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专家学者合影
2017年7月16日，由中国第一个彝族自治县峨山彝族自治县县委、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彝族花鼓舞保护与传承学术研讨会”在峨山县成功举办，参加此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云南省民语委、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艺术学院、玉溪师范学院、红河学院、楚雄师范学院以及省市县地方文化部门近60位专家学者。同时，部分彝族毕摩、彝族花鼓舞传承人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研讨。
研讨会分为两个议程：上午的主题发言和下午的学术交流。上午的主题发言按发言顺序简述如下。
图为中国著名音乐人陈哲老师发言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著名音乐人陈哲老师，他以自身组织实施的“土风计划”实践案例和经验入手，就民间舞乐文化，提出“保护什么”“为谁保护”“如何保护”的问题，认为当下的保护，不能喧宾夺主和功利化出发，而应当站在文化持有者的角度，为当地人文化家园的构建和福祉服务。
杨民康教授发言
接着，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教授进行了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论云南各民族乐舞多元分层一体化分布格局》，他指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里，传统乐舞文化的分布呈多元分层一体化状态，这一点在云南省尤为典型。云南各民族乐舞的多元分层一体化格局分为跨区域性、区域性和地域性三个基本层面。这些区块和层面之间自古充满乐舞文化的交流甚至融汇，存在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以及跨境民族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长期交流互动过程中，当前的乐舞研究，要超越区块分割，从“一点四方”向“四方与周边”转变，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董秀团教授发言
云南大学的董秀团教授作了题为《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传承价值》的发言，在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故事中，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创世、感生、文化起源等内容中，充分体现出了女性参与、女性主导以及尊重女性的特点，这与西方近现代脱离男权压制后女性主义兴起有所不同，这种先知先觉的原初的女性意识弥足珍贵，在当前社会文化发展中需要重视和加以传承。
吴兴帜教授发言
云南民族大学的吴兴帜教授作了题为《文化遗产旅游消费边界》的发言，他指出文化遗产既是生活又是象征符号，区分和规范着的世界和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具有自我规定性。在当前旅游经济的发展中，文化遗产从文化持有者的生活变成外来消费者商品，在功利化、肤浅化、个体化消费后，各类行为体的行为超越了原先文化遗产自我续存的边界，从而造成文化遗产从形式到内涵的异化。文化遗产的传统边界如何维护变得非常重要，需要重新构建一个主客不同行为体各自遵循“善”的伦理道德。
刘正发教授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正发教授作了题为《彝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研究》的发言，他从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梳理总结了自2006年以来西南各省彝区申报成功的国家级彝族文化遗产情况，指出存在可喜之处，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认识不够、理论不足、政策理解不到位、资源投入不足、规划动作太小，缺乏制度和平台创新，以及跨区域合作少、闭门造车、申报重叠、捡小扔大、就易避难、就熟避疏、争抢共同文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针对性改进。
