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云南省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彝研所） 已走过了23（至2005年）年的发展历程，透过彝研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我们欣喜的看到，一批优秀成果和专业人才脱颖而出，彝族优秀文化的弘扬，不仅是中华文化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发展的真实记录。
专职研究彝族文化的单位从无到有
楚雄彝族自治州属我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作为自治州自治民族的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成员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总人口据２０００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７６５万多人，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历史上，彝族民间知识分子“毕摩” 运用古老彝文撰写了包罗万象、内涵丰实的彝族百科史籍，进而世代传抄、承袭，其中数量可观的彝文经书流传于后。解放前，由于在民族同化政策的压迫下，彝族语文难以得到发展；解放后，全面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彝文及其彝族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但在十年动乱中，彝族毕摩被视为牛鬼蛇神遭到迫害，彝文经书当作四旧毒草被铲除，致使彝族文化遗产损毁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祖国科学的春天，党的民族政策得到正确贯彻，民族文化研究纳入了社会科学范畴而受到重视。楚雄州委、州政府卓具远见，将抢救民族文化遗产“救书、救人、救学科”列入议事日程。
于１９８１年底决定筹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并函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给予业务指导，经省委宣传部批复，１９８２年１月率先成立了我国彝区第一个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机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室”，研究室初建时，定编１１人，实有８人，其中具有大学学历的仅有２人。室下分设文学历史研究组和语言文字研究组，开始对彝文古籍进行及时征集、翻译和整理。为了进一步开展彝族文化的系统研究，又经楚雄州人民政府函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给予支持，聘请该所刘尧汉研究员（彝族） 到彝州兼任所长，进行学术指导。又于１９８４年１月由室正式升格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这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单一民族文化研究所，宗旨在于育人才，出成果，弘扬优秀的彝族文化。所下设彝文古籍、文学艺术、社会历史调查三个研究室，人员也由８人增长到２０人；年龄和知识结构也有所改善，逐渐趋于年轻化、知识化。到１９９７年４月，经楚雄州政府批准，彝族文化研究所正式升为正县级单位，全所在编２５人，其中研究人员１８名，平均年龄３０岁，学历分别为大专以上１６名，中专２名。其中：副研究员３名，助理研究员６名，研究实习员９名。尤其是步入２１世纪到２００３年，彝研所又有了新的发展。现阶段，全所在编已达２６人，下设彝文古籍研究室、社会历史调研室、《彝族文化》编辑部和办公室。在刘尧汉教授二十年如一日的悉心指导下，一批彝族文化研究人才茁壮成长，已先后为楚雄彝州辅导和培养出研究员１名，副研究员１１名，助理研究员１１名，已经形成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以彝族中青年为主的彝族文化研究专业队伍。彝研所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楚雄州彝族文化从以往零星、割裂的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研究的新起点。
探索发展
彝族文化的研究领域范围广阔，主要包括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译、整理和开展对彝族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天文、地理、医药、文学、工艺、考古、民俗和语言文字等多学科的专题研究。
