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至秦汉前期，贵州在地域上属于“西南夷”的范围，于是“西南夷”就成了秦汉时期中原人对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夜郎、滇、句町、叟、僰、昆阳、邛、笮等部族的总称。这一地域内地广物丰，虽较中原落后，但生产生活自成体系，形成了以可乐区域为中心的夜郎文化圈和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青铜文明。雄奇险峻的山川阻挡不了古夷人的勤劳和勇敢，也赋予了古夷人无穷的智慧，他们在学习和借鉴巴、蜀、滇、楚、南越文化的同时，创造、创新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把可乐这块西南边陲的心腹之地，牢牢地圈入了汉王朝的政治版图。
主题词：古夷人；可乐；夜郎古都
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腹心地带，西与云南接壤，北与四川毗连，东与湖南为邻，南与广西隔红水河相望，山重水复，地势险要，贵州于明朝永乐年间置县较晚，以前因地势关联，而分属邻近各省，实际上是几省鞭长莫及之地，境内众多民族与邻省连接而居，关系密切。
贵州在远古时代就是人类发祥地之一，早在几十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活动，从贵州发现的古人类、古文化遗址中，考古资料证明：现已确定的古人类有“桐梓人”、“水城人”、“兴义人”、和“穿洞人”。贵州境内民族众多，溯其渊源，大都与西南古代的“百濮”、“百越”、“氐羌”、“南蛮”四大族系有关，贵州高原居住最早的应是濮人，其它的族系和汉族都是逐渐迁入，共同对贵州的开发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
一、古夷人在可乐
先秦到西汉前期，贵州在地域概念上属于“西南夷”的范围，司马迁对“西南夷”的廖廖几笔，将夜郎、滇、句町、叟、僰、昆阳、邛、笮等古代西南边陲的这一区域部族纳入汉王朝的政治版图，但地广物丰，生产生活自成体系，形成了以黔西北地区——赫章可乐区域为中心的夜郎文化圈和以滇池区域为中心的古滇青铜文明。在这块土地上，崇山峻岭挡不住古夷人的勤劳和勇敢，沟壑纵横的居住环境赋予了古夷人无穷的智慧，他们在学习和借鉴巴、蜀、滇、楚、南越文化的同时，创造、创新和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化。
古代的“夷”，应指居住在这一区域内的所有少数民族，如“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华阳国志》、《后汉书》、《水经注》等汉文献记载陈立诛杀夜郎王兴时，均有“夷濮阻城”、“夷僚咸怨”的叙述，“濮”和“僚”分别代表两个族群，“夷”应是有别于“濮”和“僚”的族群，有彝族学者认为，今天的彝族就是古代的“夷人”，关于彝族进入贵州的时间，有东汉中晚期之说，有春秋战国时期之说，两种观点虽然有较大差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彝族始祖为希慕遮，传三十一世至笃慕，娶三妻，生六子，分别为武、乍、糯、恒、布、默，这就是六祖。笃慕将六子分到各地，子孙繁衍，就是六祖分封，而从希慕遮至笃慕，三十一世不可能都是单传，在六祖分封之前应有彝族先民的其它支系，希慕遮至笃慕三十一代没有分家，说明这三十一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产品还没有剩余，还需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到了笃慕，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产品有利剩余，有各自独霸一方的能力，于是就有“六祖分封”。六祖分封应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是进入奴隶社会的标志。因此，彝族先民的六祖分封应是西南地区奴隶社会兴起的时代，大约为商末周期，据彝族文献考证，彝族先民的六祖分封在云南，具体地点在今会泽和东川一带，而以可乐为中心的夜郎国西部边界就是今会泽、东川，会泽和东川两县毗邻昭通和宣威两市，公元前汉武帝派唐蒙入使夜郎设置的犍为郡内的堂琅县就在今会泽、巧家和东川之间，从彝族始祖希慕遮至笃慕三十一代中还可能有其它彝族支系存在和彝族六祖分封在可乐西部边缘发生这两个方面分析，可以推断古夜郎国内有彝族先民的存在，这一彝族先民就是夜郎国内的古夷人主体民族。
民族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夜郎史传》记载：“在大革落姆、开三代新亲、先与钩町开，后与漏卧开……三代开濮甸。”《彝族源流》载：“在大革落姆，开三代新亲，先同钩町联姻，后与漏卧通婚……同濮甸联姻三代”。这里的大革落姆，是今贵州安顺，钩町与漏卧是同时活动于黔西北南部的两个古夷人王国，濮甸也是在可乐南部的一个古夷人王国。由此可以看出，古夷人在进入可乐之前，可能带入了“百越”系统，进入可乐后，又融入了彝族系统，因而古夷人应当与今布依族、仡佬族、彝族、白族有渊源关系。
