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红军外出证章背面。
彝海结盟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一枚红军外出证章。这枚证章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当年包裹证章的褡裢袋属国家三级文物。红军外出证章揭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但同时又抛给了我们一个谜题，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证章证明曾经创建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而现在的党史、军史中却无记载，它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又有着怎样的渊源呢？
冕宁红军长征纪念馆原珍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今藏于彝海结盟纪念馆），是一枚红军外出证章。证章系银质、圆形，直径4厘米，证章正面正中是镰刀、锤子、五角星，环绕五角星排列繁体楷书阳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以下简称“证章”）；证章背面自上而下刻有繁体“奋”“116”和“聚源楼”“原银”字样。这枚证章也是彝海结盟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当年包裹证章的褡裢袋属国家三级文物。按有关规定，现在红色冕宁纪念馆和彝海结盟纪念馆展柜里展出的是照片。证章由原县文化馆干部谢成远于1975年征集，泸沽镇西街菜园子农民王成国孙子王开和捐赠。这枚证章默默诉说着一个感人至深的军民鱼水情故事，但证章同时也留给了我们一个不解之谜,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证章证明曾经创建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以下简称“红三集团军”），而现在的党史、军史中却无记载，它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以下简称“红三军团”）又有什么渊源呢？
壹 红军外出证章的前世今生
1935年5月27日，罗炳辉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在冕宁县的泸沽镇同尾追的国民党追军第24军刘元琮旅打了一场漂亮的后卫反击战。此役，素有“战略骑兵”的第红九军团狠狠地痛击了嚣张的刘元琮旅，俘、伤、毙敌军数百人，这也是1935年中央红军过冕宁最大的一场战斗。
当时敌我双方交战时，从未见过如此大阵仗的老百姓，有的躲在家里，有的外出避祸，可谓心惊胆战。当红军大部队走后一会儿，突然一位红军战士闯进了泸沽镇西街菜园子王成国的家，恳求说：“老板，我是红军，白军在后面追我，我在你家躲躲好吗？”自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到泸沽后的短短几天里，为人民谋福利的红军已给当地老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成国连连点头说：“好！好！”于是红军战士便向屋后跑去，跳进了高圈中的粪池中。他的这一举动，惊得王家父子俩回不过神来，老王轻轻地把门掩上。正要去问个明白时，大门“哐啷”一声被撞开了，闯进来的是两个凶神恶煞的“丘八儿”（百姓对国民党兵的称呼）。
“快把共匪交出来！”
“今天我们俩爷子一直在家，哪儿有啥共匪啊！”
“私通共匪是要杀头的！主动交出来了，老子保你们平安无事！还大大有奖！”
“这些我们都懂，可是老总，我们今天连苍蝇蚊子都没见一个啊！”
“少废话，搜！我们追着追着就不见了，难道会上天入地不成？”一位尖下巴、刮骨脸，有几分官气的“丘八儿”气急败坏地吼道。并狂叫着要把老王拉出去枪毙。儿子王仕祥拼命护着抱着柳树的父亲，向兵爷求饶，谁料一个兵重重地两枪托把他打翻在地，王成国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就在这危急时刻，从关索城俯冲下的几位红军，把敌人赶跑了，追至孙水河边消失了。
老王稍一平静下来，便关好大门，径直去茅房轻声探问：“先生！先生！无事了，你快出来。”父子两人把这位脸色苍白的瘦高个子红军拉了上来，洗澡、换衣、吃饭。他们边烘烤洗干净的军服，边商量同敌周旋的办法。
三人亲切地摆起龙门阵来。老王问：“贵姓？”
“贱姓陈。”红军说。
“名字呢？”对方笑而不答。当问及身份时，他从军服中取出一枚圆形银板，上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字样，行了个军礼后，才郑重地把它交给了老王，作为感谢救命之恩的纪念物。红军战士一再嘱咐：小心保存，不要让任何人知道，等革命成功了，再拿出来作为救我这个普通一兵的凭证。
第二天，王成国将这名红军战士打扮成农民模样安全地送走了。
王成国一回到家中，便将证章秘藏起来。之后的数年间，王成国一直惦念着那位和蔼可亲的红军陈同志，朝思暮想着他。可惜，直至他弥留之际（1939年5月）都没有得到这位红军同志的半点消息。
时光荏苒，1975年9月，在冕宁县安宁小学任教的王开和（王成国孙子）听到冕宁征集红军长征文物的消息后，回忆起祖母的话，自觉事关重大，便立即回家翻箱倒柜地四处寻觅，最终在一个夹层柜中发现了红军赠送的纪念品。立即回学校向校长黎友志谈了此事。黎友志又及时向文物征集办公室的周祚国反映了这一重要情况，周祚国立即同谢成远奔赴安宁小学找到了王开和，王开和高兴地把这一珍贵文物捐献出来。并和他的父亲王仕祥（曾保护过红军战士）给前来征集文物的两位同志介绍了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
1985年，经四川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这枚证章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包裹证章的褡裢袋评为国家三级文物。
当时持有此枚证章的红军战士也许是一名红三军团的侦察员，因执行任务等特殊原因掉队了，因为当时红三军团已经通过了冕宁的泸沽了。而证章就是当时他身上仅有的最珍贵的信物，为了报答救命之恩，才将它赠送给救命恩人。殊不知，这枚稀有的证章竟被保留了下来，也成就了一段佳话。
贰 多地发现红军外出证章，但冕宁这枚尤为珍贵
