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彝海结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功地运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没有形成统一地方政权组织，由大大小小互不统辖的若干黑彝家支分割统治着的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中国工农红军先遣部队审时度势，经中央批准，刘伯承司令与彝族果基（沽鸡）家支首领小叶丹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彝海结盟”的政治、军事意义以及历史功绩，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党和政府特别重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每逢纪念日都要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彝海结盟”七十年后的今天，它作为一面民族平等、团结的光辉旗帜，在我们极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仍然拥有诸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彝海结盟 彝族社会 评述 纪念 意义
震撼世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长途跋涉，斩关夺隘，于1935年5月来到凉山，为避开蒋介石重兵布防，踏上了通过彝族聚居区的小道。在美丽的彝海之滨红军司令刘伯承和彝族果基家支首领果基小叶丹歃血为盟，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美梦，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民族团结之歌。“彝海结盟”作为红军长征的十大史事之一，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团结的历史丰碑，已经写进了我们的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值此“彝海结盟”七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来重温这段历史，解读它的现实意义。
一、“彝海结盟”时的彝族社会
自元朝在当地建立“罗罗斯宣慰司”以来，“凉山的东西两个区域，分别由土职管辖，土职并非直接统治管辖区的人民，乃分别统属各地之头目，头目又统属黑彝，黑彝直接统治人民（白彝）。凉山的土司、土目，受王朝任命，划定区域，管辖黑彝。黑彝和白彝是社会的基本阶级，所以凉山的社会性质，并不能以土司政权来说明，而要以黑彝奴隶主所有制来说明，这是元、明、清时期凉山土司制的内容”（方国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555-556页）。明朝开始建立卫所制度，逐步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在凉山设立四川行都指挥司，下辖建昌、宁番、越?、会川、盐井等五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德昌、礼州等八个千户所，在交通沿路设置六十四堡。清初的滇黔一带彝区，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严厉推行下完成了“改土归流”。凉山地区虽也曾在清初部分改流，但不久就发生了奴隶主叛乱，改流之地又重授土职，后来还加封了不少。这些土官中以沙玛宣抚司、邛部宣抚司、阿都长官司、雷波千万贯土千总为大，号称凉山四大土司。清朝后期在凉山设宁远府，改卫所为州、县，计设西昌、冕宁、盐源、昭觉四县和会理州、盐边厅、越西厅。凉山东侧设屏山县和雷波、马边、峨边三厅。各个土司、土官分由州、县管辖。在凉山彝族社会内部，由于个体家庭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黑彝与土司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黑彝通过家支组织联合成强大的反土司势力，大概在明代中后期，双方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期间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冲突。到清朝前期，黑彝基本上摆脱和取代了土司的统治，成为凉山彝区的新兴统治者。
据彝文文献记载：早先的彝族分为兹、摩、毕、格、卓五个阶层，各个阶层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各司其职。近代的凉山彝族社会，主要依其血缘因素及经济占有和人身权利等条件，大体划分为兹伙、诺伙、节伙（包括曲诺、阿加、呷西三部分人），即土司、黑彝、白彝三个等级。彝族社会普遍存在家支组织，家支为汉语的习惯称谓，彝语叫“此威”，意为“同祖兄弟”。每个家支都有以共同的男性祖先开始而世代相传的父子联名谱系。家支成员从小就要接受家支谱系的教育，成年后必须熟背自己的家支谱系，要准确无误地指出自己在家支谱系中所处的环节，只有这样，外出时才能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各等级中，所有诺伙都有家支，并居于统治地位，都拥有自己家支的“德古”和“苏易”，即头人或首领。首领既不靠世袭也不是任命，全靠个人的修养，品行，在社会实践中凭借个人的人格魅力自然产生。在没有形成统一地方政权组织的凉山彝族地区，由大大小小互不统辖的若干诺伙家支分割统治着凉山各地。各家支割据一方，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诺伙家支，作为统治工具，在土司制度衰落，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权名存实亡，政令不同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履行政权的作用。有“老虎靠牙齿、老鹰靠爪子、彝人靠家支”的谚语表述。诺伙家支为维护自己的神圣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受侵犯，在捍卫本家支的利益，协调与处理和外家支的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个诺伙家支都统辖着一些主要的曲伙家支，构成其经济生产和军事武装的重要力量。为了生存和发展，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形成了特定的不同等级的区域利益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必须精诚团结，荣辱与共。过去由于家支林立，必然加深了外地、外族人进入凉山地区的困难。外地、外族人每到一个诺伙家支统治区，都得向当地家支头人投保，否则就有被抢掠为呷西（奴隶）的危险。当时的彝区不仅地势险峻，环境恶劣，而且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彝族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家支之间械斗不息，但对外民族的“入侵”却能保持一直对外，且擅长山林作战。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往往以失败告终，而把彝区视为畏途。“彝海结盟”时的冕宁县拖乌彝区，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由果基（沽鸡）、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各自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武装。
