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双，位于泸西县城南7公里，一个汉彝聚居自然村；一个元代最早记载有“吉双”村名之村。在记有她名字近700年的背后，蕴藏着泸西的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及社会信息和社会变迁史。“吉双”地名的由来、“土官祠”的文化内涵，以及祠堂“壁画”展示內容，三者在泸西地名文化方面，起纲举目张主线作用，它在泸西历史的演变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吉双，是泸西地名文化中的一张名片。
古代吉双背靠“吉输山”，村前临30余里“矣邦池”海，村聚落依山而居。《泸西县地名志》载：“吉双乃吉输，村后吉输山，乃以吉输部得名”。唐时居于泸西的东爨乌蛮阿卢部，后称弥鹿部，五代时析为师宗、弥勒、吉输三部，以強悍著名。今吉双（也称吉双乡）属泸西县中枢镇辖。
吉双乡
一、吉双与吉输自古同源共流
泸西，自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漏江县始，已有2100余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行政建制、地名演变与西汉文物的出土，共同印证了泸西历史的悠久。
至唐武德元年（618年）漏江县改陇堤县，南诏大明七年（937年），“大长和国”通海节度史段思平，向时为独立的东爨乌蛮三十七彝族部落借兵，灭“大义宁国”，在滇建立“大理国”。大理国（937～1254年），在建制上设“八府、四郡、四镇，辖三十七部”（注：①，八府：善阐府<今昆明；善阐为南诏至元初称之>、威楚府<今楚雄>、统矢府<今姚安>、会川府<今四川会理>、建昌府<今四川西昌>、腾冲府<今腾冲>、谋统府<今鹤庆>、永昌府<今保山>。四郡：东川郡<今会泽>、石城郡<今曲靖>、河阳郡<今澄江>、秀山郡<今通海>。四镇：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②，注，为笔者注释，以下相同）。开宝四年（971年）段氏又与乌蛮三十七部在石城即今曲靖“会盟”，后三十七部成为大理国地方分治的一部分。
大理国的“石城郡”，下辖十四个部落，在今红河州境内有阿卢部（弥鹿部）、弥勒部、阿欲部、吉输部等，部落民全为彝族。阿卢部在清《方舆汇编·广西府山川考》载：“阿卢山，在城西三里，广四十里，南接弥勒，北跨师宗，旧为阿卢部。”“阿卢部”是“弥鹿部”的旧称，“阿卢部”之后为“弥鹿部”。《滇史》载：“云南东部有三十七部，其中广西（注：即广西府，今泸西）境内有五部，分别是师宗、弥勒、吉输、裒恶和维摩部”。五部所处位置：师宗部位于今师宗县一带，《广西府志·师宗州》载：“宋时，爨蛮居岩浪，其后有师宗居匿弄甸（丹凤西华），号师宗部。”（注：“师宗”为部落首领名；后演化为师宗州、县地名）。弥勒部在今弥勒县境内，《元史·地理志》载：“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竹园）、巴甸（弥阳）、部笼（新哨）而居之，故其部曰弥勒。”（注：①“弥勒”为部落首领名；后演化为弥勒州、县、市地名。②“弥勒部”领其境内吉输、裒恶二部）。维摩部位于南盘江外。
《云南通志》卷七载：“至元中，弥勒部仍以本部为千户总把，继续领吉输、裒恶（或作褒恶）、步笼（或作步龙）、阿欲（或作阿育）四千户。”在四个千户中，吉输部的活动范围在今弥勒弥东、泸西东南及接壤东山一带地区，但“吉输部”存在于元代之前。“吉输山”以吉输部得名，简称吉输，吉输彝语为“地名”，吉双村依吉输山而居，为吉输部重要聚落之一。吉输部作为一方势力代表，因其强盛，多次被朝迋征调作战，名声大振，几乎与弥勒部齐名，当年“石城会盟”并参与其中。大理国建国后，国王段思平“颁赐宝贝，大行封赏”，吉输部因在参予灭“大义宁国”攻城作战中立功，而获特封，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今泸西全境，及曲靖南、陆良、罗平交界区域之间。三十七部也免徭役数年。吉输部，是历史族群政权实体；吉输山，是其地理标志；“吉双”系“吉输”音转，吉双村与吉输山，二者构成一体地名文化单元的山与村，同根同源于元代。“吉输”，康熙《广西府志·山川·矣邦池》有“吉输诸水秋泛”、乾隆《广西府志·山川》有“吉输山”记载。
