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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山彝族左氏土司的崛起及其历史贡献

作者白兴发 2019-07-15

原出处：彝新网

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种“以夷治夷”治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设置了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以及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地方职官制度，“参用土人”，“其官世袭”，称之为“土官”或“土司”。此种间接统治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实行“土司制度”地区社会的原貌。

　　巍山蒙化土知府与丽江土知府、元江土知府并称“云南三大土知府”。由于几大土知府的历史地位及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关于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元江傣族那氏土司及巍山彝族左氏土司的研究，成果较多，有力地推动了云南地区土司史及土司文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云南大理地区土官众多，仅次于当时的永昌府，而尤以巍山彝族左氏土司最为知名。作为唐代南诏政权500年之后，在大理巍山地区又一个崛起的彝族统治集团，左氏土司自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历时514年，其延续时间之长、与中央王朝关系之密切，在云南全境土司土官中颇为少见。因之，对左氏土司的起源发展、武功文治、礼仪族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遗产等进行深入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左氏土司的崛起

土官土吏制度源于汉晋时期的郡县制和羁縻制，唐朝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实行羁縻州制，在全国设置了856个羁縻州，朝廷授予这些地区民族头人“王”、“刺史”、“县令”等官衔。宋沿唐制行“羁縻之道”，在西南地区设置了253个羁縻州。羁縻州有别于内地的经制州（“正州”），其特点是让边远地区少数民族首领管理本民族的政治经济事务，兵卒则受中央王朝的都督或节度使调遣，这些民族首领世袭为官，但须向朝廷和都督进贡当地特产，人户要缴赋税、服兵役。通过实行羁縻制，加强了中央与边远民族地区的联系，为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及统治的更加深入和巩固创造有利条件。这种羁縻府州制，为之后元明清各代实行土官土司制奠定了基础。

　　从现存的有关地方史志、左氏土司家族族谱以及一些调查资料考证研究，提供了巍山蒙化左氏土官为南诏王族蒙氏后裔的证据。南诏政权覆亡后，遭到权臣郑买嗣屠杀后幸存的一部分南诏王族成员逃回故乡蒙舍州，通过改姓隐藏于蒙舍乌蛮之中，其中改为左姓的这部分人就是明清时期蒙化左土官的祖先。1这部分王族成员逃回蒙舍川，并改姓为“左”得以幸存。2巍山庙街、龙街等左姓彝族人也广泛流传左氏是南诏王室蒙氏后裔的说法，《蒙化乡土制·氏族》说：“蒙化左姓有二：一为康叔之后，一为南诏细奴逻后，世居天摩牙里。”《蒙化左家谱·壬源公墓志》：“公，讳星海，字壬源，乃细奴逻之后也……不知何时代时徙于蒙境之天摩牙，遂家焉。”成书于清乾隆年间的《左族家谱·禹江公墓志铭》中说曾祖左晏是“六诏远裔”。《左氏家谱》（《皇明经世文编》卷之一百二十三）：“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育细奴逻者，唐贞观间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其盖六诏之先也，遂得蒙舍诏，后与诸酋长祭天，有异征，人心止帚之，再封为云南诏，已而破吐蕃，奉朝请，遂有六诏之地焉，左氏之昌逻，其肇基也……”。

　　唐宋时期，大理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元平大理国后，在西南边疆民族聚居地区“参用土酋为官”，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衔号的土官系列。元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大汗蒙哥即元宪宗封大理国故主段兴智为“摩诃罗嵯”（大王），命其管理八府爨蛮，同时命段福率“爨僰军”远征交趾（越南）和湖、湘。中统二年（1261年）元世祖忽必烈向段实颁赐并“令总管大理、鄯阐（昆明）、会川（会理）、建昌（西昌）、永昌、腾越诸郡。”3并因段实镇压舍利畏起义有功封为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及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其后代段义、段功都曾任过蒙化土知州。由于蒙元贵族在各地推行军事管制，元宪宗六年（1256年）设置了大理上、下两个万户府，下设太和（大理）、德源（邓川）、浪穹（洱源）、谋统（鹤庆）、义督（剑川）、蒙舍（巍山）、赵赕（凤仪）、品甸（祥云）、十二关（祥云北）、永平、云龙甸等千户所，又分设各数量不等的百户所，让归顺的各封建领主及其他小部头目担任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至元十三年（1276年），回回人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起用当地民族首领为世袭长官，称为总管、知府、知州、知县，冠以“土”字，乃形成各种级别的土官，“蛮酋袭职者曰土官，谓其附着于土地。”4这即是土官土司制之雏形。明代“踵元故事”，用土官管土民，“明破梁王，灭大理，就土官而统驭之，分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正副长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5形成正规的土司体制，从而边疆民族地区先后正式进入土司统治时期。