二、“彝海结盟”的过程
1935年5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从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境内后，在会理举行了著名的“会理会议”，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地位，更加统一了红军的战略思想。1935年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要求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部队过泸沽经登相营、越西“迅速北进，取得大渡河渡河点，以便早日渡河消灭敌人”。红军当时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当时的大路。从泸沽东面翻越小相岭，经越西县城到大树堡，由此渡过大渡河，便可直逼雅安，威胁敌人在四川的心脏－－成都。另一条是小路，而且是崎岖难走的羊肠山路。从泸沽北面到冕宁县城，然后通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刘伯承、聂荣臻率队到达泸沽后，汇总了各种信息情报并听取了冕宁地下党的汇报后，在给中央军委的《侦查报告》中建议改走冕宁、拖乌小路至安顺场过河。中央军委研究后，又发出朱德总司令的电令：“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耳坝、安顺场渡口北进”。于是，左权、刘亚楼的先头红五团改作佯攻部队向越西进发。在占领大树堡后，积极砍树扎筏，作出强渡大渡河、攻占富林的态势，并且扬言要攻占成都，以迷惑和牵制敌人。红军主力一、三、五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则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一路北上来到了冕宁县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奉行大汉族主义，极力压迫彝族同胞，形成了严重的民族隔阂，产生了尖锐的民族矛盾。当时，彝族地区每一个家支，都被迫摊派名额（人质）到冕宁县城监狱坐牢，万一其属地出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坐值换班”制度。红军随即在县城查抄出当时伪县府逼迫彝族签署“坐值换班”的字据，当众烧毁，并宣布从此废除对彝族的“坐值换班”制度。四处张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些宣传，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我党我军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在冕宁各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5月21日，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部队抵达大桥，在经过额瓦垭口时，受到彝族武装的袭击，他们试图阻止红军前进，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被彝人缴械退回到大桥。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原地待命，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对任何形式的侵袭，都不予理睬和还击。让懂彝语的向导给彝族作宣传解释，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各族人民打天下的，此次只是借路北上，决不会以彝族人民为敌。果基家支的头人果基小叶丹此时也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本着彝族固有的“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果基小叶丹与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进行了历史性的接触，并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果基小叶丹在我党我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对红军产生了好感和信任，愿与红军刘伯承司令结拜兄弟。肖华报告刘伯承、聂荣臻后，刘伯承司令为了团结少数民族同胞，为了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然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1935年5月22日，在位于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刘伯承和小叶丹，按照彝族习俗，同饮鸡血酒，对天盟誓，结为兄弟，举行了举世闻名的“彝海结盟”。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也将自己的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当晚刘伯承司令还在红军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果基小叶丹叔侄一行。席间，刘伯承对小叶丹说，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即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随中央军委纵队到达冕宁县城。第二天，红军大队人马从大桥出发，果基小叶丹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送到岔罗。在果基小叶丹的大力协助下，红军沿途所过之处，都受到了特别协助，没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地通过了彝区，直抵安顺场，为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使国民党蒋介石妄图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遭受灭顶之灾的美梦化成了泡影。
三、“彝海结盟”的评述与纪念
解放初期，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主席的时候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廖志高也说过：“小叶丹作为在国民党反对派统治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能做到与红军结盟，并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帮助红军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阴谋，这是很了不起的，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彝海结盟”几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和刘伯承见面的时候，毛主席特意给他敬酒表示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第38-39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
