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he literature written with the unique Yi characters owned by Academica Sinica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y of these literature documents. These documents are likely to be collected in Yunnan Yuxi, Honghe and Wuding, Luquan in Yunnan Province, and Liangshan in Sichuan Province.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literature documents collected in Wuding, Luquan and Liangshan area were definitely gathered by the linguist scholar Ma Xueliang.
序言
彝族是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非汉民族，其居住地包括云南、贵州、四川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 广阔地域，也有部分超越国界居住在越南、老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彝族依据国家的标准作为民族被识别1），其人口仅在中国国内就有约776万人（2000年人口统计），是居住在云贵高原操藏缅语系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跨越广阔地域的彝族在各地形成了许多支系族群。这些支系族 群的自称有“诺苏”、“纳苏”、“聂苏”、“撒尼”、“阿哲”、“阿细”、“倮倮颇”、“腊倮颇”等多种。
彝族传统上使用的文字是彝族文字，被称作彝文，亦称为罗罗文字（或者罗罗文），大致可以区分为传统上使用的“传统彝文字”或“古彝文（老彝文）”和现代标准化的“规范彝文字”两 种。彝文字比汉字笔画少，但也不像邻近的纳西族的东巴文字那样具有绘画性。这种彝文字并没 有覆盖全部彝族地域，有些地方并没有彝文字。彝族的语言彝语也有很大的方言差异。所以现在还没有全体彝族通用的统一的彝文字。只有四川省的彝文字作为“规范彝文字”而成功完成了文 字标准化，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承认，但现在仍没有在社会中得到普及。
彝文字与汉字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藏文字也没有关系。彝文字以及彝文文献的特别之处，学 术上也是19世纪才开始被在彝族地区进行调查的欧美人所关注。那时，长期居留在现在的云南省石林的法国天主教神甫保罗・维亚尔（Paul Vial, 1855－1917, 汉名邓明德）也在香港出版了其编著的《法倮词典》（Dictionrraire Francais Lo－Lo Diaiecte Gni）2（） Vial 1909）。
日本首先关注彝文字的是在中国西南地方进行调查的鸟居龙藏。他大概是从法国的文献中得 到关于彝文字（罗罗文字）和彝文文献的消息，并在他的几篇论考中多次提及（鳥居 1918）。其 后，日本国内较为关注彝文和彝文字（罗罗文字）的是西田龙雄，他开展了详细的研究（西田 1979）。而最近则有小门典夫、岩佐一枝、福田和展等在推进彝文和彝语的研究（岩佐 2003; 小 門 2006; 福田 2012等）。
中国国内则是丁文江于20世纪初开始关注，他制作出版了部分彝文文献的带有注音字母的彝 汉对照译本（丁 1926）。此外，20世纪前半期在这个地域，学者杨成志、林耀华等从民族学角度 展开调查，也提到过彝文字，并收集了彝文文献（杨成志 1930: 129－139; 林 1947, 1995等）。
随后，彝文字（罗罗文字）、彝文得到明显发展的时期是在1940年代。伴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激 烈，当时国民政府的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都向中国内陆疏散。那时关注彝文字和彝文文献并进行长期田野调查的是年轻的语言学学生马学良。以他的田野调查为依据，彝文字研究和彝 文文献研究得到了飞跃性发展。虽然彝文字和彝文文献的相关研究受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也得到了发 展，但之后马学良的研究倍加受到时代大潮所限。中国抗战时期结束后，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对立而 引发的国共内战的缘故，马学良和他拥有的研究用彝文文献也被海峡分割在大陆和台湾两端。
本报告的目的在于研究并澄清中国近代学术形成期中进行的彝文字、彝文文献研究状况以及 其与彝族的部分关系。通过逐步回顾彝文字的文献概要，考察中国近代学术中西南地域非汉族的 非汉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等是如何进行的一系列问题。并通过分析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彝文 文献及其来历，考察彝文与其研究状况以及彝族社会的关系。
1．彝语与彝文字
彝族的语言彝语属于汉藏语族、藏缅语群彝语支。彝语中可以分为六种方言，方言之间的差 异很大，相互之间甚至难以沟通。这六种方言是四川省凉山等地的北部方言、以贵州省和云南省 东北部为中心的东部方言、云南省元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南部方言、云南省昆明附近的东南部方言、 云南省楚雄周边的中部方言和云南省大理周边的西部方言。
彝文字的使用状况也因方言地域的差异而不同。北部方言地域全域都使用彝文字，这个地区 宗教性的文献仍然很多 ；东部方言地域中，只有彝族人口比例高的地区使用彝文字，因为受到汉 文化影响，这里可以看到有些叙述历史的文献 ；东南部方言地域中，不同的支系族群使用彝文字 的状况不同 ；中部方言地域中，没有确认使用文字，西部地域也不使用彝文字。彝语方言和彝文字（罗罗文字）和地域没有关系，而是与彝族的支系族群有关。北部、东部、南部方言地域的彝语自称为“诺苏”、“纳苏”、“聂苏”，这些地域中广泛使用彝文字。有彝文字的金石文的是贵州省 毕节地区、云南省武定、禄劝等地域，那里也包含了东部方言的地域。中部、西部方言地域的彝 语自称是“倮倮颇”、“腊倮颇”，这些地方没有使用彝文字。即“诺苏”系统的彝族地域使用彝文 字，“倮倮颇”系统的彝族地域不使用彝文字，这种差别可以明显的看到。另外，东南部方言地域 自称为“撒尼”、“阿哲”的地域使用彝文字，而“阿细”地域则不使用彝文字。
彝文字及其文献，依据字形、文献风格等多个因素，也被试着按照地域分类了。中央民族大 学的彝文文献研究者黄建明把彝文分成与彝语方言地域有若干不同的地域分布的六个种类（黄 1993:152－154）3）。即四川省凉山等地的“诺苏文献类”、贵州省毕节等地区的“乌撒文献类”、云南省武定县等地的“纳苏文献类”、云南省石林县等地的“撒尼文献类”、云南省弥勒县等地的“阿 哲文献类”和云南省南部地域的“聂苏文献类”。
彝文字（罗罗文字）可以分为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传统彝文字（古彝文、老彝文）”和进入现代后整理的“规范彝文字”。传统彝文字没有从各地整理起来4），据说有8,000个字以上5）。本来 的彝文字是作为表意文字而被书写，之后才变成表音文字。书写方法以纵向书写为基本，但根据 书籍打开方式的不同，阅读的顺序也不一样。如果是右开本则从右向左读，如果是左开本则从左 向右读6）。这样的传统彝文字是被称作毕摩的宗教职业者制作而书写的。用彝文字书写宗教经典、 遵照其举行仪式。所以，彝文字本来不是一般通用的文字，过去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彝文文献非常 多。但有些地域除宗教性的文献外，也有叙述历史的文献和家谱等文献残存。
