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袭任贵州宣慰使后，[1]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加强同朝廷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的两条道路，并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留下了龙场九驿、水西十桥历史遗址遗迹。同时积极引进先进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尤其是对文化发展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表现为：一是对彝族文字的使用与传播作了大胆的改革，为传统的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二是带头遣子弟到京师入太学，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和促进彝汉文化的交流，使彝汉文化的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文化贡献是奢香的主要功绩之一。奢香在文化上的贡献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对彝族古籍文化的贡献
这里所说的彝族古籍文化主要是指以古老的彝文记录社会历史，而以纸张和金石作为主要载体的古籍文化，当然也包括现代界定的口碑等，但口碑古籍，在这里不作探讨。奢香夫人作为杰出的彝族女政治家，她忍辱负重，为国家的统一，祖国边疆的巩固，当时贵州境内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世代所公认，奢香夫人的事迹成了后人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奢香这一名字也成了今天响当当的品牌，这是世人皆知的。然而，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人们未必都注意到了。据彝文文献《西南彝志》、《彝族源流》等记载，在彝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六祖”分支后，第六支系的默部慕辞辞氏传至第19世到毕额勿，毕额勿生勿阿克、勿阿纳、勿阿洛、勿阿台四子，第20代勿阿纳时进入今贵州的西北部一带，时为东汉光武年间。勿阿纳的子孙同其他先入住的各支彝族先民一道，世代开发建设并世长黔西北一带地方，为阿哲尼（又作“蔺”）、为慕俄勾、为蛮长、为罗甸王、为姚州刺史、为顺元宣抚使、为贵州宣慰使、为水西宣慰使，号凡数更，经历1474年。彝族默部入主黔西北一带地方，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彝族水西古籍文化，彝族水西古籍文化在历史上，传播面广，作为表达思想感情、传达信息与交际的书写符号、手与脑的延伸工具的彝文，同各地彝区比较，发育最为完全，文献所记录和承载的内容也相对丰富，哲学、历史、文学、数理、天文、地理、军事等等，无所不包。仅在今奢香故里的大方县，以彝文文献资源蕴藏量而言，在全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方县民委古籍办彝文翻译组、奢香博物馆、地区彝文翻译组、贵州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图书馆、西南民大等国家机构与单位都收藏有从大方县搜集的彝文古籍近700册，更多的彝文古籍还散藏在民间，保守的估计也有1500册左右，加上原水西属地的毕节、纳雍、黔西、金沙、织金等县藏量，可以说不下于5000册。据毕节地区档案局刘局长最新提供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还收藏有毕节地区的200余部彝文古籍。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以金石为载体的彝文古籍，如闻名中外的明成化钟、大渡河桥碑等，尤其是各类摩崖、碑刻不少于500件，初步估算，约占原水西地区同类彝文古籍数量的三分之一，数量、年代以及所录内容等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奢香故里及其周边地区的彝文古籍传承与传播的结果是与奢香所作的贡献分不开的，彝族的水西慕俄勾政权，历来有重视彝文使用、传播、整理的传统，如水西阿哲部的第29世君长洛那阿阔就曾经对彝文进行过整理，其事迹因此见诸于《诺沤》、《滇系》等彝汉文献中。然而，在奢香之前，彝文使用与传播总的还是呈封闭和保守的状况。在根深蒂固的彝族原始宗教观的有力支配下，形成了一种传统禁忌，就是绝对不允许把彝文放在野外，怕被践踏和污染，认为彝文被践踏和污染，会亵渎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神灵，如果亵渎了这些神灵，必然会遭他们所谴。这种禁忌习俗，至今仍有存留，如毕摩所念（用）的经书禁止女性触摸；一年一度，杀白公鸡以祭文字神、书神、知识神等，谓之“祭书神”。祭祀时，通常用鸡毛蘸鸡血一并贴于书上，这就是彝文的使用封闭和保守传统的一种遗存。在彝文的传播上，封闭和保守的状况一直延续着，水西阿哲部所建立的“慕俄勾”是一种结构紧密的政权，具有浓厚的宗法体制色彩，体系发育完善，在内阁设置上引进了南诏的“九爽”模式，其移植后各部称之“九扯九纵”，“九扯”即九个部门；“九纵”则义为九主，“九扯九纵”即是“九个部门，九位主官”的意思，有人把他理解为九个品秩是错误的。