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在彝族的历史文化建制中曾占据着重要地位。彝族善蓄良马，并有辉煌的养马业历史。史料和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彝族用父子连名、近亲繁殖、赛马等制度培育优质马种，并用多种具有鲜明本地特征的方法训练马匹，还通过保护湖泊生态系统和发展农牧兼营生计来保证马匹的养育。在当代中国养马业已极度萎缩的背景下，借助汉文典籍、彝文文献，以及田野调查资料，复原古代彝族驯养马匹的具体操作规制，探明其文化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确有其现实性和紧迫性。
一、前言
当代中国本土马种被划分为蒙古马、哈萨克马、河曲马、西藏马和西南马五大类型。历代汉文典籍中出现的名称，如“笮马”“蛮马”“滇马”“川马”“黔马”“滇池驹”“越赕骢”“大理马”“水西马”“乌蒙马”“建昌马”等等，均属今西南马系统的地方种。当前学术界对西南马的起源尚未形成定论，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北方迁入说”和“本地起源说”两种。古生物学界依据云南元谋发掘的马化石，鉴定出在早更新世到中更新世时期，云南境内分布着一种被定名为“云南马”的独立马种。该种马的种群规模至中晚期时大幅度减少，最终逐步走向灭绝。据此，有的学者认为，今西南马乃是古羌人南迁而引入的马种，并与普氏野马存在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即“北方迁入说”。持“本地起源说”的学者认为，“云南马”在第四纪时期不但没有全部灭绝，其后代分布范围还很广，也有其独立的进化路线，并最终繁衍出了今天的西南马种系统。显然，上述两种观点均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马学专家王铁权也认为，古代各个时期不同类型的马匹，并不是按照同一方向进化，现代马和更新世时期的古代马之间的遗传关系尚不能确定。不过，对于古代西南地区的野马被驯化为家马的时间，多数学者倒能达成共识，都认可了“西南家马”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驯化而成这一结论。秦汉以后，西南地区的马匹也就进入了有史料可考的时代。有关西南马的发展史概述，汪宁生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结合历史文献、考古材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做了全面的梳理，相关研究内容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宋代，讨论的内容涉及宋廷与西南各民族进行马匹贸易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以及朝廷处理西南民族问题的相关措施和手段等，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考黄宽重教授、藤本光教授、张锦鹏教授等人已刊发的论著。通过这样的深入探讨，可以看出西南地区相关民族曾经有着辉煌的养马业历史，并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综合来看，前期研究者尚未系统研究过西南地区各民族驯养马匹的传统知识和技术，特别是其间的科技含量和文化生态价值。历史上，西南各民族所形成的完备的养马驯马知识和技术，应是多民族文化交往和融合后形成的智慧结晶。但通检历史文献以后，唯有古代彝族驯养马匹的情况，零散地见诸于汉文典籍之中。如《蛮书》《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滇志》《黔书》《滇海虞衡志》《大定府志》等，都有涉及古代彝族驯养马匹的某些细节。此外，流传下来的彝文典籍，更是系统记载了古代彝族相马、饲马、养马和驯马的具体方法。如藏于贵州威宁县龙场镇李氏手中的《相马(书)》（共计彝文2万余字）、藏于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的《养马饲马书》，均是展开此方面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因而，本文仅就汉文典籍和彝文文献的记载，以及田野调查中收集的资料，去复原古代彝族培育马种、驯养马驹、开辟牧场等方面的具体操作规制，并探明文化与环境的协同演化关系。在当代养马业已极度萧条的背景下，系统复原古代彝族驯养马匹的传统知识和技术体系，尚可发挥其当代利用价值。