彝族文化的研究方法是采行两条腿走路，即以收集、翻译、整理彝文古籍和深入实地调查获取活史料并重，亦即以彝族固有的书面与口碑两大文献为主要素材，运用民族学由今溯古的方法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为此，建所２０年来，全所研究人员在刘教授的带领下，立足于楚雄彝州，弛骋于滇、川、黔三省广大彝区；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将彝族文化置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之中，发掘民族文化宝藏，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走出了一条实地调查与文物考证、彝汉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子，并开拓了一些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的研究专题，充分展示了彝族文化研究的独特风格，具体表现在：抓活史料：彝研所开展彝族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田野调查出发，抢抓活史料。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青年学者刘尧汉身体力行，曾因抓“活史料” 而被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许为“山野妙龄女郎”。如今范老的赞誉仍激励着刘尧汉教授带领彝族青年学子走实地调查之路。因此，所长刘尧汉教授要求，做学问不在抄书抄报，研究人员应走出书斋，从实地调查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把山野中采摘到的“鲜果” 与书斋中的“干果”相结合，即用活史料给死史料注入新鲜血液，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由于受现代文明的影响，活史料正在消失，若不及时抢救，终将无法弥补。刘教授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利用各种途径、手段加以全力抢救。例如：岭光电和普梅夫分别是四川凉山彝州、云南红河州彝族的两位著名土司，他们的生平事迹具有社会历史的研究价值和特殊意义，刘教授拟定选题，说服动员岭先生写出自传；又派一名科研人员面访普先生并作专题记录。正当自传写成排印出版之际，两位老人不幸先后辞世！又如，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民间知识分子，彝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均掌握在他们手中。然而，经过文革浩劫，出现“断层”现象，８０年代后，尤其是进入９０年代以来，精通古彝文的毕摩已十分稀少，进行抢救已迫在眉睫。为此，刘教授拟定《彝巫列传》的写作计划，于１９９０年指导青年学子李世康承担写作任务。当１９９４年《彝巫列传》出版时，列入传记的大部分毕摩在近年内相继去世，庆幸抢救及时，一些重要活史料才得以存留。事实上，每位知根熟底的彝老都是一部活字典，生动鲜活的史料，储存于彝老的记忆之中，为了寻获“活中料”，彝研所的科研人员，深入彝族山寨，寻访知情彝老，很多地方是不通车路的偏僻彝乡，牧场、山巅、深箐、地头，少不了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几多艰辛，甚至还有危及生命的惊悸。这对研究者来说，已是习以为常，然而，最重要的是无论付出多少辛苦，抢救“转瞬即逝” 的彝老所知“活史料” 则是第一位的，因为大多数彝老年事已高，处于风烛残年之中，一些宝贵的彝族活史料随时都有可能随彝老离世而消失。例如：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刘尧汉教授带领研究人员，前往禄丰县妥安乡罗申彝村找到时年６６岁（１９１８年生） 的彝老毕摩钟启贤，经多方动员，请其诵唱《开路祭词》，其中包含着“天上小星十姊妹，人间一年十个月”的彝族十月太阳历的珍贵口传资料。时过半年，准备再次拜访钟启贤毕摩，作进一步了解时，却不料他已去世。又如：彝研所科研人员朱琚元于１９８６年初在武定万德自乌彝村发现彝族十八月历遗迹，到１９９０年又与刘尧汉教授一起到大姚县昙华乡丫古埂彝村调查证实，为了扩宽视野，刘尧汉教授又获知罗平历史上也有十八月历的文化事象。寻着这一线索，刘教授率员赶赴知情彝老李如春（时年７８岁）所在的阿岗乡矣宜彝村，就在进村的路上，得知彝老李如春头晚刚去世的消息，家人正在为老人办理后事。至此，大家唯有扼腕叹息；后在该村访问了当地小学教师杨光明同志（彝族、时年５８岁），虽也了解一些十八月历的情况，但毕竟不如老人知道的详细了。类似的情况不时碰到，所以刘教授经常用实例教育青年研究人员说：“采用实地调查获取活史料，本来就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抢救就得有救火的精神，这首先要靠善于捕捉有关信息，然后要能闻风而动，连续作战不停步。每次实地调查，不一定都能抱回一个‘金娃娃’，但只要勇往直前，深入彝山实地，就自然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事实正是如此，通过实地调查活动，研究人员不仅有新发现、新收获，而且更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优化选题：彝族文化研究的《丛书》选题，是在刘尧汉教授的精心筛选下提炼而成。对于选题，刘教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任何一篇文章或专著，或多或少总得有新内容或是新观点，才有学术价值。为使彝族学子早日成才，刘教授因材施教，常跟研究人员讲，研究课题要力争做到第一手材料，新的观点和最优的选题三方面完美结合，才有学术的生命力。为此，刘教授指导弟子写的文章专著，要求首先要在占有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观点来源于材料，然后再优化选题，突出中心论题。例如：普珍所做葫芦文化研究专题就是按照这一要求进行的，《中华创世葫芦》这一课题，在历经了多年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层层推进，由最初的阶段性成果，逐步扩展为系统性研究，揭示了葫芦崇拜贯穿于彝族的人生历程。主题也不断深化，由最初和“彝族母体崇拜”到“彝族破壶成亲，魂归壶天” 再到“彝族破壶成亲、悬壶济世、魂归壶天”，选题在三次变更中最后优化确定，成为现在该书的书名，类似的事例在彝族文化的专题研究中还有许多，这是彝研所彝族文化整体研究的治学特色。
