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着自己文字的民族是值得骄傲的。文字是文明的金字塔尖，同时是一切文化的载体。在茫茫的时空之河中，它是一条生命之舟，能渡到时间的彼岸。
彝文的出现大约在什么时间？并无确凿的考证。
有三种说法：一是有人说是汉代的宓阿叠创造的，二是有人说是汉代纳垢酋的后裔阿畸所创，三，新篡的云南通志上却说是唐代的云南马龙州的毕摩阿町创造的。但也有说他们只是整理者，彝文初创应更早，是6、7000年前。
据说阿町造字1840个。从汉算起，距今是2000年，那么在神话时期的公元前的那几千年，肯定有文字的雏形：象形的符号。考古上的实证是出土的铜器上的铭文。大量出土的蜀铜戈、铜矛上的铭文却是彝文，时间在2400年前。这些铭文同已知的满、蒙、西夏、契丹文迥异，是方块字而非拼音，是直行而非横行，同汉字一样已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1989年，四川学者钱玉趾著文说：根据居住在我国西南山区彝族的语言、语法规则，以及铜器铭文的一般规律，认为铭刻在距今2400年前一件铜器上的三个符号可以释读为“诺苏”（彝族自称）使用的铜戈。他还说：这种文字同彝文一样都是音节文字……古蜀文字表述的是古蜀语言，这种语言同彝语一样，都是主语在前，渭语在后，宾语在谓语之前，形容词、指示代词、数词作定语时在中心词之后。他举例说，姑娘穿红裙子，古蜀语是这样表达的：“姑娘 裙子 红色的 穿。”
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别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东南部6大方言群，25种方言和若干次方言次土语，彝文属表意文字，形如蝌蚪文。云南彝文兼有四川、贵州彝文的两个系统，有从左到右的直行式和横行式两种书写方式。分象形、会意、假借三类。没有偏旁部首，同一字形有不同的写法，同音字占相当部分，并且可以通假代用。明、清记载中称之为“爨文”、“韪书”，后称为“罗罗文”、“倮文”、“夷书”或“毕摩文”。
现有彝文约1800多字。这个数字同传说的阿町造字数相仿。而在峨山，上世纪50年代普查境内的彝文字大约是1200个左右。据说，以前人们还用彝文记工分，还有过用彝文写的对联呢。听说自治县成立时，人民检察院的院牌和印章都是彝文。今天在峨山，许多政府部门的牌子也是一边汉文，一旁是彝文，我不知是用彝文在注释汉文还是用汉文在注释彝文？峨山一位在政府办公室的朋友鲁大东说，他设计过今天政府的印，他将汉文和彝文排列成圆形，汉文在外圈，彝文在内圈，在报批时，改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将彝文摆在前，即外圈，汉文摆在内，为内圈。他很高兴是他亲自经手这印的设制和报批的全过程。他也是彝族，他感到他为彝族同胞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
彝族作家李乔也曾对彝文发生过浓厚兴趣。有一年他参观陕西的半坡博物馆，发现那些半坡陶器上的符号很像彝文，就照抄了下来，1988年，他到云南个旧开会，遇到了红河县一位老毕摩，名叫李八玉昆，这位老毕摩不懂汉文，也不会汉语，但却能看懂半坡的一些符号，他能认出的三组共23个，他在别人的帮助下在这些符号下写上了彝文、国际音标和释意。李乔收信后非常兴奋，为此还写了文章《半坡刻划符号研究中的新发现》。后来又写过一篇《中华文化之谜》，第一个谜就是：半坡陶文是古彝文的始祖。他引用专家的文章说，半坡陶刻符号存22种，共113个标本，符号为竖道，垂直相交，另有垂钩型、倒钩状、树叉型、双钩型、十字型、斜叉型和Z型。我们今天看这些符号，真地同彝文的图形相近似。乔公还试图从四川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器物上的1300多种图形符号，来比较与彝文的联系。已有专家论证了2400年前的一件铜器上的三个符号可释读为“诺苏”使用的铜戈。李乔很是高兴。李乔对祖先彝文的迷恋和对彝文的研究成了云南文坛的一段佳话。后来乔公去世了，他的研究也就半途而废了。乔公去世后安葬于故乡石屏，墓在一座小山上，他或许还默默地注视着未竟的研究。后来的研究者又在彝族撒尼人的彝文中找到了同半坡符号相近相似的文字，相似和相近的达到了70.3%，当时有的彝族人能认，能读，能写。有学者著文说，贵州毕节也有人能用彝文的形、音义去阅读半坡符号。因为彝族不同支系的写法不一样，用哪种支系的彝文来解读，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课题肯定有专家在继续研究，只是我们外行不知它新的进展。半坡刻划符号是在6000年前，半坡符号是不是彝文的始祖呢？它们之间有着如何的关系呢？这个有吸引力的话题一定会吸引后继者投身于这项有意义的探索。