二、“系谱”与“育种”：彝族培育马种的传统知识与技术
马种选育是一项耗时耗力、艰苦且复杂的工作。古代彝族专门分化出相马师这样的职业，其主要职责即是为所在的家族培育出良种马匹。从《西南彝志》的记载可知，历史上彝族所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多达百余种。而要在如此纷繁复杂的马种系统中，选育出符合人类要求的马匹，显然就必须会积累一套精密的知识和技术，并不断地加以完善，以此作为指导才能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的科技工作。
（一）马种的父子连名制
“水要理源头，树要寻好根，马要选好亲。要选马亲呢，也要寻根啊。”这里说的是彝族通过追踪马的谱系去选育马种的事。但如何去追查“马亲”（马种）的源头和根呢?彝族先民就巧妙地借用了民族文化中父子连名的习惯，给各“家支”所对应的马种建立血缘谱系。如神话故事《马的来历》中神马“木莫洛觉”的后代谱系为：“洛觉—达乃—阿左—乃什—瓦哈—托切—拉嘎—哈杜—衣洛拖且。”今凉山昭觉地区流传的骏马故事中，也还能找到很多名马谱系。如有名的赛马“丹烈阿宗”，其谱系为：甲补—瓦噶—瓦勒—木尔—利扎—阿宗—九都—啦嘎—热牛—抵史—阿加；名马“九都拉嘎”的谱系为：九都—拉嘎—拖井—洛萨—木勒—格尼—日诺—拖且，等。在马的父子连名制中，人为马所取的名字又包含了该马的性能和外貌。也就说，光听马名就可以知道这匹马在哪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或其毛色、体型等有什么特征。再根据马的父子连名系谱，对其血统的来源及进化过程进行全面普查后，就可结合马主人的意愿选择种马交配。此外，父子连名除了作为选育配种的资料依据外，还能将家支与所培养的马种连接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相马师识别马种时，只需听人背出马谱系，就能准确找到与之对应的家族。
（二）马种的近亲繁殖制度
培育出优秀的种马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因此，彝族“马亲不易传”；“辨别好父本，马种别交叉”。即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各家支需要确保其优良父本种马的基因得以传承，血缘能够保持纯净，从而不轻易外传。而别的家支只有通过联姻、购买、交换，甚至战争等方式，才能获得理想的种马。对此，《西南彝志》也记载了“乌撒家”（今贵州威宁、纳雍等地）、“水西家”（今贵州大方、黔西等地）、“播勒家”（今贵州安顺等地）等家支互相寻求种马的具体历史案例，还专门记录了“卓洛举部”（今云南大理等地）想要得到“德歹朴卧家”(云南昭通等地)的黑头马种而出动兵马开战的事迹。②这种不外传的制度，实质上使得彝族种马繁殖是通过近亲选育的，也使得古代彝族培育出的各地方马种，在外形上都相对独立，并分别趋于一致。从《西南彝志》中所提供的马名和马种名来看，各家支的马匹在毛色上就有很大的区别。如乌撒家闻名于世的24匹骏马，颜色就以“黑”和“紫”为主；水西、播勒两家的马，则以“红”“青”为主，其中最有名“烈蒙能”马种，即彝语中“颈项红”之意；“佐洛举部”的马，则主要以“白马”或“花马”为主，该部落君长细奴罗所乘的马就有“花鼻白马”或“铜铁白马”等。可见，古代彝族在选育马种的经验积累中，显然已经掌握了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的相关知识，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当代养马学依然提倡使用这种近亲繁育的方式，去作为“固定基因和建立外形一致的有力手段”运用。马的近亲选育能更好增加遗传优势，却也容易暴露出不良基因。因而，这一工作必须十分小心谨慎，不仅要仔细观察种马的体型特征，分析其谱系构成，更重要的还要对其进行能力检测。而各地彝族至今还流传着的赛马活动，主要目的正是为汰选种公马，以及对良种马的后代进行检测。这乃是此前很多民俗学专家都疏于注意的内容。
（三）通过赛马制度淘汰弱者