传统彝文字如上所述的从文字的形式到书写风格，都因地域不同而互有差异。北部方言地域 的彝文字笔画数较少、也有曲线较少的倾向。因而那个地方的文献就具有特征性的书写方法和阅 读方法。书写时纵向从左向右换行，但阅读的时候则倒转90度。这个特征在现在四川省的规范彝 文字中也有反映7）。东部方言地区受到汉文化影响，很早的时候就用毛笔书写，具有笔画较多的 倾向。并且，受到汉文化影响的彝文文献也出现多样性特征，如清代就编写了《西南彝志》8）等宏 达的历史叙事文献。这个地域如前所述，有很多金石文，也能看到彝汉合璧的碑文。南部方言地 区的彝文字比较简单，以三角形或水母形的句读为特征。东南部方言地区的文字有较多使用三角 形的倾向。
从各地的彝文字（罗罗文字）来看，基本的共通语汇的文字还是很多的。例如表示“co9）（人）”、“nzy（君）”等的文字的字形都很相似10）。根据这些语汇，可以读出不同方言地域的文字。 这正显示了各地彝文字（罗罗文字）最初是相同的，即彝文字的起源是相同的。原本是表意文字的彝文字，有数量巨大的文字里，也有大量的异体字存在。因而即使能够猜测文字，但文献却不 能读的情况很多。特别是与宗教仪式相关的文献，作为宗教职业者的毕摩为了提高宗教经典的权 威，也有用他人无法猜读的方式写下文献的情况，结果猜测不明的异体字就增多了。
彝文字（罗罗文字）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然后出现了假借字。根据西田龙雄的研究（西田1979: 300－301），传统彝文字是以 1 个文字来表示 2 个音节的语汇的，表意文字化后才变成 1 个字 1 个音节。从象形文字的例子来看，“yy（水）”这样的文字模仿水流动的样子，表示蛇的意思 的文字“shy（蛇）”是模仿蛇的样子。“shy（金）”这样的文字是从蛇的文字假借而来的。数字的“cyp（一）”、“nyip（二）”、“suo（三）”、“fut（六）”11）等都是从汉字来的借用文字，像这样的文字 也不少。
彝文字（罗罗文字）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主要的有七千年前说、仰韶文化同源说、殷代以前 说、春秋战国时代说、汉代说、唐代说和明代说等。关于起源于唐代以前的说法，是从汉文文献 的记述和出土的考古资料的类似性推测出来的，没有经过实证和科学论证。虽然通常认为汉文文献中看到的“爨文”、“韪书”、“蝌蚪文”是彝文字，但没有与汉语的对译、也没有充分的验证， 无法对其进行确认。
可以确实断定彝文与汉文对照的年代当中，最古老的彝文是贵州省大方县“贵州水西安氏成 化钟铭文”（马学良 1986（上）: 211－214; 贵州省畢节地区民委等编译 1989: 21－23）。铭文是明代的“成化二十一年”写成的，可以了解到这口钟是1485年制造的。这个彝文是由当时有实力的彝 族土司水西宣慰使安氏主持篆刻的。依据这个资料，可以知道彝文字的文字体系至少在15世纪后 半就已经形成且被使用。虽然是推论，但是普遍认为唐、宋、元时代彝文字就已经出现，明代时 期文字体系就已经很完备了。虽然在这个铭文以外，也有是明代以前就被制作的金石文，但都因 为年代不明而不能断定彝文的成立年代。例如贵州省毕节地区大方县的“妥阿哲纪功碑”记载了三国时代蜀国“建兴丙午年”（226年）的内容（贵州省畢节地区民委等编译 1989:3－8），贵州省六枝特区的“拦龙桥碑记”记载了南宋“开庆己未年”（1259年）的内容（贵州省畢节地区民委 等编译 1989: 9－20）。但是这些内容并不能确证的表示碑的成立年代，因而不能断定彝文字的成 立年代。顺带说一下，彝文的石碑多存在于贵州省毕节地区和云南省武定、禄劝、元谋、双柏为 中心的地域（朱 1998: 1－2）。在此之外的地区则基本看不到。
明代的彝文撰写的石碑中，比较有名的是云南省禄劝县彝文摩崖碑“禄劝镌字崖”（朱 1998:1－23），也被称作“罗婺贤代铭”。这个碑上明嘉庆十二年（1533年）的铭文是以彝汉合璧的形式 刻入了武定军民府土知府凤氏祖先的事迹。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博物馆也藏有拓本12）。贵州省大方 县也有叫做“新修千岁衢碑记”的明代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彝文石碑（马学良（上）1986: 204－214; 贵州省畢节地区民委等编译 1989: 24－31），同县还有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纪年名的 “水西大渡河建石桥记”的彝文石碑（马学良（上）1986: 161－203，211－214; 贵州省畢节地区民 委等编译 1989: 32－71）。
金石文以外，也有许多在纸和皮质材料上写的彝文文献，但很多彝文文献没有书写年月，因 此无法了解其成于哪个年代。并且针对这样的文献素材基本没有进行科学分析，所以很多彝文文 献的成立年代依然未知。
2．彝文（罗罗文）文献
彝文字（罗罗文字）被写在金石、皮、布、木板、纸等素材上。四川省凉山地区现在仍有写 在皮和布上的文献。因该地域的宗教仪式上使用木板，所以现在仍有在木板上记入彝文字（罗罗 文字）的情况。从彝族全地域来看，使用纸的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种类的文献。大多数纸上的彝文（罗罗文）文献很少记入书写的具体年代，年月也多以十二支的方式记入，因而其中很多无 法确认其成立年代。另外，也很少有编著者、书写者的署名，编纂、书写人员的情况大多不明。
彝文文献多为抄本，其中也有木刻本。云南省武定流传的彝文版的《劝善经》是明正德十二 年（1517年）前后成立的木刻本13）。这是汉民族的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的彝文翻译的书籍。 云南省元江县流传的《申娓処嫫14）》雕刻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其木板残留至今15）。明清时代以后这样的木质版本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在各地都可以看到，并一直持续到民国时代。四川省 凉山地区流传的木刻本《Hma mu tep yy（教育经典）》，其前半部分是清代而后半部分是民国的。
多数彝文文献本来是由宗教职业者“毕摩”在仪式现场诵读的经典，也是记录仪式过程的指 南书。但文献的种类并不限于此，也有占卜、历法、家谱、诗文、伦理、历史、神话、翻译、医 学、科学技术等多种多样的内容。这些文献以韵律优美便于吟诵的五言诗、七言诗的形式为主。 也有一些土地契约的形式。
彝文文献内容多样，前面提及的贵州省《西南彝志》是代表性文献之一。彝语中称为《哎哺 啥额》的这本书，讲述了彝族的创世神话。从世界的开始到人类的起源、洪水传说、各地的始祖 “六祖”的神话、各地彝族的谱系，一直延续记述到17世纪末前后的历史。该文献收藏在贵州省大 方县的毕摩家里。与谱系相关的内容被推测成立于17世纪后半到18世纪前半之间。虽然不知道著者是谁，但可以推定编纂者是贵州省黔西的“土目（首长）”的“摩使（文献官员）”。该文献也以五言诗的形式记录而成。贵州省的彝文文献中，有很多都是类似这样的彝族神话、历史和谱系。 彝文文献中讲述祖先事迹、历史事项的编年史类型的文献本就不少，这也是深受记录历史事迹的 汉文化影响而形成的现象。
3．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中国非汉民族文献
中央研究院是坐落于台湾台北市南港区的研究机构。其原本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国家研究机构 于1928年 6 月设立于南京。中国抗日战争前在南京、上海等地下设十个研究所。中国抗日战争激化后，与 中国其他大学和研究机构一样，中央研究院也分散迁往昆明、重庆和桂林等地。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 疏散出的机构又迁回北京、上海等地。但随着国共内战的激烈化，1949年再次转迁到台湾，最终 1954年落户于台北市南港区16）。藏有彝文（罗罗文）文献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从1928年设立之初延续到现在的研究所。最初设于广州，随后迁往北平（北京），1931年迁往上海，1934年迁往南京。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疏散到湖 南省长沙、云南省昆明、四川省南溪县。1946年虽迁回南京，但在国共内战期间已将所有的图书、 文物和标本转移到了台湾桃园县。其后研究所整体也迁往台湾，1954年落户于目前的地点17）。