李修建副研究员发言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修建副研究员作了题为《舞蹈民族志与舞蹈人类学》的发言，指出在舞蹈人类学的研究中，需要重视文化语境，田野调查不仅值得提倡，更是大为必要。如研究舞蹈动作时，要努力发掘本土的动作理论、意义、价值、交流和关系，在舞蹈民族志的书写中，为了打开视野，理解背后语境，需要田野调查。
普学旺教授发言
云南省民语委主任普学旺教授作了题为《清代彝族古籍中的<跳鼓图>分析》的发言，他指出彝族拥有古老的鼓文化，远古鼓文化散落于彝族各支系中，有铜鼓、木鼓、皮鼓等不同的形式，并与原始宗教信仰、祖先崇拜、农业祭祀有关联，融入民俗中得以传承。到了明清时期，在滇中地区，彝族传统的鼓文化与外来的汉族鼓文化相遇、交流，在吸收汉族鼓文化元素的情况下，老树发新芽，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舞蹈形式——峨山彝族花鼓舞。但是，峨山彝族花鼓舞虽然在鼓的形制借鉴和引入了一些汉族样式，但是其文化语境和意义却仍然是传统的彝族鼓舞语境，仍属于一种祭祀舞蹈。明末清初从峨山、新平传到红河州绿春县的彝族木鼓舞，是峨山彝族鼓舞文化的一个变化版本。在当前彝族花鼓舞的申遗过程中，要理清源头和支流、共性和个性、彝族鼓舞和峨山彝族花鼓舞之间的关系，突出主位，以本土性知识作为花鼓舞的历史之根。
龙倮贵教授发言
红河学院的龙倮贵教授作了题为《彝族传统丧舞源流、形式、内涵与意义》的发言，他指出，在上古时期，祭祀是国之大事，因此，很多舞蹈都跟祭祀文化有关。彝族的丧舞，起源于古代彝族君师臣三位一体的神权政权时期，后这种政权解体，丧舞也随着散落于滇川黔桂各地彝族中。各地的丧舞在分化发展中，主要是舞蹈表现形式的发展，舞蹈背后的文化意义犹如“语法”得以保存，如峨山彝族花鼓舞中，虽然跳的程序、舞步、唱词、人数等有了新变化新发展，但其性质不仅是丧舞，而且还保留着更为古老的“踩尖刀草”舞。在对峨山彝族花鼓舞的研究中，眼光不能太窄，需要结合信仰观念、毕摩文化、丧葬习俗、社会交往等关系层面来进行综合研究。
黄龙光副教授发言
云南师范大学的黄龙光副教授作了题为《彝族花鼓舞的历史源流、主要特征与多重价值》的发言，作为多年来持续紧密开展峨山彝族花鼓舞研究的主要专家，他指出彝族花鼓舞历史悠久，源于彝文丧礼经典《踩尖刀草经》的仪式演述，是对彝族祖先阿普笃慕及六祖时代历史事件的模拟象征。彝族花鼓舞具有历史性、神圣性、艺术性与社会性等主要特征，具有多种价值。在当前现代殡葬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的社会语境下，彝族花鼓舞原生传承空间、传统功能已不复存在，逐渐开始了向作为地方性纯粹艺术审美形式的各种现代展演的转变，亟需地方政府切实保护原生花鼓舞的文化生态及其传承主体。
下午的学术研讨交流环节，专家学者们主要围绕彝族花鼓舞文化记忆与展演空间、彝族历史文化与当代彝族文学评论3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会场气氛热烈。按发言顺序简述如下：
普忠良教授发言
中国社科院的普忠良教授的交流题目是《彝族“三”数及“三”色定案法》，他指出在彝族的数数习惯中，经常使用以“三”作为基础的数字。三在文化上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颜色中，黑、白、花三种颜色约定俗成，在习惯法中，黑的程度重、惩罚大，花居中，白表示程度轻、惩罚小。
郎启训副教授发言
红河学院音乐学院院长郎启训副教授作了题为《滇南尼苏支系栽秧鼓舞的农耕文化特征》的发言，他指出对滇南彝族鼓舞文化的研究中，多聚焦在舞蹈形式、信仰观念、仪式功能、现代再造等方面，对舞蹈与农业文化的互动关系研究较少。红河州绿春县牛孔彝族的栽秧鼓舞，在形式和内涵方面有与农耕文化、稻作生产紧密结合的内容，当地彝族木鼓舞中就有“栽秧鼓舞”、“丰收鼓舞”等舞蹈，栽秧鼓舞侧重于对栽秧动作的模拟，有吆牛、犁田、耙田、祭梯田、祭水沟、撒秧、拔秧等象征性动作，丰收鼓舞表现了稻作生产中丰收阶段，如薅秧、割谷子、绑谷把、打谷子、背谷子等模拟象征动作。农耕属性是载秧鼓舞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
李金发副教授发言