在“慕俄勾”勾政权下属的地方机构设置上，把水西（含贵州一部）地盘按十三个行政区来划分，即十三“则溪”，“慕俄勾”勾政权中央直隶一个“则溪”，《大定府志·疆土志一》载“水西自分三路，称为中水、下水、底水，盖沿三路达鲁花赤、三部土官之旧，每路之下有四宗亲，以宗亲领之，故名，后讹为则溪，其制犹唐之州、宋之军也；凡十二宗亲云，十二宗亲各有分地，又别领土目四人，谓之四十八部，合宗亲为六十也，每宗亲及土目之下，又分为一百二十，各有人领之，谓之一百二十骂裔，骂裔之下各有十夜所，谓之千二百夜所。土目、骂裔、夜所，盖中国之乡里也”。从水西勾政权核心的君长到十二宗亲、四十八部（更苴、穆濯、骂裔、夜所等）贵族各家都分属有文化传播世家的布摩，水西君长家的布摩最早是《大定府志》所录的“白皆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中称的突穆和渣喇两家，“《夷书》九则”说：“其先，蛮夷君长突穆为大巫，渣喇为次巫，慕德为小巫。”“突穆、渣喇嫡派在宣威，在大定者乃其支庶也。”突穆、渣喇和慕德三家都出自德娄氏，在作彝姓的能益中，突穆与渣喇是连用的。因在水西部担任大布摩，故在丧祭等仪式中，要专门设置突穆、德娄（即渣喇）的神位。同样十二宗亲、四十八部也有各自的专职布摩，布摩形成世家，并阻碍彝文的广泛传播是有“慕俄勾”的宗法制土地分配制度和支付报酬习惯决定的。布摩及其下属的十二宗亲、四十八部等所进行丧祭、祭祖、祭神、祁福、占卜等原始宗教仪式活动服务的俸禄或报酬，就是一片土地。布摩的后代要继续拥有这一片土地，条件就是要习研彝文彝经，传承祖上的职业，而在职的布摩为了使其后代很好地继承自己的本领，在君长的要求与支持下，也兴办一种叫“布吐”的彝文学堂（校），如赫章县的辅处乡的“辅处”这一地名就来自彝语的“布吐”，辅处的“布吐”系乌撒家所兴办，另外在威宁的龙场等地也有“布吐”这类小地名，即都是布摩子弟学习彝文的场所。在彝族长篇叙事情歌《曲谷走谷》里，也有像独谷蒿孺郎一类贵族子弟到“布吐”读彝书的记录，如《曲谷走谷选·米谷姐娄啥》载：“独谷蒿孺郎，在补处（布吐）念书，正在念书时，尽是作怪梦……”虽然“布吐”的故事与地名发生在乌撒地区，但在古代地理相连、制度习惯一致的水西和乌撒地区，彝文的传播模式和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彝文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承也仅仅在布摩和部分贵族子弟的范围内进行，层面是十分狭窄的，因而也没有打破其封闭的状态。
元明时期，随着土司制在彝区的实行，长期以来的封闭逐渐被打破，彝汉文化的交流也随之活跃起来。特别是彝族杰出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当政袭任贵州宣慰使后，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巩固，加强同朝廷中央与周边的联系，开通了纵横贵州，连接湖南、四川、云南的东西、南北的两条道路，立龙场九驿于水西境内。交通条件的改善，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便利。奢香夫人对彝族文字的使用与传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把彝族文字从神秘中解放出来，打破了传统禁忌的坚冰，使彝文成规模地出现在金石等载体上，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开来，彝文从传统的传经记史的功用扩大到记账、契约、记录歌谣、书信往来等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的具体体现。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及其影响不单在当时的贵州宣慰司地盘，还延伸和辐射到周边的彝区，如乌撒地区（今贵州威宁、赫章一带）、四川的永宁宣抚司地区（今古蔺、叙永一带）、云南的乌蒙（今昭通市）、畔（今东川、会泽一带）、磨弥（今云南省宣威、沾益一带）等地区。奢香夫人彝文传播的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奢香夫人对彝族古籍文化所作贡献，我们有必要加以认识、了解，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对彝汉文化交流所作贡献
发展生产，引进先进生产技术是十分关键的，而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又必须以文化交流作先导，为了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和促进彝汉文化的交流，奢香夫人带头遣子弟到京师入太学，以本民族的上层来进行示范和带动，影响周边，并逐渐深入到社会各阶层。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己酉，香遣其子弟朝京师，因请入太学。上谕国子监官：‘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2]“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上敕国子监官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民于朝廷而后风化达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羡，时允其请，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远之心。’”