196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附设了傅斯年图书馆。傅斯年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立者之一，曾长 期担任所长。为了纪念傅斯年，图书馆开设了新馆，馆内有包含善本约 5 万册、类善本约3,800 册、古籍线装本约12万8,000册、普通线装本约 2 万8,000册等，共约79万册的藏书18）。其中中国 的非汉族书写的文献也作为《少数民族文献》而大量收藏。畲族、苗族、彝族、纳西族、摆夷、 西藏各族的文献都有收藏。这些文献是1929年至1943年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到研 究所援助的研究人员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地区做民俗文化、形质、言语等调查时而收集的。主要是 以中国西南地区为重点的调查资料。该《少数民族文献》约有1,000种以上。目前很多的书名已经 被识别，但是彝族和纳西族的文献的书名仍未被识别。此外，在傅斯年图书馆的主页上已经可以 检索图书名称，文献的数字化也在进展中。图书馆的最终目标是将《少数民族文献》全部解读翻译并出版19）。
4．傅斯年图书馆的彝文（罗罗文）文献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彝文（罗罗文）文献，在图书馆藏书分类目录 中有273项。彝文文献多数在“LL”或者“LLM”的分类下。LL 的藏书分类目录中的文献综数是 30项，LLM 的藏书分类目录的文献是242项。还有 1 项在其他藏书分类目录下。
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彝文的藏书目录来看，有识别了汉文文献名的，也有完全不知道书名 的，仅以“罗罗文献”、“罗罗经文”等分类的书籍，但大多数内容都尚未明确。笔者从2009年至 2010年试着对这些文献的内容和书名进行调查20）。这些彝文文献中有保存状态良好的，也有因虫 蛀等造成不能阅读的。因而我仅针对能够阅读的文献，展开阅读、抄写和分析21）。
藏书目录的记号“LL”是“罗罗”的首字母。并且“LLM”是“罗罗（文）马（学良）”的意思22）。但仔细查看这些文献后发现，“LL”系统是云南省红河州附近的彝文文献，而藏书分类 目录的“LLM”文献则是云南省武定、禄劝县附近的彝文文献和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文文献。
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彝文文献分类中，也有不是彝文文献而是其他语言的文献。大致看来， 其中有 8 项是汉文文献而非彝文字（罗罗文字）书写的文献，另有18项是纳西族的东巴文献还有傣文文献即使用云南省德宏傣文字书写的文献23）。所有藏书中有彝文文献246项24）。这些彝文文 献当中，针对158项彝文文献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主要由精通云南省红河州附近的彝文的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的龙倮贵（现任红河学院研究员）、精通云南省武定、禄劝附近的彝文的云南民族出版社的张仲仁、精通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文的凉山州语言文字指导委员会的摩瑟磁火（现任西南民 族大学副教授）进行的（清水 2012）。
4. 1 关于 LL 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罗罗文）文献
“LL”分类下的彝文（罗罗文献）有30项，其中有 5 项是汉文文献。在“LL”分类的彝文（罗罗文）文献中，分析考察了21项。得知这些“LL”分类下的文献，除汉文文献外，全部都是 用南部方言的彝文字（罗罗文字）书写的文献，而没有其他地域的文献。南部方言是以云南省红 河州、玉溪市为中心的地区方言。根据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的龙倮贵的指摘，LL 藏书目录分类下的文献大概是红河州红河县乐育乡附近的毕摩写成的。
在 LL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文献，大多是手抄本，均为毕摩所写。但其中有很端正的笔体记录 的文献，也有彝文字的初学者，或者说是初出茅庐的毕摩作为练习而写。另有 1 项是清代同治年间的木刻本（LL005）。龙倮贵指出这是现在云南省再也找不出的贵重资料。由此我们判定该文献是现在唯一残存的孤本。
其中有一些特色的文献，LL019《洪水泛滥史》是彝族中广为人知的创世洪水神话，也记载 了六祖神话25）。LL023的《彝童阿娄若败孔夫子》讲述的是彝族儿童“阿娄若”驳倒孔子的故事。 因为孔子和彝族儿童辩论输了而害怕彝文，中央王朝便不让彝文传播进来。因此，彝文只在民间流传。这就是描述彝文的来历的故事，觉得十分有趣。
LL 分类下的文件中最珍贵的就是 LL005文献，是如前所述的清代同治年间的木刻本，也是 孤本，目前在其他地方无法看到，是同治四年即1865年在云南省元江县刊行的文献。如前所述， 傅斯年图书馆藏书分类目录中是汉文的《古今未有》。这是因为书的封皮上用汉文写着这个名词。 这本书的彝文名字是《艾简申觉》，直接翻译成汉文是《善语金言》，意译是《善法书》或者《礼 法书》。内容恰与道德相关，是古代毕摩记录了彼岸的见闻，阐明因果报应的道德、规范和仪式等 问题。
与《艾简申觉》同样是同治年间木刻本也在云南省元江县流传的是名为《申娓处嫫》的文献。 这是在云南省元江县洼垤乡发现的，是目前已知的云南省红河州附近唯一的木刻本。并且这个文献目前也有木刻本残存26）。这也是同治四年（1865年）刊行的，与《艾简申觉》是同时期的。《申娓处嫫》是当时的彝族名士白里才、白路新 2 人集资二两五钱刊行的。根据龙倮贵的指摘，傅斯 年图书馆所藏 LL005《艾简申觉》是《申娓处嫫》的姊妹篇。
红河州民族研究所的龙倮贵之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这些云南省南部方言地区 的彝文文献中，有很多学术上、文化上的重要文献。并且有 LL011这样毕摩写文献报酬的《传抄 劳酬》的纪录和文献所有者赊卖记录的《赊卖账簿》等文献。如此与经济相关的内容为主的彝文 文献十分罕见，弥足珍贵且极富学术价值。
4. 2 关于 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罗罗文）文献
藏书目录“LLM”的记号，如前所述是由“罗罗（文）马（学良）”的意思的。这些彝文（罗罗文）文献是由马学良收集的，因而使用了 LLM 这个记号来分类。LLM 分类下的彝文文献共有 242项，其中18项是东巴文的文献、 3 项是汉文文献、 1 项是傣文文献。去掉这些，LLM 藏书分 类下的彝文文献大概有220项。其中79项在藏书目录上已经判明了书名。这是根据彝文文献上的 汉文浮签、汉文对译的批注27）而判明的。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文献如上所述是由马学良收集的，其中也有很多是他自己抄写而成。
LLM 的文献中因腐蚀和虫蛀等原因而不能阅读的文献很多。在 LLM 藏书分类目录中，包含 一部分已经判明汉文书名的彝文文献，而以文献的书名不明的文献为中心，为了展开分析考察， 阅读了134项。
在分析进展的基础上，明确了这些彝文文献中，有74项是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彝文文献，即 云南省武定县、禄劝县附近的彝文文献。另外，笔者认为有 3 项是马学良写成的武定、禄劝的彝文文献的目录。另有 3 项，笔者认为是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彝文文献，但是没能解读。还有 3 项 是碑文的拓本，是云南省禄劝县的彝文摩崖碑《禄劝镌字崖（罗婺贤代铭）》的拓本，其中彝汉部 分是分开的， 2 项是相同的彝文部分的拓本、 1 项是汉文部分的拓本。
（1） 关于东部方言地区的彝文（罗罗文）文献的内容分析之后，发现东部方言地区的彝文（罗罗文）文献中较多是与彝族的信仰相关的各种仪式 的经典的文献，基本上用于送葬仪式、制作灵位的“作祭”。此外，在把死者的灵魂即“祖灵”转化为“祖神”的仪式“作斋”上使用的文献也很多。其他还有关于这些仪式流程、时日选择方式 的文献。