从汉、晋以后的文献记载里，所记的“夷”，不仅是泛指，而且含有氐羌系统民族南迁进入西南地区的族属内容，它有别于云贵高原的“濮”和“僚”，以及两广地区的“百越”。在文献记载中区别很明显。《华阳国志·南中志》记竹王传说的古事，竹王被杀后，记述是“夷濮阻城”；《后汉书》记述是：“夷僚咸怨”，所谓“夷濮”、“夷僚”的“夷”，并非一般的虚词泛称，它包括有由西北地区南下迁入的古代氐羌民族的族属称谓。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从阶级属性和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关系区分，“夷”又具体分称“大种曰昆、小种曰叟”。所谓的“夷”和“叟”在中南地区，都与今云、贵、川境内的彝族有历史渊源关系。古代夜郎境内的“夷”，都与古代彝族先民的活动有关，而成为夜郎的主体民族成分之一。
二、古夷人建设可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战争不断，各国互相并吞，南方特别是西南属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在夜郎国建国初期，夜郎与滇国、邛都国、楚国、越国的界限还不十分明显，但可乐与邛都国的中间有僰侯国，这样，可乐与越国和楚国稍远，与漏卧国、钩町国、牂牁国、且兰国相隔，可乐基本上处在滇、僰侯、漏卧、钩町、牂牁、且兰的中心，这个中心点是几方力量的边缘地带，各方力量都未曾融及，是军事上的薄弱环节，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生存发展。由于可乐处在几个方国的交汇点，到后来夜郎强大了，控制了东部的且兰，占领了南部的牂牁，夜郎国界线基本清晰；北至四川宜宾南，南至广西红水河南岸，东约至贵州思南至剑河一线，西至云南曲靖，可乐基本在中心点上。
南方是最早与缅甸、印度等国开展贸往来的，这就成就了西南古丝绸之路，大约公元334年——325年，希腊国王亚历山大侵入西亚、伊郎和印度等地，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的海岸民族的海员当了亚历山大军的水手，他们一边战争，一边贩卖中国丝绸、印度宝石及西亚的珍珠。公元前122年，汉武帝的使臣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汉北部）发现了许多蜀地产的布匹和邛仗。张骞问商人，才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在身毒开门面，专营中国商品，大夏的蜀布和邛仗是商人从身毒卖去的。由此可见，西南古丝绸之路在公元前334年前就形成了。西南古丝绸之路的去向，根据近人研究考证，以成都作为起点，分两条至大理会合，一条从成都，经临邛（筇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蛉（大姚）、至大勃弄（祥云）、叶榆（大理）；另一条从成都、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汉阳（赫章可乐）、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至叶榆（大理）。会合之后一路往西，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经过可乐的这一条，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将其扩建为宽五尺的道路，称为“五尺道”。
由于可乐处于蜀国至滇国、蜀国至越国的交通要道上，自古以来就是蜀国至滇国、蜀国至越国的必须之地，在没有五尺道之前，蜀国的商人就通过可乐将商品运至北盘江，再用水运到越国。《十道志》载：秦惠王破滇始通五尺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南夷，拜见了夜郎侯多同，双方商定设置郡县。于是，唐蒙请汉朝发汉中、广汉、巴蜀四郡数万人修南夷道，这条道自僰道（今宜宾）至牂牁江（今北盘江），南夷道的走向是经赫章可乐到曲靖。交通的方便，对于夜郎调动军队，发展经济提供了难得的条件。
古代战争总是弱肉强食。夜郎刚兴起时实力较弱，还不敢与临近的国家作对。夜郎兴起君长制液那勾纪的时间，滇国已经建立，虽然滇民族与夜郎民族属于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但在西南夷中，滇民族是生产力最先进的民族之一。滇民族凭借土地肥沃，出产丰富的优势，将势力延伸到滇东北的曲靖，与此同时，漏卧已经有一定实力，真国君非常重视本国发展，夜郎与漏卧的矛盾日渐加深，这时如果夜郎国固守老窝——液那勾纪，与滇和漏卧短兵相接，就可能被这两国并吞。《夜郎史传》载：夜郎征服了贵阳和可乐后，由夜郎王的胞弟夜郎堵土领兵进攻漏卧，夜郎的大军，黑压压一片。在大军压境的关键时刻，漏卧国王亲自上阵指挥抵抗。战争打了整整三年，打得“地上草不生，天上月不明”。战争将双方精力消耗贻尽，夜郎也“有所力不知”，处于“战又战不得，退也退不得”的境地，只好全军队退回可乐。
