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凉山腹地，金沙江的支流像一条碧绿的丝带，缠绕着层峦叠嶂的群山。雷波县黄琅镇就静卧在这片山水之间。镇子不大，却因一道高墙灰瓦的宅院而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彝族杨家的老宅，人们称它为“杨公馆”。公馆大门左侧的围墙上，至今还能看见四个八仙桌般大小的字，笔法流畅，苍劲有力：“汉彝亲善”。这四个字，出自杨家先辈阿史拉南之手。
黄琅古镇新貌（图源：象山文联，卢泯全 摄）
阿史拉南，汉名叫杨达文，是雷波黄琅彝族中赫赫有名的望族子弟。他自幼聪慧过人，不仅精通彝语彝文，还熟读汉家典籍，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辩起理来无人能敌。更难得的是，他身材魁梧，臂力惊人，骑马射箭样样在行。成年后，他凭着才干当上了县里的武官，一身戎装，威风凛凛。
然而，阿史拉南心里始终压着一块石头。
那是光绪初年的一个秋天，他骑马路过邻县的一处集镇，看见几个衣衫褴褛的彝家少年蹲在路边，眼巴巴地望着学堂里传出读书声的窗口。那些少年和他同族，却因为家贫，更因为彝人读书无用的旧观念，只能在泥地里打滚。阿史拉南勒住马缰，久久望着那个窗口，忽然翻身下马，走进学堂，找到了教书先生。
“先生，我想送几个彝家孩子来读书，束脩我来出。”他说得干脆利落。
先生抬起头，打量着这个气宇轩昂的彝人武官，犹豫道：“杨大人，不是我不肯，只是……彝家孩子来读书，怕被汉家子弟欺负，也怕他们自己坐不住。”
阿史拉南笑了，笑声爽朗得像山谷里的风：“先生放心，我先让他们认字，认了字，就知道读书的好处了。”
从那天起，阿史拉南真的开始四处奔走。他回到黄琅镇，召集族中父老，慷慨陈词：“咱们彝人为什么总被人看不起？因为不识字，不懂法，不会和汉人讲道理。刀枪只能争一时之气，书本才能争万世之基。我要办学以兴彝邦，让彝家的孩子也能走出大山，去成都、去乐山、去宜宾、去重庆，学成回来，振兴我们的家邦！”
族中老人面面相觑，有人摇头，有人叹气，也有人暗暗点头。阿史拉南不等他们回应，当场拍板：变卖自家三十亩好田，换成银元，作为助学的第一笔经费。
消息传开，黄琅镇炸了锅。有人说他疯了，有人说他沽名钓誉，还有人说他把祖宗家业败光了。阿史拉南不理会这些闲言碎语，他挨家挨户去劝说那些有适龄孩童的彝家，拍着胸脯保证：只要孩子肯学，吃穿用度全由他杨达文一人承担。
不出半年，第一批七个彝家少年被他送进了黄琅镇的义学。其中有两个孩子天资尤其出众，阿史拉南欣喜若狂，亲自写信给乐山、成都的朋友，托关系将这两个孩子送去更好的学堂。临行那天，他站在黄琅镇口的老黄桷树下，将两个孩子的行囊系了又系，叮嘱了又叮嘱：“到了外面，不要怕人说你是彝人。你要用你的学问，让人家竖起大拇指，说‘这个彝家娃娃了不起’！”
送走了第一批，他又张罗第二批、第三批。几年下来，经他资助到外地求学的彝家子弟已有二十多人。阿史拉南的名声越来越响，有人敬他，也有人恨他。
恨他的，是阿卓土司。
雷波一带的彝区，历来有土司割据。阿卓土司势力最大，早就觊觎着另一家呷哈土司的地盘和人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呷哈土司家的老土司去世，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按照彝家规矩，若无人承继，这份“绝业”便可以由其他土司吞并。阿卓土司看准了这个机会，磨刀霍霍，准备一口吃掉呷哈家。
呷哈家的遗孀走投无路，连夜来找阿史拉南。这位彝家女子跪在他面前，泪流满面：“杨大人，人人都说你仗义，求你救救我们孤儿寡母！”
阿史拉南扶起她，沉吟半晌，说道：“阿卓土司在彝区一手遮天，硬拼是不行的。要打官司，打到汉人的衙门里去。汉人讲律法，只要证据确凿，他阿卓再凶也得认栽。”
他连夜翻看《大清律例》，又请来汉地师爷帮忙梳理案情。官司从雷波县打到叙州府，阿卓土司花了大把银子上下打点，但阿史拉南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和铁证如山的文契，硬是替呷哈家保住了那份绝业。
阿卓土司输了官司，恼羞成怒，在自家火塘边摔了酒碗：“杨达文，你等着！彝人的事，你让汉人衙门来管，你就是彝家的叛徒！我要你的命！”
消息传到阿史拉南耳中时，他已经收到了三次暗杀的警告。第一次是有人在他马鞍下藏了一条毒蛇；第二次是深夜有人朝他卧室的窗户放冷箭；第三次更凶险，他外出归来，发现家中茶壶里被人下了剧毒的药粉。
阿史拉南知道，再不走，全家都得死。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深秋，天色阴沉得像一块铁板。阿史拉南带着年仅六岁的儿子杨子清，还有叔父杨子安、杨子真，一行人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黄琅镇。临行前，他最后看了一眼杨公馆大门左侧那面墙，墙上他亲手写的“汉彝亲善”四个大字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白。他咬咬牙，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往成都方向去了。
一路风餐露宿，走了整整半个月才到成都。初到省城，阿史拉南身上只剩不到二十两银子。他在城南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租了两间破屋，白天帮人写信、代写状纸，晚上就着油灯教杨子清读书。
杨子清是个极其好学的孩子。他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黄琅镇时就跟着父亲识了不少字。到了成都，更是如鱼得水。阿史拉南虽然落魄，却从不放松对儿子的教育。他常对杨子清说：“你阿爸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办学以兴彝邦。如今我被逼得背井离乡，但这个心愿不能断。你好好读书，将来做了官，要替彝家百姓办实事，要让汉彝两家的孩子能坐在同一间学堂里念书。”
