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四卷六编 300 多万字的《中国彝族通史》，终于在 2012 年正式出版了。该通史从远古一直写到1949年，采用编年史的办法，对彝族社会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作了详细的论述。之所以采用编年史的方式，是因为彝家人向来有族谱和父子联名的传统，有的已连几十代，同时还有大量彝文古籍存在，这样编写起来就顺当多了。
这部通史的出版，可以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通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彝族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通史，是值得大歌大颂的一件大事。作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之一，我虽然没有参加具体写作，但关键的几次会和审查却是参加了的。故而有些事要记一记，有些话要说一说。
该书从决定编写到正式出版，足足花了十年功夫，应了十年磨一剑的古语。
2001 年 9 月 8 日至 11 日，昆明的滇池之滨，在一座新落成的五星级酒店里，正举行着川滇黔桂四省区第八次彝学古籍整理协作会。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北京的伍精华，四川的冯元蔚、孙自强、马开明、刘少先，云南的李桂英、卢邦正，贵州的龙志毅、禄文斌、禄智明等在任或曾担任过省级职务的领导干部十余人和四省区的彝学专家学者，如云南的李埏、张鑫昌、乌谷（张冲之子）、马立三，贵州的陈英、余宏模等等。真可谓济济一堂，群贤毕至。用彝家的话说，他们都是“头人”，伍精华则是群龙编写《中国彝族通史》的那些事之首。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今是国家民委第一副主任。其余的人，有的担任过省委副书记，有的是省一级人大正副主任或政协正副主席，有的则兼而有之。
伍精华在作主题发言时，提出了编写彝族通史的建议，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与会人员也深知：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历史而且涉及到考古、理论、社科（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学科的跨越、交叉，而且有许多难解之题。如族源：便有氐羌、北来、南来、本土等说法，又如文字，彝族是有文字的，但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贵州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研究已久，而未得结论的“夜郎国”。贵州民族学院（今贵州民族大学）出生于毕摩世家的王子尧教授，前不久推出一部“世藏”的夜郎史稿，将夜郎国的首都正式定在赫章县的可乐。此外，对夜郎历代君主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说法，被媒体大为炒作，但未受到学术界的承认，消息传来，外事部门已订其为“礼品书”等等，这些难题，都增加了通史的难度。正因为如此，会议决定全体彝族省级干部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并公推伍精华为主任主其事，张鑫昌、马立三（曾任云南省民委主任）、余宏模等为编辑；刘尧汉、李埏等教授因年事已高，只好聘为顾问了。
第二年即2002年的7月，在贵州盘县（红果）举行第九次彝文古籍整理协作会，由贵州彝学会主持，时值火把节便一并举行。《通史》问题列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伍精华因事未能前来参加，但带来了书面发言，对如何编写通史作了原则讲话。会议根据伍精华的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有关编写通史的几个问题。一是通过了以张鑫昌为主提出的编写大纲。二是进一步健全了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根据伍的意见，编纂委员会为领导机构，下设编辑部及其编委会，负责具体编写任务，并对编辑部人员作了充实。三是解决了经费（初步）问题，即云南 40 万，四川20万，贵州10万，广西免。大会期间，收到了国家民委对《通史》的批复，使到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至此，两层组织正式形成，我参加的是第二层即编纂委员会，为16个副主任之一。厅级干部及专家学者近百人为委员，这也是当时彝族社会的政治生态。编写工作就此正式启动。为了加强编写力量，贵州的禄文斌、王正贤、王继超、李平凡，四川的巴木耳哈和伍精忠，云南的万永林等正式参加编写工作。为了便于协调，决定在昆明设立办公室于楚雄大厦，由副主编马立三常驻负责。之后编辑工作进入了正轨，期间开了若干编辑会，抓进度和协调。到了2006年又在贵州黔西县召开会议，目的也是抓进度，搞协调。这种方式几乎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编辑会在哪一省召开，哪个省的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便以领导身份参加。这次也不例外，既然在我省黔西县召开，除负责编辑工作的禄文斌、余宏模等人外，我也参加了。伍精华从北京提前赶来，目的是顺便看看“百里杜鹃”。此时正值花事时期，满山遍野红白相间的杜鹃横贯黔西和大方两县，伍在我和禄文斌等人的陪同下，从大方看起，到达黔西。刚开了一天会，马立三谈了工作进度，我便接到通知，曾庆红来贵州视察，要见见几个省级老同志，有我在内，便于当天下午饭后返回贵阳。后来看了纪要，除摆进度外，没有其他内容。
