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孔子，南有文昌”。与圣人孔子齐名的文昌帝君张亚子，就出生在越西中所芦林沟。这从很多史书文献典籍中能得到证实。据《越西厅志》载：“张亚子晋太康八年，七十一化降生在中所卢林沟张老夫妇家中，后勤学苦练，羽化成神”。《文昌化书》、《清河内传》、《文昌本传》记载，张亚子原籍越西，生于晋太康八年（287年）二月初三，后徒居梓潼，在七曲山修道劝善数十年，直至终生。因此梓潼成了越西藉善士张亚子的第二故乡。作为全国认同的文昌文化发祥地的梓潼，也始终认可文昌帝君张亚子出生于越西，梓潼文昌祖庭七曲山大庙的文昌正殿大门上的第一幅楹联“越西溯渊源，俯化身文经武纬；权衡隆甲第，操玉尺桂籍缨橱”就是很好的例证。《明志•礼四》、《环宇记》、《咸丰梓潼县志》等都有文字叙述：“神姓张名亚子，其先越西人，因报母仇，徙居是山，屡若神异。”此外，《中国一百神仙图》记载：西晋时为越嶲（即今越西县）张氏，七十一岁在石穴中悟道，化身改形去咸阳见后秦建立者姚苌，随姚苌到了四川，帮助姚苌建国，屡立奇功，受世人爱戴。姚苌后来为张亚子在四川梓潼立祠，称为张相公庙。
《道教大辞典》也载明文昌帝君就是越嶲人。该书载：梓潼神原是四川地方的守护神，名张亚子（或“恶子”），传说他祖居越嶲，因避母仇，迁至梓潼，曾仕晋为将，临阵战死，蜀人为之立祠祭祀。唐朝时屡次显灵，被唐玄宗封为“左丞相”，被唐僖宗封为“济世王”。宋代重视科举取士，各地祈祷神灵，保佑功名利禄，因张亚子传说是文曲星，主桂籍，文人士子拜文昌之风蔚然成习。
在越西民间，有关文昌帝君的传说更是不计其数，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了越西确实是文昌帝君的出生地。其中传说最广的是文昌帝君常骑一“驴特”（文昌的坐骑，传说生得“四不像” ）往来四方，讲学云游。越西金马山上曾留有胜迹“紫府飞霞洞”、“上马石”等。上马石上镌刻有“文昌胜迹”四字。另刻字“泉涌月明”，相传为帝君亲书。又有镌字于帝君赏憩处：“金阙化身”。还有一个传说，文昌帝君张亚子是由蛇转化为人的，西晋时投身在越西零关古道金马山下一户姓张的人家。其母被恶霸地主诬陷偷了他家的粮食而被拘押。为了救母，张亚子借邛海水作雨，水淹贪官，却把整个邛城给淹没了。因淹没了许多无辜的人，张亚子被罚为邛池龙，并深困热沙中，被海中小虫叮咬啮嚼，痛苦不堪，后遇文殊菩萨点化，皈依正道，才得解脱。
很多专家学者经过考证，都认为越西就是文昌帝君的故里。四川大学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道教与宗教研究所副所长张钦和张泽洪教授专门撰写了《文昌帝君张亚子出生于越西县确有历史文献依据》一文，文中通过对大量史书典籍和传说的考证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张亚子出生于越嶲说，在各种传说中最有根据和影响力。”在文中，两位权威性的教授还特意指出：“文昌帝君信仰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作为文昌故里，越西有保存弘扬文昌文化的神圣职责。文昌帝君信仰具有凝聚中华民族的宗教功能，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越西利用张亚子出生地的人文资源，经过合理布局开发和精心打造，有可能建设成当代文昌文化的中心，从而推动越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传说张亚子修行成仙后，被封为文昌帝君，是道教的主要神仙之一。“文昌”本为星官名称，属紫微垣，包含六星，又称文曲星。《天官书》记载：“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官：一曰上府、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孝经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扬天纪，辅佛并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历代神仙通鉴》称文昌帝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间寿夭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足见文昌帝君仙位之尊。历史上，文人士子，儒、释、道三家都十分崇拜张亚子，还借文昌帝君之名，书写了大量著述，据不完全统计多达百余种，这些经语中许多是劝善勉学的诗章。文昌文化影响广泛，全国及东南亚地区所建的文昌宫、殿、庙、塔、阁、楼数以千计。2005年，越西县政协组织整理出版了《文昌圣迹》一书，书中记载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30多个省市地区的300座文昌庙、祠、阁、殿、宫、楼等一系列纪念性标志，说明文昌不仅是越西之神，更是中华之神；不仅越西人民崇拜文昌，而且整个中华民族也敬仰文昌。这说明文昌文化在中国影响之大，影响之深。难怪中国有“北孔子，南文昌”之称（其实孔子仅仅为圣人，而文昌早已被敬为大神）。文昌与孔子都属中国圣人，文昌文化和孔子文化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人们推崇文昌文化，必然有其价值导向和积极的历史意义。那么，文昌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历朝历代都对张亚子十分尊崇，形成了以“忠孝益民”为主题的内容十分丰富的中华文昌文化。文昌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大集成，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典范。文昌文化依托于文昌帝君张亚子，演绎了他由人到神，劝善劝孝、劝学劝养生的精神，传承了以“利物利人、修善修福、为国救民”的人生理想追求，强调“忠主孝亲，敬兄信友，不徇私忘公”；主张“扶持斯文”、“耕读家风”、“以长文儒”，又宣扬可以入士的说教。其脱胎于道教文化，富有儒家特色，融有佛教意蕴。自成一体，独树一帜，具有宗教性、儒学性、崇文性和世俗性。史书记载：文昌一生“劝人好学”，倡导“助弱助贫”、“ 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追求“行善积德”，主张“百事孝为先”，树立“仁爱仁厚”思想。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仅自我要求，躬身践行，而且把他的追求作为一种伟大信念和一项神圣事业向人们传播与推广，坚守与执着，令人敬佩，感动上苍。文昌文化顺应人们心理，顺应社会需求，顺应历史潮流，就连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这些元素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文昌文化才不会因时光的推移而黯淡，相反更彰显出它蓬勃的生命力，绽放出它独特而耀眼的价值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