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珍爱和平，我们回首战争。清朝初期发生在乌撒（今威宁）周边的“吴王剿水西”和鄂尔泰“改土归流”事件，对滇东北和黔西北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一直以来，史学界对这两起事件有着两种切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少数民族的反清抗暴斗争；一种认为是少数民族统治阶层挑起的叛乱。为弄清真相，笔者广泛查阅史料，仔细进行梳理，重新再现三百多年前的这两次历史事件，让读者了解发生在威宁及周边地区的惨痛往事，以史为鉴，倍加珍惜今天民族团结、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激发建设新威宁的热情。
一、“吴王剿水西”
“吴王剿水西”是乌撒（今威宁）及周边彝族地区的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水西包括今毕节、大方、黔西、织金、纳雍、金沙和水城、六枝地区部分地域大片土地。宋、元、明、清初皆为彝族阿哲家族即水西安氏统治。元代，阿哲家族的势力已跨过了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东一直延伸到今贵阳一带，但统治中心在鸭池河之西，因此称为水西。水西地方政权的彝语称谓叫做“慕俄格”（或“慕俄勾”）。
吴王即吴三桂，吴三桂自封藩之日起，就想“世守云南”。 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坐镇滇黔后，拥兵自重。吴三桂深知水西的战略地位，“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扼滇楚之喉，当蜀之要”，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掌握在水西安氏土司的手中，吴三桂当然不能放心。平西大将军吴三桂当初进兵西南时，水西土司安坤主动率部投诚，他先后数次平息地方叛乱，协助吴三桂确保西南稳定。明朝故将皮熊藏匿于黔境，数次劝说安坤反清，安坤皆不为所动。吴三桂为永远掌握兵权，避免历史上兔死狗烹的下场，曾向洪承畴讨教如何自保。洪承畴回答：“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吴三桂心领神会，于是多次别有用心地激怒土司安坤，并捏奏其谋反，人为制造祸乱。
据说安坤有一个小妾，姿色绝美，而且身体逸香，吴三桂便向其索求。君子不夺人之美，吴三桂寡廉鲜耻，安坤自然没有答应。当然吴三桂是别有险恶用心，意在污辱安坤，让其恼羞成怒，反叛清廷。此计与当年的马晔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马晔遇到的对手是奢香，结果弄巧成拙，招来杀身之祸。而吴三桂却诡计得逞，让安坤掉进他的圈套之中。
1664年，安坤被迫联合乌撒土司安重圣与明朝旧将皮熊，起兵反抗吴三桂。吴三桂亲督云贵两地驻军，计划兵分两路进剿。他自率云南兵为一路，出毕节由大方直捣卧这、果勇，派总兵沈应时、刘之复、都统吴国贵、副都统高得捷、参领李良栋等将驻兵大方、卧这、果勇，遏其要冲；调贵州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四镇兵为另一路，由大方的六归河（黔西西南）会剿，屯粮三岔河，以期首尾夹攻、两路破敌。
吴三桂大军逼近可渡河，乌撒土司安重圣联合彝汉苗各族人民，一面派土军（土司军队简称，下同）扼守可渡河天险，一面联合彝族土目叉戛那，派一千多土军攻乌撒卫城（今威宁城），清军迤西守备杨宗道、卫守备苏进孝、团练都司李天才等聚众抵抗，坚守卫城。