主位研究：彝族写彝族，这是彝研所开展彝族文化研究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民族学有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两种方法。在彝族文化研究中，刘教授主张主位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彝族研究彝族，彝族写自己的家乡、氏族、家族、家庭、个人（本人），这样做，可以避免语言的隔膜，写自己熟悉的家乡、氏族、家庭较为贴切，所获调查材料也较为翔实可靠；如果由汉族或其他民族去调查，须经翻译，很难准确表达。根据这一原则，《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全套５０本中，彝族写彝族的专著约占８０％，与此同时，《丛书》也真诚地欢迎和吸纳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以新的视角和眼光，关注和研究彝族文化，共同为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努力。几分播种、几多收获。经历数年研究，彝研所科研人员同心协力，在获得大量活史料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新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丰硕成果
彝研所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于《彝族文化》、《彝文文献译丛》以及彝文古籍的收集、翻译、整理和公开出版大型学术“丛书”《彝族文化研究丛书》之中。
《彝族文化》是彝研所主办的学术刊物，于１９８４年创刊，连续出版１３年共１４期（其中１９８５年为庆祝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首届彝学会在西昌召开而增设专刊） 年刊，为了适应彝学发展的需要，又于１９９７年改为季刊，至２００３年止，已刊出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共９００余篇１２５０多万字。这些学术论文一半以上为彝研所研究人员所撰写，其余稿件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有不少著名学者曾为该刊题词或撰稿。该刊常设有彝族历史文化、社会调查、社会发展问题研究、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彝族医药等栏目，主要向彝族文化爱好者和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以及与全国各社科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交换学术资料。所刊文章大多为实地调查获得的新鲜、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提出的观点新颖且具有创见性，已成为彝族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园地，并深受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
诚如原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生前评价：“《彝族文化》的刊行是一个创举，而且内容丰富，资料充实。我国少数民族中专为研究本民族文化而设立的杂志、刊物不多，很希望它能长期办下去。”中国历史博物馆宋兆麟馆员也称赞说：“《彝族文化》资料翔实、观点新颖，是一个好刊物”等等。
彝文古籍是彝族祖先世代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彝研所把对彝文古籍进行收集、翻译、整理的抢救性工作，始终作为各学科研究的基础和重要的科研内容紧抓不放。并于１９８２年创办《彝文文献译丛》，将翻译、整理的彝文古籍择要逐辑内部刊出，截止至２００３年，已刊印３２辑，刊出译文１５０余部５５０多万字，同时十分注重彝族民间口碑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已先后编印了《彝族民间文学资料》共９辑约１３０万字。
通过多年的努力，大量抢救和征集到彝文古籍抄本、刻本７００余部，加上复印、拍照、借抄等途径共收存彝文古籍千余部；口碑录音１２０多盘；经过深入彝村普查，专访毕摩彝老，除查清６００余部尚存民间的彝文古籍外，查实楚雄州境尚遗存于山野的彝文摩崖、墓碑共５００余块，对其中在年代、内容、书法上具有代表性的近百块碑刻采取了拓印、拍照、抄录等措施，并经翻译、整理、选择部分已编成《彝文石刻译选》一书出版。２０年来，翻译彝文古籍和口碑文献３００余部，积成汉文原始资料（汉译本）１０００万余字，其中经整理公开出版６部约１２０余万字。目前，我们正着手进行“毕摩经大全”一百卷的翻译、出版工作。计划到２００７年完成这项投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彝文古籍的翻译、整理和出版，为彝族文化的系统研究，提供了汉文献所没有或缺失的文献资料，深受学术界的欢迎和青睐。
