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5日，我们从昆明出发，准备经过昭通进入四川凉山彝区。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金沙江流域山地民族的生态、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研究”。该项课题以林耀华教授的经济文化类型理论为研究视角，调查分析金沙江流域山地生态环境与藏、彝、傈僳、苗等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当地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少数民族主体性缺失、大面积严重贫困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的根源。此次昭通--凉山之行是实地考察的最后一站。
昭通市是金沙江领域人口与生态矛盾最尖锐的地区。清宣统元年（1909年），昭通府有人口约50万；民国32年（1943年）有135.32万；2 001年昭通市总人口已经增长到501.8万。不到100年时间，人口增长10倍。人均耕地面积由1952年的3.32亩减少到2000年的0.6亩。15--35度以上的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57%。森林覆盖率由1951年的19.8%减少到1972年6.7%，1990年代后森林覆盖才逐渐有所恢复。因森林严重破坏，大面积陡坡开荒造成水土流失强度加重（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59.53%），加剧了气象灾害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导致不少地方失去人类生存条件。可以说昭通是金沙江流域人口增长最快、生态环境破坏最严重、生存危机最突出的地区。对该地区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遭遇海垡和草皮
9月17日，我们在市民族宗教局访谈时，在局长办公室遇到永善县伍寨彝族苗族乡的几个乡干部，他们是为乡中心小学附属民族初中班60名新生申请一笔急需经费的。文局长乘机向我们建议，如果要了解昭通市少数民族生态和贫困的情况，伍寨乡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我们最好还是同他交流交流，了解第一线的情况。该乡分管农业的王副乡长听说我们是中央民族大学来调查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贫困问题的，马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表示很乐意为我们介绍伍寨的情况。于是，我们展开了拉家常般的访谈。
王副乡长介绍到，伍寨彝族苗族乡，位于该县南部。距县城146公里，距昭通73公里，总面积174.2平方公里。1988年建乡。该乡是高寒特困民族乡，辖5个行政村，97个农业社，全乡人口11554人，其中汉族8872人，彝族1688人，苗族1064人。全乡最低海拔2100米，最高海拔3200米，无霜期120—140天左右，农作物以土豆、玉米、荞麦为主，经济作物以兰花（油菜）籽为主。全乡有耕地面积36513亩，全为旱地，畜牧业以发展生猪、羊、牛、马为主。全乡国民生产总值696658元，粮食总产4626935公斤，人均有粮390公斤，人均纯收入292元，多数农民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由于土地贫瘠，产量低，加上灾害频繁，当地“无灾不成年”，农户每年缺2—5个月的粮食，靠吃空仓粮（向坝区有粮户借高利贷）渡日，只有半数农户能杀过年猪。
