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讲贵州的石刻，就非讲彝文碑刻不可，因为它在碑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是贵州多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实，在国内众多的碑刻中，彝文碑刻无疑是独特的一种，正如藏文、蒙古文、满洲文、维吾尔文或西夏文、契丹文碑刻一样。彝文碑刻的分布区，主要在贵州、云南、四川，然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彝文碑刻，绝大部分集中在贵州西部，以毕节地区最多，其次是六盘水。贵州是彝文碑刻荟萃之地，不言而喻，当然也是世界上彝文碑刻最密集的地方，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彝文碑刻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是在抗日战争前夕。当时，有个地质学家叫丁文江的，深入贵州山区考察地质矿产，无意中发现了它，感到新奇，便托人去作拓片，又请精通彝文的罗文笔翻译出来，编辑成《爨文丛刻》，１９３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过，这本书所收的碑刻仅《千岁衢碑》一帖，其余的都是彝文经典。大量发现，还是近二三十年，通过文物普查才打开这个文物宝库，在１９９４年出版了《彝文金石图录》第一辑，１９９４年又出版了第二辑。两书所收碑刻共计６０帖，使人们得见它们的风貌。
彝文碑刻的珍贵性，首先是因为它把古老的彝文镌刻在石头上，这与云南的《南诏德化碑》、《三十七部会盟碑》有所不同，它显得更具有原始性和真实性。碑刻的形式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摩崖石刻，如《拦龙桥碑记》、《新修千岁衢碑记》、《长寿桥碑记》、《扯垲箐碑记》等，其余的均为石碑。碑文是直行手书体，因彝文的象形意味较浓，刻在碑上，别有韵味，使人有一种古朴苍劲的感觉。有些是彝汉文合璧，两种不同的文字合在一起，在书法上又是一番情趣。就其内容而言，大抵有记功碑、记事碑、修桥筑路碑、契约碑和墓碑几类，是古代彝族社会历史的真实记录。另外，有一件珍贵的金属器物，上有铭文，虽不属碑刻一类，亦可附在这里一并介绍，相得益彰。
在大方县青山彝族乡与响水镇交界处，１９７９年发现了一块古老的彝文碑，据《贵州名胜古迹概说》记载，此碑“相传为蜀汉时济火所立，碑上有建兴年号”。碑已残缺，仅余全碑左下部一截，有彝文１７４字，最初人们把它称为“济火碑”。经过翻译，认为是彝族阿哲部首领妥阿哲的记功碑，他佐诸葛亮南征，通道运粮，颇有功绩，于是受封，来到慕胯（今大方），开创了水西的基业。不用说，这块碑是很重要的，它关系着贵州彝族的历史，只可惜它已残损，文字断断续续，不能窥其全豹。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谱系的记事碑，共有四通。一通是《杨氏宗源纪念碑》，它是一块通高约２７米的四棱碑，有碑帽，彝汉文并书，仅有彝文２１字，说明杨氏乃施阿育的后裔，以桫椤树为吉祥物，它立于大方县中箐彝族乡的天宝村，因有汉文，一看便知是清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立的。另一通是《祖源碑》，大意是追溯住在大方柿树乡箐脚彝族的谱系，他们是扯勒部的一支，子孙繁衍后，几经分家，才辗转迁到这里居住，碑高１.５米，宽０.６米，有彝文３７０字，记刻的时间是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大方六仲乡偏坡的《天子万年墓碑》，有彝文２７２字，“天子万年”四字为汉文，它以墓碑的形式出现，追叙祖父母及姑舅开亲的情况，期望人寿年丰，时间为“壬寅年三月初二”，因没有年号，难以判断。还有一通《罗氏焚台碑》，立在织金落圈乡新立村罗文发家祖茔上，碑横卧于地，长４.１７米，宽３.１０米，高1.10米，有彝文６２字，它说阿布生于乙丑年冬月二十七壬辰日，满60岁的这一天建焚书台以祭远祖布额以来列祖列宗，把他们生前爱读的书在此焚烧，以便他们死后有书可读，从这里可以看出彝族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
在彝文碑刻中，价值最高的要算修桥筑路碑了，它与桥或路联系在一起，不仅提供了某桥某路修建的时间和经过的资料，而且直接反映了彝族地区的开发进程，特别是交通设施的建设。属于这种性质的碑刻共有９通，相当一部分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主要是明、清两代的碑刻。