彝族举行仪式的时候要在地面插入木枝，也有了解插入方法内容的文献。在举行仪式前需要 先举行净化仪式，也有净化仪式中使用的经典。更有关于各种驱邪等仪式的教典。另外还有占卜 文献、与医药相关的文献。祛除诅咒、灾厄的仪式中诵读的经典、招回离开人体的灵魂的经典、 祛除灾祸的经典都有收藏。
彝族的宗教经典中，记录了天神、地神、或者是系属于这些的各种各样的神明，同时记述了 这些神明应该如何祭祀。此外还重视祖灵、祖神是以何种方式存在、应该如何祭祀。而叙述毕摩 始祖等的文献也很多。并且叙述了依靠祭祀这些神明、祖先的灵魂、毕摩的始祖，人们可以过上 安心的生活，五谷丰登、六畜繁荣、人丁兴旺。这些文献中带有中文对译的，都是马学良发表过 的文献。例如 LLM056、LLM096的《籍姆猫侬庆苏》是作为《作祭供牲献药经》而于1940年代报告的（马学良 1948; 1983）。
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彝族的神话、传说，与彝族历史相关的文献，如创世洪水神话、乌撒氏历 史、北部糯涅部族的历史、登勒教洪氏族的历史等。此外，LLM133～ LLM135的摩崖碑《禄劝镌字崖（罗婺贤代铭）》中也记述了凤氏土司的事迹。
LLM194的《碾姆苏（劝善经）》是汉族道教的《太上感应篇》的彝文译本，叙述了与道德、 礼仪相关的内容。该彝文文献是明代的木刻本。该版本在傅斯年图书馆以外也有多个遗留。这本 书由马学良等于1986年出版了彝汉对译本（马、张、唐、范 1986）。LLM095的《益博六祖史》也 被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多本（杨怀珍 2010: 29－33）。
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东部方言地区的彝文文献是马学良收集整理的文献，其中由马学良自 己抄写、在彝文行间用汉语或 IPA（国际音标符号）填入标注的文献较多。
（2） 北部方言地区的彝文（罗罗文）文献
北部方言地区，即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文（罗罗文）的大部分都是马学良抄写的。从 LLM195 到 LLM242全部都是马学良抄写的，其他的北部方言地区的彝文文献也是马学良抄写的可能性很 高。从部分文献内容中可以判断，这些文献原本都是由四川省凉山地区北部附近的地区写成的。
四川省凉山地区的这些彝文文献中，较多的是作斋、祖先祭祀仪式中使用的文献。也发现了 一些巫术仪式、治病仪式等各种仪式中诵读的经典和占卜凶吉的文献。
关于祖先祭祀仪式的文献中，发现了记录死者灵魂的依附物，即“马都”28）相关内容的经典。 也有关于守护神“吉尔”29）的经典。
彝族认为灾厄、不幸、疾病都是彼世的“略茨”，即“鬼（幽鬼）”引起的。因此如果祛除这些带来灾厄的“略茨”的话，就可以祛除灾厄、不幸和疾病。LLM201、LLM209的《驱鬼经》就 是代表性的经典。关于《驱鬼经》，已由凉山州言语文字指导委员会的摩瑟磁火氏在台湾出版了彝 汉对译版30）。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与占卜相关的经典。例如《虎星占卜》就记录了凉山彝族独特的 占卜。
也有关于治病仪式的经典。笔者发现了多个如 LLM199《肺病的猴鬼祛除》等，这些文献记录了如何祛除引起肺病（肺结核等）疾病的猴子。这些是毕摩为治疗肺结核等肺病的仪式中使用 的经典。彝族认为肺结核等肺病是由猴子带来的。LLM201是《防癞经》，描绘了“防癞图”。在
《防癞经》和其他文献中发现，记述了利用神羊防止疾病，或借用西藏人的法力来防止麻风病的内 容。也有很多其他的祛除污秽的文献。
也有关于彝族的萨满“苏尼”神的经典，但很少见。彝族的萨满苏尼从不使用彝文经典。使 用彝文经典的祭司只有毕摩，并且在信仰上，苏尼比毕摩地位低，因而关于祭祀苏尼神的经典不 是很多。
笔者还发现了与宗教、仪式无关的经典，记录创世神话的文献。此外有在四川省凉山地区广 泛流传的、广为人知的彝族创世神话《勒俄特依》。
这些文献中也有北部方言地域的彝文字（罗罗文字）的文字集，可以认为是马学良的笔记。
其中按照笔画和部首整理彝文字（罗罗文字）。
4. 3关于其他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罗罗文）文献
不适用于上述两种分类的彝文（罗罗文）文献有 1 项。该文献的藏书分类目录既不在 LL，也不在 LLM 中。虽然理由不明，但可以推测大概是因为只有该文件的来历不同。LL、LLM 都不属 于的该文献的藏书分类目录号码是“38523”31）。根据云南民族出版社的彝文大家张仲仁的分析， 书名是《铺说微说苏》，其意义是“寻找祖先”，而其内容是寻找祖先灵魂的居住地，是彝语东南 部方言地区的文献。东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以石林撒尼而闻名。居住在石林的彝族支系族群撒尼 人中广泛流传着彝文文献。但是该书不是石林撒尼人的文献，大概是居住在昆明市郊外的名叫撒梅32）支系族群的文献。该撒梅的彝文文献由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早在1930年就已经报告过了（杨成志 1930）。现在撒梅人中虽然有人能说彝语，但是能够读写彝文的已经基本没有。
5．关于中央研究院的彝文（罗罗文）文献的来历
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彝文（罗罗文）文献和其所藏分类来看， 共有 LL、LLM 和其他三种，可以推测这是由于这些藏书的入手途径不同而产生的分类差异。这 些全部都是中央研究院1949年迁移到台湾前收集的资料，中央研究院迁移到台湾后，彝文研究基本没有进展。因此这些彝文都是1940年代之前收集的材料，其中与 LLM 相关的大概都是马学良 收集的资料。但是 LL 和其他的彝文文献则来历不明。只是在文献的分析考察过程中，大体弄清 了文献本来书写和收藏的地区。本节将从这些彝文的内容来考察其来历。
5. 1关于 LL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罗罗文）文献的来历
LL 藏书号码分类中的彝文（罗罗文）文献也有全部都是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开始进行分析的时候，从这些彝文文献的字体和书写方式，即可判定这些是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彝语南部 方言地区主要是红河（元江）沿岸的红河州、玉溪市等地区。
根据 LL005《艾简申觉》的封皮上用汉语写着“木板存在于元江沿岸的澧江镇敬善坛”，可 知木板原来是在元江。该文献是同治四年（1865年）的木刻本，南部方言地区的木刻本除此之外， 还有《申娓处嫫》。从内容来看是《艾简申觉》的姐妹篇。《申娓处嫫》的木板由玉溪市元江县洼 垤乡邑慈碑村的农民何长安所藏至今。同书也是同治四年（1865年）刊行，由何长安的祖先何四 八甲和李忠宝刊行。何四八甲曾生活在现在的洼垤乡白起也村。何四八甲是具备彝文和汉文知识 的人，与当地的彝族名士李忠宝在三马头（现在的洼垤乡）创建了教授彝文的学堂 ― 敬善坛。
随后，为了教育学堂的彝族子弟，从当地名士白里才等人手中得到二两五钱的资金，刊行了该木 刻本。如果带纸还可以免费印刷，因此刊行量比较多33），但现在这个版本没有残留。估计《艾简 申觉》大概也是这个缘故而在元江地区刊行。根据龙倮贵的研究，《艾简申觉》本来是红河州地区 的文献，该地区也有遗留的版本。但最后遗存的版本在去北京展览的运送途中，在弥勒县粮食局 招待所被盗而全部遗失34）。因此中央研究院所藏的是现存的唯一版本。
从 LL 文献的内容来看，记录的具体地名、地区基本都属于目前的元江县和红河县。LL033 的彝文文献中有《万雄堂讲经记》的相关内容，讲述的是礼烁咪昌德土地庙叫做万雄堂的毕摩的 故事。礼烁咪昌德位于目前红河州红河县乐育乡龙车村。LL010的《观音娘娘下凡训话》也记载 了昌德，《勤敬香火可延寿》记载了一位姓万的毕摩。可以认为这与前述的昌德土地庙的毕摩是同 一个人。LL024《善人求拾的故事》讲述了清代石屏州思陀土司的领地内的龙车村的故事，指的 也是同一个地方。LL029的《天神策格兹托梦传说》《观音菩萨托梦传说》都记录的是龙车村的故 事。LL029中的《罗明因祸得福》也记录了礼烁咪，《三个毕摩烧香祈求》记录的是龙车村和同为 乐育乡村落的窝伙垤的毕摩的故事。从这些文献记载的地区的内容来看，可知是目前的红河县乐 育乡。LL010的《崇祖信而太平盛世》有万年塘的毕摩的故事，该万年塘的地名指的就是目前的 红河县迤萨镇万年塘村。迤萨镇是现在的红河县城，距离乐育乡也不远。