对“彝海结盟”，聂荣臻同志在《聂荣臻回忆录》中这样写到：“先遣队的任务，通俗点说，就是逢敌开路，遇河搭桥，特别是前面将要通过彝族区，一定要将彝民的工作做好，保证中央红军安全顺利通过。中央军委派刘伯承同志来，能和伯承同志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我很高兴。他不仅是个老军人，而且是个老四川；尤其在军事上富有阅历，遇事能深谋远虑，作风上又细致入微；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凡事请示报告，从不妄作主张。他过去曾经到过川西一带，对当地地理风俗人情又比较熟。当时那个地方的彝族是奴隶制社会，分为“白骨头”“黑骨头”，我都是听他讲的。我虽然也是四川人，但年少出川，对川西北情况几乎可以说是毫无所知。受领任务以后，先遣队于五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冕宁，这是一座县城，守敌已经逃跑，监狱里关了不少彝族首领。原来这是国民党统治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彝族人民如果不听他们的话，就杀这些头头，平时就当作人质。我们放了他们，还请这些头头们喝了酒，气氛就缓和得多了。有的彝族头头懂得点汉语，我们问他们，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情况，有的还表示愿意给我们带路。但国民党对少数民族残酷统治，使他们对汉人充满了敌对情绪，民族隔阂很深，对红军是个什么样的队伍，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全不了解，所以并没有真心对待我们，仍然使先遣队碰到了许多困难；只是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民族政策，处理得当，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通过彝族区的任务。
五月二十二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其边沿就是冕宁以北五十多里的袁居海子边。知道通过彝族区在当时民族隔阂很深的情况下是不容易的，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一样，地形道路根本不清楚，所以我们很慎重，由工作队派丁伯霖同志专门去打听了情况，知道这里彝族有好几个部落。我们刚进彝族区，就有两个比较大的部落，一个叫沽基家，一个叫罗洪族。这两个部落当时正在“打冤家”。我们一到就听见几声土炮响，一打听，原来就是他们两家在那里打。听说红军来了，沽基家想要红军帮他“打冤家”，所以对我们表示友好。而罗洪族则跟我们敌对，想袭击我们，我们打了几发信号弹，把他们吓跑了。我们当然无意去支持这一方打另一方。可是，当时为了通过彝族区，我们决定利用这个矛盾。于是丁柏霖同志便把沽基家的首领小叶丹请了来，由伯承同志出面，与他边喝酒边谈判，谈了很久。伯承同志很有办法，双方谈得很投机。对方提出，要求结拜为金兰之盟，还拿了一只公鸡来，在湖边上宰了，伯承就和小叶丹喝了鸡血酒，从而打开了一条通过彝族区的道路。当时我也在场，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只知道意思是说，哪个不忠实，就和这只公鸡一样，最后达成协议，沽基家愿意护送我们过彝族区。但此时已经中午过后，我听说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得一天时间才能通过。于是我和伯承同志商量，虽然与沽基家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在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象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这是彝族和汉族交界、两族杂居的小集镇，我们就在那里宿营。第二天，由沽基家派人护送我们向彝族区进发。我们进到彝族区，有别的部落的彝民在山上，站在路两边伸手向我们要钱，都喊，要钱，拿钱来！这些彝民个子高大，样子挺怕人。我们早有准备，部队编队整齐，从容通过，没有理他们，也就过去了。由于有小叶丹的护送，我们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区，当天天黑到达擦罗，这里离安顺场就不远了。我们通过不久，我们带的那个工兵连还有一些后卫队人员，因为带着一些笨重的工兵器材，行军时掉了队，在后面一个山凹子里被千余彝民截住，彝民将他们所带的器物全部掠去，连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得光光的。幸亏我们规定不准开枪，彝民也只是掳获衣物，并未加害红军。这些战士气得直掉眼泪，没有还手，就光着身子跑来了。于是我们对部队再次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我们走在半路上，还遇到了国民党冕宁县的县长，带着他一家人，被剥得光光的。见了我们，跪下来，要我们救救他们，说都是汉人，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受侮辱啊。那时，大家对国民党都很恨，就没有管他。以后，把丁伯霖同志留下，与沽基家首领继续保持联系，因此，我后续大部队通过的时候，沽基家仍对我们友好，给予了种种方便，护送我们过了彝族区。这多亏了伯承同志，要不是他在，这种局面我还真是很难对付哩。”
肖华同志在《艰苦岁月》一书中对“彝海结盟”一节这样写到：“我们首先对他表明了红军是替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此来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族人十分重视“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的首领结为兄弟。
听了我们的解释以后，小叶丹的四叔还是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并不象国民党“官兵”那样抢掠烧杀的时候，便对我们的话深信不疑了。特别是听说率领大军的刘司令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因而对我们的提议也欣然答应了。其实，当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便是“沽基”家的领袖。他所以欣然答应与红军结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与小叶丹结盟，则是为了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当时为了表示信用，我们把一支手枪和几部步枪赠送给他，他也把骑的那匹黑骡子送给了我们。
谈判就这样顺利地成功了。当我把这个情况向刘伯承、聂荣臻同志报告的时候，他俩正在为继续前进可能引起冲突而焦虑。因为如果先遣队不能顺利地解决借路问题，便要影响后面主力的通过。大家正在苦思良策。获悉谈判如此顺利、迅速，同志们都喜出望外。刘伯承同志当即毫不踌躇地上了马，为了团结少数民族的同胞，为了红军主力的顺利通过，他准备去担任这拜盟的主角。