20世纪8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征编组曾向冕宁县委党史办发函，希望提供红三军团1935年过冕宁的活动资料，当时县委党史办曾回函，提出红三军团最早的名称是否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但对方没有回信。
在网络上搜索，发现百度网上也有几篇关于证章的文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现丹凤》（2006年8月17日）西安晚报载：在丹凤县商镇商正剑先生家里珍藏有一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一枚中国工农红军外出证章》（2011年7月12日）四川日报载：旺苍县档案馆的任晓毛先生珍藏有一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珍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外出证章》（2012年12月5日）广元日报载：广元市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马万成先生珍藏有一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这些文章中提到的红军外出证章皆为同一种证章，皆系铜质，圆形，直径4厘米。其下面中心有一直径2.4厘米圆圈，内镌红五星，星中有镰刀和锤子图案，上端自右向左有繁体阳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字样，下端自右向左有繁体阳文“外出证章”四字，其背面书有“彭德怀滕代远颁”（繁体）7字。上述文章中提及的外出证章大小、形状及正面的图案、文字和今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相同，但不同的是，这几枚证章背面竖排署有“彭德怀滕代远颁”7字，这和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证章背面内容不同，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红军外出证章背面自上而下刻有“奋”（繁体）、“116”和“聚源楼”“原银”字样，并且是银质的，品相好，更为珍贵。
无独有偶，在搜狐网上有一篇《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的一枚外出证章》（2009年5月月5日）中国老区建设画报载：上世纪70年代四川的长宁也发现了一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该证章系银质，文中述及证章的大小、形状及正面图案文字和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一模一样，遗憾的是文中未说证章背面的情况。该证章捐赠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后来军事博物馆来人将这枚证章带到北京，在军事博物馆展出，引起了轰动。可见，冕宁的这枚银质红军外出证章并不是唯一，但却是非常珍贵的。
叁 “红三集团军”与红三军团的渊源
这些铜质、银质证章皆说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确创建了“红三集团军”，也就是我军的主力红军红三军团，二者是同一支部队，主要将领就是彭德怀、滕代远，只是不同时期，番号不同而已。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因素，现在的军史、党史文献上难觅“红三集团军”番号，包括《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史》也只字未提“红三集团军”。那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何时称为“红三集团军”呢？又何时更名为红三军团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时，当时全称就是“红三集团军”，因为当时辖两个军，7月辖三个军，红三军团就是其简称，也容易记，况且字义上二者是可以通用的，时间久了，后来全称也就没有人提了。
第二种情况，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时，当时的番号就是“红三集团军”，同年8月红三军团与红一军团组成红一方面军后，“红三集团军”改称“红三军团”，因此时“红三集团军”的番号仅有短短的3个月时间，故后来就淡忘了，没有人再提及了，党史、军史文献也无记载。
第三种情况是，1930年6月红三军团成立后，彭德怀一直任红三军团的总指挥。但是，1932年底，红一方面军编制序列及领导人再次调整后，彭德怀职务不再称为之前的红三军团总指挥，而是称为红三军团军团长，之后，也一直称为军团长；滕代远职务仍为政治委员，称谓不变。由此笔者认为，1930年6月至1932年期间，红三军团的番号完全有可能就是“红三集团军”。
第四种情况是，从百度网上提到的3枚铜质证章背面镌刻的繁体“彭德怀滕代远颁”7个字来看，制造证章的时间应在1933年6月前，也就是在这之前，红三军团皆有可能称为“红三集团军”。因为史料记载，1933年初，滕代远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同年6月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这样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一律撤销军部，并将部分地方军编入野战军。
红军外出证章起到证明身份的作用，无论是银质的，还是铜质，既经久耐用，又便于携带，方便红军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开展革命活动。从彝海结盟纪念馆保存的编号为116号的证章来看，当时应该制作了一定数量的证章，可惜沧海桑田，保存下来的实在太少了，彝海结盟纪念馆珍藏的这枚银质证章就显得尤为珍贵。
期望军史、党史爱好者们共同努力，早日弄清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的渊源。
（本文源自西昌都市报，本文作者名正在落实，欢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