LL029《沙生若托梦传说》《毕摩祈祷》记录的是元江府洼垤的毕摩故事。这是目前的元江县 洼垤乡。此外，LL021中有汉文写的洼垤的旧名“三马头”的批注。LL010的《勤敬香火而幸福安康》记录了元江县朋德村。并且 LL010中有用汉文记录民国六年（1917年）元江县的罂粟禁培令35）。从这些内容来看，可以知道一部分的文献原在元江县。元江县属于玉溪市，在红河县的北 边。
LL020《普家祭祖简单况》记述的是玉溪市新平县磨磐山的彝族村落中普家的故事。新平县 位于元江县北边。还有 LL019的封皮上用汉文写着王文□、王文正这两个名字，但无法断定这是 书籍的所有者还是书写者。
如上所述，LL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文献中有很多与红河县乐育乡有关，并且也发现了一 些 LL005刊行的元江县洼垤乡地区的内容。此外还发现了红河县迆萨镇、新平县磨磐山。龙倮贵 指出 LL 藏书目录分类下的这些彝文文献是红河县乐育乡的几个地方的文献。特别是有同乡的土 地庙或观音庙的内容的文献较多，这些很可能是归庙里的毕摩所有36）。
这些 LL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文献为何会被中央研究院收藏、其来历等完全不明37），但极有可 能是1938年到1940年中央研究院迁移到昆明市北部郊外的龙泉镇时收集的。调查这些文献本来的所属地彝语南部方言地区，即现在的玉溪市、红河州附近。1940年代之前在那里做过调查的有中 山大学的雷金流和南开大学的陶云逵等。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火迫近广州，1939年 3 月中山大学向云南省澄江县疏散38）。在中山大学学习的 雷金流最终也来到了澄江县，于同年 4 月到 5 月在澄江县松子园的彝族地区进行彝族宗教、仪式的相关调查（李 2006:234－237）。虽然澄江县属于彝语南部方言地区，但是没有雷金流集中收集彝文文献的记录。并且 LL 藏书目录分类下的文献多是元江县、红河县附近地区书写和所藏的，没 有澄江县的彝文文献。因此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彝文文献是雷金流收集的可能性较低。
1942年计划从石屏到佛海（现在的勐海）铺设铁路的云南省政府，委托当时疏散于昆明的南开大学39）展开非汉民族的民俗调查。当时南开大学正打算推进边疆地区的人文科学研究调查和 教育推进事业，设置了边疆人文研究室，推进调查研究。该研究室主任是陶云逵，下属有黎宗瓛、黎国彬、邢庆兰（邢公畹）、高华年等。1942年 7 月到 9 月，陶云逵、高华年、黎宗瓛对新平县杨武坝的彝族展开调查。大致同时期的 7 月到10月，黎国彬对新平县、元江县等元江（红河）上游的摆夷（傣族）展开调查。1943年 1 月到 7 月邢庆兰对新平县、元江县的摆夷（傣族）、彝族 的言语文字展开调查。此时邢庆兰在对元江县洼垤乡（三马头）的彝语、彝文进行调查。边疆人 文研究室在此次调查中收集了彝文文献（李 2006:234－237）。目前南开大学也藏有彝文文献，但数量却只有 1 册（张 2005: 63）。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边疆人文研究室在那个时期收集的文献。但南开大学现存的只有 1 册，这就表明其他彝文文献可能被其他机构存留。虽然不清楚当时南开大 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与中央研究院的详细关系，但自邢庆兰在元江县洼垤乡对彝语、彝文进行调查 后，再也没有其他学者于1940年代在该地调查的记录。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于1944年客死 云南，考虑到现在南开大学基本没有彝文资料，这些资料被转移、让渡给其他研究机构或者散落 的可能性较高。由此可见，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下属邢庆兰出于某种原因而把收集的彝文文 献交由中央研究院管理的可能性非常高。
5. 2 关于 LLM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罗罗文）文献的来历
从 LLM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罗罗文）文献及其内容来看，基本上是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和彝语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多由武定县或禄劝县附近的彝文字 书写。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是四川省凉山地区的文献。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文献是由马学良 收集或由他抄写的文献。
马学良于1941年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同年 9 月前往武定、禄劝的 彝族地区展开调查研究（马学良 2000: 27）。他住留在禄劝及其东侧的寻甸县 1 年、武定县 1 年，共计 2 年在彝族地区推进彝文文献研究40）。大约收集了2,000册彝文文献。这些文献被分别收藏 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机构41）。现 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彝文文献也是其中一部分。
马学良最初以住在金沙江河畔42）的毕摩张文元为师，学习了大量的彝文文献（马学良 2000:129）。之后，他在武定县茂莲乡（现在的武定县万德乡）的那氏土司衙门，得到当时的土司那安和卿43）和毕摩张文元、张自新的协助，推进了整理、收集、翻译彝文文献的工作。那氏土司有一 座“藏经楼”，其中遗留了一些彝文文献（马学良 2000: 130）。那氏土司名叫慕莲土舍，是明代 武定军民府土知府凤氏的后裔。有许多毕摩在土司那里抄写彝文经典，或者雕刻木板，这些都收 藏在藏经楼中。马学良到访时，藏经楼中收纳的彝文文献有数百部之多（马学良 2000: 130）。但是相当数量的彝文文献都散佚了。这是因为土司那里的毕摩年老之后有闲暇的时候就将文献带回 去44）。马学良意识到当时当地彝文文献的文化正在衰退45）。因此，他与土司那安和卿商量，重新 收集散佚了的彝文文献。随后，在马学良停留期间的正月十八日46），在土司衙门召开毕摩大会， 招待了很多毕摩。那时马学良说明了彝文经典的重要性，颂扬了彝族文化47）。其后，马学良在土 司衙门的“锡质堂”设置了彝文学校，请 3 位学识较高的毕摩担任老师，对10多名彝族子弟教授彝文、当地的历史以及 IPA（国际音标）、汉文等内容，让彝族自身的语言、民俗等文化没有断层地继承下去。马学良同时还收集了很多彝文文献。担任老师的毕摩和成绩较好的学生也分担了整 理、翻译彝文文献等工作，推进了收集工作48）。
傅斯年图书馆的 LLM 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文献中，从武定、禄劝收集来的文献较多。其 中也有收集时的彝文文献的目录。整理过程中添加了浮签、笔记的文献较多，因此 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彝文文献很早就已经判明了书名。其中还有填写了 IPA（国际音标）、汉文注释的文献。这也是为了翻译整理，由马学良记录、填写的。
LLM194《劝善经》是珍贵的明代木刻本，是武定那氏土司处所藏的经典。马学良在土司衙 门的藏经楼里发现了这个珍贵的明代经典（马 2000: 130）。其后土司将此经典赠送给了马学良。 该《劝善经》有多部，LLM194只是其中一册。马学良利用北平图书馆的资金，购买了其他文献49）和10多片《劝善经》的木板50），所藏于北平图书馆51）。现在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继承北平图书馆收藏了592册彝文文献，其中500册以上是马学良收集的。其明细是彝文手抄本507册、彝文书卷 1 卷、彝文木刻本15册、汉文档案12册、彝文木板15片（杨怀珍 2010: 1）。这是马学良在云南时 收集的2,000余册彝文文献的四分之一。那氏土司的500余册彝文文献当时价值二十万元法币，但 他只接受了其中的九万元（杨怀珍 2010: 1）。北京国家图书馆目前所藏16项木刻本的《劝善经》（杨怀珍 2010:1－4）。可见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劝善经》也是同时收集的。不难想象马学良希望把如此珍贵的明代木质版本收藏在中央研究院，但中央研究院只收藏一项的原因尚不 清楚。