彝族赛马的习俗历史较久，彝文典籍中详细记载的较早一次，发生在宋代初年。按《西南彝志》载：水西家的德楚仁额（宋代初年人）从播勒家引进7匹马之后，筹办了一场隆重的赛马比赛。此场赛事规模空前盛大，当时西南地区的彝族各大家支都有选手代表来参赛，置身赛场能感受万马奔腾、万人起舞、万人同唱之盛况。不难想象，在这样的赛场上获胜的名马，自然就会成为人们争相抢购的种马资源。贵州威宁的白草坪，一直就是有名的赛马场地，当地彝语称为“阿哲姆乍迭”，意为“阿哲（水西）家常来赛马(姆乍)的坝子”。据说，以前水西家族每年五月初五要组织骑手来与乌撒家举行赛马竞技。今四川昭觉地区的彝族赛马传统还规定，骑手上场后必须先在马背上背出所乘马匹的血缘谱系；普通马则需要连续9次获胜之后，才能为其建立血缘谱系，从而得以进入“名马谱”。而贵州赫章的可乐乡、河镇乡一带的彝族，其赛马习俗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至于近几年当地赛马活动暂停的原因，乃是多种因素交错作用的结果，在此不作深入的探讨。但幸运的是，当地乡民还驯育着一定数量的乌蒙马种后裔，应该引起相关研究者和机构的重视和关注。马种培育过程中，当然也常有马种达不到预期目标的失败案例。这时，彝族人就会主动将其外卖，以此避免不良血统影响下一代。优胜劣汰法则，在这里也得到了较好的运用。有趣的是，宋代朝廷在收购西南“蛮马”过程中，尽管一直在调整收购标准，但却始终没能购入理想的良马，而买到的马匹又在长途跋涉中大量死亡。对此，杨万里也有记录。原文云：“邕岁市大理马，马来已二千里，自邕达诸军又倍，故多道毙。”这显然是对彝族文化的把握不够深入，仅看表象而作出的判断。事实上，彝族的马匹一般被分为“上”“中”“下”三等。“上马”通常不轻易出售。外卖给朝廷的马，均属“中马”或“中下马”，这样的马匹由于体质体能欠佳，因此“多道毙”，这就不难理解了。但这样的事实，直到几百年后，清人田雯才有所察觉。田雯在《黔书》中云：“其鬻外者，凡马也。而其上者蛮人爱之不肯鬻，亦不频骑，惟作戛临阵乃用之。”说的就是这一情况。因而，在历史上输入内地的马匹，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标准。当然，对内地环境不适应，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到，彝族培育马种的工作，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都可以称得上是家畜育种学中的高科技，在马种选育中综合使用到了“近亲繁殖”“品系繁育”“系谱选择”和“能力测试”等现代遗传学原理。但还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笔者将其归纳为“父系血缘后代回归配种法”。即利用马的“父子连名”谱系，先保持好本家族内的父本马血统，再从其他家族中选择具有本父系血缘关系的母本马回来配种繁育后代。这种育种方式不但使种公马保持了其血统的纯正性，又能根据需要引入新的基因，使其优良的禀性通过回归交配得到不断强化，并以此巩固和完善该马种的性能和外形，如奔跑速度的提高，耐力、耐寒能力的提升，负重、防病能力的增强，毛色、体型的改善等等。这种人工育种方式，与英国人培育“世界上奔跑速度最快的马”——英吉利纯种马种相比，两者技术操作几乎如出一辙。而彝族通过结合系谱选择和能力测试选育马种的技术，比之于欧洲至少还要早出好几百年。
三、马识生态：彝族驯马的传统知识与技术
西南马多分布于典型的喀斯特山区，这些地区地表崎岖不平，且乱石丛生，海拔多在800－3500米之间。生态系统多样，山脊呈现出典型的高山疏树草地、草甸草地和高山灌丛等生态类型；高山之间又嵌有河流湖泊及其洪泛带，构成多样性湿地生态系统，包括湿地森林、湿地草地等景观；坡面则是温带阔叶林或者针叶阔叶林生态系统；低海拔地带则是常绿与落叶混交林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背景，自然就给彝族驯马的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在北方相对平坦的草原和平原，驯马主要聚焦于“马识人意”；而西南地区驯马的首要任务则是要达到“马识生态”的目标。“马识生态”，即要求马匹不仅具备完成行走和攀爬陡峭路段的体能和体力，还要马匹具有识别和感知路面障碍的灵敏意识，尤其需要马匹在遇险时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避免人马遇到危险。相关操作手段，尤以乌蒙马的训练方法最为典型。