《拦龙桥碑》是刻在摩崖上的，它位于六枝特区上官与新场两乡之间的拦龙河岸，碑面约３平方米，刻彝斜，有信手写来之感。文意大概是说，戛勒君子阿保呗道的子孙在陇乍呗特（今六枝郎岱）立下基业，于“己未年五月”与德赫布诺、阿洛育梅、娄则阿姆、堵莫阿戛4人商量，要在这里建一座桥，使之成为运输租粮之路，于是请石工博宜阿斐和默查卖索的后裔陇直来修建，付工银７０两，桥成后，家业便兴旺发达起来。关于刻记的时间，《彝文金石图录》作南宋开庆己未年，即宋理宗开庆元年（１２５９年），如果确实无误，当是最早的建桥碑，但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大方白布乡洛启坡的《新修千岁衢碑》，倒是可以确指为明嘉靖丙午年，即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年）。碑刻在岩崖上，彝汉文合璧，字迹大体是清晰的，两相对照，年代是不容置疑的。此碑面高１７６厘米、宽８８厘米，顶端用汉文刻成“福寿”二字，下为“新修千岁衢碑记”7字。汉文部分《千岁衢碑记》是叙述修筑的经过，碑文的下端大都剥蚀，但文意大概可知，而且注明是贵州宣慰使安万铨捐资修建，竣工立记时间是“嘉靖丙午四月吉旦”。彝文６行，３００余字，可辨认的约２００字，意思是修路造福子孙后代，凿岩修道尤其不易，为了纪念修路人的功绩，刻碑祝颂，由道由阿武仁家承包，十月告竣，用银360余两，此碑和道路尚存，其道艰险如栈道，顺山势蜿蜒起伏，石级上留下深刻的马蹄印。
稍晚的是织金木汪乡保山村高石坎的《卷洞门岩刻》。碑面约３平方米，上端刻有屋顶状碑帽，有汉文８２字，明确记载时间是“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彝文２１５字，是陇者第七代孙格纳亲笔题写的，
彝文碑刻他以前的六代人都无力修路，到他４０岁时花了３０两银子，请工匠杰几约集民众把路修通，还在家门口修了两个洗马塘。工程虽然不大，但反映了在偏远山区修路的情况，而且时间是比较早的。
《水西大渡河建桥碑》是比较著名的，建于明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６年）。全碑有彝文１９７２字，是目前已发现最长的彝文碑，与之并列的是一通汉文碑。碑高１.７８米，宽０.７３米，碑头有９个彝文分3行大书，下有２９行小字，字体工楷，字迹清晰可辨，没有残缺。文中先叙述默部的历史，然后叙述建桥经过，安邦母子为彝族人民着想，修桥筑路，费银１１５０两，于万历十八年（１５９０年）十月初三动工，万历二十年（１５９２年）四月十九日落成，从此成为康庄大道。碑中除记有建桥办事的人，还有测水位的名匠古略不丛孙和夺苏阿罕，石匠略不丛、阿罕克阿遮、额米阿赫孙、阿聂阿亥等。
大方白鹤乡麻窝寨的崖壁上，镌刻着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年）的《长寿桥碑记》。碑面不足１平方米，“长受銹”三字及“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九月初十修銹长受人銹保”等字为汉文，侧边有彝文６行，凡６５字，意思是作桥者普奏年已四十有七而无子，于是在河上修桥，希望人丁繁盛，延年益寿，大概是写碑记的人不大熟悉汉文，把“长寿桥”写作“长受銹”了。
另一通《何家桥碑》也是乾隆年间的，它立在大方县柿树乡的慕都河畔，高１.５３米，宽０.７５米。此碑一头一尾均为汉文，中间夹着彝文１３行，６０５字。桥于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八月二十日动工，腊月初八奠基，次年三月十七拱桥，六月落成，七月二十一日立碑。这座碑的特点是列有捐资人１６０余人的名单，除土目而外，其余都是平民，足见民间对修桥修路已是蔚然成风。
纳雍坡其乡扯垲箐有一壁摩崖，仅１个多平方米，也是彝汉文合璧，刻于清乾隆二十九年（１７６４年）仲冬。彝文有５１０字，分刻８行，看来题记的人是信佛的，宣扬修桥补路，积德行善，他们是笃慕的子孙，齐心协力铺筑了道路，架起了桥梁，由扯垲箐通往于底则溪，以利彝汉十一姓驮运五谷盐茶。
在大方松鹤乡的蚂蚁河桥左侧，立有一通桥碑，题记的时间是清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高１米许，宽仅０.６米，有彝文１２２０字。碑文先是说建桥的缘起，从远祖说起修桥之事，在妥卜尼恒山与乐尼白底之间，河流滚滚，过渡极不方便，汉族人民想修桥，彝族人民也想修桥，万众一心，终于把桥建成，碑上记有７１人的名字和捐银数字，还特别注明“工匠是不吃猪肉的回族张三虎”。
在纳雍县发窝乡通往赫章县古达的道路上，立有一块碑记，上端是汉文“修路碑记”4字，碑文汉彝相间，有汉字７７字，彝文７１字，可惜已被断为两截。记的是阿默和妮耿即苏万荣夫妇，历尽千辛万苦，把路修到河边，方便行人往来，所以杰尼汝额·迈索则的后裔便为之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