二、泸西地区的自杞国
北宋末大理国期间，东爨乌蛮阿卢部落，以师宗、泸西、弥勒一带为活动中心区域，并用部落首领弥鹿的名字将其地称为“弥鹿川”。师宗、弥勒两部《广西府志》曰：“唐为乌蛮弥鹿部所居，大和间（公元827～835年）南诏蒙氏并其地，宋时析为师宗、弥勒二部，大理段氏莫制。”，记载了大理国中后期，由于师宗、弥勒两部势力日益強胜，段氏政权无法有效控制弥鹿川地区，二部借这种失控状态，联合周边乌蛮部落，最终于公元1100年促成地方彝族政权“自杞国”立国（注：自杞国部落首领“自杞”也称“子君”）。自杞国，以军马贸易立国为基础，“贩马致富，拓地数千里”，“有强悍步兵十万，精骑万余”。其疆域北抵曲靖，南达红河、文山，西至昆明，东临广西红水河，包括贵州兴义、安隆及广西隆林、西林等地区。自杞国都城，在抗元兵战争中被焚烧国沦陷，由于资料阙如，实失于考，遗址没有确切确认。据元《元混一方舆胜览》载：“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尤中在《南宋时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政权》中表述，依据《岭外代答·通到外夷》对南蛮通道所划定的行程路线，自广西“横山寨”始，按一程又一程，以“程”记载起、止地名计，到自杞国东边境磨巨（兴义）共13程，又3程到自杞国都城。尤中教授分析认为：按里程推之，“自杞国都城当在今泸西县境内”。“弥鹿部驻必罗笼即今泸西县城南知府塘北部之雨龙”，被引作权威依据。
对自杞国都城遗址，目前学术文中有多种认为，例如：一，李宇舟《大理国时期乌蛮聚落的城镇化》载：“大理国时期的西南边疆，乌蛮以‘笼’为中心，呈现出的聚落城镇化……。如，抹扎笼，属师宗部，在今师宗县城；西沙笼，属步雄部，于今江川区星云湖北岸之龙街；必罗笼，属弥鹿部（或名阿卢部），在今泸西县南部，知府塘北部的雨龙……，笼城作为王国政权的区划治所而出现”。二，佚名《东爨乌蛮三十七部考略》载：“《云南地方沿革史》‘弥鹿部，城名必罗笼，在今泸西，南诏以来，世为弥鹿部所居。’；《元混一方舆胜览》：‘弥鹿部，城名必罗笼。’；《云南辞典》‘云南历政区建置表中：必罗笼（泸西城）’。必罗笼，即弥鹿城，弥鹿城位处今泸西县旧城镇南300米处”。三，佚名《探秘泸西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载：“自杞国，建于公元1100年前后，灭于1257年。泸西城子村就是自杞国的遗址”。四，杨永明（云南日报《自杞古王国与滇东古长城》）载：“自杞国的都城在泸西金马爵册”。上述例文中作者或其引用文章学者观点，对自杞国都城“遗址”的认定钧未成结论。
元宪宗七年（注：1257年；大汗蒙哥年号）蒙古军攻下阿鲁城即弥鹿笼（必罗笼），自杞国国都被焚毁而沦陷，平民被屠戮，如元《兀良合台传》载：“川谷为之一空”。但自杞国亡而不降，在1254年至1259年与蒙军5年的殊死抵抗中，由先前“蛮酋相争”者，而成为“独雄于诸蛮”名标青史回报南宋，自杞国也随之分化、瓦解而消亡。
泸西在唐、南诏时期，撑控泸西的“阿卢部（弥鹿部）”及大理国时期的“自杞国”，也分别成为泸西史上自陇堤县之后，泸西县名沿革中的代名称。
三、吉双村的历史沿革