3月，吴三桂探知安重圣已派兵据守可渡河，于是率二万八千人从归集（今水城境）进入水西境。贵州宣慰使安坤和明黔阳王皮熊早已在阿札屯（今水城境）扎营，在归集、米糯两地派兵防守。吴军在归集、米糯受到阻击，后土军伤亡惨重，被迫撒退。吴军进逼阿札屯，刘秀率三千人出战，将土军阿武法沙包围，皮熊派兵增援。激战中刘秀、阿武法沙均负伤，各自收兵回营。吴三桂又派王洪率三千军队进攻阿札屯，叉戛那率三万人出击被乱箭射伤，全军为王洪所困，在阿武法沙的援救下才得以脱险。安坤考虑吴军炮火较强，敌我众寡悬殊，便坚守阿札屯，不再出战。吴三桂多次强攻，未能攻下阿札屯。这时，乌撒卫告急，吴三桂令马三保率一路人马去剿盐仓，以解乌撒卫之围，自己率主力过水城向以那（今织金县境）进军。吴三桂通过水城，经安作（今水城境）、比牒（今水城比德），遭水西、乌撒土军截击后，就在黑座附近分兵扎营。吴三桂实行“凡经过处步步肃清”的残酷政策，对人民肆事屠杀，财产任意掳掠，所过之处，动辄“以炮击之，焚其村寨”，沿路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经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从而更加激起人们对吴三桂的仇恨，起来与之斗争。在吴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面前，水西、乌撒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给吴军以坚决的回击。在猴儿关歼灭驻扎的吴军悍将永顺总兵刘安邦以下千余人，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消灭前来增援的把总王乙三百精骑。吴军遭到几次打击后，便从黑座出发，在马鬃岭（今纳雍境）用大炮轰击土军，焚烧村寨，经过普舍到法都（今水城境），派何丙出击公鸡山（今纳雍境），“掳蔡家苗族女子三百人以还”。
安坤、皮熊得知吴军奔向以那，就在卧这陈兵截击。吴三桂从盐仓召回马三保，合兵一处攻打卧这城。水西军在卧这城组织了英勇的防守战，但在吴军的猛烈炮火打击下，被迫撤退至以那（今织金境）。水西军统帅安坤、皮熊集十万土军于以那北面的果勇底城（今织金果永乡）设下埋伏。吴三桂全军三万人进入果勇底城后，被水西伏兵团团包围。
吴三桂原计划调贵州提督李本深统贵州四镇兵为另一路，由大方的六归河会剿。因为误书“六归”为“六广”，李本深率军至六广河，致使吴三桂成了孤军。轻敌的吴三桂受困果勇底城两月之久，军中绝粮，坐以待毙。就在吴三桂身陷绝境之时，不料水西军出部了内奷叉戛那。叉戛那觊觎安坤水西宣慰使之职，早就想取而代之。在关键时刻阻止了皮熊、阿武法沙等人发起总攻的主张，又帮李本深运粮进入果勇底城，解救了吴军。安坤的叔父安如鼎派人侦察贵州清军情况被活捉，李本深才知道吴三桂被困，急引兵增援。吴三桂起死回生，与李本深内外夹攻，水西兵大败，叉戛那公开投降吴三桂，成了遗臭万年的可耻叛徒。
取得果勇底决战的胜利后，吴三桂乘势追击，兵分八路进剿。吴军一如既往地烧杀掳掠，所过之处，火烧百里，十室九空，惨淡的血光映红了西南的天宇。当吴军追山箐林，粮食不足，吴三桂“乃令士兵分道擒生倮倮，不畏刀锯，用炮烙形逼取粮楔，又不继，则掘地索，随所获以支军粮。”吴三桂向朝廷报捷：“自二月至五月，斩获无算，苗人胆落。”安坤携妻子逃奔弄箐（今织金境），在木弄箐又被吴军击败，逃至乌蒙，当地土司不敢收留，又返回水西被吴军俘获。接着，又把安如鼎及皮熊等人擒获，将他们一并处死。吴三桂继续进兵，派李世辉进攻乌撒，安重圣派禄昌贤领兵凭险据守，李世辉不能胜，吴三桂再派马三保沙小道从侧翼袭击，乌撒土军战败，禄昌贤被擒，马三保、李世辉会剿盐仓。康熙四年二月，盐仓被攻破，安重圣、安重乾被俘，惨遭杀害。吴三桂将“乌撒”改为“威宁”（意为“天威一到，百姓安宁”）。将水西乌撒土司原辖全境新辟平远、大定、黔西、威宁为四府，设流官统治，直接将水西乌撒地域控制在手中，扩大了他的政治军事势力。