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文献中有写着抄写者或收藏者之类的人名的文献。LLM035就用汉文写 着“杨耀清”，可能即是此人抄写或收藏。LLM040也记录着毕存鑫这样的人名。此外 LLM041中 有汉文记录的“此书本黄尚明自抄”，可以知道是由叫黄尚明的人抄写的。这些人有可能是拥有文 献的毕摩，但是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人物。
马学良在当地停留期间，得到张文元、张自新等毕摩的协助，收集了武定县、禄劝县、寻甸 县等地的文献（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整理 2000）。LLM189中夹入了“马学良在禄劝调查倮文时的注解”卡片，并且封皮上有“张自新禄劝云龙乡”52）的字样，可知这是毕摩张自新所藏的 文献。LLM056是《作祭供牲献药经》，这是禄劝县卓干乡安多康村即现在的禄劝县团街乡，当地的张文元所藏的经典。后来马学良发表了同书的汉文注释（马学良 1948; 1983: 223）。这些都是 禄劝县所藏的文献。
其他的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文献也有武定、禄劝之外的地方的文献。LLM186、LLM187在 藏书分类目录中以《永仁县毛正鸿夷书》的书名登录，LLM186的封皮上有汉文写着“永仁县四 区夷书 毛正鸿”，LLM187封皮上写着“永仁县四口夷书”。永仁县位于武定县和元谋县的西侧。 毛正鸿可能是毕摩，详细信息尚不明确。
LLM 所藏分类目录的彝文中，除云南省武定、禄劝等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外，也发现了 四川省凉山地区，即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近60项。其大多数是由马学良抄写的。LLM195～ LLM241是凉山地区的彝文文献，藏书目录中也是“马学良抄罗文复写本”或“影印马学良抄罗 文复写本”。此外大概大部分也是马学良抄写的。但是1949年以前马学良没有在四川省凉山地区 展开过调查。但这些文献是中央研究院迁往台湾之前收集的，至少是马学良停留在云南期间收集 的，只是详细来历尚不明确。武定县、禄劝县位于金沙江南岸，四川省凉山地区位于其北岸，在 大规模收集彝文文献时，有可能也收集了金沙江北岸的文献。凉山地区的彝文专家摩瑟磁火指出 LLM049、LLM111、LLM11453）的文献是四川省凉山地区南部的金阳县、布拖县附近的文献。这 些地区的文献因其独特的书写笔法而难于解读的文献较多。虽然明确了 LLM114是与猪肩胛骨占 卜相关的文献，LLM111是祛除罪业的书籍，但还不能详细解读。LLM049不但明确了内容，而且 确定是凉山地区南部的文献。凉山地区布拖县、金阳县等凉山地区南部地区的方言因与其他地区 不同而被称作所地54）。这个地区是金沙江北岸，距离武定、禄劝较近，利用某些方法收集到当地 的文献也并不奇怪。
LLM196～LLM241的文献是马学良抄写的，但其原本是哪个地区的尚不明确。其中的部分 文献来历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
LLM196《供献分魂经》是叫吉克拉则的毕摩写的。LLM208《用猪肩胛骨祭神占卜》是叫 乌呷的毕摩写的。LLM223《驱鬼经》是叫芝芝的毕摩写的。但这些毕摩住在哪里尚不明确。
LLM203《卫护经》记录的信息显示本书是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的瓦则尔克家的藏书。 LLM232《祛除猴鬼的结核》记录了是四川省乐山市俄边县所藏的信息。这些地方虽然属于凉山 地区，但位于东北部，离云南较远。
LLM237《招请神兵经》和 LLM238《净化毕摩经》有详细的来历记录。LLM237《招请神兵 经》原来是叫利木波乌的地方有名的毕摩且达阿曲罗约家传承的文献，先由阿沃果果普惹抄写， 后由吉咪乌拉达再抄写，并传给吉以木果曲比，其后由吉咪木几拉哈再次抄写。LLM238《净化 毕摩经》本来是凉山州美姑县龙头山山脚居住的著名的毕摩阿约色图家传承的文献，其由普热拉 拉迪惹抄写，再由木几约都抄写，传给了吉咪木几拉哈，最后传给了吉以木果曲比。这两本书都 是由吉咪木几拉哈传给吉以木果曲比。几个人抄写了这两本书，可以认为他们都是毕摩，但有些 详细信息依然尚未明确。LLM238中出现的美姑县龙头山是位于美姑县南部柳红乡的山，美姑县位于凉山地区东北部（美姑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1987: 223）。
从这些内容可知，LLM 系统中马学良抄写的文献原本，原来是凉山地区的东北部被称为义诺55）的地区的彝文文献。这个地区在凉山地区中也是毕摩较多的地方，现在仍然有活跃的毕摩活 动。因此现在也是彝文文献非常多的地区。但是这个地区距离武定、禄劝等地区十分遥远。马学 良于1940年代是通过何种手段得到这些凉山地区东北部的文献并抄写的，其详细过程至今依然不 明。
5. 3 关于其他藏书分类目录下的彝文（罗罗文）文献的来历
其他文献仅有 1项，所藏分类目录号码是“38523”，“排架号”是“桧木柜88－2”。该彝文（罗罗文）文献与前两个分类文献的来历不同，书名叫做《铺说微说苏》，意思是“寻找祖先”，是 彝语东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该书不是有许多彝文文献的撒尼的支系族群的，而是昆明市郊外居 住的叫做撒梅的支系族群的文献。但究竟是哪个村子所藏则完全不明。
著名人类学家杨成志于1928年－1929年在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彝族调查（杨成志 1930:10－22）时，也调查了昆明近郊的撒梅支系族群（杨成志 1930:54－57）。那时候杨成志收集了《祭虫经》《请神经》《祭天地经》《请龙五经》《五谷经》《祭瘟经》等六部经典（杨成志 1930: 87）。杨成志 于1927年至1949年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任职。调查撒梅也是在中山大学任职时期进行 的。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1929年迁往北平。设置当初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人员和其成立有很大关系。因此不能否定杨成志把收集的文献的一部分交由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管理的可能性。但是从彝文文献的内容来看，目前中央研究院收藏的彝文 文献与杨成志收集的文献有差异。
1937年和1939年，中山大学的江应樑也对撒梅展开了人类学调查，也做了关于彝文文献的报 告（江 1978［1948］: 1; 20－22）。但没有留下收集彝文文献的记录。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身于中国抗日战争中，1938年迁移至昆明北方郊外的龙泉镇，并于 第二年展开活动。1940年再次迁往四川省南溪县（王 1997: 216）。龙泉镇属于目前昆明市盘龙区。
撒梅人大多数居住在昆明市东部的官渡区，但也有住在龙泉镇的（谢剑 1987: 1）。因此笔者认为中央研究院在龙泉镇的时期（石 2007）收集的可能性是最有力的。
结语
本文试着分析考察了中央研究院所藏的彝文（罗罗文）文献中的约150项。特别以藏书分类 目录的书名是《罗罗经文》《罗罗文献》而没有确认实际书名的文献为中心进行了分析。因此，并 没有考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全部彝文文献。但是根据本次分析考察，判明了 LL 藏书分类目录的文献是彝语南部方言地区，即云南省红河州、玉溪市为中心的地 区的文献，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文献是云南省武定县、禄劝县等彝语东部方言地区的文献和四川 省凉山地区的彝语北部方言地区的文献。此外，也判明了是一个彝族支系族群撒梅的文献。并且 考察了这些文献的来历。