“能不能具体介绍生态方面的情况？”提到“生态”两字，王马上现出一副苦恼的神态，“如果说生态那简直太糟糕了，这几年农民连海垡都挖不到了，现在只能铲草皮烧。”
“什么是海垡？”
“海垡就是指山间水塘里常年累积的淤泥。雨水把山上的树枝、树叶和草冲到水里淤积起来，经过长时间的浸泡，成为腐殖质。我们把这些泥巴从水底挖出来，晒干以后作为燃料，我们就叫海垡。”文局长不愧为在当地有20多年工作经验的干部，简短的描述就能说明问题。
“烧草皮又是怎么一会事？”
文局长不慌不忙地起身，走向办公桌，“这里有些铲草皮的照片，你们看了就什么都明白了。”他从抽屉了拿出一个牛皮纸文件袋，从里面掏出一把照片，选出几张，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一共是四张，其中一张是一位妇女正在用铁锹把草皮一块块铲起来。另一张是地面被铲过后裸露的黄土坡。还有一张是铲好后正在曝晒的草皮。最后一张是晒干后堆放在屋檐下的草皮。这四张照片完全就是一副草皮生产的流程图。这时整个办公室没有人说话，谁也不知道谁在想些什么，沉默有时会让时间变得漫长。
文局长意味深长地说：“伍寨乡农民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先是砍树烧。树砍完后刨树根。树根烧完后捞海垡。海垡烧完后只能烧草皮。草皮烧完之后，就生存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几年在搞异地搬迁。全市已经搬迁27000多人，其中40%是少数民族。伍寨乡已迁走2000多人”。
生态与贫困的关系是我们调研的主题。伍寨乡的情况是我们走遍西南山区没看到也没听到过的。去伍寨做实地考察是我们实在不能错过的机会。
二、记在土豆上的帐本
9月18日，文局长和我们一行5人从昭通市府昭阳区出发。从昭阳区到伍寨乡有73公里，沿昭通到大关的高速公路南下。出昭鲁坝30多公里后，车子往右一拐离开了高速路驶入崎岖蜿蜒的山路。我们明显感到海拔越来越高，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一棵树，偶尔在寨子周围和山坡上，可以看到一小片树林，路两边的山多已被开垦。土地的垦殖率如此之高，使这里的地貌特征和自然环境与其他山区完全不同，看了实在让人心酸。我们似乎明白了何以昭通市的土地面积只是凉山州的1/3，却能够养活比凉山多120万的人口。
农民将刚挖出来的土豆堆在路边。他们在小山丘一样的土豆堆旁搭一个临时小帐篷，等着外地老板将它们贩运出去。同车的朱副局长指着路边的土豆说：“这些都是脱毒洋芋，亩产估计可以达到5000斤。”“那么，一家4口人，如果有4亩地，一年就有两万斤土豆。一斤以两毛钱计算，一年就有4千人民币。人均可达1千元。按人均560元的脱贫标准，这些农民不就算脱贫了吗？”，不知什么时候，我们也学会了算帐。“不是这样算法。这里洋芋价格不到两毛，顶多一毛二一斤。一家人就以两万斤计算，也只有2千4百元，即一亩收入600元。何况一亩地大概还要两袋化肥160元，加上种子的本钱就算40元，一亩洋芋的成本就需要200元，剩下的就只有400元，仍然脱不了贫。更何况我们算的是最高产量，事实上我估计平均亩产不会超过3千斤，那情况不是更糟了吗！”。
说完这番话，文局长指着路边的农民自言自语：“他们的生活苦啊！”他接着说：“昭通市170万贫困人口中有40万是少数民族，也就是说，90%的少数民族人口都还贫困。贫困同民族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和生态恶化却连在一起。居住在高寒山区的各个民族都贫困。这是地域性贫困。就以伍寨乡的勺寨村为例，那是个汉族寨子，但是跟少数民族村子一样穷，一样烧海伐和草皮。那里方圆几十公里找不到一个厕所，汉族农家也没有厕所。”
为什么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在高寒山区，操同样的生计，有共同的文化特征？看来，伍寨一行越来越有意思了。