与此同时，在进行彝文古籍翻译中，一开始就注意彝文单字的收集，１９８２年依靠毕摩先生先后编写了《武定、禄劝彝文字词资料》和《双柏彝文字词资料》，共收录３２８３个彝文常用字和３４７０条词例，通过十余年的积累，于１９９３年以彝研所彝文古籍研究室研究人员为业务主力，编写工具书《彝汉（对照） 字典》，并与有关单位联合于１９９５年公开出版；以同样的方式，于１９９６年收集、编写《中国彝文书法选》一书，１９９７年公开出版。此外，多年来彝研所研究人员在国家级、省级报刊上发表文章２００多篇１００多万字；参加国际性或全国、地区性的学术研讨交流会，提交论文１２０余篇１００多万字；先后公开出版《彝族文化研究文集》两部共５０余万字；与有关单位合作编写、公开出版《彝族大词典》、《镌字岩彝文摩崖释译》、《清代武定彝族那氏土司档案史料校编》、《太阳金姑娘与月亮银儿子———楚雄彝族民间中长诗选》等著作。其中，有的论文和专著分获省、州优秀作品奖。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简称《丛书》）是彝研所科研成果的全面展示，《丛书》由新中国第一个彝族教授、国内外知名的民族学家刘尧汉教授主编，预计出齐全套５１本，均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从１９８５年第一部问世，到２００３年止已出版近４０本，这套大型的学术研究丛书以开其先河的《中国文明源头新探》（刘尧汉著） 和继后出版的《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刘尧汉、卢央合著）二书作为《丛书》的主要基石。其中绝大部分专著都是楚雄籍的作者（包括在楚雄工作者） 独立撰写或与外地作者合作完成。主要著作有：王天玺（彝） 著《宇宙源流论》，杨和森（彝） 著《图腾层次论》，朱琚元（彝） 著《中华万年文明的曙光》，龙建民（彝） 著《市场起源论》，卢央（彝）著《彝族星占学》，刘小幸（彝）著《母体崇拜》，普珍（彝） 著《中华创世葫芦》，刘德荣、李世忠（彝）等整理《铜鼓王》，王天玺（彝）、何兆伯合著《论哀牢山彝族起义》，杨凤江（彝）译著《彝族氏族部落史》，杨继林、申甫廉合著《中国彝族虎文化》，李世康（彝） 著《彝巫列传》，钟仕民（彝） 著《彝族母石崇拜》，钱成润、史岳灵（白族）、杜晋宏（彝）合著《费孝通〈禄村农田〉五十年》，王敏、朱琚元（彝）合著《楚雄彝州本草》，刘宇（彝）著《凉山彝族英雄时代》，朱炳祥、普珍（彝）合著《摩哈苴彝村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还原》，余宏模（彝）著《明代彝族女杰奢香》，杨甫旺（彝） 著《彝族纳楼土司世家》，李朝真（彝）、段志刚（白族） 合著《彝州考古》，唐楚臣著《中华彝族虎傩》，王光荣（彝） 著《通天人之际的彝巫“腊摩”》等等。其中包括云南、四川、贵州和广西彝族作者所写专著。这些著作均以其独特的观点与方法，运用文献古籍、考古文物、调查记录和口碑材料，深刻而新颖地揭示了彝族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科学技术、哲学民俗等历史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刘尧汉教授称其《丛书》中每一本都是“彝族山野妙龄女郎”，各有千秋。
斗转星移，历史已跨入２１世纪，在新世纪开局之年的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人民出版社主办，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暨研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重庆厅成功举办。《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问世，展示了当今国内彝族文化研究的水平和面貌，它的出版对促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并将推动中国民族学和民族史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学术交流
彝族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传统文化以及彝族文化的研究成果，对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者以及旅游采风者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自１９８５年以来，随着彝族文化研究成果的不断面世与传播，彝研所的对外学术交流日趋活跃，先后有美国、前苏联、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西德、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泰国、越南、新加坡等国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的学者慕名来访，进行学术交流，到目前为止，共接待国外及台、港来访学者达３００多人次。一些学者曾多次往返楚雄彝州，从事考察和研究；一些学者还长期来所进修，先后有意大利留学生白琳、美国博士生穆尔克等前来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学习进修。这些来访、学习的外国学者，对我们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为了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彝研所亦逐步走出去，１９８９年，所长刘尧汉教授受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邀请，赴美讲学一月余；１９９５年，应香港京港学术交流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邀请，彝研所组团一行四名学者赴港讲学，达到了宣扬中华彝族优秀文化，提高楚雄彝州和彝研所知名度的预期效果。通过互访，使彝研所成为楚雄彝州对外开放的一扇窗口，从这个窗口，让世界更多地了解楚雄彝州和彝族优秀传统文化。
赢得声誉