随着分析的推进，笔者指出了 LL 藏书分类目录的文献是红河县乐育乡、元江县洼垤乡附近的文献，由南开大学边疆研究室的邢庆兰收集的可能性较高。还确认了 LLM 藏书分类目录的文 献是由马学良收集的。而且分析了马学良在田野调查的过程，并判明了其中有北部方言地区的东 北部的文献的来历。但随之也出现了马学良为什么能收集北部方言地区彝文文献等新的课题。
LLM005《艾简申觉》是南部方言地区珍贵的木刻本，现在在红河州、玉溪市等地区也都已 经看不到了。判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这本书是唯一遗留的孤本，是本次分析的大收获。并且判 明了 LLM194是马学良在武定停留期间收集的，是与《彝文“劝善经”译注》的原本同样的文献。
中央研究院的彝文文献被运到台湾后，很长时间没有得到良好的保存。其中有许多文献因腐 蚀和虫蛀而无法阅读。现在有很多文献因修复而可以阅读，但也发现有一些文献装订错误。现在 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正在进行彝文文献的数码照片数字化。很快就不用担心 损坏而阅读全部彝文文献了。此外与中山大学共同翻译、出版全部彝文文献的计划也在进行中， 解明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彝文文献全貌指日可待。彝文是现在仍在使用的文字，即活文字。但是能 够理解彝文的人才在彝族地区正在减少。在这种状况下，1940年代之前收集的彝文文献就显得非 常珍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务之急是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考察。因此必须尽早细致的解 析傅斯年图书馆的彝文文献。因而有必要了解这些文献的来历、研究收集时的田野工作的经纬。 本报告仅解明了其中部分而非全部，今后必须进行更加详细的研究。
1） 使用彝族文字是识别彝族的标准之一。
2） 这也是第一部彝文词典－编者注。
3）参阅黄建明 ：《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152－154页。同书150－151页也有巴莫阿 依、朱崇先等对彝文文献的十种分类法。
4） 云南、贵州省虽然有发起过文字整理统一的运动，但是因为地域差别大而还没有完全统一。
5） 也有 1 万2,000字以上的说法。
6） 规范彝文是从左向右横向书写的。
7） 因为笔者首先学习了数次规范彝文，习惯了这种颠倒的文字，看其他地方的彝文的时候不倒转90度就不 能阅读。
8）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翻译 ：《西南彝志》，（第 1 、2 巻～第15、16巻）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2010年版， 收录彝汉对译。
9） 彝语北部方言（四川省凉山地区）的发音，以下用拉丁字母标记发音的均为彝语北部方言。
10） 这里所举 2 例都是四川规范彝文的拉丁字母。只有四川规范彝文有字模库，能在 PC 上使用。
11） 因为是凉山规范彝文，倒转90度后变得与汉字相同。
12） 傅斯年图书馆馆藏分类目录号码（只有以下号码）LLM13、LLM134是彝文部分的拓本，LLM135是汉文 部分的拓本。
13） 马学良、张兴、唐承宗、范彗娟 ：《彝文“劝善经”译注》（上）（下），中央民族出版社 1986年版收录彝 汉对译。傅斯年图书馆馆藏书目号码 LLM194也是同书的木刻本。
14） 也可以写成《色娓处嫫》。
15） LL005《艾简申觉》也是同时期刊行的木刻本。
16） 参阅中央研究院 ：《简介（本院院史）》，《中央研究院》主页，
（http://www.sinica.edu.tw/intro.htm）2017年 7 月 3 日阅览。
17） 参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本所简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所》主页，
（http://www.ihp.sinica.edu.tw）2017年 7 月 3 日阅览。
18） 参阅傅斯年图书馆 ：《关於傅图、本馆导覧、馆藏総数》，《傅斯年图书馆》主页，
（http://lib.ihp.sinica.edu.tw/）2017年 7 月 3 日阅览。
19） 参阅傅斯年图书馆 ：《关於傅图、本馆导覧、馆藏総数》，《傅斯年图书馆》主页，
（http://lib.ihp.sinica.edu.tw/）2017年 7 月 3 日阅览。
20） 日本的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C No. 21520432）《台湾中央研究院所藏彝（罗罗）文字文献的分类、 解读、解题》（研究代表者 ：清水享）2009年 8 月和2009年12月～2010年 1 月两次对傅斯年图书馆的这些彝文（罗罗文）文献进行了阅读。由于该图书馆有一项文献的复印上限，并且只得到了二分一的文献 的复印许可，只能针对必要的部分进行复印、分析和考察。
21） 当初为了调查所有的彝文（罗罗文）文献，也分析了几册已经识别了汉文名的文献。
22） 虽然调查时询问了傅斯年图书馆的管理员们，但是一些未能确认的，他们回答大概会按照笔者推测的。
23） 根据东京外国语大学唐立（Christian Daniels）教授（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鉴定。
24） 这不是确定了全体文献的结果，而是根据藏书分类目录和笔者的阅读得出的结果。
25） 彝族始祖“笃慕（仲慕乌乌）”的六个儿子向云南、四川、各种各地扩展的神话。
26） 根据黄建明 ：《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54－56页，本来就40片左右的木板，现 存25片。
27） 马学良等写的彝汉对译抄本等。
28） 作为死者灵魂的依附物，利用竹子的根做成，安置在家屋的高位。制作“马都”的仪式叫做“马都牒”。
29） 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保护他的特定的动植物或事物叫做“吉尔”。
30） 马尔子译審、摩瑟磁火译註 ：《驱鬼经》台北利氏学社 1998年版。
31）“ 排架号”的就是“桧木柜88－2”的。
32） 有关撒梅，请参考谢剑所著《昆明东郊的撒梅族》，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7年。
33） 关于《申娓处嫫》参阅黄建明 ：《彝族古籍文献概要》，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54－58页。
34） 参阅龙倮贵 ：“红河彝文古籍分布收藏与分类”，《彝学研究网》，发布时间 ：2007年 9 月25日。http://www.yixueyanjiu.com/news/3/z_3_850.html）2017年 7 月 5 日阅览。
35） 因为是在写有汉文的废纸上写的彝文，汉文和彝文的内容没有直接关系。
36） 其他地区的毕摩与佛教、道教没有直接关系，通常毕摩不会呆在特定的庙里。
37） 傅斯年图书馆的档案资料中也没有指明 LL 文献的来历。
38） 1940年再度向广东省韶关、梅县、砰石迁移。
39） 与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起疏散至昆明，组织西南联合大学。
40） 参阅马学良 ：《倮文“作斋经”译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9第14本，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马学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197页）。
41） 参阅马学良 ：《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边政公论》1947年 b 第 6 巻第 1 期，中国边政学会（马 学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26页）。