元宪宗三年即1253年（注：大汗蒙哥年号）忽必烈灭大理国，设置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实行军事统治，并任命当地民族上层担任万户、千户、百户长。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至元十一年（1275年）朝迋准云南赛典赤将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但依旧委任少数民族首领担任相应土官即土司，这就是由唐“羁縻制度”，演化而来元朝的“土司制度”。《元史·卷一百七十三·地理志》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籍二部为军，立广西路”（注：二部即弥勒、师宗二千户总把；为军即军事管辖），“十八年，复为民”。（《钦定大清一统志·四库本》卷三百八十三·广西州）载：“元总管府【在师宗县槟榔洞村通志元立千户总把於此基址犹存】”。元初立广西路“军民总管府”时，云南行中书省为了牵制从阿卢部析出的师宗部和弥勒部，将广西路设在今师宗县彩云镇槟榔洞村，后因弥勒部难撑控，又将广西路总管迁到今泸西吉双村，迁离时间史料仅记为元初。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二千户总把升格为州，大德四年（1300年）维摩州（注：今丘北县、砚山县部分）并入广西路。广西路由彝族土官即土司执掌，路治所地吉双，时仅为“山寨”级，未筑城。
元代之前，广西路境内无驿道，仅有商贾和彝民开辟的民间骡马道，包括自杞国贩马到广西“横山寨”交易，所经广西路境之道。进入元朝后，元把唐、宋时期官府的“驿”、“驿铺”、“驿馆”等，改了统称“战赤”。站赤就是为了在统治辖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设立广西路后，广西路境辟有连接师宗、弥勒、维摩三州战赤道，并在战赤道沿途设“战赤”，负责传递军情及接待使臣或土司往来，并备有马和生活设施，供过往官差更换脚力和食宿。元《经世大典·战赤》载，“至顺元年（1330年）广西路有战赤5个：豆温站（今师宗县龙庆乡豆温村）；弥勒站（今弥勒县城）；吉双站（今泸西县城东南吉双村）；马者龙站（今丘北县双龙营马者龙村）；茶起站（地址不样），各站赤分别配有驿马10匹”。泸西吉双村名，也首次在元代史料中出现，足见吉双建村之早，应在七百年之前。
陆韧《元代云南的站赤与战赤道》载：“从中庆（注：今昆明）至邕州（注：今南宁）的战赤道，在云南境内有两种走法，其中支线路，‘中庆经曲靖、维摩至邕州道’”。“在云南境内经马龙县城、云南陆良板桥镇、师宗县城、泸西县城东南（注：吉双）、丘北官寨乡、天新乡，砚山县维摩，至此两路会合（注：即与主线），通往邕州”。
跨入明朝，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朝廷将广西路改置广西府。乾隆《弥勒州志》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弥勒土酋普德因率众内附而授土知州，十九年（1386年）继升广西土知府”。广西府领弥勒、师宗、维摩三州及十八寨（注：今弥勒虹溪辖区），并实行世袭土司制度。广西府首任土知府普德（注：彝族；姓昂氏），初始将土司衙门建在今泸西县城钟秀山文庙处，1390年迁至正街（今建设小学大门处）。明初，随着明朝大量中原汉族移迁云南，广西府境始有汉人，《民国泸西县志稿·著姓》载：“本县原属蛮荒，自明洪武十五年改元广西路为广西土知府后，始有汉人足迹。然是时土官肆虐，来者究稀”。明成化九年（1473年）昂氏第五代昂贵继位广西土知府，昂贵继位后将土知府由今泸西中枢（县城），搬迁至泸西永宁“白勺村”即今城子古村，新建土司府衙，名曰“永乐府”。昂贵继位后“傲而忘形，骄淫无忌，屠杀无辜、横征暴敛”，被多名土人举报，《泸西通史》载：“广西府土照磨赵通之子赵琼；弥勒州土官舍人番普妻适轻；千夫长王志铎；火头阿克首；赵人美妻杨氏；吉双女千夫长适那等人诉其罪行……，经云南监察御史林符等官员查验核实，昂贵曾因争袭谋死族人若干，拿解安察司监禁六年，后侥幸袭职，但昂贵愈加凶暴、报复私仇，杀害人民”。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昂贵因“暴虐不法”被朝迋革职，昂贵也成为广西府末代土知府。（《明史·列传》卷二百零一云南土司）载：“土知府昂贵有罪，革其职，安置弥勒州，乃置流官，始筑土城”。自起，广西府府城之地（今中枢），成为明朝、清朝，民国至1949年泸西解放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广西府城·泸西县城