吴三桂征剿水西、乌撒，对水西、乌撒各族人民实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政策，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巨大损失。由吴三桂挑起的这场战争，从康熙四年三月至六年二月，历时两年，生灵涂炭，兵民交困，它给水西、乌撒大地带来的是满目疮痍。在短短的两年中，他在水西“斩擒九千六百余众，焚其庐舍无算”，“获其马数千”。吴三桂剿平水西乌撒后，“以二镇二协分驻之，硬派秋粮四万石以供镇协兵粮，民苗滋扰”。
二、鄂尔泰“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至八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在滇东北“改土归流”,是威宁及周边地区的彝族第二次大分流，其残酷惨烈毫不逊色于康熙四年的“吴王剿水西”。
“改土归流”是指将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改为朝廷中央政府派任流官。土司即原民族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西南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土司制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彝人受其荼毒。”甚至土司家族内部发生械斗或是战争。为了解决日久相沿的土司割据的积弊，明朝中后期已经开始酝酿解决这个问题。“改土归流”一般采取两种办法：“一是从上而下，先改土府，后改土州。二是抓住一切有利时机进行，如有的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有的土官犯罪，或反对王朝被镇压后，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
雍正四年春，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改土归流疏》提出，“云贵大患无如苗蛮，欲安民，必先制夷；欲治夷，必先改土归流”的主张，并明确指出，要求把隶属于四川的东川、乌蒙、芒部划归云南之后，相机“改土归流”，雍正帝于四月批示，把东川划归云南，并明确指示改流方案：“先将巧家六营地属顽梗滋扰者，或须擒拿，或令投献，悉为归辖流官，待六管既尽，然后计及乌蒙，徐图镇雄。或一举两得，出其不意；或使二府互相合并，然后剪除。” 命鄂尔泰和川陕总督岳钟琪会同协商办理。
云南乌蒙地区在历史上一直是禄氏家族统治。这个时候的乌蒙土府禄万钟，大权完全掌握于其叔禄鼎坤。禄鼎坤为前乌蒙土府禄鼎乾之弟，一贯素行不法，剽掠抢夺。禄鼎乾亡后，他企图争夺侄儿禄万钟的乌蒙土司位，招赘禄万钟之母。禄鼎坤抢掠川境，会同头人乃目攻东川的巧家地。川督岳钟琪借禄鼎坤的罪恶，对乌蒙“改土归流”，派出摘印官，摘印接管乌蒙政权。安排好审理人员。鄂尔泰认为插手滇东北“改土归流”既可扩充势力，把东川、乌蒙、镇雄三府由四川争过来，又可以对三府的“改土也流”向朝廷邀功揭名，名利双收。今见美差要旁落川督岳钟琪，急不可待，调集总兵刘起元屯兵东川，威宁游击哈元生，威宁与乌蒙有仇的阿底土目三路人马整装待发，准备强行出兵乌蒙、干预川政。