清代贵州巡抚田雯称之为“攻驹法”，并在《水西乌蒙马说》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记载。马驹满三个月时，驯马师就会选择“佳者而教之”。其方法为，先系母马于“层岩之巅”，“置驹于下”，让其挨饿。两个时辰后松开马驹的绳索，马驹则“奋迅腾踔而直上”，竟不知悬崖之险峻。之后，又将母子对调位置，“母呼子应”后放松绳索，马驹“则狂奔冲逸而径下，亦不知其为险也”。这样的方法效果显著，经多次练习后，长大的马匹就会“胆练矣”“才猛矣”“气肆矣”“神全矣”。彝族先民利用马驹求生和母马喂子的本能，达到人工教化的目的。此种方法虽近似残酷，但却效果显著，也完全符合优胜劣汰的法则。子马的力量、胆识、耐力、速度、跳跃、攀爬等各种性能，都在这一训练中得以提升。但这仅是一个开始，随着子马的不断长大，还会开始其他各项驯马工作，使其步幅、步频与山路合拍，负重后的行姿也能够做好自我调节。田雯所说“既成，复绊其踵而曳之，以齐其足”，即指将绳子套在马脚上，以规范其步幅的训练手段。值得庆幸的是，田雯所记载的驯马办法，在今凉山地区的彝族驯马师手中还活态传承着。当然，随着时代不同，也会有新的改进。如昭觉的彝族乡民为了驯马，就专门在小山的山腰上开辟一条环形窄道，当地彝族称之为“九呷”。这显然是驯马人故意制造危险，以提高马匹的警惕性的做法。此法与“攻驹法”相比，两者的思路大体相似，很有可能是相互仿效而成。此外，凉山彝族驯马师还有很多科学合理的驯马技术值得推广，“蒙眼训练法”就是其中之一。此法主要用来规范马驹的步法，具体做法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用一块黑布蒙住马驹的眼睛，由驯马师牵着马驹在崎岖不平的土地上行走，马驹完全凭自己感觉提蹄迈步，行走自如后，随即转入赛道进行下一阶段的训练。第二阶段，继续用黑布蒙住马驹眼睛进行骑乘训练。由于此时的马驹弱小，骑手只能选择小孩，驯马师则作为教练在场内指导。这一训练历时数年，小骑手成天在马背上拽着缰绳一步步地绕着赛道行走，直到马驹能走出有节奏有规律的步法为止。经过上述两个阶段训练后，至黑布摘去时，马驹的步法、体型等方面的指标，都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驯马师还要反复训练马驹的胆识和自觉、对危险情况的处理、对热闹环境的适应及识别人的意图等方面的能力。只有各项性能都达到标准，马驹才真正成了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而一匹优秀的骏马，行走时能做到让铃铛的响声与步调保持一致；骑手在马背上端着一碗水行进，碗里的水不会溢出。由此看来，彝文典籍中记载古代相马师阿莫麻告能使用芦笙演奏，去指挥马匹行为的驯马技术并非虚传。他用竹笙“弹出三句话、马就跟他来”，应该是利用马的生理条件反射去驯化马匹。尽管在当代，这样的技术已经消失，但要复兴显然也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情。彝族的“好马”标准，同样也是以马的环境适应禀赋为基础条件的。如体型上要求马匹具备“前夹一桶盐、后夹一文钱”“前宽后窄”等特点，即马的前肢开度要大，后肢的开度则越小越好。“前宽”使马匹的前腿能适应地面的崎岖不平，以便选择下脚的路面；“后窄”使马匹的后部有较强的蹬力，同时“后腿不能太直”，以利在陡坡上能稳速前进。另有“短马”之说，则马匹的腰不能太长，以便适应特殊山区路段中面临的频繁急转弯。此外，人还会在某些方面改变马匹的体质特征。如樊绰将云南看到的马匹形态描述为“尾高”；李京记载“罗罗”风俗的其中一条则是“马贵折尾”。这正是马可·波罗所看到的“人抽取其尾经二三条”。这种人类对马匹实施的人为体质改性，同样是考虑环境的适应性原则。因为将马匹的尾巴剪短以后，马匹在山区路段的行走和奔跑中更能专注，而马可·波罗所说“俾其不能用尾击其骑”，笔者认为则是其次。一匹马的外貌和性能，完全展现了人类内心的愿望和意志，也是相关民族文化要素的综合体现。古代彝族驯化的马匹，其优良属性也备受历代文人的赞誉。如清人许瓒曾的《滇行纪程》云：“滇中多良骑，质小而蹄健，登危蹬若平地，故水西之骏，滇黔多贵之”；刘崑《南中杂说》云：“（滇马）上高山，履危径，虽数十里而不知喘汗，以生长山谷也”；刘靖《黔襄》云：“（黔马）小而习险，斯步收敛，不敢放蹄，故蹀峻驰危，稳骤不蹶。水西、乌蒙最良”。历史典籍中类似称赞不胜枚举，但也正因为彝族所驯化的马，对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专属适应性，外卖的马匹在异质的生态环境中也就发挥不出其优越性来。正如檀萃所言：“此滇马之可用于滇，而入内地技亦穷矣。”同样，外地进入的马匹，在西南地区也难以发挥出其优势。清代官员的奏折《条陈西南马政疏》中有明确记载，西南地区从“外洋及北省”购进的马匹，“水土异宜不能耐久，平日固多耗费，战时尤误戎机”，因而，建议“就西南辟大牧场，讲求马政，实为要图”。
