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石彝文的分布与整理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将古代社会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种形态[1]，其中文字的创造发明使用是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文字是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计算机是社会进入信息化的标志，两者的发明意义有着同等的重大。在我国，土生土长、并各成体系的文字有三种：即中文（汉文）、彝文和纳西东巴文。彝文的创造发明使用是彝族对中华文明与中华文化宝库的丰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彝文的创造始于什么时代，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人认为有上万年或以上历史，有人认为有数千年的历史、或千余年历史，还有人认为才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彝文曾经在广大的彝区被统一使用过，用彝文能解决西安半坡、贵州威宁中水等地出土陶文的释读，能解决出土的巴蜀青铜器上刻文的释读，存在一定的彝文金文、大量的彝文石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彝文的金文
彝文的金文，到目前为止，发现有4件，保存的有3件。其中的“祖祠擂钵”亦称“祭祖擂钵”，系1972年在贵州赫章珠市乡铁矿村磨石沟出土，该擂钵经贵族博物馆的有关专家鉴定，系战国至汉代的文物，铸有“祖源手碓是”5个阳文彝字，铸有彝族《祭祖经》故事，《彝族美术·西汉时的彝族祭祖擂钵》介绍说：“雉鸡、梅花鹿、蜘蛛三组形象造型系一个整体，出自彝族历史文献《祭祖经》所记载的典故，彝族先民武洛撮有弟兄12人，其中十一位改变了彝族传统习俗，武洛撮也发生了动摇，诺师颖极力劝阻，并要他建立和规范祭祖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树立自己的旗帜以防止变化。为请”天上“毕摩神（统治集团中居第三，传播传统文化，主持祭祀的知识分子）恒阿德前来制典章，立礼仪，武洛撮连派雉鸡和梅花鹿前往恳请，都被恒阿德点上惩罚性标记，而蜘蛛以牺牲性命为代价表示忠诚，终于让恒阿德感动，为武洛撮成就了大事，保住了彝人的根本”。“祖祠擂钵”的图案和文字相互表述和印证所表达的内容内涵。对“祖祠擂钵”的发现，1995年8月11日的《北京晚报》以《贵州考古新发现》为题作了报道。同年8月14日的《光明日报》以《西汉擂钵证明彝文有两千岁》为题作了报道，8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贵州发现彝文西汉擂钵》为题作了报道。当时的《新华每日电讯》也作了类似的报道。
第2、3件彝文金文为战国至西汉的铜印章，都出现在贵州毗邻的云南昭通，第一枚为“夜郎赐印（直译‘夜郎赐手司印’）”，该印由昭通的张希鲁先生交给原西南师范学院的邓子琴教授，后在“文革”中丢失，现云南昭通市博物馆木质复制件存放。第一枚为“统管堂琅印（直译为‘堂琅山里手辖印’）”，现由云南省昭通市卫生局干部熊玉昆收藏。这两枚铜印先后为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罗国义、王世忠、王继超、王子国等人翻译。
第4件彝文金文为《明成化钟铭文》，系1982年在贵州省大方县城关小学内发现，因钟面彝汉文均注明是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故称之“成化钟”，迄今521年，现存有彝文128字。
2.彝文的石文
彝文的石文，即以石质为载体的彝文古籍，以墓碑、路桥碑、记功碑、摩崖等形式存在，在贵州彝区有数千块的资源分布，以毕节地区为例，至少也有2000余块。金石彝文以碑刻与摩崖为主，在黔西北的周边彝族居住区呈网状分布，东南面的安顺、六枝、水城等市（县），西北面从四川省的古蔺、叙永，云南省的镇雄、彝良、昭通到四川凉山的雷波、金阳，西北面从云南省宣威、沾益、昆明往红河州，从会泽、东川到楚雄州境内，连片的各个地方，都陆续有一些发现，或多或少得到一定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在贵州方面，金石彝文的整理翻译，一九八六年获全国古籍整理重点项目的立项，取得的成果有：贵州省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市合作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二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和赫章县民宗局古籍办合作完成的《彝文金石图录》第三辑（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2]。
在云南方面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朱琚元研究员编的《彝文石刻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金石彝文整理翻译研究成果总数为139块（件），其中铜钟铭文、铜擂钵铸文各一件。在这些金石彝文中，字数多的是碑刻类的，位于贵州省大方县鸡场乡和黔西县林泉镇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现搬至大方奢香博物馆内）有彝文1972字，其次是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阴底乡大屯村坝口的《李雨铺四棱碑》，有彝文1856字。这些金石彝文记录了彝族的起源、形成、迁徙、分布、发展历史，涉及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可供历史学、文字学、哲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作重要的实物佐证。
金石彝文所取得的139块（件）整理翻译研究成果，仅是彝文金石丰富资源宝库中的冰山一角，搜集整理翻译与保护任重而道远。
二、金石彝文对彝文使用产生的影响
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就全国的民族古籍而言，是最具特色的，而贵州的金石彝文从数量、还是年代以及所录内容等在全国彝区都是首屈一指的。贵州地区的金石彝文，又以古水西地区的留存数量最多。