　　大理地区少数民族众多而又错综复杂，自然环境险劣，语言及风俗习惯差异较大，中央王朝各种法制不易推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一些地区仍停留于领主经济阶段，奴隶制和农奴制比重较大。大理国时期的“白王庄”、“皇庄”之类大小领主庄园遗存下来，一时还剥夺不尽。采用土司制度，既能避免原有经济体系因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紊乱，又能保持原来以往所用的统治方法。这样，既能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特点，缩短边远地区与内地的文化差异，也可照顾到各地民族首领的共同利益。“勿夺厥职，勿贪其财，使彼感恩思报而各安其在天下之心。”6由是，大理地区土官众多，其数量仅次于永昌府，计1382—1408年所授土官土目包括白、彝、回、阿昌、罗武等各族土官52个，明中央王朝继承羁縻之法，利用各民族原有的政权基础达到了对少数民族“分而治之”的目的。7

　　蒙化地区的土官制度始于宋朝大理国时期，大理国至元代中期，巍山蒙化地区一直作为白蛮段、高二姓的世袭领地。赛典赤建立云南行省后，白蛮段、高二姓的特权逐渐被削弱。元代后期，巍山彝族逐渐兴盛，以左姓为代表的蒙化“罗罗”开始得到中央的信任从而出仕任职，元至正年间（1341—1370年），左氏土司的先祖左正子在大理府任职后，又到曲靖宣慰司任都事（八品）。8明太祖朱元璋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建立明朝，随后为进一步统一西南地区，安定边疆，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任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为副将军，统率明军从滇北和滇东北两路进军云南，攻克昆明、乌撒，元朝在云南的最高统治者梁王兵败自杀。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军攻克滇西重镇大理，大理土总管段氏被消灭。在明洪武年间对云南的军事行动中，明军对各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采取归顺重用、顽抗者打压的政策，这一宽容的民族政策给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彝族左氏家族带来了难遇之机。明军平定大理及其周边地区时，蒙化地区罗罗在天摩牙九部（今巍山庙街镇云鹤、碧清一带）火头左禾的带领下主动率部归附，协助明军平复蒙化，为明军西征大理扫清障碍，立下大功，深得明朝廷封令嘉奖。洪武十六年（1383年），滇西地区被收复后，明王朝在蒙化设立蒙化州（沿元制），隶属大理府，次年左禾被任命为蒙化州判官。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原蒙化地区封建主高天惠趁明军移兵离开蒙化之时聚众叛乱，但随即被明军平定，《明太祖实录》卷二百零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大理卫指挥使郑祥捕斩蒙化城贼高天惠，传首云南。”在平定这次叛乱过程中，左禾不仅率其所属罗罗兵直接参加战斗，还策反了高天惠叛军中的蒙化罗罗及弥渡红岩一带高天惠手下的士兵归降，有效地瓦解了高天惠叛军，彻底讨平了元朝在大理的统治者段氏的势力，左禾再次赢得明王朝的信任和奖赏。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巍山沿袭元制为蒙化州，推行土司制度。也正由此，巍山蒙化左氏土司家族平步青云，成了统治蒙化的新主人，开始了长达500多年的土官政治生涯。9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朝廷封左禾为土知州，同时授给土知州大印，并准许其后代世袭土知州官职，左禾成为蒙化左氏得到朝廷御封的第一代土司。10