乌蒙上司禄万钟母子在幕府刘建隆的辅助下，一面准备文印入川受审，一面调集人马擒拿元凶禄鼎坤，禄鼎坤见局势紧张，从鲁甸带领家小和五百兵丁，准备逃往正在叛乱的四川冕山彝区。但当禄鼎坤率家小兵丁，准备过牛栏江经批沙坡、建昌到冕山，行至江边扎营时，对岸江防讯兵见有大队人马来到，隔江盘问：“是什么人要到哪里去？” 禄鼎坤答:“因四川命令乌蒙幕府刘建隆和土司侄儿禄万钟擒拿他，所以准备逃走。如果云南同意收留保护他，愿把他所管的鲁甸(属四川)献给云南。江防兵士听后，觉得事关重大，连夜飞报东川主帅。
这时的东川刚划归云南、总督正派出道台张允随会同马龙知州黄仕杰勘查地界。张还在途中未到东川。东川驻军总兵刘起元闻报，立即命黄仕杰连夜过江，招抚禄鼎坤。黄到了禄鼎坤营中，好言抚慰热烈欢迎。焚香结拜为弟兄，拆箭盟誓。第二天黄知州领着禄氏的父子人马来东川见刘起元，刘起元礼遇有加，收禄鼎坤长子禄万福为义子，次子万贵为黄知州义子。当场就授给四品官服，授守备官衔。留在府内从优款待，黄仕杰起程往省城方向迎接大员张允随。
黄知州行至待补，接着道台张允随，禀告禄鼎坤父子一事详情。张允随听后，心中不悦不以为然。认为禄鼎坤顽梗滋事，是乌蒙的祸首罪魁，川督缉拿的元凶，今又弃川投滇，出卖乌蒙以保自身，确属卑劣小人。若厚礼收容岂不干预川改，匿留祸首奸人。于是道：“彼土目见上官，岂可逾越乎？”叫设行台大礼拜见。行台设好，张允随高坐台上，军尉侍立，才命人引禄鼎坤到台下跪拜，拜完立命禄退下，算接见完毕。禄鼎坤退下台，闷闷不乐，自思张允随对他如此冷遇威严，情况不妙。但贼心不泯，用“四川都司”衔头，具文呈报张道台。大意说乌蒙、镇雄土司不肯弃川投滇，请云南派兵征剿，擒拿两府人员。张允随看后大怒，把文掷还禄鼎坤，责怪禄鼎坤“狂谬”，斥退禄鼎坤。
这时恰好鄂尔泰到贵州巡视，处理公务完毕，打算返滇先赴东川巡视，了解情况，作好兵伐乌蒙、镇雄的准备。中途接到刘起元报告禄鼎坤一事，大喜，称天赐良机。马上派人星夜赴东川、委给禄“都司”职衔。然后兼程赶到东川。三日后，鄂尔泰抵达东川，立即召见禄鼎坤，禄鼎坤感激不尽，献上鲁甸户口册，又把呈给张允随的文书上呈鄂尔秦。鄂尔泰看后命禄鼎坤写一封信给刘建隆，陈述投滇的好处，及不投滇的恶果。过几天，刘的回信到，义正辞严： “建隆年七十余，往承老府公爱，备历艰危。老府公抱忠完节。建隆区区悃忱，藉以不负先府公承袭，义不当去。其如一国三公，纪纲颓废。会建隆有不良之疾，痿蹙至今。归庆摄养、以待天年。不意先公去世，少府（禄万钟)旋稚年。郡母使命频蕃，且动以先世交谊，提抚幼孤，故凡建隆之所以蹒跚而至者，义有不得辞，而不图三官(禄鼎坤)之责我也。三官书云：‘少府应赍印投滇。抗而不来，罪在于汝。’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蜀在滇，岂有分别！但念乌蒙蜀郡，少府蜀员，况蒙上宪题参，印须候摘交送。若使遵听三官之言，携印滇省，则其迹似叛，殆不可从。建隆虽老悖，固不敢劝人以叛也。又三官条言：‘滇宪恩遇隆厚，来者既加德泽，凡有血气，无不忻戴。’但少府与三官不同，三官闲散之人，可以东西自由。少府则川省有印，土官不便迳投别省。自取大戾。且如滇省亦有土官，一旦携印而投入他省，当亦滇宪之不能容者也。然建隆已代少府作禀，申达川宪，请示去讫，倘蒙批准归滇，则星夜渡江，不敢少后。仅布腹心，尚惟鉴谅”。