三、从甘海子到干海子
没等我们从遐想中回过神来，三菱车已经稳稳停在伍寨乡政府的院子里。文局长边开车门边对我们说：“这就是乡政府。”话刚说完，从办公楼里走出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个子不高，1米58左右，但很结实。他紧握着文局长的手恭敬地说：“领导辛苦，领导辛苦”。文局长转身为我们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对那位男子说：“我们还是到办公室坐坐，他俩想了解一些乡上的情况。”
这男子叫刘林，苗族，是副乡长。由于该乡书记和乡长都到市里去跑项目，所以接待我们的任务就由这位副乡长来完成。
由于人少，圆桌会议室显得格外宽敞。没等公务员把茶泡好，文局长就要刘副乡长赶紧介绍情况。刘先讲了一些欢迎和感谢的话，然后从抽屉了拿出一个很大的笔记本将该乡的统计数字读了一篇。数字同我们掌握的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出入。比如刘说该乡耕地面积55050亩，而两年前他们给县里的汇报的数字只有36513亩。为什么短短两年时间里，耕地就多出了18537亩，难道他们的统计数字靠不住？当时考虑到对方的面子，我们没有追问。事后分析，这可能是为了应付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原先少报是为了要政策，现在多报也是为了要政策。多报不是虚报，实际上他们确实有这么多土地，现在只不过是轮歇地也算进去了。
刘副乡长通俗地将该乡的工作叫做“五子建设”，既“肚子、脑子、羊子、街子和树子”。1、肚子指温饱问题。该乡人均年收入仅292元。按人均560元的脱贫标准，全乡除国家干部家庭外，其余的人都还没有脱贫。该乡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是引进良种农作物，比如国际88、1085号等土豆品种。2、脑子指教育，包括中小学教育、扫盲和技术培训。该乡目前还没有出过没有一个大学生，也没有一所中学，以往小学升初中以后都到邻乡的茂林中学去读。今年该乡七所小学中有两位学生考取市重点中学，就被誉为“零的突破”。伍寨小学从今年开始附设民族初中班，择优录取60名学生，剩下的还是都送到茂林中学，为此还引起茂林乡不满。3、羊子指发展畜牧业。全乡现有绵羊6000只左右，每只羊1.5元的特产税是该乡的重要税源。所以，改良品种，加强人畜饮水设施和草场建设是他们今年发展畜牧业的主要工作。4、街子建设在该乡具有特别意义。该乡目前还没有一个集市，物资交流和农产品出售乃至基本生活用品的购买都非常困难。为此，乡里争取到20万资金改造街道，准备建成一个集市。5、树子是五子建设的最后一项。该乡现在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态。统计数字讲该乡有近10000亩森林，事实上没有一片成材林。现在的林地基本是90年代以后植树造林的结果。目前该乡正根据林业局的安排搞长江防护林工程和小流域治理，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封山育林。乡里要求每户种50亩。由林业局给种子，农民自己育苗。今年退耕还林任务8000亩〈其中荒山造林2000亩〉，乡党委和政府认为退耕还林是改善生态环境，帮助农民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退一亩土地可得300斤粮食〈其中大米120斤，玉米180斤〉和20元种苗费。这对农民是件很划算的事。目前该乡完成退耕还林5935亩，荒山造林2897亩，涉及长海、中寨、伍寨三个村民委员会，17个村民小组，486户2184人，种植华山松116万余株，兑现粮食1566840斤〈其中大米498540斤〉。
