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文字创制者阿田可，今马龙人，被后世称为彝文书祖。清代马龙人杜锦在《爨人阿田可论》（见于《马龙州志》）中说：“李唐时，马龙为东爨纳垢部，其裔有阿田可者，产于半个山。负质殊异，能察日辰，占星象，预期知风雨，未事识灾祥。爰作爨书，厥号曰《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三年始成。可以究天道，可以定人事。滇境诸彝凡所传习者，皆是书也。彝之能习是书而为人祈禳者加以尊礼，谓之毕慕。”
据说，仓颉造字成功，“天雨粟，鬼夜哭。”因为汉字的出现，可用来表情达意、记载事物、沟通协调，可喜可贺，故而“天雨粟”；因为有了文字，“人生糊涂识字始”，民智大开，民德渐离，欺诈奸猾、争名夺利、血腥杀戮等由此增多，天下自此难以太平，连鬼神也不得安宁，所以鬼要哭泣。而阿田可创制彝族文字，具有同样的作用。杜锦在《爨人阿田可论》中说：“则阿田可之造象于无，著文为有，非有所承受而能神明于一心以为诸彝宗，可不谓贤哉？！”就像吕思勉先生在《中国史》第一编第十章第二节《文字的起源和变迁》中所说，“文字断不是一人造的；从黄帝以前，必已发生很久，不过书传传说，都说是起于黄帝时代，仓颉是黄帝的史官，史官是管记事的，是用文字的，就都说文字是他所造罢了。”汉字的创制如此，彝文的创制也概莫能外，阿田可整理《韪书》，并非全部是其个人之力，他应该是在前人或他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只不过阿田可推陈出新、集大成而已。
佛教南诏时传入云南，很快风靡全境，当时，各部落及其首领纷纷以佛名取名，如马龙的纳垢部，可能取自无垢、无垢德、净除垢等佛名；阿田可可能取自阿弥陀佛、阿湿卑、阿逸多等佛名。现在马龙民间一些老宅子上的莲花瓦当就是南诏佛教文化在建筑上的留存痕迹。查一般的字典，无法查到“田可”字，而从同音汉字“炣”的意思是“火”、“疴”有“病”之意等来看，“田可”应是形声字，声旁为“可”，形旁为“田”，“田可”的意思就是“田”。爨人阿田可是彝族人的先祖，现在马龙县不少地方还留有阿姓彝族的历史烙印，如马鸣乡有一个地方叫“阿车麦地”，县内还有阿吾村、阿则坡、阿戈冲、阿里堡等村名或地名，其中“阿车”、“阿吾”、“阿则”、“阿戈”、“阿里”均是彝族人名。明代洪武年间，越州土酋阿资起兵叛乱，后被弹压。作为滇东北土地上的“阿”姓，尽管历经沧桑，改朝换代，但他们与阿田可一脉相承或藕断丝连，仍有迹可循。
爨人是彝族的先民，阿田可的事迹，可能是彝族世代口耳相传的资料，或是彝族的古彝文献记载过，后来由通晓彝文的汉族或其他人士翻译过来，才陆续载入汉文典籍。在明清时期，曲靖等不少地方彝汉杂居，彝族是主体民族，如马龙县清初就是这样。其间云南不少汉族文化人士也通晓彝文，据说连流放云南的杨升庵也懂彝文，所以《爨人阿田可论》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阿田可其人其事见于明正德《云南志》卷十武定府记载：“土人，字习阿田可爨字，体（如）蝌蚪。”明万历《云南通志》、明天启《滇志》均记录“有爨字，形如蝌蚪”等句。雍正元年版《马龙州志》等因此收录之，及至《滇系》等又收录之。为什么在国史中查不到此事？其原因在于，过去乃至现在，国史一般根据方志整理编纂，而方志如一个省的通志、一个府的府志、一个州的州志、一个县的县志，往往自下而上根据村志、镇志乃至家谱等编辑完成，但是，对于复杂的敏感的内容，国史一般付之阙如。
杜锦认为：“半个山为龙东偏去城二十余里，山水亦秀爽。但人知其为阿田可之乡，而阿田可之为庐与墓不可复识矣。”也就是阿田可属于现在马龙县月望乡半个山村人，现在该村仍有彝族居住。《马龙州志》记载：“神宗万历四十年十月，建马龙州及禄劝州砖城。”“夷俗亦有文字或刻木为契，依山结茅而居。”之前马龙的不少古城（如尚灒城、耶城）均为土城，“结茅”就是编茅为屋，即建造简陋的屋舍。元代赛典赤主政云南后才提倡棺葬和奠祭，因此李唐时的阿田可可能还是穴居野处，或住茅草房或吊脚楼之类，死后可能火葬，不可能留下什么庐舍或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