明代，朝廷将元代的“战赤道”更名为“驿道”，“战赤”更名为“驿站”。广西府设立后，随着人口、经济的发展，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官府在元战赤道基础上，完善了府城至弥勒、历路南达宜良；或府城至师宗历陆良达宜良；由宜良再至云南府（注：今昆明）2条驿道走向。完善了府城至三个州驿道的“驿、铺、哨”设置。以明朝前期云南府至广西府到维摩州驿道为例：由“昆明东历宜良至路南府入弥勒州。弥勒州入广西府，历龙甸村、吉双乡、矣明村……八倒哨、山白村……三乡县城……入广南路抵维摩”，驿道再由维摩至广南府，入广西。吉双村名自元代后，在明朝广西府“驿递”中再次出现。
广西府部分“哨”
进入清朝，涉吉双有“吉输山、吉双、东华寺、吉双桥”载入《广西府志》。随着广西府／广西直隶州人口增长、村寨增多、经济发展，除原有2条省驿道，3条州驿道外，又与邻近州、府有6条驿道相通。县乡道路纵横东西南北，除民间有多条骡马道外，至清末泸西境内共有9条“通集道路”与13个集市相通，有4条从府／州城至乡的“通乡道路”。4条通乡道路之一，即“府城一吉双一柴村”道，其行径：府城东南→黄草州→陆良寨→吉双→吉湾（菊畹）→毕块→烂泥箐→阿定→柴村。吉双又成为广西直隶州“通乡道”上的一个点位。吉双村是泸西自元代至今，历经元、明、清、民国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记载有历史沿革完整之村。
四、吉双村，泸西千年历史的交汇点
吉双村名，在泸西元、明、清史料都中有记载属少有。“吉双”一名既普通又特殊，普通，村名而己；特殊，表现在：其一，七百年前起村名“吉双”，其彝语的含意不清。其二，属地的特殊性。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03载：广西府 “府治。在阿卢乡矣”。“吉输山。在府治之东南五里，约高五百馀丈，群峰起伏，根盘三十馀里”。《广西府志·山川）载：“本府 矣邦池 在城东南，一名龙甸海，周三十余里，半跨弥勒，水源有二：一出阿卢山石窍，一出弥勒吉双乡，南入盘江，中有小山建广福寺”。上述史料表明，在广西府未改广西直隶州（1770年）前，吉双属弥勒州辖。近在广西府治咫尺的吉双，属弥勒州？广西府时期虽未设附郭，府治5里外的吉输山，在《广西府志》上将它列入“本府”（注：今泸西县）山川部分。在《明一统志》上，也明确记载吉输山地理位置范围在广西本府。根据史料记载，广西府治与吉双关系，它应属“府治毗邻但属下州”的行政隶属关系。
吉输山，康熙《广西府志》载：“吉输山 在城东五里，为些麽徒蛮部落。”吉双，村前有波光粼粼的矣邦池，若从村前出行须经“吉双桥”，吉双桥一名记录于《广西府志》中；吉双，村后背靠“东华岭吉输山，高大挺拔、雄伟壮丽、蜿蜒起伏”，即今东华山脉南端。在吉输山腰约3千米距离内，上有明代万历年间建的泸西名寺“东华寺”；有清乾隆年代立庄科的“菊畹村”；有曾在寺周边居住，在清末、民国期间搬离迁入菊畹、阿平等地的彝族住户。东华寺后一山峦之峰，菊畹、吉双称之“羊密枝”，也叫“密枝山”，此山名清代传下至今。羊密枝含义：“羊”，彝语为“地方”，也意为彝族“密枝节”中的“祭羊”，即纯白（黑）、健壮无杂毛的绵羊或山羊；“密枝”，彝语中“密”意为“土地”，“枝”意为“报答、感恩”，合起来表示祈福、报答和感恩土地，而彝族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主要是在“密枝山”或“密枝林”。因此，当地俗称的“羊密枝”山，它与史上“些麽徒蛮”后裔，乌蛮吉输部分支中“葛泼”等彝族有关，“葛泼”是彝族中一个支系自称，他称“白彝”。泸西彝族有白彝、黑彝、撒尼、阿细、阿乌等支系，如吉双彝族系阿乌支系，而白彝族是泸西彝族中主体民族。彝族有在密枝山或密枝林祭“密芝嬤”（也称祭山、祭石、祭洞）和祭祖等祭祀活动的习俗，这种祭祀活动称“密枝节”，故“羊密枝”或“密枝山”与“密枝节”、“火把节”紧密相连。