峨山的彝文盛行期是在明清。在临安（今建水）有专门的彝文老师教授，毕业后发小半笠一顶、铜锣一对、彝文书一套。学成归来再教弟子。彝文就这样传承下来。彝文书大体有这么两大类，一类是择日、经祭、送神、超度、叫魂；另一类是山川地名志、律历、宗谱类。彝族的原始图腾和宗教内容都掺杂其中。这些不可多得的资料是研究彝文和彝族的宝贵资源。据资料介绍，在峨山存有上千册彝文典籍，民间所藏无法统计。晓识彝文的贝玛也有上百人之多。可是近几十年典籍都消失和焚毁了，识彝文的老人相继谢世，彝文的传承陷入最大的断裂期。我曾到县里的图书馆去查询，竟没有这些资料了，据说只有在云南省图书馆里才有少量的彝文典籍。我问县图书馆的现任的王馆长和普副馆长，我问那些最早的资料还有没有呢？他们说，原来还有些，可是被老领导借去了，就一直没有还，于是就没有了。他们面带难色，也不好说是哪位领导。这些领导都借了些什么样的书呢？那些书籍还在不在呢？那些古书有没有价值呢？有时我颇感困惑：一些古书是藏在个人手中还是公家的图书馆里，哪个更保险些呢？社会的动荡，首先遭殃的是公共场合的资料，而个人的收藏却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的威胁。我无意于对领导借书不还的事儿表示不满，我只是有些遗憾，因为在公家的图书馆里，我知道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书籍是要有环境保存并有经费支撑那些庞大的管理的，而一个县的财力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是捉襟见肘的。我进了资料室，在一排排破旧的书柜里，只有些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书籍文集杂志，上面布满灰尘。很少线装书。都是些近代的价值不高的东西。
我刚去峨山，认识的一位彝族朋友信誓旦旦地说，今天在峨山境内能识彝文的人不会超过7人！
这有些令人吃惊。
我在峨山期间认识的彝人多数都说自己不会彝文。少数的人会说一些。这种现状让我在惊骇之余产生一种惶惑。几千年的传承，几百年的繁荣，到今天几十年就消失，这种速度也太快了一些。现代文明和强势文化的渗入，它的不可避免性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这是人类发展、民族进步的福音还是灾难呢？我们已退而求其次：抢救。这是个无可奈何的悲怆字眼。即使这样，现在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还只在极少数人中存在，极少数的专家学者在关注，大多数人已经淡薄了自身民族性的特征而走向趋同性，走向“大一统”。写这篇文章时我看到报纸上的一则资讯，它说全世界共有7000多种语言，而现在是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速度之快令人惊骇。
在懊丧之余，我在那些直、竖、折、弯、弧、圆的笔划中找寻彝文。它的偏旁结构不明显。那些笔划没有笔锋，明显地已从陶文的刻划符号中走了出来，已有了自己的规律。公元2007年的初春，我一直在寻找。在这个地图上的小小的点上寻找：寻找过去，寻找历史，寻找解开这个结的绊儿，寻找已逝去往昔。我是从钢筋水泥的羁绊中、从安定从容的安乐环抱中，走到这里的。我再次回到大自然的山川中。当我在峨山的旧街上寻觅时，我觉得那些小街小巷，很像是彝文中的一个笔划，一个直划，向左或右再分出几道横的笔划。在那些小街上你能闻到远古一种神秘的气息，闻到一股烟火味。——这烟火味已经不浓了，它不会呛人，不会让你咳嗽，睁不开眼，它是淡淡的，你要用心去闻才行。
有一天我在一个彝人家吃炒蚕豆，是从地上收上来未干的蚕豆，主人用一只铁锅在里干炒，炒了十来分钟，全屋弥漫着一种清香，一闻到这香味，主人就说，好了好了。主人用盘子端上来，我一手抓去，很烫，放在嘴里，一咬下去，牙齿也发烫。它外干内润，发出一种无以言说的香气。这是新鲜的鲜炒的蚕豆。当它冷了，包装好了放在货架上时，它的原始香味早已消散殆尽了。
这是城里人和现代人的共同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