刘副乡长接着说：“为了减轻人口压力，我们一是抓好计划生育，过去可以生3个，现在只准生两个。采取一安环二结扎的办法。过去以行政强制为主，现在以宣传教育为主。但是，苗族的计划生育难度还是很大。二是采取移民搬迁。过去是农民自发搬迁，现在是政府计划搬迁，主要是跨地区迁往思茅市的江城县。今年，乡里开始搞境内搬迁，把高寒山区3个村失去生存条件的农户搬到二半山的2个村，已经安置20户，计划安置88户。”
“能介绍一下乡里的能源情况吗？”
“下二村的能源主要以烧杂木、煤炭、沼气为主，上三村以庄稼结杆、草皮为主。高寒山区气温低，不能搞沼气，煤炭又买不起，燃料问题还没有办法解决。”
“海垡还在烧吗？”
“海垡基本上采不到了。全乡原来有大约150个海子，现在全干枯了。长海村甘海子的海垡原是最好的，由于多年挖掘，现在也成了干海子。从甘甜的甘，变成干枯的干！”。。。。。。
从甘甜到干枯，这是伍寨文人对于伍寨生态变迁的总结。出生在高寒山区的人们都知道，海子意味着生命，人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所以高原人将一个个小池子叫“海子”。在他们的生活中，那就是大海！然而，在一块方圆170多公里的土地上，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就有150多个有生命的海子消失了！
四、彝人的影子
吃午饭时，我们见到乡人大主席吴朝贵。他是本地彝族，听说我们是凉山彝族很高兴，请我们去他家喝两杯酒。他还会说些彝语，村里55岁以上的老人都会一点。乡政府所在地伍寨村原来只有吴、普、李、丁、彭五姓人。吴、普、彭是彝族，李、丁是汉族。吴家大约100年前从昭通坝子迁来，由当时的5户发展到现在的40多户，近200人。吴家彝姓“阿支”，是毕摩世家。村里最后一个会老彝文的毕摩叫吴朝银，1983年去世。生前，昭通、鲁甸、永善等地彝族都请他去作召灵安魂仪式。现在吴朝贵家还保存着50余册彝文经书，被城民宗局借去抄录未还。当地彝族清代末期改土葬，解放后开始与汉族通婚，结婚等习俗还保持彝族传统。
吃完午饭已经是下午两点，我们匆匆上车赶往勺寨。车子沿一条小山沟蜿蜒而上。这座山并不很高，也不很陡，山坡上可以开垦的斜面都已人们开垦。大部分苦荞已收割，只有少数的地里堆放着一捆捆没有脱粒的苦荞。脱过粒的苦荞地里，放着一群群白绵羊。牧人们穿的是用羊毛擀出来的毡子，远远看去同凉山彝人没什么区别。车子绕着山坡来到一个小山凹，前面有一条小路叉往左边的另一个小山坡。文局长指着那条小路说：“勺寨往这儿走，翻过这个小山坡，上面没有路了，我们可以在草甸上自由行驶，这就是高原。”
的确，前面没有挖路的痕迹，但明显有车印子。这是个典型的高原草甸，不很平坦但很宽阔，一眼望不到尽头。在草场中间镶嵌的不是蓝色的海子，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苦荞地。我们不禁联想到，这里生态恶化是不是跟草场开垦有关系？草甸生态本来就非常脆弱，草少沙石多，过度放牧已经引起草场沙化，何况是垦殖？这是不是汉人将农耕文化移植到不宜耕作的草场上导致的结果？
根据文局长的安排，我们得先去看另外一个叫黑甲的彝族村。黑甲有一个废弃水库。文说，大跃进时修这个水库是为了灌溉农田，那时的人们异想天开地认为只要将水库修好，他们就可以在这海拔2800米的高寒山区种上水稻，吃上大米。
黑甲就坐落在这个废水库旁边的山坡上。
村民一听到汽车声，就都放下手上的活计，盯着我们的车子。车停在一个土墙房前，车的前面坐着一个四岁左右的小女孩。朝她驶来的车子吓得她哇哇大哭。我们赶紧下车，朱副局长很和蔼地向女孩走去，“小妹妹，别哭别哭！”，小妹妹看见那个庞然大物里居然还走出一大群陌生的人来，吓得更是不知所措，马上停住不哭了。
村民围着我们，脸上露出友善的笑容，就是不跟我们搭话。“村公所原来不是在这里吗？”，文局长指着车前的屋子。“村公所和学校都搬到另外一个寨子去了”。一个40岁左右的男人回答说。“为啥子？”，“因为村长家在那里”，多么简单和纯朴的回答。“村里的彝族还多吗？”，“我们都是彝族”。他们都着汉装，从外观上看不出来。“好，那我们就到你们家去吧，这两位中央来的老师想了解一下这里的情况”，40岁左右的男人转身朝家里走去。