“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蜀在滇，岂有分别？但念乌蒙蜀郡，少府蜀员，况蒙上宪题参，印须候摘交送。若是遵三官之言，携印投滇，则其迹似叛，迨不可从”“然建隆已代少府作禀，申达川宪请示去讫，倘蒙批准归滇，则星夜渡江，不敢少后。”刘建隆对投滇的严辞批驳，让鄂尔泰又脑又恨，决定出兵讨伐乌蒙，强占川属。缴文写好正待发出进军令，帐外有小校报告，前遣探马截获一奸细，搜出川督令牌文书。鄂尔泰拆阅，文中内容为：川属冕山彝蛮变乱，剿抚不靖。令乌蒙土知府速拔三千土军把守后山，严防彝贼闯入。鄂尔泰阅文后犹豫不决，打算停止进军乌蒙。说：四川正有兵事，我们不可生事扰乱他们。部属刘起元即刻进谏说：大人的威名在川督岳公之上，难道还怕他？不要灭了自己威风。凭一纸文书，就罢了大事？这时前军报告，刘起元派去的一名千总率军过江，在箐中被飞矢射死。于是鄂尔泰决定出兵乌蒙。
雍正四年(1726年)12月24日，鄂尔泰派大军进伐乌蒙，土军3千人到江边迎战，不敌清军，四下逃散，清军直抵鲁甸。威宁游击哈元生、左协游击张鹤、知府杨永斌率兵直克乌蒙。雍正五年正月初二，刘起元进驻乌蒙城，乌蒙土司政权到此结束。
禄万钟母子和刘建隆等，见大兵进伐，形势凶险，携印逃往四川，准备把土司印缴还四川。禄万钟从筠连入川，到守备胡涟营盘，入营缴印自首，被押往成都。后被鄂尔泰要求交云南审理、发配江西。刘建隆到豆沙关，正遇到川省摘印官，不想云南清军也已追到，遂被押回云南审理，家小人口全部斩首。
刘起元见禄万钟逃川，命令禄鼎坤和守备朱迁贵领兵追擒。追到戈魁（今彝良）拿得可疑人二名，一个叫阿固，一个叫李二，搜出镇雄土司陇庆侯给禄万钟的信，信上说：云贵有毒意，岳公爷自为作主，我们来盐井渡相会去川。于是鄂尔泰以镇雄土司藏匿禄万钟母子罪，出兵镇雄。镇雄各处头目想拼死决战。陇庆候之母连夜派人晓喻各寨头人：我家世代忠良。今虽无罪，安于气数可也。命陇庆候携印逃川。镇雄未经争战，土司政权覆灭。陇庆候逃至四川副将张玉行营缴印，后也被押解回云南审理，发配江南，死于途中。
乌蒙、镇雄两府占领，清军继续执行“严行稽查，勿使匪类漏网”命令。除乌蒙、镇雄的头目，慕僚刘建隆、范掌柜、纽纽巴等数百余口家小被戮外，禄鼎坤又开了几百人的黑名单，一一被捕，全被处以极刑。其中米贴（今永善）土目禄永忠，本与乌蒙无关，也被擒拿问斩。他家地处金沙江边，兄弟禄永孝在江对岸马湖府(今凉山雷波一带)，任磨坡长官司。兄死后，按彝族风俗，入赘他嫂嫂永忠妻子，并料理起米贴土目事务。禄氏在四川马湖有职，今又兼理亡兄永忠家事，鄂尔泰恐难驯服，就以“兄亡收嫂”罪，连坐禄永孝和妻子，拟判斩首。公元1728年2月初1，副将郭寿域奉命率千总潭盛元，把总张士俊，兵丁500往米贴擒禄氏夫妇问斩。2月12日到米贴、米贴地处江边、山岩陡峭，地势险要。郭素来用兵慎重，不敢轻进，把兵扎在外围、待探明情况再进入米贴禄氏屯内。这时有差官督文到。郭只得挥师进入米贴。时近黄昏，天色渐暗。四处静无一人。兵士们小心搜索前进。禄氏营寨到处空空。慢慢搜到禄永孝卧室。一个妇人站在房门前。见着官兵。大声说：“我男人放回来了”。郭急令兵士擒拿，这个妇人转身入室，忽然不见。跟踪四处搜寻，也不见人。当夜郭只好命士兵扎营住米贴。到夜间三更天左右。忽然四周火光冲天、照耀如同白昼。四面彝民呼噪而至，见着官兵，逢人便杀，血肉横飞。郭寿域以下500兵官，全数被歼，仅有一甘姓士兵逃脱回去报信。
鄂尔泰闻报，立即调动大军，以鹤丽总兵张耀祖为统帅，兵分三路，进剿米贴。张耀祖领左路，由乌蒙经洒渔河到耶渔库同中路会合。中、左路攻井底、米贴。右路由哈元生率领由豆沙关包抄井底屯后路。总兵孙士魁扎乌蒙为后援。鄂尔泰咬牙切齿，亲下屠杀令，一场惨绝人寰的灭族大屠杀就此开始。
禄永孝放弃了米贴，集众固守井底屯，张耀祖28日到黑铁关，遥见米贴火光，彝民已退走。30日张广泗抵井底，4月初一，中路抵达。两路会师，进攻井底。兵分两路攻井底屯。初三、初四日夜开始激战一日，不克，初五六连日进攻不能克，夜间又被劫营一次，初七日，正在接仗、哈元生从后山偷袭，登上屯上，土兵后路被抄，清军三路合击，连克三屯，井底攻破，禄永孝等逃到门坎屯藏匿。初八、初九两天，清军四处搜寻，奸淫烧杀，极尽所能。五月初一，禄永孝见人已被杀尽，自行出来投降，后亦被处斩。