　　平定高天惠的叛乱之后，蒙化地区仍有部分罗罗并未全心归服明朝，蒙化西南景东等地摆夷（傣族）首领对明王朝亦时服时叛，给滇西直至滇西南一带的边疆稳定带来隐患，“景东乃摆夷要冲，蒙化州所管火头字青等梗化不服，俱宜置卫……”，“……奏立蒙化、景东二卫。”于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朝在蒙化设立了军事派驻机构蒙化卫。明初派驻蒙化的卫所官兵在六千人左右，这支卫所军队组织严密，调动灵活，可战可守。蒙化设立卫、所，明王朝即派范兴、孙福、陈生仲等将领为指挥，兴建蒙化卫城即巍山古城，作为蒙化州和蒙化卫的治所。在兴建蒙化卫城中，左禾、字礼达、施生等蒙化彝族上层人物积极协助，作出了贡献。蒙化卫城，实则在元代土城的基础上扩建为砖石城，《蒙化志稿·城池志》说：“城方如印，中建文笔楼为印柄”，尤其“北楼（拱辰楼）高三层，可望全城；下环月城，备极坚固。”设置卫城后，左禾在蒙化城北门西面开始兴建土司府，后经历代土官修建完善，民间称为左衙。左衙占地70亩左右，建筑规模宏大，设施齐全。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钦升左禾为蒙化州知州，并准许其子孙世袭职位。据《土官底簿云南土官·蒙化知府》载：“左禾，大理蒙化州罗罗人，系本州火头，洪武大军克服，乃充天摩牙等村火头，十六年正月报首复业，总兵官拟充蒙化州判官，十七年实授，续该西平侯奏，据里长张保等告保，左禾授任二十一年，夷民信服，乞将升任。永乐三年二月，奉圣旨，他做判官二十余年，不犯法度，好生志诚，升做著他封印，流官知州不动，还掌印，钦此。”《中国彝族人物》载：“左禾，生卒年岁无考，任蒙化州一世知州。左禾世居天摩牙一带，元代曾任顺宁府通事，明初为天摩牙九部火头。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左禾率部归附明军，仍被准许担任九部火头。次年，左禾奉命招集流民有成绩，被授任蒙化判官。随后，进京朝贡表忠心，太祖朱元璋封其为从仕郎名号。永乐三年（1405年），鉴于左禾对朝廷始终忠贞不贰而被钦升为蒙化知州，并准许后代承袭。在其生前和去世后，先后被授予‘奉训大夫’和‘中宪大夫’等封号”。11

　　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钦准左禾子左伽袭蒙化州知州。左伽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土官，多次受到明王朝的嘉奖。正统六年（1441年），明王朝派遣军队征讨云南傣族土司思任法，开始了云南历史上著名的“三征麓川”之役，蒙化彝族土官左伽被征调。据明正德《云南志·左伽传》载，明朝征调蒙化土官左伽率蒙化兵马一千余众，参与总兵官蒋贵、总督军务官王骥率领的十五路大军征讨云南傣族土司思任法“三征麓川”之役，左伽率部先后战于大侯、猛痛、镇康等地，屡败思任法的土司军队，收复滇南大片失地。左伽功第一，受到明朝的嘉奖，“升临安府同知，寻升大理府知府，仍掌蒙化州事。”左伽被征调参加从征滇西南麓川平定傣族土司思任法之乱，无论是出于自保还是出于忠顺明王朝，都对巩固左氏土官的政治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左伽从征麓川为左氏家族统治蒙化的这个新生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条件。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王朝升蒙化州为蒙化府，封左伽为知府掌印，官居三品，并赠给左伽“世守土府”横匾和“亘古亘今门第，全忠全孝人家”衙门联一对。12同年六月，鉴于蒙化州知州左伽跟随明军东征西讨功勋卓著，将蒙化州升为府，编户三十五里，任命左伽为蒙化府掌印知府，改设流官为通判，协助土知府处理政务，着重管理卫所军屯事务。从明正统年间到明朝末年，蒙化的建制一直为府，知府均由左伽的后代承袭，整个明代左氏先后有11人任过土知州和土知府。