42） 笔者认为大概是在禄劝县内。
43） 土司那靖保的妻子，由于孩子那维新（休）年纪尚小而担任土司职务。也写作安和清。
44） 参阅马学良 ：《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边政公论》1947年 b 第 6 巻第 1 期，中国边政学会（马 学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32页）。
45） 参阅马学良 ：《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边政公论》1947年 b 第 6 巻第 1 期，中国边政学会（马学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25－29页）。 46） 1942年，或者是1943年。
47） 参阅马学良 ：《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边政公论》1947年第 6 巻第 1 期，中国边政学会（马学 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31－33页）。
48） 参阅马学良 ：《倮族巫师“呗耄”和“天书”》，《边政公论》1947年第 6 巻第 1 期，中国边政学会（马学 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33－34页）。
49） 根据《瞧年月日時夷文文献百种》，中央研究院傅图整编史言所档案，李10－14－7《作斋经典》、中央研究 院傅图整编史言所档案，李10－14－8，当时购买预定的是127部。
50）《马学良函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傅图整编史言所档案，李14－8－23中有马学良记录的土司提出价格较高的 内容。
51） 参阅马学良 ：“倮译‘太上感应篇’序”，《边疆人文》1947年第 4 巻合刊，国立南开大学文科研究科边疆 人文研究室（马学良著 ：《云南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年版，114页）。
52） 藏书分类目录的附录中，有把“云龙乡”写成“云龙卿”的谬误。
53） 封皮上有汉文写的“人们存□□了”字样。
54） 是别称阿都的土语地区。也因其裤子的形状而被叫做“小脚裤”的地方。
55） 土语地区。因其裤子的形状而被称为“大袴脚”。
参照文献：
（中文）
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
1988－2010 《西南彝志》（第 1 －16卷）贵州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丁文江
1926《爨文丛刻》北京 ：商务印书馆。 贵州省毕节地区民委等编译
1989《彝文金石图录（一）》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黄建明
1993《彝族古籍文献概要》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江应樑
1978［1948］《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广州 ：広州珠江大学出版。 李列
2006 《民族想像与学术选择 ― 彝族研究现代学术的建立》北京 ：人民出版社。 林耀华
1947《凉山夷家》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5《凉山彝家的巨变》北京 ：商务印书馆。 马尔子译審、摩瑟磁火译註
1998《凉山彝族驱鬼经》台北 ：利氏学社。 马学良主编
1948“倮文‘作祭献药供牲经’译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台北 ：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云南礼俗研究文集》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增订爨文从刻》（上）（中）（下）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马学良、张兴、唐承宗、范彗娟
1986《彝文“劝善经”译注》（上）（下）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马学良述，瞿霭堂，劲松整理
2000《马学良学述》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美姑县地名领导小组编
1987《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地名录》美姑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地名领导小组。 石磊
2007 《龙頭一年 ― 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王建民
1997《中国民族学史上巻》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小門典夫
2006《凉山彝语词类研究》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谢剑
1987《昆明东郊的撒梅族》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杨成志
1930“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集，第129～139期合刊。广 州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杨怀珍编著
2010《国家图书馆藏彝文典籍目录（附图录）》北京 ：中华书局。 张邡
2005“关注中国彝族古籍保存现状”《中国民族》，（10）: 63。 朱琚元
1998《彝文石刻译选》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日文） 岩佐一枝
2003 「中国雲南省における彝語方言の使用状況」『消滅の危機に瀕した言語の研究の現状と課題』（国 立民族学博物館調査報告39）pp.51－62，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清水享編著、龍倮貴、摩瑟磁火、張仲仁著
2012 『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図書館蔵彝文（儸儸文）文書解題 ― 臺灣中央研究院歴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蔵彝文（儸儸文）文書提要』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 研究所。
鳥居龍蔵
1918 「玀猓の文字」『學燈』第10号，pp. 586－594。 西田龍雄
1979 『倮儸譯語の研究 ― ロロ語の構造と系統』（華夷譯語研究叢書 4 ）京都：松香堂。 福田和展
2012『凉山彝族の言語と文字（凉山彝族的语言语与文字）』津市：三重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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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Dictionnaire Francais-Lolo Dialecte Gin.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ètè des Missons- Etrangères.
作者：清水享（边清音译），日本大学。
文章来源：韩敏.色音编，人类学视野下的历史、文化与博物馆，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97: 351–368
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