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占领四川西部的冕宁县。红军总司令朱德在这里以他的名义签署发布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内容是：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建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在这份156个字的布告中，不仅首次出现了“万里长征”的提法，更重要的是，它以六字一句、押韵上口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主张和红军的宗旨纪律，既便于彝族群众正确认识了解共产党和红军，也有助于这些内容的广泛传播和扩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这份布告是长征中唯一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的关于民族工作的布告。朱德为什么此时签发这样一份布告？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对红军长征究竟有什么意义？
这份布告与红军能否先机抢渡大渡河，打开北上通道直接相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指挥下，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合。5月15日，中央红军从会理出发，分路北上。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调兵遣将，企图借助大渡河天险，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聚歼红军，让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悲剧在红军身上重演。他命令滇军孙渡纵队沿雅砻江西岸筑碉防守，阻止红军西进；命令川军第24军在大渡河上游沿北岸构筑工事，严防红军北进；命令川军第20军加强大渡河防务并保障川南；命令尾追中央红军的薛岳部各纵队尽快过金沙江，与川滇国民党军共同构成包围红军的封锁线，并严防红军南返。中央红军要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就必须抢在国民党军的封锁形成前渡过大渡河，打开北上通道。
根据敌情，中革军委于5月19日命令中央红军“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21日，中央红军占领冕宁。从冕宁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越嶲（今越西）到大树堡，渡河至对岸的富林（今汉源县城），这是通往雅安、成都的正道，较为好走；另一条是由冕宁经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渡河，这条路距离短，但必须通过大凉山彝族区。
彝族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之一，性格强悍。因为长期遭受汉族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对汉人成见很深，不准汉人军队进入他们的居住地。蒋介石判断红军不敢走彝族区，在富林一带部署重兵，严堵红军。为避开强敌争取时间，红军决定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能否顺利通过彝族区就成为关键。为此，中央红军组成由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的先遣队先行开路，并在官兵中深入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官兵严格执行纪律，尊重彝族风俗，争取彝族同胞的理解支持。同时，红军在冕宁召开了汉彝各族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亲自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彝汉群众团结起来，打翻旧政权，翻身作主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就是在这个时候发布的。
5月22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区，遭到手持武器的彝民拦阻，一些战士甚至被抢走武器、剥光衣服。先遣队官兵严守纪律，不开枪不还击，耐心向彝族群众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说明是借道经过，绝不久留。彝族同胞对朱德签发的布告有所耳闻，眼前又看到一支不同以往的军队，情绪有所缓和。刘伯承司令员亲自去做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的工作，在彝海边与他歃血为盟、结拜兄弟，帮助他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还赠送了枪支弹药。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和红军的真诚态度使小叶丹深受感动，在他亲自护送下，红军安全通过彝族区。5月24日，中央红军兼程赶到安顺场。之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开北上通道，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蒋介石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彻底破产。
朱德亲自签发的布告和长征中民族工作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党和红军多次做出重要指示和相关规定，对部队开展民族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长征，是红军创建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距离最远的无后方依托的流动作战，途中必须不断得到粮食、物资和兵员补充，才能保持部队战斗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这一切，需要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而红军长征经过的地区，大部分在西部，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加上国民党当局的欺骗宣传，使少数民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心怀疑惧戒备。深入开展民族工作，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支持，成为党和红军在长征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4年11月29日，湘江两岸敌我双方的血战还在激烈进行，刚刚过江的红军总政治部即根据部队将要进入桂北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情况，发布了《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这是红军长征中关于民族工作的第一个文件，强调“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要求官兵们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仪式，努力“争取瑶民弱小民族对于苏维埃与红军的同情拥护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协同动作”。之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又签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族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与沿途苗族群众建立良好关系，“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遵义会议后，红军总政治部于1935年1月19日再次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命令部队：“1、严格政治纪律，绝对不准对少数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2、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风俗习惯，并将这些习惯向战士说明（如回教不吃猪肉，夷民的男女授受不亲，黑夷之敬重灶君，等等）。3、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僻见。”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进一步强调，“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的这些指示，对红军官兵正确认识民族工作的意义，努力开展长征中的民族工作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部队纪律，以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实际行动赢得各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支持