倪蜕《滇云历年传》记述米贴大屠杀：“泊耀祖至，立沉命法：在者杀，去者杀，妇孺杀，小有姿首之女子不杀， 苟稍持志节亦杀矣。汉人妻而有儿者，则其夫又 必以汉奸杀。而其杀又各不同，凿颅、批面、剁手、截足划腹抽肠、活并、生竿，极千古未有之惨酷，凡三万余人。其有先匿深箐今拟投出者，闻而知不免，奋身崖壑以死，又数千余。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十里不止”。哈元生又奉命渡江打算屠杀雷波。“因川帅弹压，不敢纵恣”。经过了米贴的血腥屠杀，鄂尔泰以为功德圆满，改米贴为永善县。一方面建立政治军事机构。加强巩固新地域的统治，一方面纵容属下以征服者的姿态为所欲为，欺凌、敲榨当地彝民。
滇东北“改土归流”后，设立一镇三府一州。府是行政机构，有东川府、乌蒙府，降镇雄为州。镇是军事机构，二府一州的军事都由东蒙镇指挥，刘起元任东蒙镇长官。刘起元贪虐暴残，彝民到了无法生存的程度。稍有不同意见的官吏在鄂尔泰的支持下，被打击排斥。乌蒙知府陆世宣、与刘起元就因“仁暴不合”，被鄂尔泰另调大理。后来者无不与刘同流合污。“彝民之马，上者官取之，中者兵需之。不幸而妻女可观，无不嬲也。凡有薪炭入市，兵役输抽，以为过税；旧时酋目向来自贵，今见工匠，务须下马，迟者捶楚；加之大关通判刘镇宝丈量土地，苛刻为能，教授李焜管督城工，迂疏繁碎，于是远近彝民皆无生之气，有死之心”。处此绝境之中，彝民酝酿着一场殊死之争的反抗。
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长官刘起元的寿辰。苛派彝民送礼供物，大排寿筵三天。远近彝民密秘联系筹划，准备起事消灭刘起元。一部分精锐的兵器藏在马草中，装扮送马草的民夫混入城内。罪魁禄鼎坤当时已被派到河南任参将，其子禄万福正好回鲁甸治理家产，彝民和禄万福联系，禄万福以义子身份到刘处祝寿作内应。十五日黎明，突然城内大哗，潜入人员拔刀砍杀，城外数千彝民呼哨而至，把乌蒙城围得水泄不通。到处刀光血影。杀声震天，里应外合，破城入巷、杀到刘府衙门口。守城游击车马秉伦怆惶上马应战，被乱刀砍死。候补知县赛技大、司狱陈天锡、教授李昆在府内被杀。通判刘镇室被生擒活捉，乞求免一死。彝民慢慢用刑，掌他脸，棍相加，削他的双脚，遍用府内各种刑具刑法。然后说，这些刑都是平时你用来整百姓的，今天也让你自己尝尝。忽然一少年武士来，挥刀砍下刘镇宝头颅，落到刑栈上，并大声说：此人凶恶，立即杀死为宜。刘镇宝有个弟弟，自幼病哑，少年挥刀也要杀了。众人说，这是个哑巴，从不为恶，不要杀他。于是免杀释放。知府陆世宣．因有功德于众夷，城内立有世宣碑亭。夷众首先派人守在碑亭旁说：我们恩主的名字在此，敢有未损伤的杀死。刘起元见大事已去，同游击汪仁带领家小，重金买通个别彝族土目放他逃生，被追杀于荔枝河边。
乌蒙生变，各地彝区纷纷举事，鲁甸、大关、镇雄、雷波、巧家、东川等地到处燃起烽火。
乌蒙生变，鄂尔泰一面申奏朝廷推卸责任。说刘起远乘其因公往来黔粤之机，私派公款、侵欺粮响等等，他早已派魏翥国前去按款查讯，摘印奏参。然而魏还未到就生变；另一原因是远在河南的禄鼎坤，企图复辟土司制，私派儿子回乡，挑动土目复辟，因而彝民苗民附禄作乱。请求急令河南缉拿禄鼎坤。连雍正帝也不相信鄂尔泰的谎言，批示道：“此事恐禄鼎坤未必知情，或有冤抑情节”。鄂尔泰一面急速派大军征剿。鄂尔泰调兵三路进剿乌蒙：第一路由总兵魏翥国率领，急速从东川伐鸟蒙。临行前，禄鼎坤在省城作人质的家小已被拘拿。鼎坤的弟弟禄鼎明一再请求随军前去，可以说服侄子万富和众土目，平息事件。倘若不成，也可随军作响导。魏翥国偕同禄鼎明领军行至东川。禄骑一匹骏骡，魏害怕禄逃走，命人换一匹马给他骑。禄见坐骑被换，认为要夺他心爱的骏骡，心中十分愤恨，行至巧家地，拔刀刺杀魏翥国，刀穿透靴子刺伤左腿，魏翥国卫士当场将禄鼎明乱刀砍死。