杨子清把父亲的话一字一句刻在心里。
他先是考入成都府中学堂，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又进了通省政法学堂，专攻法律和行政。那时候，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革命党人的消息在学堂里暗暗流传。杨子清白天听课，晚上就和同学们讨论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父亲当年“办学以兴彝邦”的志向，其实远不止办学那么简单——彝邦要兴，首先要有人才；要有清廉正直的官员，才能让彝区的百姓过上好日子。
辛亥革命后，民国成立。杨子清学成出仕，先后在新津县、会理县、井研县任职。他从最基层的科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凭着实干和才干，最终当上了县长。
在新津县，他初任县长，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县里有几个豪绅勾结粮商，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百姓叫苦连天。有人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这些豪绅背后都是省城的大人物，得罪不起。杨子清拍了桌子：“我是县长，我的百姓吃不上饭，我还有什么脸坐在这个位子上？”他连夜派人查封了豪绅的粮仓，按平价将粮食卖给百姓，又把为首的粮商抓进大牢。豪绅们四处告状，省里派人来查，查来查去，发现杨子清本人一尘不染，家里穷得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只好不了了之。
在会理县代理县长期间，他深入彝区，处理了好几起汉彝之间的土地纠纷。有一回，一个汉人地主强占了一户彝人的山地，那户彝人告状无门，差点闹出人命。杨子清亲自骑马走了三天山路，到了那个寨子，把汉人地主和彝人叫到一起，当场丈量土地，翻出旧契，硬是把山地还给了彝人。那户彝人的老阿普（爷爷）拉着杨子清的手，老泪纵横：“杨县长，你是彝家的儿子啊！”杨子清摇摇头，说：“我不是彝家的儿子，我是老百姓的县长。不管汉人彝人，谁有理我就帮谁。”
在井研县，他做得更久，也做得更多。他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创办了新式学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井研县推行了“彝汉共学”的政策，规定县立小学必须招收彝家子弟，且学费减免。这一条遭到了当地一些守旧士绅的强烈反对，他们联名上书省里，说杨子清“偏袒蛮夷，紊乱学制”。杨子清不慌不忙，写了一封长长的呈文，里面引用了父亲当年写下的“汉彝亲善”四个字，说：“川南彝汉杂处，欲求长治久安，必先消弭隔阂。消弭隔阂之道，莫大于让彝家子弟与汉家子弟同窗共读，自幼便知彼此本无不同。”省里最终认可了他的做法。
也正是在井研县任上，他将自己的名字“杨子清”正式改为“杨兴廉”。有人问他为何改名，他正色答道：“子清是我父母所起，寄托的是清白做人的期望。如今我身在官场，见过太多贪腐之事，深感‘清’字还不够，必须‘兴廉’——兴廉洁之风，革腐败之弊。从今往后，我杨子清就是杨兴廉，以此明志。”
杨兴廉说到做到。他在井研县三年，没有收过一文钱的贿赂，没有给任何一个亲戚安排过差事。他的妻子常年穿粗布衣裳，儿子上学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有人笑他迂腐，他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我阿爸当年变卖家产送彝家子弟读书，他图什么？他图的是彝邦兴旺。我要是贪了污，污的不只是我杨兴廉的名声，更污了我阿爸‘办学以兴彝邦’的志向。”
然而，那个动荡的年代，清官往往没有好下场。地方上的旧势力恨他，省城里的官僚也嫌他不合群。他在几个县之间辗转，始终得不到升迁，反而因为得罪人太多，屡遭排挤。到了四十年代末，他已经心灰意冷，辞官回到了成都，靠给报社写稿子维持生计。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杨兴廉原本对新时代抱有希望，但不久后便因病卧床不起。1951年深冬，他在成都一家小医院的病床上合上了眼睛，终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的儿子从黄琅镇赶来，跪在床前。杨兴廉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指了指床头的一个木匣子。儿子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样东西：一支旧钢笔、一本发黄的《大清律例》、一封信，信上只有四个字——“办学兴彝”。
儿子将父亲葬在了成都郊外的一处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着“杨兴廉之墓”五个字。没有生平，没有官衔，朴素得像一块山间的石头。
许多年后，杨兴廉的孙子回到黄琅镇，找到了那座杨公馆。老宅已经破败，但大门左侧的围墙上，“汉彝亲善”四个大字还在，笔画虽然斑驳，却依旧苍劲有力。他站在墙下，仰头望了很久，忽然想起祖父杨达文当年写过的一首诗。那诗没有题目，只是残留在杨家家谱的扉页上：
彝山苍苍，金沙汤汤。
不学无术，何以兴邦？
汉彝一体，同此炎黄。
百年树人，吾道不亡。
风吹过黄琅镇的老街，把那墙上的灰尘吹落了几片。四个大字在夕阳下泛着微微的金光，仿佛在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说——这条路，杨家走了两代人，还会有人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