[3]在贵州宣慰使奢香的带动和影响下，在毗连的乌撒、乌蒙、芒布、永宁地区，各土司先后送子弟进京入学，“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戊申（公元1390年）‘云南乌撒军民府土官知府阿能遣其弟忽山及啰啰生二人请入国子监读书。各赐钞錠’”。[4]“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辛卯（初二）（公元1390年）云南乌蒙、芒布二军民府土官遣其子以作、捕驹等，请入国子监读书。赐以衣钞。”[5]“洪武二十六年正月戊辰（公元1393年）以前永宁宣抚司宣抚禄照子阿摄袭职。先是，禄照遣阿摄及次子智入太学受业，……”[6]余嘉华《土司对地方文化的贡献》一文中说：“明初乌蒙、芒部各土司多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多至六七十人。”通过交流，时机成熟后，即在贵州宣慰使司地置儒学，设教授。“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癸寅（公元1392年）贵州宣慰使安的等来朝，贡马六十六匹。赐以绮、帛、钞锭。置贵州宣慰使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7]这些举措，在奢香之前是没有过的。
在国子监读太学的土司子弟也把彝语彝文带到了京城，国子监所属的四夷馆还为此编成了《华夷译语》（明清两代官办会同馆和四夷馆所编纂的多种对译辞书），总称《华夷译语》。“其中有《倮罗译语》五种，均匀分门排列的彝文单词，每词下分汉义、汉字、注音三项，国内学者对《华夷译语》中的各种语言有不少的研究，关于《倮罗译语》的研究则少见，闻宥先生早年曾写过《倮罗译语考》，当时可谓绝响。近年日本京都大学西田龙雄教授于1979年出版的《倮罗译语的研究》应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保罗译语》，并汇集多方面的彝语古今珍贵资料，加注国际音标，条分缕析，加以比较（马学良。”《彝文访古录追记》）《华夷译语》收集了数百个彝文单词，并在汉译的后面用汉字注音，这些彝文单词有天文、地理、时令、军事、职官、大量的动植物名等，大部分单词与今天大方彝族仍使用的单词完全一致，甚至还保留了曾经使用但已消失了的部分单词，如“国师”作“邪母”（都有彝文，下同）、“考校”作“腮止”、“太平”作“非跌”、“草果”作“得亨”、“官桂”作“腮濯”、“檀香”作“左芍”、“孔雀”作“大罗家”、“紫马”作“母哀”、“狼”作“饿”、“颜料”作“山勒”、“粉红”作“都哩木”、“酱”作“祭”、“塔”作“迷堵博”等。从彝汉语文翻译、尤其是彝汉文互译的角度上说，《华夷译语》里的彝汉文单词互译是开了先河的，采用了彝汉文对照的排列，它可谓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彝汉文互译，因而也就很具有权威性了，虽然清道光年间的《大定府志》也收入了一些彝文单词，有“德初土目安光祖所译《夷书》四则”和“白阶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七则”等，但在时间上晚于《华夷译语》。国外学者也很看重《华夷译语》这部文献，日本学者西田龙雄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出版了《〈华夷译语〉研究》一书。
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文化交流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语言文字的交流是中坚。奢香引进汉文化之后，即明洪武后期以来，又因彝汉民族在伦理道德观中的孝道的认同，汉民族的二十四孝故事被大量翻译改写作五言体的彝文，作为彝族丧祭活动中《尼巧》、《哭灵经》、《细沓》等文献与仪式的补充，如《张礼与张孝》、《凤凰记》、《西京记》、《色特啥孜》、《色特阿育》（原型为董永）等，也还有文学作品，如《西游记》（又作《陈状元记》）等。明末到清乾隆时期，黔西北彝族应朝廷的要求，在丧葬上基本改火葬为土葬，所立的碑上撰刻有大量的彝文，而《色特阿育》的故事被尊为孝道的样板，其事迹在彝文墓碑上被广为传播。[8]同时，汉文在民间的普及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一些民歌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彝族情歌《曲谷·逃婚曲谷》的最后一段讲到：“……逃婚啊逃婚（私奔），逃往阿博举任堵勾，那阿博举任堵勾，田里常年装满水，水牛不驯能犁田。高大的瓦屋，即使盖不了，见得人的草房，也要盖一栋，精打细算，把子女养育。要么读汉书，读十年汉书（另有‘考举人秀才’说法版本），为皇帝出力，替皇帝办事；要么读彝书，为彝君长出力，为彝君长办事；或上祭祀场，得到猪羊腿，回家敬先人，回家敬祖宗”。[9]反映出民间已把“读汉书”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反映出学习和引进汉族文化，加强和促进彝汉文化的交流的做法，为民间所认同，并普遍接受，且深深的扎根于民间。
综上所述，奢香夫人的文化贡献，表现在对彝族古籍文化的贡献和对彝汉文化交流贡献两大重大贡献上，体现出奢香对文化贡献方面的突出特征，这种贡献是奢香夫人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值得我们永远去珍惜，去深入发掘研究，并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