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调查统计，纳雍县境内迄今已发现各种彝文、彝汉文碑刻共八件，一件年代尚无考，七件年代清楚。部分碑刻已有损坏。
（一）盐井墓彝文墓碑
此墓位于维新区维新镇东北约5公里的盐井坝杨家寨，系生圹双葬石室墓，占地约12平方米，年代待考。墓系用长1米不等，宽0．3米、厚0．3米不等的长条料石砌成，条石上刻有古铜钱案。墓呈长方形，长约4米，宽约3米，因年久失修，被水土冲没，墓顶外观已毁，墓下半部被土埋住。据考查，原墓高约2．5米。墓前有2方埋于土内的墓碑，第一方现出土长1米，宽0．835米，碑面向上有彝文，横线以下彝文系直书，已知现有彝文179字。第二方墓碑面向内，现出 土长0．57米，宽0．64米，碑文无考。据当地群众说，第一墓碑后的墓室内还放进了棺木，后又封墓口，至今仍有人为其墓挂纸、送灯。第二方墓碑后墓室内未放入棺林，因此墓碑向内，挂纸上坟时，这个墓室上没有挂纸、灯火。此墓原貌多有改变，其所葬年代及详细情况待考。
（二）李伲脚彝汉文墓碑
此墓及墓碑位于维新区东关乡西南2公里的长包包（地名）处。墓系双葬墓，墓前有石碑2方，相距约0．4米，两碑大小相同，形似一碑一柱，无碑帽，为整石刻成，碑高均为1．04米，宽0．6米。第一方阴刻横书汉文：“永垂不朽”，纵书：“清故显考妣李公、李母讳伲脚老大人、夫人之坟墓位”，落款为“大清乾隆二十七年二月初二日立”（乾隆二十七年即1762年），另有阴刻彝文365字，尚清楚完好，其内容待译。
（三）扯岂箐汉彝文摩崖刻石
此刻石位于治昆区坡其乡扯凯箐村南孙家梁子东面崖上，系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刻成。刻石用汉文作序引于前，彝文錾书列于后，记载了当时洪水崩山，道路阻塞，有悦服里九甲姓善氏彝族驾安普及其眷卢氏夫妻二人捐资修路，功果完成而刻碑于崖上，以昭垂千古而不泯于后世。摩崖刻石长1．16米，宽0．62米，离地约2米，可频步饱览。因崖石质地不坚，年长日久，风士浸蚀，全碑已斑驳，但尚能辩识。其汉文碑序如下：
碑首阴刻横书：“万古不磨”
碑文阴刻直书：“盖闻天地之恩，莫过于为善。人在市廛之中，何斯之乎？积千祥衍庆，万福来朝，世德悠遵守，布于人之险隘，裔恒修蹈途之驱驰。欲求康庄之道，须存自赡之资。行善之人，如春茵芝兰，不见生长，日有所增。人之苏世不可如此乎？前因蹈途崩颓、家□自赡修果以济万民跋涉。不意于癸未年，天降滂沱，水涌石潭。仍就砂石崖。是以悦服里九甲，住居阴王架信士舍人驾安普、内室人卢氏，夫妻二人，持发虞心，乃修后裔功果，以绍读嗣之俗，流芳百世之缘，开平要路之驱，能济行人之危，涤则不历，浅由不竭，叟稚之辈，无不叹念于流芳。高不畏而低不惧，曷似乎人人有发善之心。埋蛇渡蚁，享宰相之荣，补路修桥，岂无果报功德。善由人积，福降自天，兹于今甲申年仍将修坦，以为后人效验之功。夏禹泣罪深痛其民，况闻善言则拜，王地虽不能及，自古流今，伏愿天地交泰，福降亿民，未能敢夸大勋，而惜恳酬之德，恐惶高贤林休哂为后快。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年仲冬月、吉日谷旦竖”。
此外，该刻石有彝文共494字，内容已翻译编入《彝文金石图录》。将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刻石至今保存完好。卢氏夫妻所修的石板路东起条子场村，西至建新河乡，路宽约1米，全长约30公里，今仍依稀可见。
（四）赵土母汉彝文墓碑
该碑位于维新区东关乡西南一公里的中寨，系石围土封墓，占地10平方米，墓前有石质墓碑1方，1碑2柱、有碑帽，通高1．07米，宽0．62米，立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有汉字阴刻楷体直书。左联：“山川千古”，右联：“龙脉万世”，直书“乾隆五十七年季春月十三谷旦”，“清故祖妣考土母老孺人之墓”。碑右上角阴刻直书彝文3行，共28字（内容待译）。右下角书汉文：“孝子：赵厄倮、呆把、腊角；孙：古路、海凯、西志、左志、海勒；曾孙：赵国明、国泰、赵国全立”。墓碑及文字现状完好。
（五）大石包汉彝文修路碑
此碑在姑开区法窝乡西南2公里大石包（地包）路坎上，立于清嘉庆四年（1799），高1．04米，宽0．52米。碑文系阴刻，汉作序，彝文錾书于后。汉文横书：“修路碑记”，碑文直书：“盖闻路垂千古，道达九州，古人捐资修路，所以济往来，通上下。□行三十五，仝缘三十二，见路难行，发心捐资，歇崎岖而为砥矢，□隘狭而为康庄。虽日小□后人亦知荡平□象矣”。直书彝文4行，现存72字（内容待译），损毁部分难以辩认。落款为两截，1986年李厚文出资修复。