从外边看，房屋都是些城堡似的土掌房，很高，屋檐很短，墙面很厚。非常奇特的是屋顶上盖的不是瓦也不是木板，而是长满清草的泥土，清草皮下面铺的是一层防雨的白色塑料薄膜。这是当地人利用现有资源发明创造的结果。
火塘在门右手边的墙角里，上面用铁丝吊着一口锅，没有锅庄，也不架三脚。有一妇女正在埋头吹火。火塘里是一些连草带泥的火炭，火势不汪，但是烟气不小。火塘左边的墙角里，放着一口黑色的箱子，上面堆放着不少东西。“这是什么？”，我指着黑色的箱子问到。“棺材”！我以前知道彝族人除了大小凉山以外，其余的都已经实行土葬，但是，这是第一次在彝族人家里看到棺材。这家主人叫苏云春，49岁，4儿1女，2个儿子结婚分家出去。与结婚生子的小儿子同住，7口人。去年收获荞子1100斤，洋芋2100斤，蔓菁2000斤，南花子（油菜子）200斤。有马两匹，猪两头，鸡两只。每年缺粮1—3个月。
这个村虽然都是彝族，但是能说彝语的仅剩3个人。我们要求把能讲彝语的人请来聊聊天。几经波折，三位“真人”终于露面。我们用很亲切的彝语同她们打招呼，而她们却用汉语来回答我们。没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用汉语问到：“为什么不用彝语和我们说话？”，“在汉人堆里说彝语不害臊吗？”。这个答复值得寻味。反映了他们在长期的涵化过程中的族群心理。
我们关心的还是生态问题。李金权告诉我们，海垡在近几年内就已经采伐完了，现在全村都烧“泥巴垡子”，他们不叫草皮，而是很形象地将草皮称之为泥巴垡子。李将我们领到屋外堆草皮和刺楸树根的地方，指着已经堆成一硌的草皮向我们解释到：“这就泥巴垡子！柴火在我们这里基本上就是财富的象征，谁家的柴火越多，就说明谁家越富裕。谁家挖的刺疙瘩、草垡子越多，说明谁家的人勤劳！”
“刺疙瘩是从什么地方挖来的？”
“原来山上到处都是，现在要到几十里以外才能挖回来。”
“这儿以前有树子吗？”
“有，我们小时侯能看到可以做棺材的这么大的树子呢！”李将双臂张的很大很大，脸上露出幸福的笑脸，可以看出“大树”对于他们只是一种奢望和记忆。
另一位年长的人接着说：“53年以前有森林和竹林，吃大锅饭和修水库时，砍了很多。过去，我们水库1队只有7户30多人，现在，增长到26户100多人。这里冷得很，风又大，烧材多，一家每年要烧100多背柴（每背100斤左右），慢慢就砍光啦。”
文局长见问过没完，急忙催我们上车去勺寨。在车上文局长讲述了他在黑甲的一段经历：“去年冬天，我在黑甲村长家里过了一夜。村长煮腊肉给我们吃，夜里还想烧火给我们烤，但是，他女儿说什么也不愿意了。”
五、高原汉人社区
勺寨是整个永善县高寒山区最大的寨子，属于白云行政村。坐落在一个四周都是山的凹地里，有一条小河自北向南贯穿整个寨子，中间被那条小河分开，俯看整个寨子就象一把勺子，勺寨因此得名。周围坡上有一片幼树林。由于移民搬迁，寨子里许多房屋被拆的七零八落，千疮百孔，黄色的土墙在傍晚淡黄色的天空下，更显的凄凉无比！
一进寨子，我们就看见农户房屋的屋檐下，堆满晒干的草皮和海垡。草皮上的草是绿的，草根和干土是灰白色的；海垡是兰黑色的泥块，泥是深兰色，泥中腐烂的植物呈黑色。海垡是一种好燃料，最后剩下的这些他们舍不得烧，当作易燃物引火用。而草皮是一种最不好烧的燃料，土多草少，火小燃不起来，煮东西慢。
寨子中间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墙楼房和一个破旧的篮球场，他们告诉我这就是白云村中心小学。一听说是学校，早就感到内急的我，马上想到的是学校应该有厕所吧！
“学校的厕所在那里？”
“在那里。”一个教师模样的人指着土楼旁边一堵围墙回答道。
走近一看，一米高的围墙中间，挖了一个大粪坑。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蹲在坑边就解手。可能是闻到气味，一大群苍蝇飞过来，在臀部乱爬。顿时，瘙痒、窘困、急迫、无奈各种滋味涌上心头，把这次伍寨考察的感受推向高潮。