其三，历史的记忆。在密枝山下、吉双村后“土官箐”山脚，史上曾建有一座彝族土官“祠堂”。据现“土官祠”院中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二十四日立，“署理泸西县知事吴”判案碑载（白话释读）：“吉双村何文华、普受恩、李定安等人，就村何文贵侵占土官祠堂名下田产多年未交出，起诉到县知事公署”。源由：“原建土官祠始建年代不详，清咸丰、同治年间毁于兵患，光绪十八年（1892年）吉双村何、普、李三姓筹金重修，并购置部分田产在祠堂名下，其收入归祠堂”。因何文贵把祠堂田产占为私有，引发众恕，而诉之县署，当时泸西“署理”，即临时代理县令的吴姓官员审理后判决：“土官祠及名下地产等为三姓公产，三姓分别各推荐一人，每年论流管理，每届在农历六月二十四祭祀会期当众算清收支，张榜公布，以杜弊端”。判决后便“速即勒石，以垂不杇”刻石碑一块。随着村发展，移址重建祠堂己位居村中，该祠堂被村民称为“方土司祠堂”，或“土官祠”、“土官房”，祠堂占地面积235平方米，己列入红河州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祠堂正中墙上绘有长12米、高3米，突出土官出巡或出征等内容，场面盛大的彩色壁画。画中有着汉式官服、头戴有“帽翅”官帽、骑白马的土官（或将官）；在官员前面是“前驺前旌”，他们中有举长条红幡者、吹号者；身后有举“令旗”者，令旗中红色部分写有“三军听命”；有随行的“签押”官持“将印”；甚有一位头戴“漂巾”、人在马上，看似手被梱绑、却有人给他牵马的老者；其后是列兵队伍，士兵以椎髻（盘发于头顶的发髻）、短褐（短上衣）装束、持械；有持兵器的武官。左边队伍前有赶猪、羊、马、牛者、挑夫；举副将（或分统）“牙旗”、旗上有姓氏“方”字者；有多位持械骑马武官、持械士兵。队伍后，有武官护卫“华盖”下女眷等。壁画把土司（或将官）“.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的威武出巡或出征展现出来。对祠堂壁画，有学者根据元《册府元龟》记载，提出画中所列方阵队伍士兵所穿，与唐宋乌蛮先民打扮相似；将帅衣、甲、盔及兵所用三股叉、大刀兵器有宋时乌蛮特色；“三军听命”应指“师宗、弥勒、吉输”三部，故而认为，壁画有可能画的是宋代自杞国的“三军图”。但笔者认为：壁画不论画的是“土司出行”，还是自杞国的“三军图”，两者表述的都是泸西史上的一段历史，其目的一致、殊途同归；这种用画留下叙事的表达方式，表现的是一段彝族先人的荣光历史，壁画把土官出巡或出征，这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活动展现出来。
第四，珍贵的壁画。土官祠堂中彩绘壁画，今画面显暗淡、陈旧，局部残损又造成画面缺失，画面的迷离恍惚、黯然失色，虽有其原因，但整幅画仍彰显权威、神圣、浩大。绘画视角、构图韵律与内容表现突出，清晰地表达了绘画目的，其文化内涵深厚，是一幅历史画。站在它面前能使人注目良久，全神贯注、浮想联翩。按其画面，结合古代将官“出征”贯例，也可把画分为三部分：左边部分，即队伍前有赶猪、羊、马、牛和挑担者；举有副将“方”字旗者；骑马的武官、持械的士兵，这部分可视为以备战、开路、侦察、迎战为主的“前军”。中间，则属以主将为主的“中军”部分，主将前有彰显威仪的仪仗；主将后有“三军听令”将旗、随军“将印”，及威武列队持兵器士兵。后部分可视为负责殿后、护卫家眷及起预备、保障功能的“后军”。壁画是特定历史时期产物，记录了特定族群、权力结构、土兵（或乌蛮兵）、礼仪规范及社会生活与文化风貌，是特定时代的直观见证，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彝汉文化实物的见证。壁画弥䃼了泸西文献中对土司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泸西民族史、土司制度或民族政权、古代军事及文化艺术提供了依据。土官祠壁画，不仅仅是一场仪式定格，更是一段民族记忆的永恒铭刻，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它从多角度展现了历史价值，不愧为是云南唯一用壁画留下一段土司活动的实例，是珍贵的历史挡案。