红河学院的李金发副教授作了题为《峨山县富良棚乡塔冲村龙氏彝文族谱之文化解读》的发言，指出祖先崇拜文化是峨山彝族花鼓舞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塔冲龙氏彝文家谱是迄今滇南、滇中发现的代数最长最完整的彝文家谱之一，共计130代，其中，彝族古老的父子连名制占116代，可追溯至彝族祖先阿普笃慕及更早的希慕遮时代。从家谱中可以看出，在明末清初阶段，峨山彝族民间社会才开始择汉姓取汉名。家谱中可以发现很多历史文化信息，如分支祭祖、续谱等习俗以及迁徙地理信息。当前地方政府需要抢救、收集和整理珍贵的彝文谱牒。
孙明跃副教授发言
云南民族大学的孙明跃副教授作了题为《“鲜花调”在云南的流变》的发言，他指出“鲜花调”是清代流传的民间音乐曲牌，后传入云南，并形成了多个变体，遍布于云南各地，在共性基础上各地版本个性突出。
高文博士发言
红河学院的高文博士作了《人类学视野下彝族花鼓舞的展演空间与美学思想》的发言，指出当前峨山花鼓舞的发展正处于蜕变转型时期，从传统的民间自在自传向当前地方政府征用和地方文化符号展示发展，从民俗中抽离出来日益向旅游文化展演发展。这过程中，其展演空间、服务对象、审美意识均发生的转变，神圣性、集体性、整体性、奔放性、表演性、健身性、娱乐性、大众性、平等性是其美学特征。
费晓辉老师发言
红河学院的费晓辉老师作了《红河彝族原生态舞蹈种类及其特点与功能》的发言，指出红河彝族传统原生态舞蹈有乐作舞、烟盒舞、阿细跳月、跳掌舞、铓鼓舞、五笙舞、阿尼西山妮舞、响杆舞、兵器舞、丧舞等。其中，乐作舞是从“跳鼓”舞演变而来的，可见彝族跳鼓舞历史较为悠久。彝族传统舞蹈具有祭祀性、习俗性、娱乐性，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特点。在传统彝族村寨社会中起到社会交往、地方性知识教育、休闲娱乐、艺术欣赏等功能。
张玲发言
北京舞蹈学院的张玲作了题为《峨山彝族花鼓舞文献研究综述》的发言，指出对峨山彝族花鼓舞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总量较少、范围多局限于舞蹈学研究、客位视角研究多等特点，而从主位视角、原生语境、文化空间方面的研究较少，作为一个具有深远历史内涵与社会功能的少数民族仪式舞蹈，亟需加大彝族花鼓舞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
平慧博士发言
红河学院的平慧博士作了题为《从历史记忆到族群认同——云南彝族葛颇人祭祖仪式中的口头叙事》的发言，指出祖先崇拜是上古彝族的重要文化特征，也是现今各地彝族各支系的一个文化共性。散居于泸西的彝族葛颇支系的口头叙事中，还保存着对远古祖先及其迁徙发展的历史记忆，并在丧葬习俗和祭祖仪式中不断演述和强化，在边缘性生存环境中区分着族群边界和凝聚着自我群体。
吉差小明博士发言
中央民族大学的吉差小明博士作了题为《试析彝族花鼓舞的文化记忆》的发言，指出彝族花鼓舞具有神圣和世俗的双重属性，集民俗性和艺术性为一身，花鼓舞文化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舞蹈背后牵连到当地彝族的宗教信仰、祖先崇拜、丧葬习俗、民俗仪式、亲属关系、互惠交往等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
白玉军博士发言
复旦大学的白玉军博士作了题为《清以降云南山地小流域人口Access数据库的设计——以峨山县槽子河流域聚落人口为例》的发言，指出通过收集和分析清代以来峨山岔河乡小河流域一带地理数据和人口数据，构建出了当地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可以为当地的山地环境变迁、山地人口结构变迁研究提供科学数据。
沐华发言
暨南大学的沐华作了题为《彝语峨山方言有声语档资源建设——以山苏话为例》的发言，他指出彝语中的方言土语以及人口较少支系的方言正处于濒危状态，在当前信息化时代，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应结合信息技术手段进行综合性保护、抢救和研究，峨山的彝语山苏话亟需建立声频语料库。
何所永发言
红河学院的何所永作了题为《谈彝族传统优秀文化进地方高校》的发言，指出地方高校承担着为地方培养人才、推动地方文化研究和传承发展的重任，从打造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民族团结、共发展奔小康的高度以及地方高校应用性、特色发展的角度讲，地方世居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应该进入高校本土教材体系和课堂教学。
吴思明先生发言
