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地质学、动物学、人类学、地理学、政治、军事、历史等。在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他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上世纪初叶，丁文江在赴祖国的西南地区从事地质考察的同时，颇留意搜集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爨文丛刻》便是丁文江搜集、整理的一项引人注目的彝族文献。
丁文江
关于研究彝族文献的缘起，丁文江在《爨文丛刻》自序中说：“我第一次看见猓猓（新中国成立前对彝族的蔑称——编者注）文是在民国三年。那时我从云南到四川，经过武定县的环州。李士舍的夫人送了我一本《占吉凶书》。书是先用硃墨写在草纸上的，以后硃字上又盖了一层黑墨，我屡次请教猓猓的‘师傅’，他们都说是占吉凶用的，但是他们只会读，不会讲。”1929年12月，丁文江在贵州大定县因自己最器重的学生赵亚曾遇害，无心做事，于是“再着手研究猓猓。一面测量他们的体格，一面搜集他们的书籍”。
其实，丁文江之所以对彝族文献研究有兴趣，一方面与他对人类学的研究兴趣有关，他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彝族至少在1915年第二次赴云南考察时就已开始，甚至于可能早在1911年第一次进入云南时即已开始；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获得了启发。丁文江曾提到，“最早研究猓猓文的是在云南的天主教士维亚尔Pere Vial。他在1898年已经出版了他的Leslolos，翻译了猓猓的宇宙源流的神话，而且把猓猓文和法文并列。其后他又著了一部猓猓字典”。1920年，丁文江正是根据维亚尔LesLolos和《云南通志》所载的爨语，发现白狼文与彝文有将近20个相同的字，就大胆地认为白狼文是彝文的前身。以后，杨成志和王静如也都有此说。
丁文江对彝族文献的研究开启了国内研究彝文的先河。据杨成志考证，外界发掘彝文，最早是西方的法国传教士Grabouillet、英国探险家Baber、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eliot）和Charria等人。1928年，杨成志“往云南调查民族，侥幸地对罗罗（彝族的又一别称——编者注）文献进行了搜集，数量既比中外学人所得的为多，而在质的方面也多为前人所未见”。 从时间上来说，丁文江似乎比杨成志更早看到彝文，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而且直到丁文江编辑的《爨文丛刻》出版，杨成志也没有出版他搜集到的彝文文献。丁文江在序中提及杨成志时还特别说明，“最近研究猓猓文的是中山大学的杨成志先生。1931年他出版了《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他所搜集的材料很多，可惜大部分还没有付印”。从这些情况来看，称丁文江是最早研究彝文的中国学者并不为错。
为了将搜集到的彝文文献翻译成汉字，1929年经人介绍，丁文江结识了彝族老人罗文笔，并约定由罗文笔将其家中珍藏的彝文古籍和丁文江在外面搜集到的彝文经典译成汉文，“翻译的方法是先抄猓猓文为第一行，再用注音字母译音为第二行，然后用汉文逐字对照直译为第三行，最后一行乃用汉文译意”。罗文笔照丁文江的方法花费了3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翻译工作。其中，罗文笔收藏的《说文》（又名《宇宙源流》）、《帝王世纪》（又名《人类历史》）、《献酒经》、《解冤经》（上、下卷）、《天路指明》、《权神经》和《千岁衢碑记》均译成汉字；丁文江搜集到的《夷人做道场用经》、《武定罗婺夷占吉凶书》和《玄通大书》等，经罗文笔译定书名，但保持原貌，只按原文抄出。1936年1月，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将自己搜集整理的彝文经典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定名为《爨文丛刻》。编辑出版过程中，为保持彝文原貌，“只好用罗文笔先生墨迹石印，又因为《玄通大书》的原来尺寸很大，不能再十分缩小，所以其它的书不能不以它为准，每页分上、下两页或三页，卷册未免太大一点”。抗日战争爆发后，《爨文丛刻》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辗转于长沙、桂林、昆明而至香港，流落民间。1956年纪念丁文江逝世20年之际，有学者在香港的旧书市上得到此书，才使之得以再版流传。
丁文江编辑的《爨文丛刻》出版后，对学术界有一定影响。闻宥发表书评称，《爨文丛刻》是“已往未有之大结集”，是“第一次正式用彝、汉文对照的形式，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彝文典籍”，“吾人对于此方面夙感兴趣者，于此贵重典籍之流传，不禁有贫儿暴富之乐”。著名民族学家马学良在其主编的《增订〈爨文丛刻〉》一书的序文中，对《爨文丛刻》的价值和局限性有过这样的评价：“在少数民族语文和民族本身同样是受歧视和被压迫的黑暗时代，象丁先生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竟然不畏艰险，毅然深入彝族，收集整理彝文经典。在那时为保存彝族文化，到今天为发扬彝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难能可贵的。我常想，如果这部珍贵的文化遗产，当时没有丁先生的收集整理付印，仍留藏在彝族呗耄（祭师）手中，即使不毁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同化政策下，也难逃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浩劫。……《丛刻》的翻译者是贵州大定县的彝族经师罗文笔。翻译的方法是丁先生为他设计的。……这是四行对译法。至今犹为翻译的好方法。为我们研究彝族语言文字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彝文资料。但原《丛刻》本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标音和译文，多有不妥之处。尤其用注音字母标音，既不准确，又不通行，因此有必要重加增订。” 有的论者总结彝学的发展史时说，彝学作为一门独特学科的形成，开始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艰苦跋涉的起步阶段”。当时，以林耀华、傅懋勣、马学良、丁文江、光未然等为代表的少数立志发展彝族文化宝藏的学者，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彝区，首次进行了对彝族文化的系统考察，完成了《凉山夷家》、《爨文丛刻》、《撒尼彝语研究》、《阿细的先基》等著作，开创了彝学研究的先河，为后来彝学的发展铺下了基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彝学研究的基础建设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至现在是彝学研究的重新恢复和发展阶段，其标志性成果是马学良主持的《增订〈爨文丛刻〉》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