（六）赵阿那汉彝文墓碑
墓碑在维新区东关北1公里的凉水井半坡上，立于嘉庆十四年（1809），有碑帽，1碑2柱，座西北向东南，通高1．3米，宽0．54米。碑文元首纱阴刻，横书汉字：“垂裕后昆”，左柱联书：“水绕之旋佳城”，右柱联书：“山挽回环地脉”，直书汉字：“嘉庆十四年仲春月□□□”，“清故上寿显考赵公阿那老大人文化教育君之坟”，直书彝文75字（内容待译）。墓碑现状完好。
（七）青龙村彝汉文墓碑
墓碑位于维新区沙落乡青龙村一组的庙脚，立于嘉庆十六年（1811）。座西向东，无碑帽，高0．85米，宽0．45米，阴刻横书汉字：“万古千年”，字迹歪扭，“古”、“年”二字各被一阴刻圆圈圈住，碑文汉字直书：“大清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其余均系彝文，共有58字（内容待译）。墓碑保存完好。
（八）罗在珠彝汉文墓碑
墓碑位于姑开区洼书乡塌棵罗村，共3方，一字排列，立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3碑大小相同，均高1．47米，宽0．59米，无碑帽，一碑二柱为整石刻成，碑文均系阴刻。第一方左柱联直书汉字：“罗甸千载藏”；在柱联书：“黑羊万事兴”。碑文直书：“皇清待赠曾祖君罗公讳在珠之坟墓”、“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曾孙罗登才许立”，有直书彝文61字（内容待译）。第二方碑文直书：“皇清待赠曾祖比罗□□□□君之坟墓”，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曾孙罗登才许立“，有直书彝文78字（内容待译）。第三方因风化和人为破坏，部分字迹脱落，碑文直书：“皇清待赠曾祖罗□□□□□□□，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曾孙罗登才许立”，有直书彝文78字（已损部分除外，内容待译），碑右上角损四分之一，字迹尚存。
以上是在纳雍县境内已调查到的彝文、彝汉文碑刻的情况简述，现结合其地理分布状况及有关史料，提出如下推测性看法，抛砖引玉，求教于专家：
第一，就这些碑刻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些碑刻主要分布在纳雍西北部，邻近大方、毕节、赫章、水城等县，维新区最多。这一带地方正是古代彝族经济文化繁荣的地方，如《罗在珠彝汉文墓碑》所说的“黑羊万事兴”的黑羊大箐、邻接水西九驿的最后一个驿――毕节驿，又是从毕节驿通往古代彝族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威宁和赫章的必经之路。再说 纳雍地盘上过去曾相当出名的小兔场，经济文化比较繁荣。这种文化交流情况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到上述的各种彝文、彝汉文碑刻中。或者说，这些碑刻反映了彝汉文化交流。这些碑刻明显地集中在这紧邻之区，也体现了纳雍西北在古代彝汉文化交流方面较其他地区突出。
第二，就立碑刻石的年代特点可以推测，在古代同属大定府（今大方）的大方纳雍一带，在清明曾有过一个碑刻繁荣时期。上述八块彝文、彝汉文碑，除《盐井彝文墓碑》无年代可考外，其余七块上起清乾隆二十七（1762）年，下迄清道光二十四（1844）年，都比较集中于一个历史时代。据大方县民族古籍文化抢救编译组调查统计，大方县境内现已发现彝文（彝汉文）碑刻共203块，其中明朝以前的只有4块，清朝以后的和无朝代可考的只有55块，公清朝的有144块之多，其中乾隆年间38块，嘉道年间18块，道光年间43块，占总数的一半以上。[1]纳雍县境内上述七块彝汉文墓碑刻石年代与这大致相当。
第三，彝汉文字合刻的特点反映出彝汉文化交流。
据史料记载，由祖先勿阿纳带领的彝族一支于约公元前的西汉末年由滇入黔后，在蜀汉时期就和汉族开始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交流，先祖妥阿哲因功被蜀汉封为罗甸王，其后历代中央帝王曾加封给处于统治地位的贵州彝族君长姚州刺史，顺元宣抚史，贵州宣慰使、水西宣慰使等称号，从而彝汉文化交流也随之而日益频繁。特别是明朝的两次移民屯军与奢香夫人派子陇弟入太学学习更加强了彝汉文化交流。[2]但是这种文化交流情况在各地并不一致，纳雍县境内的彝文、彝汉文碑也反映了这种文化现象，其大致情况我以下如下：