勺寨1980年代以前有342户，1100多人。80年代起这里的人开始自发迁居，主要迁往地在昆明安宁，思茅江城，有一部分迁往湖南省南县的大通湖〈音〉。1999年由政府组织异地搬迁，已经有54户200多人搬到思茅市的南岛河和江城的两棵树。现在全村还有126户542人，除了三户彝族以外，全是汉族，是个杂姓村，主要的姓氏有欧季陈罗张，牛祖尤周邓等。
整个白云行政村1980年以前有520户，2600多人。现在只有355户，1274人。政府计划还要搬迁一批人走。有耕地面积9375亩，每年实际耕种8050亩。飞播草场10000余亩，自然草场2000余亩，薪炭林2000余亩，长防林4000余亩，这些林地大都没有成林。全村有牛311头，马270匹，绵羊1375只，山羊347只，猪2000头。人均收入274元，人均粮食360斤。人均土地虽多，但是，1亩地只能产200斤荞子或800斤土豆或60—70斤燕麦。今年4月28日，下了40分钟冰雹，加上风灾，有两个寨子几乎没有收成。
据村里的长老季文聪老先生说，这里的汉人祖上都来自南京，居住在这里的时间大概已有五、六代人，村里的部分姓氏还保留有家谱。季老先生还谈到这里的原住民是彝族，他们被人打走以后汉人才陆陆续续迁来，他还特别的强调，那些被打跑的彝人是现在凉山的“黑彝”，而不是现在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白彝”。很遗憾的是，连季老先生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由于什么原因迁居此地，变成了高原汉人。
我们原先以为挖掘海垡是近几年的事，经季老先生介绍才明白海垡的开采和使用已经有近70—80年的历史，仅仅在勺寨原来能产海垡的海子就有数十个，水面面积800—900亩左右，溪流两旁有大片湿地，每年有黑颈鹤等鸟类在从过冬。海垡采完后，海子也干了，湿地上的草皮挖完，小水沟也成了宽阔的河滩。黑颈鹤也见不到了。没人知道烧泥巴筏子是谁的发明，但是烧泥巴筏子盛行起来是从1996年开始的。2000年开始有关部门禁止铲草皮。不过禁止归禁止，高原人不能不用火，除了煮饭、煮猪食以外，多数燃料用于取暖。在没有解决勺寨的燃料问题之前，采伐草皮也是天经地义。
为了便于了解情况，我们是在村文书家做的访谈。文书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大门旁放着两袋面炭〈煤〉。火塘设在正屋小门左边的角落了，同黑甲村彝族人的设计不同。文书家不用吊锅，而是用炉子，烟囱用直径十公分左右的铁皮做成，近贴着墙角一直伸出屋顶，炉子中的燃料正好就是煤，屋里少了烧草皮的乌烟瘴气，感觉非常暖和。
在访谈中我们得知，这个村里有一部分人家开始用煤做燃料，煤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小煤矿中购买，用马匹驮运而来，加上劳务费，烧一年的面煤大概需要700—800元，如果是烧块煤的话，一年大概需要人民币1000元。全村的人均收入只有274元，凭这样的收入整个勺寨没有几家人能烧的起煤炭。因此，草皮仍然是他们重要的燃料！
让人欣慰的，这个寨子从1991年搞“长江防护林建设工程”时候，开始植树造林，那时候种的树，有些已经可以打树丫子、捡松叶做燃料了。最典型的是白云村的仙家务基寨的16户人。他们20年前就种植了四、五百亩集中连片的松树，并采取分户管理的办法，只准剔树枝，不准砍树子，现在，烧柴已不成问题。
天色已晚，匆忙离开勺寨，连夜赶回昭通市区。在车上，通过与文、朱二位局长的进一步访谈，我们得知象黑甲、勺寨这种情况在昭通的高寒山区很普遍。一面在植树造林，一面在继续不断的铲草皮。现实生存的需要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非常尖锐。
六、环境变迁的人类学思考
9月20日，昭通市环境保护局禄松（彝族）局长派汽车送我们到永善县城进行补充调查。在永善建设环保局的配合下，收集了相关文字资料，查阅了县志、年鉴和历史档案，访谈当地彝族、苗族干部。综合各种信息，我们大致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变化的社会历史过程进行分析描述。