刘伯承同志骑马来到了部队的前头。小叶丹和另外几位彝族首领立刻趋前迎接。我把刘伯承同志介绍给他们，小叶丹便跪下致敬。刘伯承同志下马亲切地扶起小叶丹，以诚恳的态度重申红军的来意，并愿与小叶丹拜盟，表示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以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解除一切外来的欺压，建设自己美好的生活。
结盟仪式的准备工作十分简单：两碗清清的湖水，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把公鸡的嘴破开，鲜血分洒在两只碗里，碗里的清水立刻变成了殷红色。这便是结盟仪式的全部准备工作。结盟仪式决定在横断山脉的一个小山谷间谷麻子附近的海子边举行。海子里的水清澈如镜，倒映着浓密的树林。春风吹起微波，激荡着岸边的岩石，象是在为这个可纪念的盟誓唱着赞歌。
我们把结盟的仪式安排妥当之后，刘伯承同志和小叶丹叔侄来到海子边上，他们面前摆着滴过鸡血的水碗。不用香，不用烛，面对着蔚蓝的天和清明的水；主宰这个盟誓的是兄弟民族团结的赤诚。刘伯承同志高高地端起了大碗，大声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当他念完最后一句，便把鸡 血水一饮而尽。小叶丹叔侄也立即把“盟酒“饮完，结盟的仪式便告结束。”
“彝海结盟”作为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它在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都高度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果基小叶丹作为在大汉族主义压迫和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的一个彝族家支头人，不顾个人和家支的安危，能够深明大义，毅然决然的接受红军的主张，勇敢的站出来，与刘伯承司令歃血为盟，结拜兄弟，接受“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支队长的任命，带领彝族群众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大渡河畔消灭红军，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历史悲剧的美梦。红军走后，国民党要追究他与红军结盟的所谓罪责，他被迫交出一万二千两白银和一百二十头适龄母羊，他的家支和舅子也各交出了一万二千两白银。在这危机的关头，他宁肯倾家荡产，也不肯交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果基支队的战士们眼看自己的房屋被焚毁，牛羊被抢劫，却千方百计地保住刘伯承所赠给的旗帜。小叶丹把这面旗帜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他将这面旗帜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倍加珍惜，四处转移。在最艰难的时刻，小叶丹含着热泪勉励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不要忘了刘伯承的嘱托，不要忘了红军的恩情。他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刘伯承我信得过，这样有信有义的军队一定会回来，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斤哥哥刘司令员。”她妻子对此深信不疑，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将珍藏的旗帜献给了人民政府，这面旗帜作为重要文物，现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彝海结盟”的伟大意义以及小叶丹本人的历史功绩，党和人民永远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184师准备挥师南下，解放西昌之际，时任184师政委的梁文英在《历史的新篇章》一书中这样写道：“由于果基小叶丹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我们接受进军西昌任务时，西南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就嘱咐我们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叶丹，人民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请他前往重庆。”遗憾的是果基小叶丹没能等到这一天。后来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的果基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拜会哥哥刘伯承，刘伯承也特别嘱咐他的秘书给他以特别的关照。1985年，在“彝海结盟”五十周年的时候，四川省在“彝海结盟”的故乡凉山州冕宁县彝海湖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在凉山州西昌市中心建起了大型的“彝海结盟”塑像，塑像生动地展现了刘伯承元帅和果基小叶丹的英姿，塑像正面的“彝海结盟”四个苍劲飘逸的题字，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题写。1993年因得到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同志的特别批示，果基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和外孙伍龙分别被保送到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李铁映还专门召集刘伯承的儿子刘蒙、刘太行，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和果基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和外孙伍龙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共同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追忆“彝海结盟”的历史功绩和深刻意义。指示大家作为革命的后代，“彝海结盟”主角的直系后人，一定要把革命的精神和民族的情谊永远传承下去，并亲自为他们几个合影留念。
1995年8月1日，“彝海结盟”六十周年纪念大会和“彝海结盟纪念碑”揭幕仪式在冕宁县彝海湖畔隆重举行。“彝海结盟纪念碑”由四川美术学院院长，著名雕塑家叶毓山教授设计，纪念塑像除了刘伯承、果基小叶丹外，增加了聂荣臻和主持结盟的沙玛尔谷子。“彝海结盟纪念碑”这几个大字，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题写。碑文由中宣部核批，用汉、彝、英三种文字书写。纪念碑立于彝海的西北角，雕塑基座高3.5米，人像高5米，基座宽2.2米，台阶6级，总高度9.5米，隐含1935年5月22 日“彝海结盟”的日子和1995年“彝海结盟”60周年建造纪念碑的时间。这次纪念大会从中央到地方，来宾之多，规格之高，在凉山是前所未有的。时任全国人大民委副主任的伍精华同志做了“彝海结盟、光照千秋”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既弘扬了“彝海结盟”的精神，也宣传了凉山和冕宁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彝海结盟”七十周年，当地又举行了红军长征过凉山暨“彝海结盟”七十周年纪念活动，冕宁当地正在兴建“彝海结盟纪念馆”和红军广场，彝海已被确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陆军学院革命传统教学基地”。