提到《中国彝族通史》，不能不涉及伍精华同志这一关键人物。王天玺在《中国彝族通史》以及《彝韵千秋》中对他的作用作了高度肯定，称他为始终的主编，诚然如此。在通史编写的初期和中期，伍精华满腔热情地上下奔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也可以这么说，没有伍的努力，通史的最终成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有一些事容易引起一些人的议论。伍最初是国家民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后来去西藏担任了自治区党委书记，日子长了便与当地藏族干部逐渐产生了矛盾，是非自难评说。由于他是从国家民委去的，统战思想也许偏浓，在执行政策时难免上层路线走得多一些，因此便有“喇嘛书记”之称，加上几次事件处理失当，便微言四起。我曾经在广西庆典的面包车上，听到武警总队一个同志和西藏一个副主席对他的议论。后来中央把他调回国家民委任第一副主任，将胡锦涛同志调去任区党委书记，然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常务副主任赵延年。一个第一，一个常务，到底谁为主？我曾经问过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兼国家民委主任的司马义•艾买提，他说他也弄不清楚，是中组部任命的。我暗想，弄不好二人会产生矛盾。果然，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与赵延年矛盾重重。十四大时中央决定调他到全国人大任农经委副主任，不再担任中央委员而赵留任。十四大期间，我们都住在国务院二招，只是不在一个楼上。我曾经到他住的地方看望过他。他情绪较低，而且大骂赵延年投机，使了他的手脚如此等等。后来，他爱人沙汝芳到上海住医院又出了问题。沙原为国家民委干部司司长或副司长，平时为人亲和，我每次到她家她都热情招待，临走时还要送一份已经做好的羊肉：“乘飞机两三个钟头就到贵阳，还鲜着哩，你怕哪样？”我每次除了感谢外，都将它转送给了办事处为我开车的老李。2005 年左右（记不清了）沙忽然生了重病转院去上海治疗，住在省部级干部病房。据伍精华同志说，当初上海XX 拍了胸：“不要怕报销，住了再说！”大约住了 1 年多医院，沙在上海逝世。医院要按省部级房间收费，国家民委却坚持只能按司局级报销，弄得伍精华同志很尴尬，最后也不知是怎么解决的。凡此种种，使得伍很不愉快，乃至后来得了癌症，于 2007年底突然去世。这样一来，已着手编写了多年的通史便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同年冬天，我们都到北京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几个四川籍教授及学者主持的彝学研讨会。大家商定，通史必须有一人牵头，并公推原求是杂志总编王天玺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兼总编辑。理由有三，一是他本为彝族文人，当了中央的机关理论刊物主编，顺理成章；二是他到求是杂志前为云南省委副书记，据说至今在昆明金牛小区还留有一套房子并留有专车，而通史的大本营便在昆明，他来去十分方便，可以全力以赴抓通史；三是调回云南之前，他曾任国家民委办公厅主任，与伍精华同志熟悉，掌握他的思路。从2009年初起，王便将通史抓起来了，并没有因中途换人而影响进度。
王天玺整整抓了一年多时间，到2010年冬天在贵州花溪开彝学会时便把初稿拿出来了。会议用了半天时间，由参加会议的编纂委员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讨论通史收尾问题。这个会我参加了，还发了言，记得是从编写进度很快的角度来说的。听了王天玺和马立三等人的发言后，我感觉他们是在收尾。便个别向马立三（此时王天玺已离会）提了个建议：既然编纂委员会是通史领导机构，是否能结束，怎样结束？便只能由编纂委员会决定，何况这次有的编纂委员会成员，如云南的李桂英等并没有到会。马回答说：他和王的发言是有就此结束的意思，主要考虑是再开编纂委员会很麻烦。既然我提了意见，他们回去认真研究一下。次年初，我便接到去云南楚雄参加编纂委员会的通知。4月中旬我和禄文斌按通知去了楚雄，四川的几个人也去了，大家审定了初稿，宣告大功告成。应该说明的是：初稿依然是到会后才发给个人的，只有半天加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个别副主任如云南的李桂英、卢邦正未参加，云南只有马立三、阿苏达岭等人参加，后来罗正富（现云南政协主席）也去了。所以有的问题如“族源”，定的是本土说，当然，这样定也是有道理的。在彝族社会向来流行着一种说法：“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望帝，便是彝族先民中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杜宇，彝话叫笃慕，他约生于公元前800年，曾进入蜀地，建立了蜀国，晚年回归乌蒙一带（今昭通），主持了“六祖分支”，彝族也因而在西南发达起来。但汉族学者早先研究的是彝族来源于氐羌的演变，已经先入为主，便只好成为一家之言了。
（原载《贵阳文史》2014年第1期）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原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原主席。）