魏翥国受伤停师不敢前进。东川知府罗德彦来军探望，邀请魏军入东川，暂住养伤，欲借魏军声势保东川平安。大军停驻东川，各处彝民大为惊慌，以为官兵是来剿杀东川彝民。各地纷纷准备自卫，聚集人马修筑寨棚，积极防守。知府罗德彦和总兵魏翥国认为东川彝民要造反，派出兵士进攻一些寨村。于是东川彝民各处先后举事。者海彝民因争田之事与汉民矛盾，这时一夜杀汉族移民垦户二千多家。土目禄良宰被拥为头目，率众围东川城。那姑头目禄良珍也率众举事，起来响应。东川被困。派人去已达待补的提督张耀祖援兵求救，张耀祖停滞观望。总兵官禄后续赶到，也退缩不前，只挨村剿杀。在鄂尔泰严令之下，至十一月初，才过牛栏江与哈元生汇合。
镇雄土目扁刀率众千人在雨撒河、以那上箐招集人马，打算攻州城，请二禄氏主持不从。知州徐德裕密令乡约团练偷袭，拿获扁刀和扁刀之子阿嘎，押至州城乱棒打死。土目法漏和施额聚众数千人，九月十二至十三日，与清军参将韩勋率官兵在莫都地方昼夜血战，土军被击溃。二十六日彝良土目阿路率七八千人扎营在奎香山上，二十七日韩勋官兵抵达，阿路指挥土军分九路进攻，韩勋分七路迎战。血战一日，在寸田塘分十路攻清军，清军五路迎战，从早到晚杀声振天，战事里胶着状。这时雄所土目安国兴昕令官兵，抄袭阿路后路。十月初二辰时，韩勋率清军与土军决战。土军分十路向官兵发起攻击，自清晨战至中午，土军逐渐不支，死伤惨重，向山谷败退，清军一路追杀，至土营，放火烧营焚了营寨，土军溃散。
土目施额从镇雄败退，逃过洛泽河。清军沿途追击，四处烧杀，毁灭村寨百十余处，追至革老箐，捕获妇女20多人。10月18日，进攻法漏屯。20日从法漏屯经戈魁阿路到铜厂沟，沿途擒捕男女三百多人，牛羊无数。24日至29日，抓捕男女老幼彝民百姓1500多人，牛羊无数。30日攻破伐鸟关。守备王应熊从麻柳河攻大关右，守备李世禄由泥勒攻大关左，千总潭盛元及土目戛虐从地瓜坪潜过老林至雄魁脑，偷袭大关后路。韩勋亲率守备马麒，由葫芦口中路攻大关，大关终被攻破。
威宁方向，战事也十分激烈，9月21日，土军3万多人，分三路经过宫防海子，摇旗呐喊，杀奔威宁。哈元生亲领副将徐成贞等千余人，从得胜坡迎战。官兵武器精良，枪炮手开火打死土兵无数，形成拉锯战，双方进退十几次。22日，两军又摆开阵势。威宁阿底土目黑寡纵马冲杀，直奔哈元生，“元生伴挟鸟枪在旁，即发机而杀之。元生亦抽矢而射，已死矣”。土军另一勇将暮末拍马出战，又被射杀。土军军心大乱，哈元生趁势挥军掩杀，土军大败。九月初八，哈元生移营至迤那。土军数万人，在对山梁结营十余里，张旗呐喊，声势浩大，元生令参将康世显，游击王友文、曾长治带领部所属土军，绕过敌营左右到后山埋伏。哈元生领副将徐成贞、土千总安天爵迎战。初十日五更，双方交战。哈元生按兵不动，土军分几路来攻、看看相近，哈元生一声号炮，清军一齐奋勇杀出，两路埋伏的清军又从背后突然冲杀过来，土军四处逃散。哈元生乘势追杀，连拨十八营寨，追至稻田坝，杀过松林，抵乌蒙城外凤凰山扎营，攻克乌蒙。
由于鄂尔泰实行“分兵穷搜，务获渠魁，尽屠丑类”的反动政策，清军所到之处，任意杀掳，连改流前迁入的汉族也在劫难逃。当时为清军催督士卒粮响的官吏鲍尚忠亲历这场屠杀，在其《大定府志•平蛮后记》中说：“诛剿两月，靡有孑遗。”又说：乌蒙城“外无城郭，内无垣墙。寒冬腊月，蝇蚋扑面。举步髑髅，遍野骨骸。杯水半血，阵风尽腥。未睡辄悸，欲食先呕之境，不禁黯然泪下也。”许多村寨被烧毁，不少无辜的彝、汉人民被屠杀，战争中大量彝族人民“渡金沙江，往四川凉山”逃亡迁徙。雍正喻令：用兵抚剿之后，宜法外施仁。而鄂尔泰却以为：明肆背叛，屠灭有名，不得少事姑息，定尽戮。具鄂尔泰的奏报，临阵杀伤而投江，跳岩的一万多人，处以各种刑和剥去右手的已数千人，家小妇女赏给兵丁作妻奴。阿底土目人员投营效力的五百多人，战事结束，鄂尔泰密令哈元生回师之日尽擒拿枭首。