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禄·弗利克斯·维亚尔1855年生于法国，1876年加入法国外放传教会，1879年被派往中国传教。1880年，保禄·维亚尔抵达云南盐津，在龙启接受传教训练并学习汉语，之后被派往大理漾濞县，5年后转赴嵩明得泽村传教。为了融入中国社会，他自取中文名“邓明德”，而传教区域民众则多称其“邓保禄”。
在路南（今石林县）偶遇彝族支系撒尼人后，保禄·维亚尔对这些“善良、朴实、羞涩”的撒尼人很好奇，并萌发了向其传教的念头。于是，他在接近撒尼人的天生关村租房居住，不久以后，他干脆移居到“除了个别家庭外，都属于撒尼部落”的路美邑村。以此为中心，保禄·维亚尔开始了在撒尼人居住区富有传奇色彩的传教生涯。
保禄·维亚尔认真学习撒尼人的语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很快便融入撒尼社区。他经常穿着撒尼人的服装走村串寨，调查撒尼文化，并把它介绍到西方。他在石林生活了30年，谙熟撒尼文化，被时人称为“撒尼通”。1917年12月，保禄·维亚尔去世后，据其遗嘱，他被安葬在撒尼人居住的腹地——尾则。
在保禄·维亚尔的努力下，数年间，石林地区较大的撒尼村寨都建立了教堂，撒尼人中的信教人数比例高达2/3。随着岁月流逝，保禄·维亚尔的传教经历已被世人淡忘，但其撒尼文化研究成就却愈见凸显，他的学者身份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保禄·维亚尔在石林传教的主要对象是彝族的支系撒尼人、阿细人，他说：“这里的倮倮人数众多，他们的服装引起我的注意……他们既不骄傲也不嫉妒，既不固执也不诽谤……他们能原谅别人的冒犯。”进到撒尼人的村子里，他发现“人人都充满朝气，大家都很敏捷活跃”。“你也许以为这些未开化的人没有礼貌，可是你错了，他们太懂礼貌了。”因此，保禄·维亚尔认为撒尼人是一个未“开化”的但有很强可塑性的民族，他们物质上虽然很贫穷，但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精神生活十分富有，依然保留着朴实、善良、勤劳等美德。他还在长期的接触与研究中发现彝族各部落之间虽然存在差异，但其社会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和文化上的一致性。“在倮倮处，起码在撒尼这里，村庄、市镇是一个小型国家，一个联系所有市镇成员的大家庭。个体难以挣脱集体去追随自己的内心情感。”
保禄·维亚尔对当时撒尼人使用的乐器和宗教舞蹈进行了具有某种音乐民族志性质的记录：“他们的乐器有鼓、锣、三角铁、手鼓、喇叭、笙、大三弦、琴、萧、笛、口弦等，有时甚至只用一片树叶……一般而言，只能在丧葬仪式上跳舞，但这个规矩也经常被打破。最通常的是狮子舞……其他还有刀舞、投枪舞、棍舞、长矛舞等战士舞蹈……也有排成圆圈的集体舞蹈。每个表演者均手持一种乐器边舞边奏，舞者蹦跳扭摆，有些像戏中丑角或木偶戏中的傀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铜钱舞，这是我斗胆给它起的名字。”这些实地调查资料今天依然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保禄·维亚尔曾因迷路而误入今石林景区外围，他被千变万化、鬼斧神工的石林所倾倒，并把所见奇峰异石以文字方式介绍到西方。
在传教生涯中，保禄·维亚尔创办了包括路美邑崇德小学、青山口天民小学、尾则小学、海邑小学、亩竹箐小学在内的教会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来自彝族教徒子弟，经费由教会筹措。学校除了教授宗教课程以外，也开设中文、法文、数学、史地等具有现代意义的课程。保禄·维亚尔还亲自教授法语、算数。