云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原处长、省非遗专家委员会成员吴思明先生作了题为《对峨山花鼓舞申遗的思考》的发言，他总结了省内外其他申遗案例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并对峨山花鼓舞申请国家级非遗项目作了指导，给予了很大的希望。提出了增加重视和投入、提前规划、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找准重难点、总结特色、协调好传承和发展的矛盾、增强申报文本质量等建议。
峨山县民宗局的李增华老师作了《嶍峨禄氏土司考》的发言，介绍了禄氏土司的来源、发展、衰亡过程，指出嶍峨土司经历了从部落酋长到地方土司的转变，历经唐、宋、元、明、清五朝，长达780多年。彝族土司文化是峨山彝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昂晋发言
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昂晋作了题为《<阿诗玛>传承现状调查研究》的发言，指出当前“阿诗玛”在民间的传承存在着困境，面临危机，提出地方政府主导和支持、传承和保护机制要适应阿诗玛生境的转换、阿诗玛的再民间化、利用新媒体传播和推动、专家学者参与民俗传承过程等应对策略。
黄丽蓉发言
峨山县政法委黄丽蓉作了题为《彝族花鼓舞的流变、价值与传承发展路径》的发言，指出彝族花鼓舞从空间、数量、功能的流变过程，彝族花鼓舞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社会价值，要从规划设计、人才培养、平台搭建、艺术创作等方面统筹发力，才能促成彝族花鼓舞内生新的动力。
杨荣昌副教授发言
楚雄师范学院的杨荣昌副教授作了题为《重建和谐家园的生态伦理》的发言，指出包括花鼓舞在内的彝族传统文化，其意义是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伦理道德的认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这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家园生态伦理意识。在当前物质发展但文化破碎滞后的情况下，应当重建传统的共同体文化，重建和谐家园的生态伦理。
于昊燕教授发言
大理大学的于昊燕教授作了题为《寻找时代与边地文化的坐标——谈彝族作家纳张元的散文创作》的发言，指出纳张元的散文创作，把边缘和主流、传统和现代、坚守和开放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作家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
李发荣老师发言
峨山一中的李发荣老师作了题为《族群的原始记忆与发声——彝族作家纳张元作品集<走出寓言>解读》的发言，指出纳张元的作品，题材选取独特，角度新颖，语言生动，族性突出，充满了文化批评和反思，体现出作家勇于担当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的高贵精神。
作家师立新发言
作家师立新作了题为《那些透彻心骨之水——彝族诗人普驰达岭的文字印象》的发言，指出诗人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深入思考，构建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塑造了精神富足体验。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迄今为止彝族花鼓舞研究规格最高的学术会议，研讨会议程规范，议题集中，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参会的学术论文，集中突出了彝族花鼓舞保护与传承的会议主旨，学者们的发言大多集花鼓舞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经验总结为一体，主要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思考、彝族鼓舞源流、彝族花鼓舞内涵、彝族花鼓舞的功能、彝族花鼓舞的传承与保护等相关研究方向，信息量大，专业性强，对彝族花鼓舞的全面深入研究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对当前彝族花鼓舞的申遗工作具有较强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