　　左禾立功授赏、左伽受嘉奖及左氏世袭知府掌印之事，《明史·土司志》及《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等均有记载。《道光云南志钞·土司志》：“左知府左荫曾，其先左青罗，元时为顺宁府同知，传至禾，为九部火头，顺宁司通事。明洪武十四年，大兵至云南，诏谕诸蛮十五年，平其未服者，左禾款附。十七年，以禾为蒙化州判官，永乐九年，禾入朝贡马，赐予如例。其子伽从征麓川，战于大侯，功第一，进秩临安知府，掌蒙化州事。正统中，升州为府，加伽为知府。所部江内诸蛮，性柔，颇驯扰，江外数枝，以勇悍称，每应征调，多野战，无行武。伽卒，孙琳袭，弟瑛袭，瑛传铭，铭传正。先是，左氏世袭知府，正统间，设流官通判。而印乃掌于土官。正德间，印归通判，而别给左氏知府铃记。万历间，改通判为同知，结衔日：‘蒙化府掌印同知’。印归之流官，自正始也。正传文臣，文臣传柱石，柱石传近嵩，近嵩传星海。国朝平滇，星海投诚，乃授世职，传子世瑞，世瑞传嘉谟，嘉谟传麟哥，麟哥传元生。元生好文，能作大字，传孙长泰，长泰传荫曾，道光七年袭。”这一记载，清晰地反映了左氏土官左禾起家以及左氏土官世袭土知府的次序。有明一朝蒙化土知府先后承袭10人即左禾、左伽、左琳、左瑛、左铭、左正、左文臣、左柱石、左近嵩、左星海，明末至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蒙化府知府承袭的为左星海、左世瑞、左嘉谟、左麟哥、左元生。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降蒙化府为直隶厅，仍实行土官合治。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光绪二十三年（1889年），蒙化直隶厅承袭知府的有左元生、左生泰、左长安、左荫曾等四人。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起义之后，左氏土知府府衙被毁，左氏土官承袭之事终止。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1871年），杜文秀回民起义军攻打蒙化城，蒙化土知府被烧，左氏土官印信号纸随之遗失，左氏土官承袭中断。清光绪二十三年（1889年），土知府左荫曾子左隆辅上书清政府，要求承袭土知府，无果，蒙化直隶厅承袭之制终止。此后，一切权利均由流官管理。尽管左氏土官承袭之事终止，但并不意味着左氏土官权利的真正结束。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将蒙城、新兴、安远三乡裁归流官管理，留隆城邑、左三村、谷波罗等20多个土城寨子归原土司左氏管理。左氏对巍山的统治，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至此，明初在巍山形成的土官土司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二、左氏土官何以长期存在

　　崛起于元末，兴盛于明，衰落于清代的巍山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承袭17代，历时500余年。巍山左氏土官的存在，对巍山蒙化以及云南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巍山蒙化左氏土司土官之所以历经514年长期存在，与和中央王朝保持密切君臣关系、军功卓著、保证承袭合法化、土流合治并与土民和谐相处、“武功文治”踏实施政、土司联姻、族规礼仪，以及稳定地方发展民族文化不无关系。

（1）归附中央、屡立军功

　　左禾的授封开启了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的崛起，左伽参与“三征麓川”巩固了左氏土官治理蒙化的权力地位。13《巍山左族家谱·族规·忠义》载：“……吾宗世禄于朝，率竭忠荩，如开疆拓土，临难不屈者代有其人……此吾左氏夙以忠义闻也。”在众多土司土官中，左氏土司堪称“忠于朝廷，保境安民”的地方官。历任左氏土官被朝廷多次征调参与平叛动乱，战功卓著，左伽参加“三征麓川”，左瑛曾被征调到洱海、顺宁府、大侯州参与平叛动乱，左文臣被征调参加平叛元江土司叛乱，左星海参与平定武定府元谋土司吴必奎的叛乱等等，都屡立军功。土官左瑛还由于征战大侯州，染脚气、“白色瘟疫”痨病乃至痼疾中风而亡；左铭也因到大侯州抚彝事，染患瘴痢、泄泻，调治不全病故。左氏土官为蒙化、滇西地区的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历经几代土官不懈努力，使得左氏土官牢牢掌控治理蒙化的权利。左星海归附清军，让左氏家族在明清交替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得以存续，继续统治蒙化，直至新中国成立土官土司制度的废除。

（2）“武功文治”、踏实施政

　　元末明初云南边疆动荡不安，各种地方割据势力抵制中央王朝，巍山蒙化左氏土司自左禾到左铭均以效忠明朝廷奉调出征平定叛乱而著于史载。即便土流并治之际，左氏土官也履行了流官的一些职责，甚至比从内地而来的流官还要尽职尽责。《蒙化左土官记事抄本》：“……本年五月内，蒙三司委官都指挥吴左参议金佥事曹扎牒，卫强贼流劫乡村，杀死人命事，蒙总兵官征南将军黔国公沐钦差镇守云南太监钱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陈案验，坐调五世祖左瑛带领民兵通事张聪等一千员名，前往洱海，直抵宾居等处驻扎，保障地方。至六月内回任，又被强贼滋蔓殃害村屯军民，蒙三司委官都指挥范扎案，坐调五世祖左瑛管领民兵一千名，赴各委官处调度巡哨捕贼，消息回还。”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奉命征剿武定府凤继祖，左文器等领兵随同各军并力追捕至会理州，斩获凤继祖并余党，“各兵班师回府”。《明史·土司传》：“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彼大姓相擅，世积威约，而必假我爵禄，宠着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正因蒙化左氏土官和中央朝廷互为依托，各得其利，故不断发展。