除相关的文化课程以外，他还组织学生开展体育活动，并把从欧洲带来的挂钟、怀表、经纬仪、指南针、寒暑表、显微镜、留声机、照相机、手摇发电放映机（可放映无声黑白片）、幻灯机、自行车等作为教学设施展示给学生，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此外，石林地区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校音乐教育也始于这些教会学校。保禄·维亚尔把从法国带来的鼓、号、脚踏风琴及手风琴等乐器带到了彝区，带进了课堂。“到了约好的日子我就上路了，还特地带上了风琴和一小袋珠子……为了引起村民的注意，我把风琴抬出来开始演奏，弹的是在田野里听到的一首当地曲子，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石林地区具有现代色彩的学校教育发轫于保禄·维亚尔兴办的教会学校，所以，有学者认为保禄·维亚尔“是第一个在石林地区开办有现代真正意义的学校的外国人”。
为了方便传教士学习彝文，保禄·维亚尔决定编写一部词典。他深入研究彝文的字形字音，并借助毕摩的力量，整理出一套比较规范的彝文字体，其中包括彝语的204个语音以及属于这些语音的425个不同的字。只要掌握了这425个不同的字音，就可以表达和拼写所有的彝语。1909年，在香港纳匝勒教士会的帮助下，保禄·维亚尔偕同尾则村27岁的彝族教徒毕映斗到香港将其整理的彝文字体铸成铅字，每字500枚，连同标点符号共约25万枚，并印制了《法倮词典》和一批彝文版宗教书籍。离港时，他还将这批彝文铅字运回石林青山口教堂。《法倮词典》是首部外文与彝语对照的工具书，也是第一次用彝文字模铅印的书籍。罗香林认为这是“西人研究倮倮问题之最早出者”。
保禄·维亚尔的彝学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论云南土著居民的语言文字》、《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倮倮的一场竞技》、《一篇倮倮奇文》、《倮倮有宗教信仰吗？》、《倮倮人的复活节》、《倮倮人的心性》、《维亚尔的云南来信》、《老街至云南省府铁路沿线所见》、《回归的喜悦》、《倮倮故事两则》等。虽然这些记录与描述难免带着欧洲人的偏见和时代局限性，但无疑是首次对石林地区撒尼人的社会概貌、家庭、婚姻、恋爱、姓氏、宗教、服饰、丧葬、文学和诗歌、音乐和舞蹈、竞技和体育、村社管理与权利、创世神话与祖先谱系等的全面介绍，法国文学院也因此而授予保禄·维亚尔文学博士学位。
保禄·维亚尔的文章除了记录撒尼人的民族文化外，还注意到撒尼人社区在接触汉文化过程中产生的变化，以及天主教传入后其社会文化的变迁。这就为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宗教文化进入后云南少数民族社会的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碰撞与涵化提供了珍贵资料。
保禄·维亚尔试图结合彝族社会文化语境和谱系，通过传说的集体无意识寻找撒尼人的族源线索。他对“野竹根、撒尼人的祖先和木托山”等故事的关键词和“热书巴”等名词的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断定“倮倮的原故乡应与云南某地相像，加上许多口头传说都称倮倮来自西边，经过大理府，而且大理的名称在倮倮文献中也保存了下来”，他由此推断撒尼人可能来自我国西藏与缅甸的中间地带。
保禄·维亚尔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南石林地区撒尼人的社会历史及其民族文化，其有关撒尼文化的研究著述被西方学术界视为彝族研究的经典，他也被誉为“第一个系统研究彝族文化，并且是当时最有成就的外国学者之一。他的彝族研究实践翻开了国际彝学的新篇章”。
当然，保禄·维亚尔对撒尼人的推崇与赞扬是与对汉文化的轻视与偏见相对应的。1895年，保禄·维亚尔亦卷入路美邑凤凰山教徒段某侵占他人田产案，他干预词讼，酿成“路南教案”。所以，他在石林地区的活动摆脱不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