（1）在彝汉文交流的特定时期清朝，大量出现了彝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情况。这在彝族文化比较发达，接受汉文化较早的大方，可以推到更早的时期（至迟不晚于《千岁衢碑记》的刻立年代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3]但在离大方较边远的纳雍，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的碑刻至今发现的上迄清初。至于其他两种文字同时使用的书面材料尚未发现。
（2）就书法、图案和镌刻等方面看，各碑刻反映出来的汉文书法比较稚嫩，有的字体歪扭，而彝文书法则较精熟练达。碑刻上的图案也比较单调，多数墓碑选型朴素，较之汉族古墓葬的造型结构及书法等，尚属幼稚。且碑刻的镌刻一律阴刻。由此可以推想，碑刻反映的彝汉文化交流还处于初期阶段。
（3）就碑版的排列形式看，已出现了对联，碑顶横刻等形式，所书文字，绝大多数碑刻的彝文多于汉文，比例不一，由此可以推想在碑刻方面彝汉文化的交流主要是形式上的借鉴。
（4）随着时代的发展，彝族先民对汉族文化的吸收有不断加强的趋势。以各碑刻所立年代的先后顺序来考查碑文汉文内容的句子，通顺程度及措辞用语，后立者比先立者更有好的发展（也许撰写者的水平不一）。撇开这点不论，先后所立各碑，最早的李伲脚彝汉文碑落款称“大清”，最晚的罗在珠彝汉文碑落款称“皇清”就是一个发展。最明显的是赵土母汉彝文碑的落名，其“孝子”辈和“孙”辈落名所取的名字是典型的彝语名字：“赵厄倮、呆把、腊角”，“古路、海凯、西志、左志、海勒”，而“曾孙”辈落名所取的名字则是典型的汉化名字：“赵国明、国泰，赵国全”。
第四，关于碑刻中彝汉文字所反映的内容是否相符的问题。由于汉文和彝文都同属表意文字体系，且文字符号大都是一音一意相对应。因此，从碑刻中彝文和汉文字数比例多少不一的特点来看，彝文内容即使还未译出来，也大致可以推想两种文字所反映的内容大约不一致，或者是大同小异。大方县鸡场乡发现的建立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的水西大渡河桥碑也是彝汉两种文字并用（分为两碑刊刻），且两种文字所反映的内容不同。[4]这可为上说提供一个佐证。
第五，人两块修路碑刻的汉文内容来看，可以探察当时修路的两种不同目的。扯凯箐汉彝文摩崖刻石的汉文内容，反映了佛教思想当时已经在这一带深入人心。“修桥补路”已经是一种“积善”的“功果”。据《明实录•永乐实录》记载，记乐四年（1406）设乌撒军民府僧纲司，八年（1410）设贵州宣慰司僧纲司，正统十一年（1446）诏“赐给贵州会诵《心经》并《法华经》及能作瑜珈法事者土僧童十九名度牒”，说明明朝以来佛教已逐步传入贵州并流传开来。铸成于明朝成化二十一年（1485）的明成化钟（今在大方）铭文证实了这一史实。[5]而扯岂箐彝汉文摩崖刻石的汉文内容所反映的也正是佛教在当时法地已经深入彝族人民心底的明证。大石包汉彝文修路碑汉文内容，则反映了修路人自比“古人”欲名垂后世的思想。
第六，余宏模同志认为：“如果在我省境内，特别是在邻近滇东北的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各县境内，有石棺和大石墓的发现，这对探索夜郎的族属关系，将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不能因其出土葬具少或无葬具而予忽视”。[6]盐井彝族墓系生圹双葬石室墓。虽不很大，但就其无年代可考及墓石墓碑的毁坏和风化强度而言，当在上述各墓及墓碑之先。特别是其墓葬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可宝贵的史学研究材料，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一九八九年夏）
原载：《贵州彝学通讯》1989年总第二期。本文曾于1992年9月获贵州省首届彝学研究优秀成果调查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