彝族的水西慕俄勾政权，历来有重视彝文使用、传播、整理的传统，如水西阿哲部的第29世君长洛那阿阔就曾经对彝文进行过整理，其事迹因此见诸于《诺沤》、《滇系》等彝汉文献中。然而，在奢香之前，彝文使用与传播总的还是呈封闭和保守的状况。在根深蒂固的彝族原始宗教观的有力支配下，形成了一种传统禁忌，就是绝对不允许把彝文放在野外，怕被践踏和污染，认为彝文被践踏和污染，会亵渎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神灵，如果亵渎了这些神灵，必然会遭他们所谴。这种禁忌习俗，至今仍有存留，如布摩所念（用）的经书禁止女性触摸；一年一度，杀白公鸡以祭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谓之“祭书神”。祭祀时，通常用鸡毛蘸鸡血一并贴于书上，这就是彝文的使用封闭和保守传统的一种遗存。在彝文的传播上，封闭和保守的状况一直延续着，水西阿哲部所建立的“慕俄勾”是一种结构紧密的政权，具有浓厚的宗法体制色彩，体系发育完善，在内阁设置上引进了南诏的“九爽”模式，其移植后各部称之“九扯九纵”，“九扯”即九个部门；“九纵”则意为九主，“九扯九纵”即是“九个部门，九位主官”的意思，有人把他理解为九个品秩是错误的。在“慕俄勾”政权下属的地方机构设置上，把水西（含贵州一部）地盘按十三个行政区来划分，即十三“则溪”，“慕俄勾”勾政权中央直隶一个“则溪”，《大定府志·疆土志一》载“水西自分三路，称为中水、下水、底水，盖沿三路达鲁花赤、三部土官之旧，每路之下有四宗亲，以宗亲领之，故名，后讹为则溪，其制犹唐之州、宋之军也；凡十二宗亲云，十二宗亲各有分地，又别领土目四人，谓之四十八部，合宗亲为六十也，每宗亲及土目之下，又分为一百二十，各有人领之，谓之一百二十骂裔，骂裔之下各有十夜所，谓之千二百夜所。土目、骂裔、夜所，盖中国之乡里也。”从水西勾政权核心的君长到十二宗亲、四十八部（更苴、穆濯、骂裔、夜所等）贵族各家都分属有文化传播世家的布摩，水西君长家的布摩最早是《大定府志》所录的“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称的突穆和渣喇两家，“《夷书》九则”说：“其先，蛮夷君长突穆为大巫，渣喇为次巫，慕德为小巫。”“突穆、渣喇嫡派在宣威，在大定者乃其支庶也[3]。”突穆、渣喇和慕德三家都出自德娄氏，在作彝姓的能益中，突穆与渣喇是连用的。因在水西部担任大布摩，故在丧祭等仪式中，要专门设置突穆、德娄（即渣喇）的神位。同样十二宗亲、四十八部也有各自的专职布摩，布摩形成世家，并阻碍彝文的广泛传播是有“慕俄勾”的宗法制土地分配制度和支付报酬习惯决定的。布摩及其下属的十二宗亲、四十八部等所进行丧祭、祭祖、祭神、祁福、占卜等原始宗教仪式活动服务的俸禄或报酬，就是一片土地。布摩的后代要继续拥有这一片土地，条件就是要习研彝文彝经，传承祖上的职业，而在职的布摩为了使其后代很好地继承自己的本领，在君长的要求与支持下，也兴办一种叫“布吐”的彝文学堂（校），如赫章县的辅处乡的“辅处”这一地名就来自彝语的“布吐”，辅处的“布吐”系乌撒家所兴办，另外在威宁的龙场等地也有“布吐”这类小地名，即都是布摩子弟学习彝文的场所。在彝族长篇叙事情歌《曲谷走谷》里，也有像独谷蒿孺郎一类贵族子弟到“布吐”读彝书的记录[4]，如《曲谷走谷选·米谷姐娄啥》载：“独谷蒿孺郎，在补处（布吐）念书，正在念书时，尽是作怪梦……”虽然“布吐”的故事与地名发生在乌撒地区，但在古代地理相连、制度习惯一致的水西和乌撒地区，彝文的传播模式和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彝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也仅仅在布摩和部分贵族子弟的范围内进行，层面是十分狭窄的，因而也没有打破其封闭的状态。
元明时期，随着土司制在彝区的实行，长期以来的封闭逐渐被打破，彝汉文化的交流也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当政袭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加强同朝廷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的两条道路，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便利。奢香夫人对彝族文字的使用与传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把彝族文字从神秘中解放出来，打破了传统禁忌的坚冰，使彝文成规模地出现在金石等载体上，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开来，彝文从传统的传经记史的功用扩大到记账、契约、记录歌谣、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及其影响不单在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地盘，还延伸和辐射到周边的彝区，如乌撒地区（今贵州威宁、赫章一带）、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地区（今古蔺、叙永一带）、云南的乌蒙（今昭通市）、畔（今东川、会泽一带）、磨弥（今云南省宣威、沾益一带）等地区。奢香夫人彝文传播的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中金石彝文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奢香夫人所作贡献，有必要加以给予充分的肯定。
同以纸质为载体的文献古籍比较而言，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打破彝文文献古籍既无写作年代，又无作者署名的传统与常规，金石彝文在署明了年代的同时，还刻录下作者、书写者乃至工匠等相关人员的名和姓，如具有代表性、且有1972个彝文字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为后人的研究与利用提供了方便，在深深刻录下古代文明的同时，明代以来，金石彝文所体现的创新作用与意义也是十分重大的。
原载：王继超著《彝文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2014-05-01。
文字来源：云村寨；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奢香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