四、“彝海结盟”的现实意义
“彝海结盟”作为红军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作为中国共产党执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进步政策的典范，为各族人民所传诵。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到消亡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要民族存在，民族问题就会自始至终作为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以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与社会总问题紧密相连。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长期性，还得做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处理好民族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告诉我们，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什么时候我们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的国家就团结，就统一，我们的事业就进步，就发展，什么时候在这一问题上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持慎重的态度，我们的事业就会受损失，甚至于失败。“彝海结盟”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极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维护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仍然需要高举“彝海结盟”这面旗帜，大力宣传“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在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中，开拓进取，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大力弘扬彝海结盟精神，与时?进，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真正消灭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共同繁荣。
“彝海结盟”七十年后的今天，“彝海结盟”作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已经变成为一个品牌，聚集成一个无形的资产，对当地发展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带来了无限的机会。经济的现代化为人们从事休闲性旅游提供了经济基础和交通通讯的便利，高节奏的城市文化又使人们开始注目于自然的陶冶，为缓和日常的生活和社会的压力，人们开始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人们开始急切地欲求了解自身以外的世界。旅游者，旅游行业，旅游资源构成了旅游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旅游资源即是那些存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对于广大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事物和现象。彝海，原名“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意即海子，海拔2000多米，是个高山淡水湖，面积约20万平方米，呈元宝形，本身就是一处很特别的自然景点。这里山水交相辉映，植被保护完好，空气清新。登高俯瞰，彝海就象一颗镶嵌在群山中闪光的蓝宝石，晶莹剔透。这里古木参天，芳草遍地，各种杜鹃花、丁香花、山茶花争奇斗艳，时常还有成群结队的野鸭光顾，嬉戏湖中。作为“彝海结盟”的发生地，更让其名扬四海，又具有了很高的名气和特别的意义。这里交通便利，彝海距离108国道七公里，并有专门的公路与之相连，已经立项动工的雅（安）攀（枝花）高速公路也将经过这里。居住在彝海周围的彝族人民，有着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资源，加上彝海附近还有丰富的温泉资源可以利用。结合这些有利因素，把“彝海结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品牌进行开发，凭借其无与伦比的名气和知名度，无需极力通过图书、广告、影视、展销会等推介渠道来大力宣传，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只要我们把当地的彝族文化资源整合进去，把自然、历史、民族的东西很好的捆绑起来经营，就会经营出旅游经济的特色。让旅游者来到这个地方，既回归了自然，享受到返璞归真的美；又缅怀了革命先烈，接受到红色传统的教育；还领略了彝族风情，感受到彝族文化的奇特魅力。旅游作为促进国际间和民族间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途经，已被人们广泛认可。现代旅游发展的标志，就是从事休闲性旅游的社会阶层在逐步扩展。只要我们把旅游经济与“彝海结盟”的品牌和内容结合起来，经营出特色，只需稍作宣传，就会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来这里观光消费。有人作过统计，仅一部电影《阿诗玛》就给云南石林带来了32亿的旅游收入。旅游休闲及其相关产业，已经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1995年彝海就正式被列为省级风景名胜区，趁着今年国家开辟“红色旅游”线路的东风，“彝海结盟”作为一个红色旅游品牌，又迎来了新的机遇。当地政府完全可以围绕“彝海结盟”的声誉和影响，结合当地的自然、人文实际，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在旅游经济上抓出特色，闯出路子，让“彝海结盟”这一历史品牌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肖华《艰苦岁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
伍精华《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民族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
陈国光（1963-），男（彝族），四川冕宁人，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