　　从明弘治年间到清光绪二十三年（1889年）将近400年中，左氏土官又以文治著称。此时期，先后袭替蒙化土知府的左正、左文臣、左柱石、左近嵩、左星海、左世瑞、左嘉谟、左麟哥、左元生、左长泰、左荫曾11位土官，都偏重文才以文治政。《蒙化志稿》载：“左祯（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好高洁，礼士崇儒。”左正不仅作战勇猛，而且善于安抚和治理地方，曾和留寓云南的杨慎及大理文人李元阳、保山文人杨志淳、本府文人朱光霁等人多有交往，还请这些文人在蒙化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左文臣精于书画，与大理进士赵如廉、蒙化进士张烈文及大理文人李元阳是故交。左世瑞在任期间，无苛法，善安抚，以文治出名，他“躬雅洁好，好士崇文，兼工书画”，与当时蒙化文人张退庵、彭心符是故交。袭职第二年，就修复了文庙、学宫，发展儒学，并修建蒙化府贤士、养士二坊，礼士崇文。他崇奉佛教，先后复修蒙化境内的圆觉寺、等觉寺、云隐寺等一批名刹古寺。积极刊注圣谕，化导愚民，励勉族人，“遍发府属35里，城市山头，火头彝罗，广布宣讲，化导愚民，务令家喻户晓”。蒙化彝族左氏土司积极主动、切实地实行中央王朝的“文教政策”，左氏治理蒙化期间，培养了大批有识之士，除土官家族成员外，蒙化府内子民成才者也不少。据梁友檍《蒙化志稿》载：至清末，蒙化地区共出了文进士15人，文举人306人，武举人27人，共计348人。从明朝成化年间到清光绪年间，蒙化地区先后培养出文进士23名，文举人220名，武举人30名，各类贡生600多名。14从蒙化地区文教科举的兴盛也可以看出，蒙化府左氏土官“文治蒙化”是成功的。

（3）土流合治、合法承袭

　　随着土司制度一步步走向封建帝王希望的反面，为杜绝边患，明朝后期朝廷决计调整政策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改设流官。流官即“由京选授”、“迁转如流”15的官员。在大部分地区撤销土司，委置流官的情况下，一部分地区采取“土流合治”，即用夷汉参用、土流并立办法，作为协调民族关系的权宜之计。明正德三年（1508年），蒙化土知府“印归流官通判掌。”16明代中后期由于宦官擅权，改土归流工作无法完全奏效，一些拥兵自恃、尾大不掉的土司出现“反流还土”的逆转事态。清廷入主中原，改流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经过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运动，云南全省大部分土司都改设流官或土流并设。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政府派大将军信郡王铎平定云南，正值蒙化第十任土知府左星海在任，蒙化土知府顺应历史潮流，率部归附清军，清廷仍封左星海世袭土知府，左星海投诚并归附清军保住了其统治蒙化的权利。与此同时，派流官王命来为蒙化府掌印同知，与左土官一起治理蒙化府，实行土流合治。“土流合治”政策的实施，使得蒙化彝族左氏土官在明清两朝多次“改土归流”运动中得以生存。由于清廷实行“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的策略，地处内域的大理地区97家土司经过明清两代近二百年的改流，所剩寥寥无几。蒙化府属于“江内”地区，左氏土官本属裁革对象，但鉴于历代左土官的功绩及对朝廷的忠顺而没有被裁，继续在蒙化地区实行土流合治。云南境内著名三大土知府中的丽江木氏土知府和元江那氏土知府先后在“改土归流”运动中被改流，而蒙化土知府却得以继续承袭土知府一职，这与“土流合治”政策密不可分，可以说蒙化左氏土官是“土流合治”政策成功实施的实践者。雍正五年（1727年），鄂尔泰在上报朝廷批准后，将原属楚雄府管辖的定边县裁归蒙化府，之后，还在其领地附近增设南涧巡检司，扩大其统治权力。

