的收藏。在国内,著名的民族学家杨成志先生于1928-1930年赴西南地区调研民族情况时收集有彝文典籍70多部;1931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收集彝文文献十几部;20世纪40年代,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先生在云南考察期间收集彝文古籍2000多部,并将其分藏于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北大、清华、南开大学等高等学府图书馆。
根据课题高级顾问、贵州毕节地区著名彝学专家王继超先生提供的研究数据，毕节方言区彝文古籍现存约有6-7千册，有关部门仅存2千余册，其余散落民间。据统计,目前云南各地约收藏有1万多卷册;四川凉山等地约收藏有1000余卷（册）。因此，本课题认为，以单独一种民族文字所具有的文字厚度做比对，彝族文字可谓在世界古文字中首屈一指。
高明达博士说，作为台湾学者，自己也比较关心彝族文字在人类古文字史上的地位。研究可以发现，彝族文字与古甲骨文不少特征如影随形，形神相合，具有诸多共性，并非巧合或偶然。他表示赞成朱琚元所著《彝族文字与中华文明史》的诸多见解：中国新石器时代遗迹是距今年代最早的黄河流域的贾湖、长江流域的澎头山遗址刻符。将这些刻符与彝文进行简要比较，可以认为中华文明史不止人们常说的上下五千年。彝文与甲骨文的共同点，其一，表现于两者均同出巫职。其二，彝文与甲骨文都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等造字法。其三，彝文与甲骨文都普遍出现通假现象，由此决定两者都不是纯表意性。其四，是彝文与甲骨文皆异写字繁多。从中不难看到彝汉语言同源共生的密切关系。但两者在甲骨文产生前较早时期即分流，其后各自独立发展成各具特性、不同体系的两种方块音节文字。如果说，汉语言文字中的甲骨文与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一样，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那么，彝族文字亦当同时享有这一称号。
乔惠民评鉴说，根据内地专家统计，彝族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字数最多、体量最大的古文字，属表意文字，一个字表一个音节，彝文古籍的行文次序，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以五言句式为主，间杂三、四、七、九言。当代出版的彝文译著本，因兼顾国际音标的排版而改为横排版式。彝文完全能对应记录彝语，单字有8万7千余个，与汉字的单字数量相当。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香港赎得的1978手刻油印版《彝族字典》收录彝文字词约10000个左右，马立三主编的《彝文字集》共收录彝文单字87046个，毕节学院目前正承担的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法的国家课题，收录彝文单字也有8万余字，其它的彝文字典也有数千字的收录。而世界古文字和中国文字中，除汉语言文字外，没有一个文字能够达到这样的体量。由于彝文可以对应记录语言，有很多文献古籍和金石碑刻，历史上曾用作公文文书，因此它的使用范围比东巴文、水书、哥巴文都要广泛得多。用彝文著编的典籍不仅门类齐全，而且十分丰富。因此，彝文真正体现了能完全承担彝语言载体的功能，是发育比较成熟、稳定和具有厚实饱和度的文字。
五、从文字活度：传承力指标评鉴分析
张剑发言分析说，古彝文的与其它任何古文字相比的优势在于“活”，其它都一一不存，而古彝文还鲜活在人间，被当代人活学活用。在世界古文字发展史上,苏美尔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文字以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字,中国殷商时代甲骨文，金文、还有古西夏文、古突厥文、古龟兹文、古于阗文、古契丹文、古女真文等,这些古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消亡类型、或整体形制过渡变化了的文字。然而,有万年历史的古彝文至今依旧保留古代固有型制在中国大西南比较广泛的地区活态传承，实属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上的奇迹。他介绍说，本课题最初选取的基准比对样本，是世界文化地理研究院专家在香港偶然发现后，以高价购买的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产生的手抄本《彝族字典》。该字典由贵州毕节地区民委彝文翻译组编制，时间为1978年6月，字典扉页上还印“有毛主席语录”和“华主席指示”的历史时代印迹，距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彝族字典》中收录了近10000字词，均为蜡笔钢板手抄，手工油印成册，是彝族传统手抄本形式辅以现代手工刻印本技术的混合性杰作，是活生生的记忆遗产。本课题专家组共同认为，以此作为一个基准比对样本源，是具有鲜活性、真实性、可比性和价值性的。
安金黎在毕节与课题组交流时指出，彝族语 言文字的活态教育仍在现今彝族方言区普及，这是一项最重要的文字活度（history and nowaday)——传承力体现，反映了政府对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导向。双语教学是彝族文字得以保护传承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仅从贵州省情况看，贵州省教育厅和省民委早于1983年就联合发文决定在有关学校进行民族语文的教学实验，彝文开始正式进入中小学，拉开了贵州省彝族聚居区的彝汉双语文教学序幕。在汉语文教学的同时开设彝语文课的“二类模式”双语教学，是贵州彝区推行的主要教学模式，试行过程中，彝族较为聚居的毕节地区效果尤为显著。
王继超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介绍说，早在1955年,贵州毕节地区就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彝文翻译组，文革期间被迫解散,1977年10月恢复原毕节彝文翻译组的建制，课题组在香港获得的手抄油印本《彝族字典》，就是毕节彝文翻译组当时的一个成果。后来，彝族文化研究机构,除北京多家之外,还遍布云黔川桂四省区有关的高等院校及州地县市。1979年国家民委发文专题指出:彝族历史文献需要继续搜集和整理研究,请各有关地区和有关部门引起足够重视。彝文古籍经过20多年的抢救,全国目前已收集约1.5万册,主要收藏于黔滇和北京等地的民族工作、教学科研部门和图书馆、博物馆等。