四、湿地、火地与“转场”
彝族开辟、管护与利用牧场的传统知识与技术历史上，中央王朝多次以官方的名义在西南地区开辟过养马场。如汉代在越嶲、益州、犍为等郡置“苑”养马；元廷更是在今天贵州境内开办全国十四大牧场之一的“亦奚不薛”养马场；如前所述，清代也提倡在西南“辟大牧场”。这些牧场的开辟，显然正是朝廷重视彝族养马知识和技术的具体表现。但具体到古代彝族如何经营和开辟养马牧场的情况，历史文献对此无记载，显然得通过田野调查以寻求新的证据。彝族认为，“马的生命来自水”，“马的生命来自湖泊”。流传下来的故事中，“仙马”“龙马”诞生的地方也都与水相关。如能日行五百里的“滇池驹”就是在滇池附近诞生；传为朱元璋坐骑的“飞越峰”，是在贵州修文一个水草丰茂的天然牧场“养龙坑”中培育而成。再结合相关材料得知，彝族最理想的牧马场地，应是云贵高原上的坝区、河岸滩涂地或溶蚀湖的周边地带。因为这些水草丰茂的区域，才能满足“马食高草”的习性。在彝族的传统禁忌中，湖泊周围的湿地是人畜都不允许侵犯的地方，连湿地中生活的大雁、鹤类等鸟类也都被视为“神鸟”，若人不小心踩碎它们的蛋，还得杀鸡请毕摩谢罪。而这一禁忌的意图，则在于需要对这样的地带实行一定程度的封闭，确保能长出适合马的优质牧草，以满足牧放各“家支”特种马匹的需要。彝族乡民还充分利用河床两岸的开阔地带，专门开辟一些人工湿地养马。这与早期滨海地带的人们建构“丁字坝”，去种植水稻的方法有些共通之处。具体是选择河岸一旁的开阔地带，利用碎石或泥土拦截河床的一半，使河岸的草地内侵入河水，形成湿地草场。今乌蒙山区及凉山地区，都有类似的人工牧场并传承至今。在彝族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中，有很多是颂扬主人公带领群众开辟牧场的丰功伟绩的。在创世神话《勒俄特依》中，就有描述九个男神如何用铜板斧“辟高山”“打深谷”，以此开辟出牧场、荞地和住地的故事；在英雄史诗《俄索折怒王》中，也歌颂俄索折怒(唐宋时期人)带领着无数百姓开辟出四大牧场的事迹。这些牧场是：“色翁第一牧场，牛马染得遍地红；鲁洪第二牧场，羊群铺得遍地白；米嫩第三牧场，牛羊荞麦相映衬；色图第四牧场，九十九座山，山山牧歌传。”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今纳苏方言区的彝族将一种丛林、灌木和杂草丛生的景观称为“火地”（ho21na33）。彝族先民就通过“砍火地”“烧火地”来完成高山区牧场的开辟和建构。具体做法是，将“火地”砍完以后任其暴晒，开春时节进行焚烧，随后撒上苦荞、小米等作物，耕种一两年后就弃耕为牧场。西南大部分地区温湿多雨，植物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极易疯长。因而，无论是开辟的坝区牧场，还是高山区牧场，在没有人类的维护下，很快就会反弹为灌丛或者丛林，甚至是森林。为了避免草场反弹，彝族还必须对牧场实施管理与维护。今乌蒙山区彝语保留有“始费丑”（意为“烧枯草”）一词，就是彝族维护牧场的一种传统办法。即每年冬季备好牲畜过冬的饲料后，将牧场上的枯草全部烧尽。其目的是：其一，清除高大的乔木、灌丛等杂树杂木，并驱赶野兽，以此保持牧场的整洁；其二，烧尽的枯草能为土地提供钾肥，以供来年春天嫩草的生长；其三，可以清除腐烂的动物尸体等可能引发瘟疫的病原体。这种方法与马长寿先生在凉山彝族地区看到的“火田法”类似。但这里，还需指出一个被多数人忽略的事实，即彝族的农业生产也是开辟、维护和改善牧场的重要手段。彝族的轮歇耕作方式，曾一度被不了解实情的人视为是落后的生产方式，还要求彝族乡民学习其他民族的精耕细作体制，以此来增加粮食产量。事实上，彝族在轮歇中“丢荒”的土地，正好可以作为当年牲畜的牧场使用。谢肇淛言“滇人知耕而不知芸（耘），知农而不知桑，知马而不知舟”，即指古代彝族“耕而不芸（耘）”，以畜牧业为主的生计实情。对此，居滇十余年的清人檀萃观察得更为准确。檀萃在其著作《滇海虞衡志》中云：“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故水田多废不耕，为秋冬养牲畜之地，重牧而不重耕，以牧之利息大也。”这段记载明确揭示了古代彝族轮歇耕作制度的重要目的，乃是提供“秋冬养牲畜之地”。