我们认为生态环境变迁与当地族群互动的历史分不开，也与不同生计类型的互动密切关联。清代以前，昭通是彝族主要的聚居区，由彝族土司统治。彝民居住在河谷平坝和山间台地上，冬天在森林中狩猎，春天在耕地中撒播荞子、燕麦，夏天在高山草场放牧牛羊。据《永善县志》记载：“清初，原始森林广布，行数程而不见天日，山深箐密，人迹罕到，路径鲜通”。 雍正年间，鄂尔泰在云南强制推行改土归流，昭通的彝族大量被屠杀，一部分被迫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剩下少部分躲进深山密林。雍正六年（1728年）永善置县，大量内地移民迁入，工、农、商业逐步发展，“伐其林木，平治其崎岖，”乾隆年间，烧炭冶炼，森林遭受大量砍伐。嘉庆年间，时人深受“藏虎豹、隐盗窃、蔽瘴气”之苦，故而放火烧山，“今溪谷道途槁木焦黑，巨至数围，细亦合抱，或立，或仆，不可胜计者，皆为烬余也”。 很快形成汉族、回族在河谷平坝和低山区从事稻作与旱地农业、彝族在二半山从事传统的耕牧经济、苗族在山林中从事游猎游耕的格局。三种生计类型和三种族群文化垂直分布。
清中期以后，内地人口增长很快，向边疆移民的规模扩大，而昭通是四川盆地进入云南的首途，留在这里的人口最多。但是，昭通的河谷平地和坝子面积小，不能容纳太多移民，他们只能进入山区并向高寒山区渗透。在林区和草场开恳土地，打破了族群界限。“人口增加，滥伐亦盛，且有用火开荒以作农场者，动辄延烧数百里，烟火数日不熄，县知事对于野火并不禁止，卒始火患日盛一日”。与此同时，苗族人因为动植物资源锐减，开始放弃游猎游耕的生计，也定居下来从事耕牧生计。然而，民国以来，随着人口不断的繁衍，需要的土地越来越多，农耕的比重越来越大，牧业的成分越来越少，只适宜低山区的旱地农业成为高原草甸地区的主导经济。使森林和草场遭受毁灭性破坏。导致目前的局面。
文化是适应环境与资源条件的产物，不同生计类型是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强势文化主导下的经济生活方式超出了它适宜的范围，不断挤占弱势文化发展的空间，而农耕民族自身缺乏人口控制的文化机制，最终导致了现在的结果。可以说海垡和草皮的现象，象征着内地农业文明向西部山区无限扩张之路的终结。
七、正在消失的精神家园
彝语称昭通为“兹兹普乌”，是彝族的发祥分支之地。大小凉山的彝族就是从这里迁出去的。直到现在，彝人死后，都要请毕摩主持盛大的宗教仪式把灵魂送回这里。因此，昭通是彝族始祖笃慕及后世各代先祖灵魂汇聚之地。杨洪林是云南小凉山彝族，我是大凉山彝族。昭通之行对我们而言还是一次追寻祖先迁徙足迹和探访祖界的心路历程。
彝族有句谚语“父欠子债娶妻生子，子欠父债安魂送灵”。彝人死后不是想进天堂，而是必须回到祖先生活的地方。如果，魂魄不能与祖灵汇聚在一起，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使后代子孙不得安宁。因此，祖灵信仰是彝族宗教的核心。
在彝文文献《指路经》中是这样描述祖界的“草上结稻穗，蒿上长荞麦，背水装着鱼儿来，放牧牵着獐麂归”。这不是彝人的想象，而是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彝人的精神家园，灵魂的最后归宿。然而，现世回归之旅，站在这个魂牵梦绕的地方，淌血的心体验着无所归依的悲凉。
灵魂失去了理想的归宿，那么，现实生活的这片土地呢？凉山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昭通？实际上，凉山彝族人口增长也很快，农民已经在开垦草场和林地，如果增加的人口不能够向城市转移，如果还坚持向土地要粮食，用不了五十年，我们也会成为生态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