吴淳指出，经过几代努力，彝文典籍逐步构建了一级类、二级类（哲学、伦理、宗教、巫术、政治、法律、律历、通告、军事、经济、语言、文字、文学、传说、神话、谚语、故事、散文、诗歌、小说、文艺理论、艺术、历史、地理、民俗、谱牒、历史、地理、天文、天文、历算、医药、卫生、医药、病理、农牧业技术、科学技术、工艺技术、其他、碑刻、摩崖、译著）等比较科学完整的分类体系，以便于研究、考据、使用、传承。贵州毕节地区不仅加强了彝族文字文献收集、文字编译、双语应用，而且将古彝文作为打造、传播彝族文化的重要元素，将在大方古彝文化胜地集中收集展示古彝文献，并利用彝族文字图画之美、象形之美、厚实之美、灵变之美、多彩之美，在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乌蒙山韭菜坪创建“天书石林，石头字典”古彝文化景观，将古彝文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传承价值进一步激活
六、从文字定度：稳定力指标评鉴分析
经过近一年努力，课题组围绕古彝文历史、特征、体制、人类贡献率等方面所表现的文字定度（standard and deviation)——稳定力，研究评鉴形成以下阶段性共识意见，由吴淳会上加以简述。
1. 中国的彝族人口800万余人,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的云贵川及广西四省区。长江、珠江上游流域是彝族的主要生息片区，尤其以乌蒙山、大小凉山一带为主干。彝族人口众多,生息地域广泛,历史上曾经建立过自己的政权,文化底蕴十分悠久而丰厚,因此，彝族文字发育很早，彝文古籍不仅收藏量大,而且富有特色，形制稳定。
2. 通过与世界古文字和国内四大远古文化区文字（刻符）进行交叉比对评鉴、推衍，彝族文字与中国甲骨文具有同源性，与排列前五位的世界古文字具有同源性，再通过国内文献、典籍和论著佐证，毕节彝族文字呈现出世界文字起源的诸多表征。
3. 彝族文字的发展源流，均表现出“图画—符号—文字”的过程，具有世界古文字的形成基础，符合世界古文字产生流传路径规律。在长、宽、厚、活、定、值的6D评鉴指标系统中，其中长、宽、厚、活指数的古文字同类项有关数据横向比较，毕节彝族文字具有显著的表现，各项数值均排列首位。目前可证为世界古文字行列中具有高度文化价值的世界古文字之一，如果主要以长度作为评鉴要项，毕节彝族文字更可名列前茅。
4. 彝文在汉文史料中名称繁多，有夷字、韪书、爨文、爨字、进书、蝌蚪文、倮倮文、毕摩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族称的规范，现已定名统称为彝族文字，简称为彝文。彝文每字一音，形声义三位一体，手抄本是彝文古籍传世的主要途径，因地域与方言的关系，彝文虽未能在所有方言区完全统一，存在大同小异的现象，但总体属于成熟稳定的文字。
5. 彝文文献古籍在传承上以下特点：一是彝文的创始人、创始年代，由于时间久远难以寻觅确凿记述,文化古籍版本也很难找到具体作者、编著者、整理者的署名，以及写作年代、成书年代的标识，只有后世才偶有誊抄者、抄录者署名，或标明抄录时间，而且文化古籍传承多为民间手抄本,木刻本很少,这些特点反映了彝文文献古籍在创作上的集体性、民族性和漫长的历史性，而不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即兴作品，显示了彝文顽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反映了彝族在漫长皇权社会中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受到压迫歧视的历史事实，对古彝文历史及其文献古籍的研究，主要靠历史传说、现代考古、佐证史料、逻辑推理等组合方法求证。
6. 彝文与汉文一样都有刻划符号文字。甲骨文史籍称为书契，即刻划文字。就文字结构特点看，彝汉文共同属于中华古方块字造字类型，同属音节文字，并可分笔画部首，同样具有象形、指事、会意的造字功能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在文字发展史上都有一些象形文字、图画文字传承。只不过,彝族文字的象形文字、图画文字的比重远比汉文大得多,汉文后来由甲骨文、金文演变到了今天的现代汉语言文字，而彝文形制变化不大，反映了彝族文字发展的步伐比汉文要慢得多,原始文化特征保存得更加浓重。该课题不同意有专家认为彝族文字是高度封闭的纯自源型文字，而认为彝族文字是图画文字、象形文字、抽象文字混合而成的组合文字，从古西南夷地区以外也大量发现酷似、相似、近似、疑似彝文踪迹的情况而言,彝文应该比较具有开放度、包容度，是自源型独立发展为主、它源型交叉发展为辅相结合的一种特殊文字类型。后来在漫长的皇权和封建社会阶段，彝文伴随着彝族人民所受到的歧视和磨难，长期不能进学校，没有印刷品，推广和运用只能在家族、布摩、师徒、父子之间互教、互学、互传。直到进入现当代，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并清除了文革左的思潮影响，民族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彝文才迎来抢救保护的最好时光。
7.“彝文古籍是彝族的百科全书”，是中华民族古代语言文字瑰宝之一，是世界古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29个省市区均发现古彝文刻划符号，但价值度较高表现的区域是在长江中上游区域、乌江上游区域和珠江上游彝族聚居区域的彝族文字。目前中国古文字以甲骨文考古发掘地为代表，学界较多专家界定的远古文化区是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部沿海一带。该次研讨会专家建议应根据古彝文的历史成因、文献影响、形制系统、文化价值等进行综合考虑，应把长江中上游区域、乌江上游区域和珠江上游彝族聚居及古彝文产生发展区域，作为与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东部沿海一带并列的中国远古文化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