红军在长征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不忘初心，始终以包括各少数民族群众在内的广大人民利益为重，用模范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宗旨。
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北部的龙胜县后，国民党当局为挑拨红军和当地苗瑶侗壮等少数民族的关系，派特务假扮红军到村寨纵火，并散布谣言污蔑红军。驻龙坪侗寨的红军官兵奋不顾身扑灭大火，使村寨中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鼓楼和一百多户民房得以幸存。红军抓获并严惩了纵火犯后，向受灾群众发放粮食和银元，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侗族群众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是真心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一些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那座历经风雨的鼓楼从此也被群众称为“红军楼”，一直延续至今。
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孜藏区后，官兵们自觉尊重藏族风俗习惯，不进寺院，不撕神符。朱德总司令亲自前往甘孜白利寺与五世格达活佛倾心长谈，向他阐明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格达活佛深受感动，积极动员其他寺院和藏族群众帮助红军。红军离开甘孜时，朱德为他题写了“红军朋友，藏人领袖”八个字。
红2、红6军团长征到达云南中甸时，实际统治着当地的归化寺紧闭寺门对红军避而不见，藏族群众也纷纷离家躲避。贺龙亲笔致信归化寺掌教老僧，说明红军保护寺庙僧众财产人身安全的政策，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应邀前去拜访归化寺时，贺龙赠送了写着“兴盛番邦”四字的锦幛，表达了对藏族同胞的祝福。这幅锦幛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那段历史的见证。
红25军长征经过静宁以北的兴隆镇（今宁夏西吉）回民区时，官兵们严守“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并积极帮助群众挑水、扫院，红军医院院长钱信忠亲自为患病的回族群众扎针治疗，使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疑惧。供给部长刘炳华误将回族群众种的庄稼青苗当作“狗尾巴草”让饲养员放马饱餐后，带着饲养员和粮食到群众家道歉赔偿，回族群众深受感动，“红军好”的消息迅速传播。
红军深入细致的民族工作和秋毫无犯的模范行为，不仅使各少数民族群众认识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红军，也在沿途各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在红军帮助下建立了革命政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如果没有长征，“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么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可以说，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就是一次红色的西部大开发。
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长征胜利的重要条件
战争不仅是军队的拼杀，也是人心向背的较量。红军在长征沿途爱民为民的行为，使他们成为少数民族群众心目中的“菩萨兵”。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帮助红军，为红军夺取长征胜利做出了宝贵贡献。
第一，尽力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红军长征中，除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紧缺。途经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尽最大努力为红军筹粮，缓解了红军的粮食困难。1936年5月，红2、红6军团在中甸筹粮时，这个仅有几百户藏民的小山城两天内向红军售卖了约10万斤粮食，很多百姓是把藏在山洞里、地窖中的救命粮都拿出来卖给了红军。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前，为筹集穿越草地所需粮食，甘孜藏区的群众大力奉献，仅格达活佛就带领白利寺为红军提供了3万余斤青稞和4000多斤豌豆。
第二，妥善照料红军留下的伤病员。长征路上艰险重重，由于敌众我寡、装备物资得不到保障和长途跋涉等原因，伤病员数量众多，很多人被就地安置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精心照料红军伤病员，想方设法掩护他们躲开当地反动军阀的追捕。仅留在川康北部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即达3000余人。
第三，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使红军减少了行军困难。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毫无经验，当地的藏族青年自愿为红军当向导，告诉红军过雪山的注意事项，引导红军翻越了这座被称为“鸟都飞不过去”的千年雪山。过草地时，茫茫荒原上沼泽遍布，很多地方连可做路标的标记物都没有，部队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或身陷泥潭，各路红军都在藏族向导带领下走出草地。
第四，帮助红军架桥渡河，跨越天堑。长征经过的西部地区，山高水长。国民党军时时企图利用激流险川达到消灭红军之目的。很多时候，是少数民族群众帮助红军化险为夷。红6军团在湘西渡渠江时，当地反动派拆除了江上浮桥，尾随的国民党军正在赶来，是侗族同胞用自己的木排帮红军渡江，还帮助红军搭好了浮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冒着枪林弹雨为红军撑船的艄工有多位是彝族群众。渡金沙江时，当地36名汉、彝、苗族船工连续为红军摆渡7天7夜，帮助数万红军用仅有的6条木船安然渡过天堑。
第五，踊跃参军，浴血奋战。据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中补充的兵员达3万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为此，很多部队中组建了“回民连” “彝族连” “苗族排”等等。突破乌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取腊子口等重要战役战斗中，都有少数民族战士浴血奋战的身影。中央红军攻打天险腊子口时，国民党军重兵封锁，受地形所限，红军的正面进攻皆被敌人挡住。一个外号“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从绝壁处攀崖而上，放下绳索让战友们攀援而上，尔后在正面部队配合下从敌侧后发起进攻，终于夺下了腊子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通道。
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既是军民团结的胜利，也是民族团结的胜利。通过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各少数民族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及工农红军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获得了更广泛更深厚的基础。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回顾红军在长征中开展民族工作的历史，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