第五，起重要节点作用。吉双与吉输山紧密相连，吉双村既是元、明朝广西路、广西府驿道的重要交通节点；也是元朝滇东南地区政权更递后为广西路府驻地、区域政治与军事中心、及彝族土司治理中枢。吉双村后“东华寺”，古有“东华积雪”之称，而为广西府“八景”之一，寺中清代建筑，具有历史与审美价值。吉双土官祠壁画，对研究泸西地区彝族历史，了解彝族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故，吉双在泸西近千年史上，起到了重要节点作用，是当之无愧泸西古代民族治理、宗教与文化交汇融合的关键节点之地；是.泸西元、明、清一个重要历史支点；同时也是连接广西府与弥勒州两地的纽带。
总而言之，自元代的昂土酋到其后的昂土司，在明“改土归流”前，昂氏对广西府辖地实施管辖。昂氏土司在明代红河州受朝廷“封授”和“委任”35家土司中，广西土知府职衔居第一位，属正四品。在历史的长河中，诸多未被记述与记录事例很多，如吉双彜族首领土千夫长适那，虽有职衔与名字记载，但其它方面缺失而成为历史断层，今只能在点滴史料记载中，去探寻相关历史。又如，吉双村历史上曾有“上营”、“下营”，“小冒营”名字，属明朝实行“卫所制”时，因驻扎过军于此，故名；而村前“马道子”，则是古代吉双村训马的一处旷地。再如，至今吉双村还有一段没头没脑的传说，说的是，“过去当官的都要来吉双拜，不然他的官位就坐不长”。此民间口耳相传之话，看似荒诞、支离破碎，但能传到今，说明曾经的吉双地位较高，来吉双拜，应不是拜会官员，而是“候补”或“候选”官员到吉双“授官领凭”。上述传说，应源于广西路时期，由于年深日久，传说辗转流传至今，年湮代远，内容残缺了。
关于“土官祠”，传说吉双最早系“方”姓土司统治，到了明朝，方土司被昂土司鲸吞蚕食后沦为“土舍”级别。方土司死后无子嗣承业，山林、田产被与方姓无血缘，属已下的主要助手和执行者何、普、李三姓彝族瓜分。再后，三姓不忘原故主，集资建了一座土司祠，以示祭祀。到了清咸丰、同治期间，因兵患祠堂被毀，光绪十八年（1892年）三姓又筹资迁址新建祠堂，并在墙上绘制彩色壁画（原祠堂有无壁画不知）。从画面看，“方”姓属次要级副将，主将应是昂氏土官或是年代更远的彝族将官。这种用画把彝族先祖的荣耀绘出来，不仅仅是为纪念方土司、昂土司或彝族将官，而是用壁画，来表达维系彝族群体对先祖的认同与凝聚力，这也许是建祠的目的所在。在云南土司中，建土司祠堂的屈指可数，吉双村“土官祠”是彝汉文化的交融，壁画是历史的见证，属文化遗产。此外，今弥勒东山、弥阳、卫泸接壤泸西地区彝族，与泸西彝族文化同源、同宗、一脉相承，系古代“些麼徒蛮”（或作“些莫祗蛮”）后裔部落乌蛮支系“葛泼”（白彝）族。吉双村居民，经历了由原住群体土著彝，到明代彝多汉少，到了清代中期汉族人口又超彜族，历七百余年的聚居演化过程，而今村仍有何、普、李三姓彝族近70户。
五、土官祠壁画的绚丽恢弘
吉双土官祠壁画缘何显陈旧、破损、残缺，壁画除年代己跨越百余年外，主要原因是1958年，村将土官祠堂当教室使用，时间虽短暂，但当时用石灰涂扶了壁画。其后又改做生产队仓房，后又闲置。1966年无意间发现，壁画上石灰层与壁画间出现有剥离，这才对涂抹石灰作刮、擦处理，使壁画复出。当年由于缺乏对壁画重要性认知，才出现用石灰涂抹壁画的不当操作，给壁画造成严重损毁。为拟还原壁画原貌，笔者尝试对部分壁画局部图片进行处理，并将图片置于文中供参考。透过照片，去探寻原壁画宏伟壮观原貌，及内涵深䆳的艺术性、艺术价值和更多的未知。
历史承载着厚重的过往，由“已知”与“不知”的很多细节构成，探寻泸西历史亦在寻“不知事”，寻觅彝族史、彝文化，尤其在明“改土归流”前占主导地位的彝文化是源头。沿着源头这根脉络寻根溯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去追寻泸西古代军事关系史，彝汉融合史、文化传承史、社会发展史，去感受多元文化的厚重与社会变革。探索吉双背后的故事，就是探寻泸西历史的脉络。吉双，泸西这张亮丽的名片，透过她揭示了泸西地区深厚的历史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