《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十二载：“蒙化左知府左姓，世代循良，不似景东桀骜，其居在西山北坞三十里。蒙化有流官同知一人，居城中，反有专城之重，不似他土府之外受酋制，亦不似他流官有郡伯上压也。蒙化卫也居城中，为为官者，亦胜他卫，盖不似景东之权在土酋，亦不似永昌之人各为之政。”道出了蒙化土流合治的特点，从中也折射出左氏土官正确处理与流官的关系。

　　朝廷极为重视土官承袭，承袭必须经由中央王朝按“土俗”严格挑选，取得承袭印敕，以示归顺。一般看土官是否深得当地夷民信服、是否忠于朝廷、是否是嫡长子、族人是否争袭，作为任命土官的标准，朝廷也把土官是否合法承袭作为土官存废的标准。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承袭土官职位，均严格遵守朝廷的规章制度，以嫡长子世袭。左氏土官从未出现对朝廷不忠，也未出现族内族人争袭土官的现象，反而有兄让弟承袭土官之情状。《禹江公墓志》载述：“曾祖晏，伽之子，正室谢氏出也。庶兄刚，适氏所出。因晏性喜诗书，讲性命之学，遂让刚以府事。”17左氏土官合法承袭土官之职，既得到朝廷的支持，又得到土民的拥护，使其得以长久治理蒙化。

（4）族规仪礼、官民和谐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执政期间，境内官民和谐相处，社会稳定。康熙《蒙化志稿·风俗》：“蒙化川原夷坦，山谷幽深，气暖风和，民醇士朴，男安耕读而惮经商，女乐织而薄脂粉……滇志谓敦朴恬雅，若孕土风，士安诵读，乡鄙轻薄，图说谓人民朴实，易治无悍，风俭朴许蒙，皆实录也。”18《云南图经志书·蒙化府·风俗》卷之五亦载：“蒙化府，近城居者多汉、僰人，男女勤于耕织。会饮序齿而坐，婚姻必察性行，皆非前代之故习矣。盖自开设学校以来，闻礼仪之教，且近于大理，其亦有所渐染者欤。”19蒙化府境内土民纯朴，士安诵读，社会稳定，不断地向前发展，这得于流宦与土民和谐相处。《蒙化志稿·惠政志》：“官非久任，则民间疾苦，地方利弊，弗能周知，矧云兴革。汉书循吏传序曰：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之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有奉祀。”20

　　彝族左氏土官，也深受土民尊重。《壬源公墓志》载：“……公讳星海，字壬源，乃细奴逻之后，世有功德于民。……公禀性淳厚，存心仁慈，简墨嘿寡言，无怒容，无苛法。每遇大疑大计，惟缄默镇静，若不关于心者及众谋毕集，公徐出一言以决之，众莫不折服，人以此不敢欺。又雅尚释武居平，惟供佛饭僧，修葺古凡刹，造经卷，敬祖先，岁时祀事，惟谨凡宗族姻友，婚丧不恪周济。乃庚申三月无疾苦终于云隐山房，人以为好善之报云，盖棺之日，无论远近汉夷无不流涕太息”。21康熙《蒙化府志》载：“左文臣，字黄山，性至孝……喜晋书，善小楷，通音律，闲礼度，抚彝民不受货餽，民甚德之。”22

　　朝廷多次颁布条例以规定土官承袭，同时蒙化左氏土官对承袭土官职务也融入自己的族规、族法。《蒙化左氏家谱·蒙化左氏宗族世系谱总图》载：“……前到谱规，原当遵守，后列教条，尤宣警戒，不得倚势越次而无乱伦，不得借口让官而滋讼，如有犯此二件及违悖谱规，许合族鸣鼓而攻，叫至祠堂，重责不贷，儆不肖也。凡我同宗，凛之慎之。”23左族家谱也对左氏土官家族子弟尊卑作了规定，《蒙化左氏家谱·族谱·敦孝友》载：“夫谱，非徒记名号而已，所以别昭穆定尊卑，而著孝友之情也。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天植之性，而不可解也。按，先辈屡以孝友闻，兹谱既成，凡我宗族其共勉之。”24

　　蒙化左氏土官在中央法规以及本身族规两者结合之下，合法、顺利地承续土官职务。又由于流官与土民和谐相处、土官与土民和谐相处，左氏土官还积极地与外来汉族官吏、士人和睦相处，使得蒙化彝族左氏土官德高望重，深受土民爱戴。从而蒙化境内各民族和谐相处，一派欣欣向荣，这为左氏土官的长期存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政治联姻、文化繁荣