《史记·正义》载：“西南夷在蜀云南，今沪州南大江南岸，协州，曲州本夜郎国。”《元和郡县志》载：“协州，本夜郎国，武帝置键为郡。今协州即犍为之南广县”。“曲州，本夜郎国，汉武帝于此置朱提县、属犍为郡”。由此可见，夜郎在“有所力不知”的情况下退回可乐，可乐在“本放郎国”内，已成为夜郎国的中心。
《彝族源流》载：“武乍是夜郎的根本，三代得武乍相助，三代和武乍通婚，住可洛阻姆，在可洛阻姆，用飞禽执政，老鹰最得力；用野兽保境，老虎最得力。”《夜郎史传》：“武乍夜郎根，武乍来相助，武乍来联姻，居可乐住姆。在可乐住姆，集中来掌权，如雄鹰俯瞰。集中来守境，似猛虎雄踞。”“可乐大城呢，是濮人的城，西部濮人住，西部的濮人，把可乐大城，当作中心城。”《彝族源流》中的“苦洛”是“可乐”的异音。《彝族源流》和《夜郎史传》都谈到“鹰”和“虎”，是夜郎统治阶层崇拜的图腾，当今被考古专家称为“贵州考古圣地，夜朗青铜文化殷墟”的可乐，出土的“套头葬”器物上的立耳铜釜，虎形铜挂饰等，印证了彝族文献关于夜郎统治阶层以虎为图腾的记载。
就由于可乐地广物丰，交通便利，地形地貌复杂的特殊环境，成就了可乐作为夜郎中心的历史必然。
定居可乐后，夜郎王集中精力，组织工匠修建可乐大城。所建的宫殿为八方殿，九层宫，高耸云端；宫殿外，有各式建筑，独具特色，为了保卫可乐，夜郎王在可乐大城的外围安排重兵把守。宫殿外对八方，每一方外对九座山，九座山下有九个丫口，每个丫口设一座兵营，每一座营房设一道岗哨；每一个岗哨设十八个关卡，这样可乐四周设有1296道关卡。夜郎王还集中全国的财力建设可乐，颁布成文法律，使可乐日渐繁荣起来。
三、夜郎古都在可乐
由于夜郎中心在可乐，军事实力远远超出其任何旁小邑。到西周时期，朝廷为了防止地方民族势力反叛，设置犍为郡和汉阳县的同时，还在可乐加设了南部都尉。这样，必然有许多汉朝军人驻扎可乐。西汉军人的大量屯兵设防，必然带来粮食供给、武器供应等一系列的物质需求，必然要修建营房，这就形成了西汉军人与夜郎民族混居的局面，人口的俱增促进可乐城池规模的扩大。
《夜郎史传》用古诺（今贵阳）作为对比，记录了可乐林茂粮丰及可乐大城的雄伟壮观：“可乐大城呀，土肥粮又丰。古诺城池泥，远远比不上，可乐城雄伟”。另外，《夜郎史传》、《益那悲歌》还记载了其它各行各业的发展，“牛羊肉丰富，每年天时好，五谷大丰收。”、“收的收蚕丝，纺的纺丝线”。“武夜郎一家，用铜来塑像……打铜制作戟、打铜制作盾”。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可乐的繁荣盛景。可乐遗址（古墓群）出土的2400余件文物有刀、凿、锛等石器及铜鼓、铜戈、铜牛灯、铜擂钵等等，以及今可乐大山等地的几处炼铜遗址，印证了这一记载。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通，《史记》载：汉武帝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邮亭”。《华阳国志》载：“自僰道，南广有八亭，道通平夷。”1958年可乐出土了一件汉代铁炉，炉身内壁铸有“武阳传舍比二”六个隶书铭文，其中“传舍”就是交通线上驿传人员的食宿站，这件铁炉就是“传舍”这种机构专用的炉具。由此可见，可乐是八亭中的一亭，夜郎中心可乐不仅经济繁荣，交通也极便利。
据彝族文献记载，夜郎王定居可乐后除发展经济外，还将政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为了防止内乱和外来入侵，建立了宠大的军队；为了加强领地内人民的统治，建立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为了保持奴隶制政权的延续，继续推行世袭制。
经过夜郎民族的建设，战国后期可乐大城已初具规模，发展到在秦汉时期，可乐大城在西南地区具备了一定的影响力，与成都、重庆、昆明、大理齐名，彝族文献称之为西南地区“五大落姆”，即五个大城市，在“西南夷”中被世人所瞩目，可乐成为夜郎鼎盛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
参考资料：
1、王子尧、刘金才主编《夜郎史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8年8月；
2、王明贵、王显《彝族源流》民族出版社 2005年8月；
3、阿洛兴德 阿侯布谷《益那悲歌》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7年10月；
4、余宏模《彝族历史文化论丛》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社 2002年7月；
5、陈绍举《夜郎与可乐》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年3月；
6、龙正清 《夜郎历史文化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6年12月；
7、徐晓光、李锦平、李天元《贵州世居民族研究》第2卷，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