此外，该条史料还清楚地告诉后人古代彝族利用牧场的实情，乃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选择不同牧场放牧。这同样可以称之为“转场放牧”，尽管它与其他游牧民族的放牧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其间的区别在于，彝族牧民要能顺利实现“转场”，就必须得同时经管数套牧场，以供不同时段使用。因而，彝族要保持轮歇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70%以上。彝族的“转场放牧”，不但要在同年之内随季节的变化进行垂直更换，还要在不同年限内，实现农场与牧场相互转换。春夏时，坝区的土地已种上农作物，而高山地区轮歇中的耕地正好也长出了优质牧草，此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荒地”放牧。秋冬时节，中山以上的牧场已基本被雪线覆盖，而坝区耕地中留下的农作物桔杆，正好可以保证牲畜有充足的饲料越冬，牧马匹于山脚还有利于给农田施肥。不难看出，彝族的农牧兼营生计，既做到牧场的开辟、维护与利用的辩证统一，还对当地资源进行高效精准的多样性利用。彝族文化对生态系统实施的干扰，乃是对当地资源利用的合理性体现。即彝族先民的生计选择顺应了所处环境的运行规律，以此建构起来的文化也有效地避开了该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在文化变迁和制衡的作用中，尽管某些时段内彝族经营的农作物种类，以及牲畜的内部比例和规模有所变动，但都不影响其耕牧体制的整体性传承。如农业的改动，仅是表现在外来物种的引进和推广种植后，作物的种类有所增加而已。而牲畜业的变动，也仅表现为内部畜种规模随着市场变动有所调整。即周边民族需要大量马匹时，马的比重就会上升，牛羊的比重就会下降；反之，牛羊的比重又有所上升而已。近世以来，随着填湖造田或排湖造田等思想的兴起，彝族先民曾经作为优质牧场的滨湖和坝区，正逐步被农田所置换。在封山育林计划推行的背景下，西南地区的畜牧业更是逐年萎缩，现在几乎到“破产”之境地。相关民族的生计体系正逐步瓦解，正处于转型和重构的关键时期。这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生态环境的维护而言，利弊得失恐不用多说。而关键则在于，需要意识到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均具有时效性，对颁布和实行政策的特定历史时期而言，当时确有必要性，但时过境迁之后，也应该及时作出调整，才能适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此外，还需补充之处在于，在西南喀斯特山区开辟农田，稍不注意就会打通溶蚀湖的地漏斗，从而造成地表水下泄，地下水因失去平衡再也流不出地面。这又成了云贵高原上的溶蚀湖大幅度消失以及乌蒙山区越来越缺水的直接原因。按生态系统的整体观原则，没有了云贵高原上这些湖泊对大气降水的调节作用，雨季来临之时，洪水就会通过地漏斗全部汇入河流，进而增加了长江下游乡民的洪涝灾害隐患。尽管历史过程不可逆转，但历史的教训需要引起相关人士警觉，以免酿成更大的生态灾害。
五、结语
综上可见，古代彝族驯养马匹的传统知识和技术体系，在畜牧史上曾经取得过重大的科技成就，彝族乡民对西南马匹的生物属性和当地生态环境的精准把握，充分显示了这套传统技术体系的合理性。彝族在养马驯马的经验积累中，结成了人、畜与生态的协同进化关系，形成三者之间和谐共荣的稳定格局。彝族先民也曾几度因养马业的兴盛而富甲一方，但如今畜牧家户的传统放牧结构正在改变，马已经逐步退出了彝族乡民们的畜牧活动，甚至连畜牧业都退出了很多彝族家户的生计体系。生计与环境的不相兼容，不免会引发一连串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的出现，又导致贫困程度的加剧。而贫困加剧，又引发新一轮的生态问题。文化的失序致使当地乡民，陷入一个无解的死循环之中。当代人面对这样的状况，能否在彝族的传统智慧中，再度寻找到文化与环境的制衡优化办法，这才是今后要谈论发展的关键所在。
本文原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 作者：耿中耀 （湖南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