　　从明至清，蒙化左氏土官先后与丽江、景东、永胜、云龙、南华、姚安、邓川等地彝族、白族、纳西族、傣族土官联姻，密切了土官与土官之间的联系，结成血亲关系，经济上互相结来，政治上互相依靠，巩固了各自的地位。25政治联姻是巩固政治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对外联姻破除了近缘婚制，对于提高本民族的人口素质，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内聚力都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26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政府又对各地土司土官的婚姻问题，规定“土官嫁娶，止许本境本类，不许越省并与外夷交结往来”，违者“或削夺官阶或革职闲住，子孙不孝承袭”。虽然朝廷政府作出了规定，但一直难于实施，各地土官仍各行其是。蒙化左氏土官也不惜违背朝廷规定，和云南境内各地土官联姻，从各类地方史籍记载内容来看，左氏族人婚姻严格遵循门当户对的标准。《蒙化左族家谱·谱规·谨婚姻》载：“按旧谱，婚姻必择门第相等，声气攸同。吾宗先世婚姻嫁娶皆故家右族，不够慕富贵而厌贫贱也。盖夫妇人伦之首，一有不慎，贻玷不小，勖我同宗，尚知所择哉。”27左氏族人婚姻对象选择大多都是土官、豪门望族、优秀仕人子女，而且婚姻对象来自各个地方。《黄山公墓铭》载：“公，讳文臣，字邦蔚，蒙郡人，世守三鹤公祯之长子，乃祖伽六世孙。娶云南县令杨公训长女为配。”《壬源公墓表》载：“公，讳星海，字壬源，乃细奴逻之后也。配恭人李氏，乃十二长官司李公祚昌之女。生子四，俱都庠生。生女三，长适北胜州土官知州高斗光，次世适姚安府土官同知高奣映，次适云龙州土官州判字世旻。”28《邓川州土官知州阿五世墓表》载：“阿氏第四代知州阿昭的二女儿妙青嫁给了蒙化府土舍左相为妻。”29丽江《木氏宦谱》载：“知府木高，字守贵，号端峰，又九江。正妻阿室毛，官名左氏淑人，蒙化左知府女。”30《晴轩公墓志》载：“元配刘孺人，幽闲足式，静好堪珍，相夫有道，教子成名，宜家宜室，友瑟友琴。不亚闺中之进士，何殊林下之先生。生五子，长子章升，业儒，育于胞兄晓堂先生膝下，取副元杨公女，生孙男庆生，尚幼，孙女取副元陈公女，生孙女元姐，幼；四章照，庠生，初取太学典簿张公女，故复聘镇平令姚公女；五章昞，庠生，聘郡学士饶公女。”31由此，作为望族的蒙化左氏，往往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而强大的政治联姻也是蒙化彝族左氏土司长期存在的联盟基础。

　　明代左氏土官治理蒙化时期，彝族左氏土官积极主动地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洪武开滇，设卫屯田，大批内地汉族迁入云南，蒙化也为屯田的重镇，汉族卫官和内地汉人迁入巍山之后，积极与蒙化土知府一道，在县城修建孔庙和新建书院，推崇儒教和儒学文化，培养造就地方人才。明政府在巍山设置儒学，并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还对土人入学给予奖励。明景泰元年（1450年），大理、蒙化两府州有儒学三十四所，弘治年间，流官胡文光设蒙化崇正书院，大理府设苍山书院，宾川设州学。嘉靖、隆庆间，湖南儒生吴绍周来到蒙化府任通判，“悯书院之黍离，慨功德之未祀”，修建了明志书院，升讲堂，布师席，申乡约以教之，蒙化诸生从者如云，顿使四境之内“蔼然兴弦诵之风。”吴绍周创办书院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当时土知府左瑛等彝族首领“各以私钱助费”。开办庙学和儒学，巍山大批子弟就学其中，从明代一朝开始，巍山开始有了儒学生员，并参加科举考试。徐霞客对蒙化儒学曾高度评价，《徐霞客游记》称赞说：“闻城中有甲科三、四家，是反胜大理也。”儒学之外，明代左氏土官在治理蒙化期间还积极推奉道教，道教的兴盛与左氏土官的存在密切相关。左氏土官鼓励彝族学者学习道教经籍，并用彝文翻译刊印道教经典，为推动蒙化道教发展起到了实际作用。明代蒙化曾出现儒道融合的局面，这在宣德年间明人“儒官之裔”同时又是主持道观观主的王仲玄的《玄珠观记》中有明确反映，“观主王仲玄之父德清，乃儒官之裔，留寓蒙中，……仲玄故儒家，……读儒书，通道理，……其笃于亲亲，笃于处人。”说明在左氏土官治理下，明代蒙化境内出现了儒道融合的和谐景象。左氏土官为维护自己的族系，还建立了土主庙祭祀细奴逻，蒙化土知府左瑛在龍屿图山建盖了祖庙，内祀细奴逻。蒙国土主庙建成后，居住在龍屿图山附近的彝族群众进庙祭祀，每年举行一次巨大的祭祀活动。正是南诏王族的大力倡导和蒙氏土官的竭力推崇，为巍山境内彝族群众土主崇拜的长久延续提供了有利的政治保障，维护了巍山彝族的土主信仰。32