彝族文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彝族文化研究丛书》的公开出版，在国内学术界和读者群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中国文化思想史家、上海复旦大学蔡尚思教授为此作序，并呼吁向彝族看齐。他说：“云南省成立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刘尧汉以彝族学者而兼任所长，真庆得人。彝族是我国现在占人口较多的兄弟民族之一，我很盼望其他兄弟民族向彝族看齐，成立各自的文化研究所，对自己的文化历史进行研究。” 《彝族文化研究丛书》面世以来，以它深刻的学术内涵在海内外学林中引起了震动。国内报刊、广播、电视对彝族文化及其《丛书》十分关注。从１９８５年至今，先后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云南日报》、香港《大公报》、北京《读书》（月刊）、上海《书林》等报刊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神洲风采》栏目）、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云南电视台、楚雄州电视台等相继作了报道、评价。国内传媒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并紧追不舍地跟踪它的每一步进展。有些报刊不止一次的报道评价，例如《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从１９８７年３月３１日至２００１年８月５日之间，先后报道了７次。《丛书》出版之后，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撰文给予高度评价。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家杨向奎教授在为《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一书所作序言中指明：“我们不读中国各民族史、各民族文化史，就不了解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光芒四射；我们不读彝族历史、彝族文化史、《文明中国的彝族十月历》更不能透彻了解中国古代史上一些难解的问题以及中华民族文化之综合构成的体系！” 不少有关领导莅临视察并题词，如著名学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于１９９０年５月视察楚雄，为州委、州政府题词：“五尺道开南国通，滇彝文化数楚雄；苍翠山林今犹存，百花争艳遍地红。”近年又先后三次题写：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彝族文化研究丛书”、“彝族文化”等；原中宣部副部长聂大江于１９９２年３月题词：“彝族文化是中华辉煌的一支”；十四大中央委员、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汝信题词：“彝族文化之光”。国内有关专家学者来访、交流的达５００多人次，他们都高度赞扬楚雄州政府的气魄和卓识远见，以及彝研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学术无国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查明彝族十月太阳历；９０年代初查明彝族十八月太阳历。１９９０年１月５日，法国海外科学院在巴黎举行“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 专题讲座报告会，由该院的世界历法权威乔治院士作报告，１月６日即将该报告会的场景照片寄给中国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０年春，当刘教授和他的学生朱琚元初步获知彝族十八月历，即写出《中国彝族和墨西哥玛雅人的十八月太阳历》一文，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１９９０年第４期。不久，此文流传到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大学被译成西班牙文刊载于该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３月号，并把译文寄赠到北京刘教授寓所，彝族历法又一次引起世界有关历法专家的兴趣。
十月历和十八月历的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外学界的关注，在国内特别是在楚雄彝州更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楚雄州人民政府投资７千万人民币在楚雄开发区兴建“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１９９９年火把节第一期主体工程已竣工并正式开园，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关于十八月历，也由州里拨款５万元，在州境大姚县昙华乡修建十八月历纪念碑。显然，彝族文化研究成果已逐渐由社会效益向经济效益转化。
彝研所的研究成果受到社会广泛注目、赞扬，也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肯定和鼓励。多年来，彝族文化研究论文有２２篇先后获省、州级社科优秀成果奖；有４部著作获省、州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刘尧汉教授于１９９０年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１９９２年９月，楚雄州首届科技大会上获社科突出贡献重奖；１９９７年９月成为学坛上众人瞩目的“东方之子” 荣称。另有３名研究人员先后获得楚雄州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奖。
（原载：云南省楚雄州政协编《楚雄州文史资料合集·第五卷》，云新出(2012)准印字第0110号，p456-462；直接文字来源：彝学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