“改土归流”中，被杀的彝民汉民粗略估计不少于15万人。鄂尔泰事后自己向清庭奏报：“统计逆党、逆首及附从凶倮前后临阵杀伤并滚崖投江自杀自尽者已万余人；擒获搜获讯明袅首及剁去右手者数千人，所获倮贼男妇分赏在事有功者亦数千人；准于安插，并暂准投诚者亦万余；其余生擒贼首贼目并应质审要犯家口数百人，押解收监。所未获大小头目共不满十人”（《圣武记》）。这样的奏报，在鄂尔泰的《平蛮奏疏》里还有许多。正是鄂尔泰的这些真实奏报，如今想要掩盖他的血腥屠杀罪行都很难。巧家、永善遭严重兵祸。其余各处，清军一样烧杀尽极。“改土归流”后，乌蒙沃野，人烟俱寂，鸡犬无闻，田亩荒芜，以至军粮也无法供给，从省外购卖，最后重新移民来垦植。大关韩勋与哈元生会师后，东川官禄等也会师乌蒙，东蒙之乱平定，12月，乌蒙事平。
三、结语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吴王剿水西”和鄂尔泰“改土归流”，对威宁及周边彝族地区造成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给这些地区的彝、汉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大批人口被屠杀，许多人家被迫逃亡流散。吴三桂实行“凡经过处步步肃清”的残酷政策，所过之处，“以炮击之，焚其村寨”。而鄂尔泰在“改土归流”中，对威宁及周边彝族地区进行了“极千古未有之残酷”的血腥屠杀，广袤的滇东北黔西北地区“举步髑髅、杯水半血”。在这两次事件之后，水西、乌撒及周边彝族地区人口锐减，大量土地荒芜。从客观上来说“改土归流”是滇东北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一种变革，是加强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项重要举措。但清军在”改土归流”中不加区别地屠杀人民，充分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杀人如麻，罪恶累累，鲜血染红了顶子，“凡三万余人。其有先匿深箐、今拟投出者．闻而知不免，奋身岩壑以死，又数千余。血肉淋漓，挂于树石间者，亘五十里不止”。真可谓“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正如刘廉昌先生为《血祭乌蒙魂》一书所写的序言：不能因为“改土归流”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而掩盖鄂尔泰借“改土归流”之名所制造的血腥屠杀，也不因为史学界对鄂尔泰其人有着不同的评价而抹去他对滇东北人民犯下的罪行。水西、乌撒地区落后的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在“改土归流”中为较先进的封建地主经济所代替，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但封建统治阶级采取的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对彝族人民先是阶级压迫、剥削，进而采取围剿、屠杀，最后采取民族消灭、人口灭绝殆尽等残暴手段，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致使它的进步性，不仅受到局限，而且走向历史的反面，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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