三、余论

　　巍山蒙化彝族左氏土司是继南诏政权（公元649—702年）之后兴起的一个以彝族为核心的地方政权。崛起于元朝晚期，兴盛于明清两代的蒙化彝族左氏土官历时500余年，在巍山及云南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巍山彝族左氏土司，既是民族史、地方史的重要课题，同时也能为今天巍山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精神财富。

　　左氏土司无疑是祖国西南地区众多的彝族土司之一，“世袭其职，世守其土，世长其民”为其职责根本。左氏土司元末之初设，为巩固元中央王朝的大一统作出了积极贡献，随着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土司的管理更加严格，“额以赋役，听我驱调”，左氏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由于土司制度具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巍山彝族左氏土司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发展，在与中央王朝良性互动中逐渐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在民族情况极为复杂的西南地区站稳脚跟，并在地方社会中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和赞誉。即便明朝正统年间蒙化府改土归流，通过“强辞印信，主动让权”的和平方式进行改土设流，避免了激烈的战争和强大的军事镇压，并在中央王朝扶持下左氏土司政治地位稳固，社会和平安定，经济文化繁荣，左氏祖业继续保持迅速发展。改土设流以来，蒙化左氏土官一直以“土流兼治”的方式治理蒙化，并取得成功，成为明代土司制度、土流合治成功实施的典范。明清时期巍山蒙化地区土司制度的有效实施，同时推动了蒙化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的发展，清代乾隆年间蒙化直隶厅曾被誉为“文献名邦”。

诚然，一般而言，拥有世袭权威的土司多专权横派横敛，“文则划策，武则立功”，对广大土民也有“生杀予夺”之权。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众多土司中的一员，巍山蒙化左氏土司历经元明清各代王朝嬗递，又从奴隶制、农奴制领主经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其自身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诸多弊端，“直如发乎天性，不可解免者”。33明清时期的巍山各代土官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即封建领主，在其管辖范围内，一切庄园、山林、土地、水利设施等都为左家所有，辖区内的人民都是其统治的对象。左氏土官通过里长、火头向农民派粮派工，征收赋税，强占大量土地，行尽剥削之事。清咸丰至民国年间，左氏家族不再世袭土知府，政治上权势旁落，仍把土地租给农户，与佃户对半分成，靠地租剥削和放高利贷等手段以维持摇摇欲坠的家族，维系其残存的统治势力。

　　巍山彝族左氏土司的发展和演进，在彝族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元明时期左氏土官以实际行动归附中央，屡立战功，自觉接受中央领导，顾全大局，反对分裂和叛乱，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明清两朝左氏土司形成的“武功”、“文治” 治政特点及其踏实施政，保证了中国封建社会这一重要发展时期巍山蒙化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以文治政，“文治蒙化”的成功，培养了大批文化素质很高的人才，左正、左文臣父子都是云南土官中的文才名士。明洪武年间修建孔庙，开办庙学和儒学，吸收外来文化，开发民智，使蒙化文风日渐隆厚，这种主动学习的开放精神及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使左氏土官日渐深得民心，蒙化境内呈现出各民族和睦相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而保证了自己的稳定和发展。总之，巍山彝族左氏土司在与中央保持密切的君臣关系，治理巍山蒙化及土官政权的正确运转，以及实现民族地区与内地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土司制度及土司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也为我们今天民族地区的发展，如何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构建社会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